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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2)01-0007-06
　　新文化运动发端于袁世凯复辟时代，以反对帝制复辟、尊孔复古为开始，以选择走俄国道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改造为结束，大体上经历了8年的时间（以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为起点，以1923年底科玄论战的兴起为终点）。8年，短短的8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真正是转眼之间，弹指之间。但正是在这8年间，以评孔批孔为争论的焦点，新旧文化之争汇聚成巨大的、不可遏止的破旧与立新文化的潮流。而它所产生的社会震荡效应，决不仅仅只是8年，或者是80年。
　　前此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虽然各有其切入点，也具有各自研究的特色，但是，当我们转换视角，从评孔思潮的角度展开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就会有新的发现。
　　 一
　　如果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帝制复辟当然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导火索。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恰恰是以尊孔读经、文化复旧为直接的导火线。因此，新文化运动就以评孔批孔为焦点，以新旧对立为区别，在三个领域以三条互相联系的线索展开：一是紧扣着民国初年新旧嬗变的社会主题，在社会政治领域（主要是政治思想领域）展开新旧斗争，力图中国政治发展状态不出现逆转；一是着眼于中国文化的自身的改造，探讨中国文化演变形态与道路，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底层进行新旧斗争；一是立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与路径上探索寻找中国文化的改造方法，确立符合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文化形态与路向。简言之就是，以孔子之道为标的，进行中国政治的—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与世界的讨论。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以孔子之道为帝制复辟的掩护、以孔子之道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突出优势、以孔子之道为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站在立新的立场上，揭露孔子之道与封建帝政的关系，认为孔子之道乃中国黑暗政治的一大根源，粉碎复辟图谋必须破除孔子偶像、揭露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违背了文化进步的方向，倡导科学与民主、揭示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是破除孔子之道的精神枷锁，以社会革命为手段根本改造中国文化，建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从孔子之道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改造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后，就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撑，奴役人民群众的精神枷锁。在漫长的专制主义时代，可能由哪一个人做皇帝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却是有没有皇帝。这是封建主义时代的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陈独秀在1917年揭露道：“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注：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被改造的进程加快，力度不断得到加强。李大钊曾探寻过帝制社会心理的文化内因，指出：“我尝追究这个原因，知道病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总想用个巧法，走个捷径，靠他人的努力，摧除对面的存立。这种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真正可耻！真正可羞！”他预言冲破封建主义精神枷锁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新潮，必然呈滔滔滚滚之势，“一决不可复遏”，他希望整个民族都要有一种觉悟（注：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1、662页。）。在新文化运动的尾声中，以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行向新文化的道路”的声响强劲起来。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中，热情洋溢地说道：“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除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注：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0-21页。）
　　从空间上看，三条线索是平行发展的；从逻辑上讲，是递进深入的。五四时期，人们活跃的思维在这三条线索上如同音符围绕旋律跳动，掀起澎湃的文化激流。这就是五四时期评孔批孔（评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性。着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从中西文化革命比较的角度认识这一关联性的积极意义，更是意味深长：“如果说18世纪欧洲（主要是法国）的启蒙运动使人从神权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使中国人从孔子儒家为轴心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下挣脱出来，追求个体从大家庭中冲决出来取得自由平等独立的权利和地位。虽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最终完成这一使命，但他们所高扬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却深刻地影响和激励了‘五四’一代及后此数代的中国人。”（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简言之，如果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仅仅只是一个历史个案，它就不可能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涵；一旦它同新文化运动发生关联，它就被赋予了更多的历史意义，才可能形成一个巨大的历史问题域。
　　 二
