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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世说新语》把人物品评作为主要内容之一，根源于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风气。品评人物常用自然景物来形象地比喻人的美，并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的审美特征。人物品评及其审美评判方式，对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形成发展有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美学。
　　关键词　世说新语　人物品评　魏晋　审美　中国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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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世说新语》与人物品评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宋书》说他：“爱好文义，文辞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集文学之士，远近必至。”〔1〕当时着名文士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 都聚集在他门下。因此，鲁迅先生认为：“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2〕经梁代刘孝标作注后，此书流传甚广。 不仅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哲学、语言、文学、社会学、伦理学、民俗学和心理学的重要资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美学的经典着作。全书分门别类，以事相从，共计三十六篇，一千一百三十条。记事上起秦末陈婴母，下迄南朝宋代的谢灵运，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但主要记载汉末至魏晋期间着名人士的遗闻轶事和清谈风貌。其中条目最多的《赏誉》（156 条）以及《品藻》、《识鉴》、《容止》、《企羡》等篇，皆为人物的品评，另有《德行》、《言语》、《文学》、《政事》、《方正》、《雅量》、《规箴》、《豪爽》、《贤媛》、《任诞》……等二十一篇，也有部分条目涉及人物品评。可见，《世说》把人物品评作为它的主要内容之一，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人物品评，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代，孔子从“仁政”思想和对“礼”的维护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考察和评论人物的原则方法。根据人的气质和天赋的差异，他把人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和“困而不学”四类；又把他的门人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这种将人划分等级和分别品题人物的方法，无疑对后世产生了直接影响。继孔子之后，孟子进一步将人格的道德修养划分为：神、圣、大、美、信、善六个等级，并具体运用于人物的评价。
　　真正有意识的、形成社会风气的人物品评，始自东汉时期。东汉的选举制度以“察举征辟”为入仕之道，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是个人的道德行为。因此，宗族乡闾的鉴定和名士的品评就成了选举上最主要的凭藉，直接关系到士人的升迁提拔和政治前途，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并出现了一些人物批评的权威人士。他们清议朝政，臧否人物，互相标榜，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凡经他们品题的人，立时身价百倍。《后汉书·许劭传》称许劭：“少峻名节，好人伦……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ｈé＠① 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所谓“月旦评”，即每月进行一次人物品评。许劭、许靖兄弟便是主持汝南“月旦评”的大名士。据说曹操未有名以前，曾听从乔玄的劝告去拜访许劭，得到了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品题，于是声名大显，为世所共知〔3〕。
　　人物品评在曹魏政权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公元220年， 曹丕接受魏司空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中正制，在各州设大中正官，各郡县设小中正官，代替宗族乡闾来考察和评定人才优劣，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以备官府录用，按品授官。九品中正制既是东汉以来重观察而不重考试的选举制度的沿袭和发展，同时又是对这一传统选举制度的破坏和改造，它使名士的清议与政府合作，变私人的“月旦评”为官府的中正品第，带有某种抑制大族和名士清议朋党交游的作用。这一制度的产生，说明世家大族的势力使曹氏父子不能完全废除乡闾清议的选举制度，而不得不和他们妥协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到后来，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扩张和司马氏的上台，九品中正制也逐渐变成巩固门阀制度的工具，形成晋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中正的品第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例行公事，并不作为入仕的主要依据。于是，原来属于政治性的人物品评，逐渐演变成对人物的才情、容貌、智慧和风度的品评从而具有了美学上的意义。〔4〕
