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潮”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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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之邦”的浙江,素来以其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为国人称道。但就文学而论,20世纪初汇聚的震惊全国的新文学“浙江潮”无疑是它最辉煌的部分。在这一称之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创时期,一大批浙江作家冲出越地,走向全国,成为建构中国新文学大厦的重要支柱,不但在浙江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即便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形成一大“奇观”。着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先生曾慨乎言之:“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这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实在很值得研究者去思考和探讨。”(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的确,“五四”时期浙江文学的壮观景象,为一部浙江文学史叙写了最鲜亮夺目的一页,它是浙江作家对中国文学作出的一次重大建树,也是勇为天下先的“浙江精神”在文学领域里一次最生动的张扬,其为浙江乃至中国文学提供的历史经验,实在值得后人细细总结与思考。
  一、“浙江潮”的涌动与“五四”文学革命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层面上,世纪之初的文学近代化变革(清末的“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是有其无可漠视的意义的。但文学的近代化变革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它的最终实现形态(“近代”形态),而恰恰是完成文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即为建构具有“现代”特质的新文学作出新质储备。这当中,造就一批思想敏锐、目光如炬的期待着一场更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的“文化新军”,当是其重要收获。新世纪浙江文化新军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凸现的。 在中国近代化大潮中,与破碎旧文学体系相偕行进的是潜涌在文化激流中的一批青年学子呼唤文学新世纪到来所激起的层层波澜。世纪之初,文学“浙江潮”的涌动,就构成一种颇为壮丽的景观。
  ……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刺激于吾国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乎?西望葱茏碧天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注:《〈浙江潮〉发刊词》,《浙江潮》第1期。)
  这是浙江留日学生于1902年10月在东京创办的《浙江潮》“发刊词”中的句子。“发刊词”就出自日后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海宁人蒋百里的手笔。《浙江潮》在20世纪大风潮刚刚到来之际,便“发大声于海上”,正标示着浙江青年人敏于世变、勇为人先的精神,而它甫一亮相,即以夹带着深重忧患意识的澎湃激情而显出咄咄逼人之势,同样见出浙江青年学子欲以思想文化之力起区域而抗陆沈的强烈意愿。《浙江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杂志,它探讨哲学、科学、文艺等广泛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问题,把它单指为“文学潮”的象征,也许有些勉强。然而,《浙江潮》的的确确正因一大批文人学士的加盟遂壮阔其声势,从其间走出的鲁迅、周作人、许寿裳、蒋百里等日后成为中国新文学重臣,则其同文学的相关意义已不待论证;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能指意象,《浙江潮》所涵示的文化精神——如滚滚汩汩向前流动的“浙江潮”,正标志着包括文学家在内的浙江文化队伍已开始冲出越地,走向一个新的世界。
  历史潮流的汹涌行进总是为那些挺立潮头的弄潮儿提供有声有色的表演舞台。当中国20世纪文学终于在声势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揭开新的序幕,进入了它的“现代”阶段时,于世纪之初就已开始积储的浙江文学新军终于喷薄而出,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新文化运动开展前后,一大批经过新文化思潮洗礼的浙江作家汇聚北京,热情鼓吹文化新潮,积极介入文学革命。于是,浙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异军突起,便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不必详尽罗列浙人参加新文化运动人数之众,只举荦荦大端即可概见浙江作家在其时引领文化新潮的显赫地位。“新文化运动倡导势力自一刊一校的革新力量集结起来形成了自我势力”(注:陈万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第195页。)。此语不虚。所谓“一刊一校”,即《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这两处正因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新文化群体,集结了一批志在革新的新文化精锐,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新文化思想的集散地,这里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不言而喻的。