　　五四时期文化的新旧对立，互相碰撞，急遽的新陈代谢是孔子及其学说接受人们评判的既定前提。时代条件与文化的新旧交替决定了孔子及其学说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命运：在守旧派的一方，孔子及其学说是守旧的护身符，所谓孔子之道是“圣学”，败坏“圣学”必然导致国基动摇，民心浮躁；在立新的一方，孔子及其学说是批判的对象，正如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注：陈独秀：《宪法与孔教》，《独秀文存》第79页。）以致于李大钊说，为了“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哪怕是“冒毁圣非法之名”，也在所不惜（注：李大钊：《自然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上卷，第264页。）！经历尊孔与排孔的碰撞，人们对真假孔子、真假孔子学说的认识更加深化了，这就为以后荡涤附着在孔子及其学说身上的污泥浊水、继承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智慧，开辟了道路。
　　当然，近代范畴的评孔思潮，并不起于五四时期。此前有农民阶级的激进的批孔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领导农民毁坏孔庙，砸烂孔子偶像，是为了将农民的精神信念由孔子之道转换到西方的上帝身上，所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何分西北，何问南东”（注：洪秀全：《原道救世歌》，《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页。）。太平天国的排孔运动，立足于政治手段，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为依托，没有理论深度。一旦政治革命失败，农民的精神信仰照样没有改变。太平天国开了以激烈和激进的方式批孔排孔的先河。
　　此前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评孔思潮。在晚清洋务运动中，地主阶级改革派设计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经过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到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总结，中国的精神文明与西方的物质文明的矛盾性得到了理论上暂时一致的处理，从而开启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中国精神文明高于西方论的先河。
　　此前还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评孔思潮。资产阶级改良派极力发掘孔孟儒家的现代价值，寻找具有社会改革意义的思想，在借孔子之道阐发社会改革主张的同时，也改造了孔子之道本身。康有为对孔子之道的改造，同立于“中学为体”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孔子之道相比，在内容上、在目的上、在社会变革的方法与程度上都有极大的不同。康有为借助孔学改造孔学的做法与思想，开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中西的思想先河。
　　此前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评孔思潮。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主义的批判，运用了西方当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学说，鼓吹民主共和和社会革命，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封建主义的批判，开了文化革命论的先河。
　　总之，新文化运动以前的评孔思潮无不体现出它所属时代的思想特点和时代特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思想，总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但是，新文化运动以前的评孔思潮却给予五四时期的评孔论争以思想的启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发展的，思想是延续的。新文化运动中的评孔思潮既由此前各历史时代发展而来，又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历史性超越。
　　这种超越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由政治从属型变为文化主导型。此前的评孔活动，直接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斗争的现实目标；文化的论题，随政治方向的变换而变化。在五四时期，评孔批孔虽也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但它不以这种服务为终极目的，而是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评孔批孔。因此，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就出现了新旧文化斗争的二重飞跃：由推倒以孔子之道为精神支柱的旧文化，建立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近代转换，跃迁为与近代资产阶级进步文化结成文化同盟，走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在评孔批孔上所表现出来的彻底性与革命性，都在此二重飞跃上集合起来。二是由内在的封闭型变为外在的开放型。此前的评孔活动主要的是立足于孔学自身的体系，以不突破传统的孔学体系为临界点，因此，认识的理论、方法还是内在的，其思维方式也是中国所固有的。在五四时期，评孔批孔主要的是西学的思维方式与价值标准，所谓“价值评估”是也。正是反身于外，西方的科学与民主、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道路等就成为冲击封建主义及其孔子之道的思想武器，守旧派、保守派就在论战中最后败下阵来。因此，新文化运动在评孔批孔上所体现出来的视野的开阔性、理论的深刻性、观点的鲜明性都表现在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上。
　　 三
　　8年间的评孔思潮有巨大的文化含量，来自于论战的激烈性，从根本上来说，来自于社会变迁、文化新陈代谢的急剧性。五四时期的社会历史特点同以前若干个时代相比，都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从社会层面上看，民国初年的社会矛盾积沉下来，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经历辛亥革命，社会变革是新的，可人民的生活却是旧的，老百姓痛苦不堪，据孙中山的观察：“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民愈不聊生矣！”（注：孙中山：《建国方略·自序》，《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4页。）激化的社会矛盾，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先兆；社会革命的要求，总是先从思想文化领域中表达出来。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思想的动荡，反映了强烈的新的精神需求。一拨又一拨的新思潮成为一群又一群人的追求。当时有人描述道：“大西洋的新潮流，一天一天的由太平洋流到中国来，在东洋文化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注：《杭州学生联合会报》，三十一期，“五四”号增刊。）从社会的生存空间来看，由于观念的转换，人们认识到社会生存空间的无比巨大，中国的生存空间是世界性的。