　　综上所述，《世说新语》以人物品评为其主要内容之一绝非偶然，而是根源于儒家注重伦理人事的传统，并同东汉以来选拔人才的政治制度有密切关系。特别是东晋时期，随着门阀制度的日益巩固，原先政治性的人物品评逐渐具有了审美的性质，从而使与美学本无多大关系的人物品评产生了美学意义。
　　　　　　二、《世说》品评人物的审美特征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政治上最黑暗、社会上最动乱、人民最痛苦的年代，反而孕育出灿烂辉煌的文学、艺术和哲学，造成了一个精神自由、思想活跃、尊重个性、丰富多彩的“世说新语时代”。这时的文学，摆脱了政治和教育的附庸地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纯粹的思辨哲学，随着何晏、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的产生而获得空前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雕塑、建筑、园艺和文艺理论，都以惊人成就为未来的发展奠下了坚实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5〕。伴随着山水诗的产生，魏晋人对人体自身的美的欣赏，在《世说》里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例如：
　　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浃渫而扬波，其人磊ｋē＠②而英多。”（《言语》）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赏誉》）
　　王戎曰：“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
　　有人叹王公形茂者：“濯濯如春月柳。”（《容止》）
　　时人目夏候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容止》）
　　裴今公有俊容仪，……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容止》）
　　象这类形容和描写人体美和人格美的例子，在《世说》里举不胜举。这种对人的容貌、风度的品评，极少政治色彩，而更多地带有审美性质。从以上人物品评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
　　1.它是用某种自然景物来形象地比喻人的美。王武子、孙子荆用自然山水来论人，“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春月柳”、“日月”、“玉山”、“玉人”等等，都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判断和逻辑推理去冷静地评论人物，而是用具体可感的自然景物来形象地比喻人物，充满激情地赞叹人物的美。
　　采用这种方式来品评人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人的性格是十分复杂的，人的气质和风度更难以用确切的语言去下定义，对人的识鉴往往凭借直觉和主观感受，很难用抽象的概念去界说。因此，人物批评常有“言不尽意”之叹，本身就带有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性质。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和审美意识的不断发展，原始的大自然逐渐由恐惧和崇拜的对象，转化为人类所欣赏和征服的对象，谢灵运的山水诗，标志着晋宋之际人们已开始把自然山水正式纳入审美范畴。当人们对外发现了自然美，对内又发现了自身人格的美时，用自然美来形容和比喻人格美，就不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这种用形象比喻的审美方式，使“不可言传”的内在的人格美，通过具体可感的自然景物形象地显现出来，带有感性直观的特点，是审美上的一大进步。另外，中国自《诗经》以来，就有所谓“比兴”之说，荀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比德”说，用玉去比喻君子的人格品德。《世说》中大量运用自然景物来比喻和形容人格美，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发扬，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思想在人物品评中的反映。
　　2.用来作比喻的自然景物一般都具有多义性。拿松树来说，如果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松”的含义是单一和明确的，但作为形容人格美的一种喻体，“松”就具有多种内在的含义。而这种内在的多义性，又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民族审美心理相联系。“松”就具有抗寒、坚韧、挺拔、顽强、奇崛、高尚、秀美、翠绿、长寿……等品质和含义，这些都与中国的传统美德和民族性格有联系。再如“玉”，具有珍贵、坚硬、纯一、光滑、明洁、温润、悦目……等品质和含义。至于“龙”、“凤”，不仅是中国古代原始巫术如醉如狂顶礼膜拜的图腾形象，而且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威和美的象征。其它的喻体，如“山水”、“日月”、“游云”、“春月”等，也都具有多种褒赏的含义，是大自然中光明美好的象征，才被用来形容和比喻人格的优美和超然飘逸的风度。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用来作比喻的事物具有多义性，而且在人物品评中使用的许多专门术语，也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例如“生气”、“风骨”、“风韵”、“气韵”、“神韵”、“神致”、“清远”、“清蔚”、“清真”、“清通”、“清和”、“雅”、“俗”、“高”、“深”、“秀”、“美”、“朗”、“肃”……等等，都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含义，使用的范围也极其广泛，但是却又能准确地概括出人物内在品格和精神风貌的某些特点，传达出许多朦胧微妙的审美感受和信息。这些术语之间既有一定联系，又相互区别，自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很难找到其它的词去替代它。