浙江学人和浙江作家在“一刊一校”中参与人数之众和所处位置之显要,正显示出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突出地位。《新青年》由陈独秀主编,自1918年后编辑部逐步改组和扩大,其影响也日臻深远。在影响扩大期的《新青年》,先后参与编辑工作的浙江作家有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几占当时最知名的《新青年》同人一半的份额。而且,正是浙江作家在《新青年》发表作品数量之多和影响之大,他们遂成为“《新青年》作家群”中一部分最有成就的作家。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策源地,是取决于该校人文荟萃、思想活跃的优势。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是浙江人,其作为北大这个新文化中心的一面旗帜,无形之中加重了浙人在领导新文化潮流中的份量。而且,北京大学也是浙江学人和作家集结之所,特别是“革新力量”之多,甚为瞩目:除周氏兄弟(树人、作人)、钱玄同以外,还有颇具声望的沈氏兄弟和马氏兄弟,即“三沈”(沈尹默、沈远士、沈兼士)、“三马”(马裕藻、马衡、马@①)等。这个现象,直至20年代中期还不时被人提起,称之为“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注: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所谓“某籍”,即浙江籍;“某系”,即北京大学中文系,于是就有“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浙江人专权”(注:《周作人回忆录》第343页。)之说。这里说的是“教育界”,倘若把“占最大势力”的评语移用到整个文化界,亦恐庶几近之,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中声誉日隆的,除“一刊一校”以外,还有别处的知名浙籍文化人,如沈雁冰、胡愈之、马叙伦等。
  自然,就领导文化新潮而言,参与人数之众还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在于参与者应以一种挺立潮头的姿态,以其先导性思想对整个新文化运动施加深层的影响。在这方面,浙江学人和作家所显示的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领导意义应该是更突出的。
  首先,浙籍文化人的外向拓展意识具备了广纳世界文化新潮的条件,使他们在“现代”期到来之际,在意识观念上迅速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换,确立自觉的现代文化意识,敢于对传统作出前无古人的挑战。浙江人“好动”的性格在世纪之交的文化大裂变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几乎所有新文化运动参与者都曾出洋留学,经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借用鲁迅的话说,叫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注:鲁迅:《呐喊.自序》。)。“走异路”使他们的眼界格外开阔,能以西方先进文化思潮返观中国传统文化积弊,作出文化观念的现代性选择。蔡元培曾于20世纪初头两个十年,两度游学西欧,广泛接触欧西的科学、民主思潮,使原本已确立的民主主义思想日趋深化,不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而且还是新思潮的有力鼓吹者。如其所作《洪水与猛兽》(注:刊《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出版)。)一文,“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将猛兽“作军阀的写照”,期望“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文中提出的“洪水猛兽”一语,遂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经典性话语。另一个以最为激进的姿态出现的浙籍作家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接受了新文化思潮的熏染,是北大着名的“新派”教授。其指斥封建守旧势力提出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两个名词,同样风行于“五四”,构成对封建思想文化体系摧枯拉朽的打击。
  其次,浙江作家固有的“叛道”传统和敏于新变的精神,使他们在新旧文学的激烈交战中很快确立自觉的“现代”文学观念,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显示出开拓新路的潜能。浙江自近代以来,启蒙文学一直呈持续发展态势,内中不乏变革文风、“迥绝辈流”(注:朱琦评姚燮语,《复庄诗词》卷首题词。)的诗文大家,而作为封建“衰世”的批判者和改革风雷的呼唤者的龚自珍,更是从浙江走出的第一流启蒙文学大师。是故世纪之初浙江新一代学人在“乡先贤”的启迪下曾有如此激昂的发问:“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也,吾浙人果能担任其此言乎,抑将力不能胜任,徒为历史羞乎?”(注: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观》,《浙江潮》第1期。)这意味着承续“先贤”的遗绪,作改革传统、探索新路的实践,乃是浙江新一代学子的共识。而此中的典型代表便是周氏兄弟。世纪之初,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开始新文学革命的探索,热切呼唤“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注:鲁迅:《坟.文化偏止论》。)。