在辛亥革命以前，由于闭关锁国和传统的夷夏观念的影响，人们的生存空间观念十分狭小，仅仅是中国范围的，既被动又十分痛苦地认识西方近代文化。人们对于学习西方文化有一种罪恶感和羞耻感。据蒋梦麟的回忆，人们在经历甲午战争后，才比较普遍地受到了一些刺激：“中国继香港之后又丢了台湾。这只东亚睡狮这时可真有点感到疼痛了，茫茫然揉着惺松的睡眼，不知道是什么扰了它的清梦？”（注：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4-15页。）辛亥革命后，更多的人能够主动地认识西方。随着世界眼光的产生，中国人的生存空间也随之扩大，而精神需求也变为世界性的了。这样，西方近代文化可以迅猛地在中国得到传播，阻力减弱。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随着评孔批孔斗争的深入，迅速在评孔思潮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域。如：国学研究与古史研究、中国固有文明与西方文明、科学与民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社会改造方法，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所发表的见解，就形成为若干思想文化流派。对于问题域的解证，并不是在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过于急切，可能出现急躁病，如极端的情绪、极端的方法和极端的观点，不仅于解决问题无补，反而甚至会产生副作用。在这一点上，海外五四运动史专家周策纵先生看得比较准确：“‘五四运动’早期的新知识分子们攻击儒学，主要是攻击现行的对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这种解释也好，这种攻击也好，虽说都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也都不一定完整地把握了孔子的理论或精神。后来的知识分子所攻击的孔子的思想是否就完全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仍然很值得怀疑。孔子本人的学说也有模糊不清之处，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强调孔子思想的不同方面，或者是曲解孔子的思想，就必然会描绘出不同的‘孔子’。”（注：（美）周策纵着、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435页。）五四时期，似乎主要是提出问题的时代。问题提出得很多，但能够真正得到解决的却并不多。除了有理论自身的原因外，主要的还在于社会实践这一方，因为无论是文化的破，还是立，社会制度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倚靠。在旧的一方，社会制度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经常产生反作用力的巨大屏障；在新的一方，它可以提供强大的支持和保护力量。尽管如此，但它毕竟为新文化运动以后继续进行论战埋下了伏笔。
　　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思想家是思想运动的主角。急剧的社会变革，如大浪淘沙，剧烈地冲刷着人们的思想，人们的灵魂。时代性投影到思想家的身上，影响着他们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他们各有特点的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又往往以其文化立场、文化态度、文化观念、文化方法为表现，深深地影响文化运动的存在形式、发展状态和前进方向。大体说来，时代的矛盾性，体现在一部分思想者身上，他们的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在新旧选择中徘徊、游移，形成矛盾的文化心理与反复的文化性格，最后，他们的文化理念与方法受到单一思维与定向思维的影响，基本上表现为固守的，向后看的和向内看的；而时代的变革性与进步性，体现在一部分思想者身上，他们坚定地弃旧扬新，与时俱进，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形成了奋进的文化心理与向上的文化性格，他们的文化理念与方法受开放性思维与多向性思维的影响，总是表现为积极的，批判的，乐观的和向上的。因此，在新陈代谢的文化大潮中，有的人被浪头甩到漩流之外，落伍了，先进性只能代表他们的过去；有的人是弄潮儿，始终居于文化大潮的潮头，并具有左右大潮起伏涨落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是与时俱进的时代骄子。
　　由此看来，在社会变革和思想涌潮中，一切都在深刻地变化着，思想的新旧、先后时刻都在接受着时代变革的考验，而思想家队伍的分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严复现象”就不可能是个别的现象。仅就文化态度与观点而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梁启超、章士钊、杜亚泉等人，无论是反对尊孔复古，帝制复辟，还是主张传播科学民主，态度鲜明，积极主动，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可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他们的文化观退落了，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层分离而去。胡适、傅斯年、常燕生、毛子水等人，其文化态度与文化观点则始终停留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他们与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相矛盾相斗争，又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有团结与斗争的二重关系。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始终体现和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同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主义的斗争中，站在斗争的前列，一往无前，所向披靡；在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派别斗争中，总是居于主动的地位，走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他们是真正的播火者。他们不断追求进步，为中国文化引进了科学民主精神，为中国文化找到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和根本改造的出路。
　　 四
　　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相契合的文化理论，总是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具有无限深刻的思想内涵。试图以某一文化公式或者文化概念来“整合”五四时期评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良性互动关系与互促历程，是超历史的，是脱离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的活脱脱的真实内容的，因而常常是徒劳无功的。还有一种思路是，将评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置于研究者所选定的“文化形态”与“文化模式”之下，进行近乎“纯理论”的观照。这虽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利于提高研究的理论思维能力、水平，但走过头了，就成为一种文化哲学或者是历史哲学的理论研究，而不是真实地深刻地研究评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本身，即进行严肃的历史的研究。这样，对于评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结论”，就不是五四时期的历史过程的真实映像，而是研究者的主体观念的理性体验。因为，在研究者的思维空间，评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只是作为主体思维的材料，作为主体建构观念世界时所加工的材料，而不是研究的对象。一种非对象化的研究，怎能反映和体现对象本身的真实而丰富的内容呢！