　　3.用形象的比喻来品评人物带有一定的模糊性。上面我们已经谈到用来作比喻的事物具有多义性，也就是说，它们的内涵是不确定的，带有模糊的色彩。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被品评对象的人以及人的性格本身，更是一个复杂多元的性格因素和情感因素的集合体，因而也就带有更大的模糊性。用具有多种象征意义的自然景物，去品评带有很大模糊性的人物性格，这种审美评判只能是一种模糊的综合评判。也就是说，它是从事物的多方面的丰富联系中，对事物的多种因素进行综合权衡考察之后给予的整体性的评判。下面，我们试以对嵇康的品评为例加以说明。嵇康是曹魏末年的大名士，“竹林七贤”之一，也是着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其人不仅风姿特秀，气度超群，而且硬骨铮铮，具有反抗精神。因为他蔑视礼法名教，不肯同司马氏政权合作，最后被诬以“不孝”的罪名惨遭杀害。我们来看《世说》对他的品题：“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这里的“肃肃”是形容词，暂可不去管它。“松”本身就具有多种象征意义，而“松下风”的含义就更加模糊了。但是从这种模糊中，我们似乎可以朦胧地感受到松的顽强、挺拔、独立、高傲和风的从容、飘逸。而这又正是多方面地考察了嵇康的容貌、性格、气节、品质、才华、风度等多种因素得出来的综合性整体性评价。它展现给人的不是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具体可感的形象；不是直接的分析解剖，而是间接的形容比喻；不是渐次性局部性的揭示，而是同时性整体性的把握。用来作比喻的形象的多义性与人本身的复杂性相对应、相联系，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多样统一的审美感受，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自由联想的广阔空间，留下了“只可意会”的无穷韵味。
　　艺术不同于科学的地方，就在于它需要的不是确凿无疑和一目了然，而是蕴藉含蓄，留有余味，也就是说，需要有一定的模糊性。对于这一点，康德曾精辟地指出：“模糊观念要比明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美应当是不可言传的东西，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用语言表达我们所想的东西。”〔6〕人类的审美活动，是一种情感的思维活动， 即便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人的情感也无法作定量分析。所以，适当的模糊，反而比硬性的明晰更富有表现力。《世说》用自然景物形象地比喻人物的审美方式，不仅解决了人物品评中“言不尽意”的矛盾，而且符合艺术审美的规律，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批评和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人物品评对中国美学的贡献和影响
　　在魏晋以前，中国没有专门的系统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只有一些零星片断的美学思想散见于先秦诸子、主要是儒道两家的哲学着作中。到了魏晋时期，才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琴赋》、阮籍的《乐论》、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序画》、谢赫的《画品》、王僧虔的《书赋》、庚肩吾的《书品》等大量专门研究文学艺术的理论着作。这些固然与文学和美学自身的发展有关，但仔细推究起来，却与盛行于汉末魏晋时期人物品评的风气有着密切关系。因为魏晋时期对自然山水、文学艺术的审美，是沿着对人物的审美这条线索发展起来的。
　　首先，从审美的对象和范围来看，魏晋时期由最初对人物美的品评，继而发展为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品评。人物品评主要依据一定的评选标准，用简洁精炼的语言概括出人物的特点，然后比较其优劣，划分为不同的品级。这种方法被借用和推广到文学艺术领域，贯彻到文艺批评当中。
　　例如，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专论《典论·论文》里，曹丕首次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批评标准，并以此对“建安七子”的作品进行评论，概括出各人的特点。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着，他除了对以前的作家作品进行系统的评论外，还提出了“三准论”和“六观法”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和法则。钟嵘的《诗品》更是明显地依据自己的标准，将诗人分为三品以判优劣。谢赫的《画品》也提出了“六法”以别“众画之优劣”，并将画家分为六品。庚肩吾的《书品》则直接按九品中正制的惯例，将书法家分为九品。《诗品》、《画品》、《书品》都产生在人物品评极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今天，“品茶”、“品烟”、“品酒”、“品肴”等品评和划分等级的方法还十分流行，说明中国人的鉴别和欣赏能力，确实同人物品评有着深厚的渊源。
　　《世说新语》一书，也提供了许多当时对自然美和艺术美进行品评的例证，这里不再赘述。
　　其次，从审美的评判方式来看，人物品评也对中国的文艺批评和美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用形象比喻的审美评判方式，不仅用于人物品评，而且也广泛用于评论作家作品。据《南史·颜延之》记载：