他们当时提出的一些文学思想,以唤起“国民精神”自觉为先导打破封建文学的桎梏,表现出彻底的“叛道”精神。鲁迅认为文学改革的要旨,“其首在立人”,进而提出“二十世纪之新精神”就在于崇尚“人类之尊严”、“个性之价值”(注:鲁迅:《坟.文化偏止论》。);周作人提出:“夫文章者,则国民精神之所寄也”(注: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这种强烈要求文学表现个性解放、精神解放的思想,实开其后“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先声。因此,当文学革命来临之际,周氏兄弟必会以先驱者的姿态出现在文学革命阵线,也必会成为文学革命中两员最勇猛的战将,对中国新文学革命作出最切实有效的建树。鲁迅以其敏锐的思想家眼光和积累深厚的艺术家素养把握新文学发展方向,在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周作人则更具体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赋予新文学以实质内涵,也使文学革命真正落到了实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之于这两位浙江作家的意义,就在于确立了他们作为毋容置疑的中国新文学的传大奠基者和开拓者的地位。
  再次,浙江作家的进取意识和求实精神,使他们在倡言文学革命的同时,又致力于扎扎实实的新文学创作实践,从而显出其引领文学新潮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在这方面,贡献最突出的,自然是鲁迅。如果说,在鲁迅介入新文化运动以前,文学革命仅仅止于理论上的倡导,那么,鲁迅的介入,才以丰厚的创作业绩真正开创了文学革命的新生面。其于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其后又“一发而不可收”地发表一系列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使“五四”文学革命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它的存在意义及其无限生命力。另一个浙江作家沈雁冰(茅盾)则以自己的踏实工作,为新文学开辟阵地,显示了又一重要“实绩”。其于文学革命作出的突出贡献,是于1920年底开始革新《小说月报》,成为中国新文学一名力挽狂澜的改革者。《小说月报》原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它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已变得奄奄一息。沈雁冰毅然担起改革该刊重任,将鸳派作品悉数扫地出门,全部启用新文学创作,使之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倡导新文学的纯文学杂志。这一改革举措,为新文学开辟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阵地,从此新文学将在新的土地上枝繁叶茂。这里,浙江作家的求实与勤勉,固然值得称道,而他们那种敢于开风气之先的首创精神,更成为中国新文学作家不可多得的楷模。
  二、浙江作家:“五四”新文学建设的中坚
  “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沉重打击了行将没落的旧文学思想体系,为建构一种全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学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准备。然而,破旧容易立新难,要建设一种前无古人的新文学远比破坏、扫荡旧文学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事实正是这样。从1917年倡导文学革命以后的两三年间,新旧文学的论争固然颇呈热闹气势,但新文学创作总是不够景气。鲁迅就曾指出,自文学革命以来,“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议论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着重”。除了《狂人日记》等作品“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就给新文学者指出一项紧迫任务:便是亟须注重新文学建设,包括组织一支新文学作家队伍,创办新文学刊物,以推动新文学的繁盛与发展。
  在新文化运动中异军突起的浙江作家,面对历史的急切召唤,又一次毅然担起重任,在“五四”新文学建设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以广纳博取的精神吸取世界文学新潮,开始了体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诸种文学思潮特色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并组织一批体现不同创作倾向的新文学社团,使新文学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在新文学建设初期,文学思潮、流派特色最显着、影响最大的四个新文学社团,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这四个社团,便主要是由浙江作家担纲组建,或在其中担负领衔者角色。这里恰恰反映出一批有胆识的浙江作家作为首批新文学建设者的开拓性劳绩。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大型新文学社团。该会的12位发起人中,有6位是浙江人(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蒋百里、朱希祖、孙伏园),由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在成立大会上,“推蒋百里君主席。首由郑振铎君报告本会发起经过。”