　　我们不要忘记，任何人的活动都不能脱离于他所处的时代，都不能脱离同那时的社会环境所发生的必然的社会关系，哪怕是再高明的人物也不能例外。古今转折，新旧冲突，中西交汇，就是历史为五四时期的思想家所选定的时代空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任何思想家的思维活动及其思想体系，都具有时代性与社会性。“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在五四时期，新与旧交织、对立冲突就是其时代的总的内容与根本特点，因此，思想家的活动基点，要么是立于新的立场；要么是立于旧的立场，真正折衷调和的立场是没有的。如果以思想冲突的对象孔子之道为中轴线，那么，理论思维的两极，思想对立的双方的落差在矛盾的演进中总是越来越大：左边要砸烂孔家店，彻底打倒孔子之道的精神锁链，树立科学的民主的全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彻底改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走俄国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文化主张与社会主义的文化主张及其派别在这个方阵里。右边要提倡尊孔读经，复古守旧，认为精神文明还是中国传统的好，主张将中国固有文明作为国粹保存下来，将孔子之道进行适当改造后，以东方文明、孔家的路去调和中西，超拔、拯救西方精神的颓废。守旧复古派、文化保守派和后起的东方文化派及其主张组成这个方阵。他们的思维，都表现为由文化个体到文化整体，由社会层面到社会结构，由中国到世界的放大和深入。他们互相对立，都针锋相对地说了一些极端的过头的话。如右边说，连中国自古以来的不洁癖也是国粹，是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的代表；左边则说，连中国自古已有的汉字也是不好的，应予废除，还主张尽量少读甚至不读中国的书籍。这些过激的言论，都因其所持的文化立场与论战的具体场合而生发，决不是平地而起的无稽之谈。
　　是历史的东西，就应当予以历史主义的研究，排除一切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与方法。业师章开沅教授说得极好：“研究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需要客观，需要超脱，需要尽量排除某些不必要的政治的、感情的乃至意识形态的干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与现状之所以一时看不清楚或产生错觉，并不一定都是由于立场、观点的错误，倒是往往由于视野的局限与视角的差错。”（注：章开沅：《章开沅学术论着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由于新文化运动距离研究者所处的时代很近，因此，在研究中往往容易受到历史学规范以外的东西和现时代观念的影响。例如，1915年5月，毛子水提出了“中国历史不重要论”（注：毛子水在《国故与科学的精神》一文中说道：“讲到学术思想，我们中国人实在是一种久经痼疾，缠绵床蓐，不能行动的人”，“还有一层，因为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惟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见《新潮》第1卷，第5号。），后来，胡适又提出了“中国百不如人论”（注：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还说：“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的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仅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见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这两条近似的看法当然走了极端，不很经得住推敲。但从历史角度看，它们本是对1861年冯桂芬的“四不如人论”（注：冯桂芬说：“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见《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制洋器论》。）、1895年孙中山的“四不及西洋论”（注：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说道，西洋“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而我皆不及人。见《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等见解的继承和发展。对此，在研究者看来，孙、冯之论，是一种可贵的“忧患意识”，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而毛、胡之论则是历史虚无主义与全盘西化的谬论与祸水了。前论要客观些，后者则偏激些。何其相去乃尔！评价历史思想，首先要研究历史思想的背景，下一番与历史主人公沟通、对话的工夫，而不是摆出“我就比他高明，我来评判他”的姿态。这就是章开沅教授在史学研究中所提倡的“对话与理解”：“在历史学范围内，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否也应对话？换言之，今天是否需要与往昔对话？我历来对此持肯定态度。”“用我自己习惯语言来说就是‘设身处地’，而为此就必须通过潜在无声的对话与历史人物沟通以形成理解。这也就是马鲁所说的‘像今天朋友了解朋友那样去了解过去的人’，布洛赫所说的‘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以及李贽所说的‘与古人为友’、‘与其人会睹’。这与其说是一种方法，倒不如说是一种境界，一种进入融通的研究层次。保罗·利科认为：‘理解虽不构成一种方法，却是方法的灵魂。’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朋友了解朋友是平等的关系，史学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是求知者而不是裁判员，在相当程度上应持价值中立态度，这样才能作客观冷静的理性探索。我们常说‘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但在撰写论着时却往往先入为主，预设结论，并且脱离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来评判某些事件和人物。……‘要窥见前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就应当让位。’所谓让位，即设身处地，把自己设想成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根据确凿史料分析前人思想与行为的成因与后果，这样才有可能窥见其心灵深处的奥秘。”（注：章开沅：《实斋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23、324-325页。）