　　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绩满眼。”
　　这里的“初发芙蓉”和“铺锦列绣”，就是用了形象的比喻去评论谢灵运和颜延之的作品，让人们从“初发芙蓉”去想象谢诗清新可爱的自然之美，从“铺锦列绣”中体会颜诗雕饰铺陈的人工之美。这种用艺术手法评论作家作品的审美方式，区分了文学艺术的欣赏评判与自然科学的逻辑判断之间的差别，它比理智的评判更加强调感性、直觉和想象，也更加符合艺术审美的规律，因此被后来的文艺批评家们所接受。比如唐代的司空图，他在《二十四诗品》中概括总结了诗歌创作中的二十四种意境和风格，在每一种风格的下面，又用了一系列形象化的比喻加以解释说明。例如：“洗炼——犹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炼冶，绝爱淄磷。空潭泻春，古镜照神，体素储洁，乘月返真。载瞻星辰，载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这种用形象比喻的论列方式，在元代以后的戏曲理论中更是发展到了极点。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把马致远形象地比作“朝阳鸣凤”，将白朴喻为“鹏搏九霄”，视王实甫如“花间美人”，看关汉卿为“琼筵醉客”〔7〕。 直到近代中国的美学巨擘王国维，也是沿用此法。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词以境界为上”的美学原则，但在具体说明什么是“境界”时，却也是举出一些例子，加以形象的比喻说明。可以说，用形象比喻的审美评判方式，贯穿于中国古代的诗论、文论、词论、曲论之中，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方式。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也同样可以找到大量用形象比喻的方法评论作家作品的例证，甚至推而广之，还应用到音乐、绘画、舞蹈、影视和各种体育比赛的评论当中。
　　人物品评的所谓“品题”（或曰“题目”、“目”）——即用一个或几个字概括人物特点的方法，也对中国的文艺批评和美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世说·品藻》中，刘瑾用“公高，太傅深”概括桓玄和谢安两人的特点；“裴楷清通，王戎简要”是用二个字品评人物；“世目殷中军：‘思纬淹通’。”是四个字。推广到文学批评中，也多用此法。孙绰用“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文学》）来概括潘岳、陆机的创作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用“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总结嵇康阮籍的创作风格，并在《时序》篇中用“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特色。魏晋南北朝以后，历数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文论家大都沿用此法。在现代和当代文学中，仍常用几个字或一两句话概括某一时期、某一作家作品的创作成就和艺术特色。
　　第三，从美学概念的形成来看，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和文学理论中许多重要的美学概念、范畴、原则和形容词，都是从人物品评的术语中移植和改造来的。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风骨”、“神明”、“形神”、“才性”、“思理”、“思致”、“情致”、“肌肤”、“血气”；谢赫《画品》中的“气韵生动”、“骨法”、“气力”；书法理论中的“筋”、“骨”、“体”、“势”、“肉”、“力”、“气”、“肥”、“瘦”、“劲”；文艺批评中的“真”、“雅”、“俗”、“味”、“意”、“趣”、“神韵”、“秀美”、“飘逸”、“以形写神”、“言不尽意”等等，莫不根源于人物的品评和鉴赏。可以说，我们今天文艺批评中仍在使用的许多名词和形容词，大都发源于人物品评的语言系统中。
　　综上所述，魏晋时期带审美性质的人物品评，对中国美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美学是沿着对人物的审美这条线索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中国的美学体系与人物品评的美学有着深厚的渊源。而这又与注重人事政治、伦理道德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的美学。
　　注：
　　〔1〕《宋书·刘义庆传》。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62页。
　　〔3〕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卷一及裴松之注。
　　〔4〕审美性的人物品评，亦称为“人物品藻”。
　　〔5〕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6〕《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5页。
　　〔7〕《中国戏曲论着集成》（三）。
　　　　　　　　　　　　　　　　　　　　（责任编辑　姚晓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西加敫，上下结构。
　　＠②原字为石加可，左右结构。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广州25-30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熊国华19961996 作者：广东教育学院学报广州25-30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熊国华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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