(注:参见《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由此不难看出:在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过程中,浙江作家担负着实际领导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文研作为体现“为人生”文学主张和提倡现实主义的新文学社团,其理论主张大率由浙江作家提出,如周作人在“宣言”中提出“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其后沈雁冰发表《文学与人生》,郑振铎发表《文学的使命》等文,进一步阐说“宣言”确定的任务,奠定了该会的理论基石,使该会的创设有着明确的方向与路标。尽管文研会成员复杂,会员的创作倾向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在“为人生”的旗帜下集结,保证该会从成立开始便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学中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社团,内中就同它的创始人周作人、沈雁冰等浙江作家的理论导向悠切相关。其中沈雁冰所起的作用是更为突出的。他既是该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的主编,又是当时名重一时的文艺批评家,发表了在所有文研会作家中数量最多的文艺批评文章,为该会实施既定的创作方向施加了深层的影响。文研会存在近十年之久,会员扩充到130余人,形成了一个声势显赫的创作流派,浙江作家的功绩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与文学研究会比肩而立的另一个重要社团,是创造社。同文研会主张文学“为人生”不同,创造社是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由是产生了新文学史上“人生派”与“艺术派”两个截然不同、稍带对立的创作流派,同时也确立了创造社在新文学史上无可取代的地位。在创造社组建及其后的活动中,浙江作家郁达夫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但是筹建创造社的“四巨头”之一(另三人是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而且一直担任该社的刊物《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的主要编辑工作,还为该社拟定了宣言书(注:参见郁达夫为《创造》李刊拟定的出版预告,刊上海《时事新报》1921年9月29日。),明确提出“艺术独立”的口号,显然是这个社团的有力组织者。创造社同人就在“艺术独立”的旗帜下共谋进取,为创建一种带有鲜明浪漫主义色彩的新兴文艺作出贡献,而郁达夫就成为这个社团最有成就的小说家。他创作的“自叙传”小说,在艺术上独标高格,开中国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对建构一种新型小说文体卓有建树。郁达夫无疑是创造社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也是中国现代浪漫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如果没有郁达夫,创造社的成就就大为逊色;没有郁达夫,中国的现代浪漫文学也将黯然失色。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位浙江作家给予中国新文学建设的贡献,不独表现在新文学社团组建上,更重要的还在于新文学文体的创造性建设方面。语丝社是“五四”落潮以后登上新文坛的,这个社团的“浙江色彩”是特别浓重的。因为无论是其发起人还是《语丝周刊》的主要撰稿者,多半是浙江人,最重要的浙江作家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俞平伯、章廷谦、孙福熙、柔石等,而周氏兄弟则被称为“语丝派”的“主将”。正由于此,“语丝派”在同“现代评论”派论战时,就常常被对方称之为是“某籍(按指浙江籍)人士的集结派别”(注:参见鲁迅:《华盖集.我的“籍”和“系”》。)。然而,语丝社在“五四”落潮以后思想沉闷、政治低迷的特定时代氛围里脱颖而出,语丝作家承续“五四”作家的遗绪,勇猛喊出“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注:《〈语丝〉发刊词》,载《语丝》创刊号,1924年11月。)的声音,为沉寂的文坛划出一道亮色,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过强烈而深远的影响。这里显现的正是相当数量的浙江作家所蕴有的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和不屈的斗争精神。语丝社又由鲁迅、周作人领衔创造了一种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此种文体分别形成“鲁迅风”和“岂明风”两种风格,历史已记录了这两位浙江作家对于中国现代散文的建设者和开拓者之功。
  新月社作为提倡唯美主义的新文学社团,在文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且以其为新文学提供精致艺术而产生久远影响。在这个社团中,浙江作家所占的比例不高,但介入其中的两位浙江作家徐志摩和陈梦家在该社中所处的位置却十分重要。徐志摩是新月社的创始人之一,又主持该社的刊物《诗镌》、《新月》,系统宣传新月社的文学主张,其作为新月社的组织者和引领者的角色地位非常显露;而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则毫无疑义应是新月社最具代表性的诗人。陈梦家是后期新月社享有盛名的代表诗人,其诗作受到徐志摩的赏识,在新月青年诗人群中独领风骚。这一前一后出现的两位新月社诗人,标志着浙江作家在“纯艺术”领域里的探索与实践也有着重大的创获。
  在新文学建设初期,浙江作家创立或参与的新文学社团当然远不止上述四个。我们以此为例,旨在说明:在最有影响的新文学社团中,浙江作家所起的都是最有影响的作用;在“五四”时期的各种文学思潮、流派中,无论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也不管是讲“浪漫”还是讲“唯美”,浙江作家都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因此,说“五四”时期的文学天空有灿烂群星,浙江便有“特别多,特别明亮”的“星星”,该是切中肯綮之论。