简言之，与历史对话，与前人对话，就能经常地设身处地，假如研究者也处于那样的时代，也生活在那时的条件下，是否就一定比他们要高明呢？无独有偶，台湾省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孙广德先生在研究洋务运动中“传统与西化”的论争时所说的意见，颇为独到，值得深思：“我们便应抱一种正确的态度，就是不可对当时的人存有嘲笑轻蔑甚至怨恨之心，而应对他们作同情的了解，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的见解寻求时代的意义。如果我们完全以现代的眼光与现代的标准去衡量他们、批判他们，那是有欠公平的。照现代的标准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当时坚守传统的人的确有点固陋，主张西化的人也有点肤浅；但在那个时代里，那种情况中，那种条件下，实在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当时大多数士大夫的基础人格，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大家都有一套原来的价值—态度体系，要西化，便要或多或少被迫采取一些与原有价值—态度体系不相协调的思想或行为模式。也就是说西化根本上与其人格相冲突，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许多人坚守传统，反对西化，那是很自然的事；有些人能突破传统，倡导西化，已经是很可贵的了。”（注：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页。）这当然不是说要放弃历史的是非判断与价值判断，而是说要将这种判断性分析置于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不要以“至高无上的原则”与“永恒的正义”代替严肃认直的历史分析，不要以所谓的原则和所谓的正义代替深邃的历史智慧。
　　在这短短的8年间，因评孔思潮而聚合的问题域不可能得到全面而根本的解证，但并不能否定它在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的紧要关头所起的承上启下的积极作用。经过文化论战，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体西用”说、“西学中源”说退出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舞台；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发展大方向明确了，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探索的起步；中国文化变革的主流文化开始形成，这就是从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潮流，如初生的太阳，光焰万丈。而一些暂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又以新的面目出现。如由孔子之道的价值评估而破题的中西古今新旧之争，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分别以三种文化学说的论争为表现：中国文化本位论，全盘西化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由俄国道路破题的中国文化改造的根本方法与出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就以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面目出现；等等。这些论争，当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简单延续，而是深化，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民主、爱国进步精神的弘扬，因而是值得重视的。
　　由对孔子之道进行价值评估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问题域，它所揭示的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演变的总的社会历史主题。在新文化运动以前的80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可以迅速因打孔家店而形成整个思想界进而波及全社会的新文化的声浪。打孔家店，扬新文化，所涉及的问题，概括地说就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也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主题问题，其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占了很重的分量。如果说它同前80年有什么差异的话，只是体现在一个“新”字上：五四时期的时代新特点将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历史主题烘托得更加闪亮。不仅如此，它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传统与现代”的探索、解证，积累了宝贵的智慧。因此，新文化运动中的评孔思潮，不仅为五四时期求解传统与现代的社会主题有重大的思想理论意义、社会实践意义，而且它还直接通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它所张扬的破与立的根本精神是由这两个历史时期来承载和体现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分加阝
江汉论坛武汉7～12K4中国现代史张艳国20022002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有特定的时代条件，它必然地同新文化运动产生关联性。这种关联性表现为，新文化运动以评孔批孔为焦点，以新旧对立为区别，在三个领域以三条互相联系的线索展开。虽然三条线索在空间上是平行发展的，但在思想逻辑上则是不断推进的，由此掀起了长达八年时间的汹涌澎湃的新文化激流。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良性互动关系，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变迁增添了丰富而崭新的时代内容，在中国思想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五四时期/评孔思潮/新文化运动张艳国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武汉 430077 作者：江汉论坛武汉7～12K4中国现代史张艳国20022002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有特定的时代条件，它必然地同新文化运动产生关联性。这种关联性表现为，新文化运动以评孔批孔为焦点，以新旧对立为区别，在三个领域以三条互相联系的线索展开。虽然三条线索在空间上是平行发展的，但在思想逻辑上则是不断推进的，由此掀起了长达八年时间的汹涌澎湃的新文化激流。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良性互动关系，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变迁增添了丰富而崭新的时代内容，在中国思想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五四时期/评孔思潮/新文化运动

网载 2013-09-10 2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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