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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老人国里的好孩子
　　近读《世说新语》，若干“模范儿童”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小心重、少年老成。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德行第一·范宣受绢》十指连心，怎能不痛？但范宣“大啼”却是因为自己的“不孝”——一时不慎，竟让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遭到了损伤！这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吗？这个典型的“有德少年”，终因“洁行廉约”而名播四海。其实，至少从八岁开始，他就已经失去了自己，没有了童年。
　　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言语第二·小儿偷酒》）“孔融让梨”是中国式的美德佳话。在那个故事里，孔融全然失去了儿童天性。他的儿子则青胜于蓝：连偷酒喝都忘不了“礼”。在这里，我们看到童心裹着礼教的茧子；如果假以时日，我们将看到这茧子是如何变成金属模具的。
　　孔融被受，内外惶怖。时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免乎？”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言语第二·覆巢之下》）
　　早就知道“覆巢无完卵”的出处。然而，当我再度读到它时，作为母亲和教师的心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和悲哀：“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轻轻一语，道尽人情冷暖世情残酷。相比之下，孩子的父亲反而显得幼稚。这正是传统中国教育所期待的成果——小小年纪，便有了一颗饱经沧桑的心。
　　孔融肯定会因为殃及小儿而伤心，但是他是否会为孩子夭亡的童心而内疚？不会的，不仅是他，从刘义庆到《世说新语》历代的读者，大家都着意于欣赏孩子的深沉和懂事——这真是一个扼杀童心，催人老去的国度。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问；“卿面何以汗？”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言语第二·汗不敢出》）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从猎，将其儿俱行。庚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时七八岁。庚谓曰：“君亦复来邪？”应声答曰：“无小无大，从公于迈。”（《言语第二·猎场应对》）
　　德也好，礼也罢，将圣人之教钻透，无非就是为了沽名钓誉或在帝王脚下讨一杯残羹。而要达到后一个目的，溜须拍马的功夫是少不了的——上文对答堪称典范：既挠在了痒处又儒雅得不露声色。如此高档奉承的享受者，要想把持住自己而不飘飘欲仙，简直很困难！面对几位少年俊杰，同道的成人也当深愧不如。
　　一个问题：这是否有违于圣人之教呢？读读《论语·乡党》你就知道啦。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聚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夙惠第十二·不见长安》直到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小皇子的机智和能言，而对于“长安何如日远？”这个问题的本身，千年以来却少有人去认真思考。为什么？答案很简单：比起嚼烂儒教就足以沽名取惠而言，研究这样的问题太苦太累太傻了，简直是对自己的虐待。
　　魏晋之人尚清谈，长于无聊的巧舌之辩。“不见长安”所记载的，正是这种变态的小聪明。语言成了巫术般令人迷醉的游戏，它一旦与礼教合围，求索的火花必遭窒息，而企图冲出“鬼打墙”的勇气早晚被扼杀——一个民族的大脑和筋骨就是这样萎缩软化了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天人三策》）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魏晋，已经过去三百年，从表面上看，当时儒玄佛道捣腾得很热闹，但是儒家的主流地位已经毫不含糊地显现出来。从那时到清末又是一千六百多年，定于一尊的文明怎能不变得烂熟、封闭、有毒？越来越厚，越来越重，铁屋一样让人透不过气的，是暮气妖气腐尸气——这是一个典型的老人国，老人国里的好孩子就该是深沉早熟的小大人。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至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煊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其实，“老大帝国”之衰老，早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之二：俯仰无愧谢安石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李白《永王东巡歌》
　　少年读此，便觉豪气冲天，同时也牢牢记住了一个重量级历史人物的名字：谢安。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默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雅量第六·儿辈破贼》）淮上即淝水，所谓的“淮上利害”，其实决定着东晋的生死存亡。历史上淝水之战是以少胜多的着名战例，是东晋史上的转折点。使谢安名垂青史的，正是此战。
　　当谢安游栖东山，屡招不仕时，东晋人士异口同声地叹道：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排调第二十五·新亭送别》）隐居的谢安是否真的心如止水呢？“捉鼻而语”实在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夫妻对白：初，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安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排调第二十五·捉鼻而语》）
　　显然，他并不想老死林泉。在谢安看来，获得荣华富贵直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然而仅有富贵是不能让他感到满足的，谢安对自己的才能有着充分的认识，他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在等待机会，伺时而出。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己，始就桓公司马。于时有人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排调第二十五·一物二名》）郝隆的话，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典型的迂腐之见。殊不知谢安四十余岁的东山再起，使清谈流弊的东晋少了一个吟啸自足的隐士，赢得了绝处逢生的机会；也使谢安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极至，最大限度的实现了人生价值。时势造就英雄，英雄也以自己的胆识和才略为历史写下壮阔动人的画卷——谢安，你又何必有愧。
　　相比之下，还是简文帝比较了解谢安。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识鉴第七·与人同忧》）审时度势，进退有节。既善享受，又能尽己所能地服务社会，成就一代伟业——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谢安当然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人，但是比起那些贪婪鄙佞，一味损人利己的硕鼠蛀虫来，又不知道要高尚到哪里去了。
教师之友成都G39小学各科教与学薛瑞萍20022002 作者：教师之友成都G39小学各科教与学薛瑞萍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1: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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