  三、五四文学中“浙江文学”的创造性成就
  论及“五四”文学的创作成就,浙江作家的贡献同样非常突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批成果——“五四”文学,是由全国新文学作家合力创造的,而异军突起、阵容壮观的“浙军”尤其功不可没。这不独表现在“浙军”中的领军人物鲁迅、周作人等发出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声呐喊,有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同时也表现在实力雄厚的“浙军”对中国新文学各个阵地的广泛占领。在“五四”新文学各种文体的首创性建设中,浙江作家都是积极介入、勇于开拓的,而且往往在各个创作领域里独占鳌头。小说创作方面: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郁达夫首创浪漫抒情小说,这两家小说是“五四”新小说中最耀眼的部分,长期以来很少有人超越;而“浙东乡土作家群”奉献的乡土小说拓宽、深化了“五四”小说的内涵,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诗歌创作方面:中国第一代新诗人周作人、沈尹默、刘大白等创作的初期白话诗,开了中国新诗的先河,“湖畔四诗人”在“情诗”创作方面独辟蹊径,而徐志摩作为“纯诗”的创造者,无疑是“五四”诗坛最耀眼的明星。散文创作方面:“新青年”散文作家群中浙江作家占据重要席位,“五四”文学中最纯正的散文流派“语丝派”又是浙江作家独领风骚,而鲁迅、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宗师和两大散文流派的开创者,其成就更是无人可以比拟。戏剧创作方面: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创建我国第一个现实主义戏剧团体、宋春舫、陈大悲、余上沅等作为我国第一代新剧的引入者、创造者,对于“五四”新戏剧的创建也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以上所述,也仅仅举其大端,但仅此足以说明浙江作家在“五四”新文学创作中有着十分显赫的地位,就中国“五四”文学而言,“浙江文学”无疑是它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构成。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浙江文学”,是指浙江作家参与创造的文学,它包括浙江作家在本地创造的和在“异乡”创造的两大块。在“五四”时期,浙江作家的多数(特别是那些成就卓着者)是在“异乡”建功,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创作阵地主要也是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倘若把这些地方创造的文学都排除在外,浙江就基本上没有文学,这显然与史实不符。而且,就文学创作主体对于文学产品最终生成的决定性机制而论,不同地域的作家常常会产生打着独特地域印记的文学。一个作家可以走得很远很远,但他永远是那个地域的儿子。浙江作家在“异乡”创造的文学,就带着严家炎所说的鲜明的“区域性的特点”(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因此,以区域性特点视之,从中国新文学整体中析离出“浙江文学”,也不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包括浙江作家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建设者,他们创建新文学的动机与着眼点却是整体而不是地域,他们意在创造的是整体的中国新文学而不是单个的地域新文学,因此他们的新文学理论与实践成果都是整个地渗透、消融在中国新文学的总体范畴之中的。这样,就决定了“五四”文学中“浙江文学”的两个显着特点:一是浙江文学与中国“五四”新文学的整一性,即浙江作家创造的文学保持着同整个“五四”文学走向的整体一致性;二是浙江作家的创作以其独特的存在形态(特别是鲜明的地域特色)而显出相当程度的独特性。
  由于许多浙江作家在“五四”新文学建设中往往担负着引领者的角色,正是他们在坚持新文学的“五四”方向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理论自觉性和创作先导性,这便有可能对此一时期的“浙江文学”产生直接的影响,使其保持着同“五四”新文学走向的基本一致。“五四”新文学观念的核心,是在现代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下,注重个性解放意识,确立“人的文学”观念。因此执着于“辟人荒”的工作,谋求“人的觉醒和解放”,便成为新文学先驱的共识,也必然形成“五四”新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有意思的是,这一带有方向性的路标,恰恰是由浙江作家首先择定的。周作人首创“人的文学”理论,在新文学建设中无异于炸响了春雷;此论一出,立即为当时的新文学同人所接受。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也从不同角度阐述过“人性解放”、“个人发现”是“五四”文学“主要目标”的意见。如此明确的“人的文学”的意识,决定了浙江作家的创作必在发现“人”、表现“人”方面作出坚执的努力。综观这一时期的浙江文学,就其基本形态说,是在“人的文学”层面上。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文学创作自不必说,其最重要的使命是在重铸民族灵魂,猛烈抨击落后的“国民性”,促使国民从麻木愚昧中警醒,体现了最显着的“立人”意识。周作人的前期散文也带有明显的启蒙性质,其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对旧礼教、旧制度的“非人”性的深刻暴露,同样是震聋发聩的。其他文学创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自由平等、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思潮鼓舞下,或喊出强烈要求发展、完善自我个性的努力,或勇猛地向摧残人性的封建礼教、家族制度宣战,或犀利批判封建农村宗法制度的黑暗,或在个人爱情婚姻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争取自由幸福的观念等等,无一不表现出人的意识的觉醒。郁达夫的小说在“灵和肉”的冲突中发出要求尊重“人”的尊严的呼喊,许钦文等的乡土小说对宗法制农村愚昧与黑暗的揭露,“湖畔诗人”在凄苦的情诗中吐露感情受压抑的苦闷,徐志摩诗作表现对自由人性的向往,便都是典型例证。
  就独特性而言,这一时期浙江作家创造的渗透着鲜明地域色彩的文学形态在“五四”新文学中独树一帜,从而赋予此时的“浙江文学”以鲜明的特色。最鲜亮的标记,无疑是浙江作家笔下浓墨渲染的吴越文化氛围和浙江山川风光,那是任何一个亲自别地的作家的创作都无法混淆的。“土谷祠”、“咸亨酒店”,鲁迅小说中的“末庄”、“S城”,周作人散文里的“乌蓬船”、“故乡的野菜”,郁达夫的小说、散文中隐约透露的秀美的富春江山光水色,是那样深深地刻印着“浙江”的“胎记”,任什么力量也无法抹去。还有走到天边也改不掉的“乡音”,浙江作家笔下的文学语言总是免不了“浙江腔”。读刘大白的早期白话诗,一望而知这是用浙东方言俗语写成的,浙江人读起来犹如异乡遇故知般的亲热。而“浙江文学”中作为深潜的浙江标记的,则是体现着两浙文化精神的浙江人的意识观念、思维方式、文化性格等等,这是积淀在浙江作家意识深处的东西,但它们总是在笔端经意或不经意地表露出来。“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所”—由此形成浙东人的“硬气”,即“铁骨不石”的性格,这在浙江作家的作品中随处都可找到。像这样体现精神、意识的东西,犹如吉光片羽般散落在浙江作家各种类型的作品中,若用心收集,不难从整体的“五四”文学中概括出一种叫做“浙江文学”的特色与风貌。事实上,地域性是一种很难消解的“惰性”,一个作家可以离开故土,但他的创作总是离不开那一片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正如鲁迅指出的:“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注: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这里说的是“乡土文学”,但放大来看,浙江作家侨寓于“异乡”而创作的文学,相对于整体的“五四”文学而言,它同样是一种侨寓文学,从本质上说,它依然属于浙江自己。
  倘若说,“五四”文学中“浙江文学”的地域特色,在单个作家身上仅仅是种“片断”显示,那么,作为整体介入于“五四”文学的浙东乡土小说,就带有更鲜明的“浙江”标记,从而使“浙江文学”的独立存在意义变得更为切实而具体。毫无疑问,“五四”文学中的乡土小说,是一种文化品位、艺术品位很高的小说,而浙东乡土小说正是它的骨干和中坚。这不独因为“乡土小说”是由鲁迅首创的——其创作虽不能以单纯的“乡土小说”名之,却可以说为“乡土小说”提供了经典的范式,其对于故土作家产生深刻的影响是顺理成章的,浙江的“乡土小说”作家几乎都是他的学生或私淑弟子,这也无形中提升了浙江乡土小说创作的起点;同时还在于浙江有一个“浙东乡土小说作家群”,其以群体的形式参与乡土小说创造,创作上的优势与实绩,就更不是别地作家所可比拟。而且,这个群体中的作家,如许钦文、许杰、王鲁彦、潘漠华、王任叔等,都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的创作自然不会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浙东的乡土小说对于表现深潜的浙江文化特色可以说是最充分的。它一方面以浙东作家秉有的刚韧与坚劲,挑开封建宗法制农村黑暗的一幕,给以无情的鞭挞,暴露了封建文化、封建礼教的罪恶;另一方面又以崭新的视角表现了浙江沿海地区自近代以来商业经济驳杂的生存形态,写出了在商业经济熏染下“乡村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和原始式的冷酷”(注:茅盾:《王鲁彦论》,载《小说月报》第19卷1期。),展示了一个在独特地域里才有可能出现的现代文化现象。将浙江的过去和现在表现俱足,以此映照整个中国社会,昭示着浙江作家以浙江特色参与中国新文学创造取得的丰硕成果。浙江作家对“五四”新文学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在于此,“五四”新文学中体现最鲜明浙江色彩的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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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字为钅右加监字。
《浙江学刊》杭州133~137.14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嘉良20012001本文论述了文学“浙江潮”在参与“五四”文学革命、创建中国新文学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探讨了“浙江精神”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一次最生的动张扬及其为浙江和中国文学提供的历史经验。浙江作家/“五四”文学/创造性成就王嘉良 男,1942年生,浙江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金华 321004 作者:《浙江学刊》杭州133~137.14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嘉良20012001本文论述了文学“浙江潮”在参与“五四”文学革命、创建中国新文学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探讨了“浙江精神”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一次最生的动张扬及其为浙江和中国文学提供的历史经验。浙江作家/“五四”文学/创造性成就

网载 2013-09-10 21: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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