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 2826（2000）01-0036-08
　　五四以后，“整理国故”风行一时，国学刊物和研究机构纷纷出现，十多所大专院校建立了国学系或国学专修科。这与五四激进思潮有异，提倡最力者是颇有争议的胡适。一些人对此不无异议，其中既有西化派人物如吴稚晖，也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以及转向“革命文学”的新文化人。他们不是否定“整理国故”本身，而是反对宣传过头，评价过高。较有代表性的郭沫若认为，“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价，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从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221页，上海，光明书局，1934。 ）由于种种原因，“整理国故”长期遭到学术界的否定或贬低。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肯定“整理国故”校释、考辨古籍之功，但仍将之置诸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对其思想本质和客观作用认识不清或重视不够。先贤们发表不同看法并不奇怪，但这种“批评”不能成为学术定论。事实上，郭沫若后来也长期潜心于“整理”先秦诸子，研究古代社会，本质上关怀着另一种“新文化”。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不失为“整理国故”的佳作，其中蕴藏着“新文化”因素。本文不想赘述“整理国故”的具体细节，而主要探讨它与五四新文化的本质关联。
　　　　　　一
　　“整理国故”校注古籍，考辨史事，似乎沉迷故纸。顾颉刚说：“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计划”。（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78页，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章太炎是五四时期的思想落伍者，胡适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因而“整理国故”似乎脱离五四，回到“晚清”。其实，就新文化的学术基础而言，晚清与五四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整理国故”不是回到“晚清”，而是发展了“晚清”以来存疑、平等的学术精神，深化了五四的民主主题。
　　代表晚清进步思想的维新派、革命派知识分子，学术见解同异互见，思想关怀也有差异，但都体现了存疑、平等的学术精神，具有否定文化专制的意义，也程度不同地关怀着文化创新。梁启超致力于“史界革命”，阐发先秦墨、法学说；谭嗣同融会儒学、墨学、佛学和西学，建立“仁学”体系；夏曾佑重视墨家；严复评点老庄，发掘其自由、民主思想……。他们的“国学”不是“抱帖括考据词章之俗陋”，而是要构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学派。国粹派也调和新旧，认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契合者也”，从而肯定了新文化与国学的相通性。他们既否定孔教和独尊儒学，又肯定孔子整理“六籍”之功，重视和阐扬非儒学派，犹如梁启超所谓“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乃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
　　这种学术精神为五四知识分子所继承。钱玄同自称“疑古玄同”。胡适一再强调学术研究需要存疑精神，甚至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郑振铎说：“我的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便是‘无徵不信……。我们怀疑，我们超出一切传统的观念——汉宋儒乃至孔子及其同时人——但我们的言论，必须立在极稳固的根据地上”。（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209—210页。）从晚清到五四以后的进步学者，以实证为基础的“存疑”精神一脉相承。所谓“存疑”，当然不是盲从，也不是迷信学术文化正统，实质上包含着批判和创新精神。与此相关的“平等”观念同样重要。“整理国故”的力行者、“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说：“我们是立在家派之外，用平等的眼光去整理各家各派或向来不入家派的思想学术。我们也有一个态度，就是：‘看出它们原有的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我们没有‘善’与‘不善’的分别，也没有‘从’与‘弃’的需要。”（同上书，第221页。 ）这说明，存疑、平等精神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一直得到倡导和贯彻。
　　“整理国故”直接孕育于五四之中，明显汲取了五四民主精神。首先，它是作为保守阵营的批判者、对立面而出现的。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了《国故》月刊，标榜“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上基本沿袭了清末国粹主义。在此背景下，新文化阵营提出了“整理国故”问题。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这一看法得到胡适等人的支持。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揭橥“整理国故”的旗帜。他认为“新思潮的意义”，只是一种“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因而对“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的态度应该是：“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可见，“整理国故”是针对文化保守主义而产生的，一开始就有别于旧式国学家，而打上了新文化的烙印。
　　“整理国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跨越了国粹主义的泥坑，而把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问题引向深入。胡适等人的“国故”不限于精华或国粹，“整理”也不同于守旧者的“保存”、“昌明”。他强调：“‘国故’是‘过去的’文物，是历史，是文化史；‘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织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不论国粹国渣，都是‘国故’。我们不存在什么‘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北大研究所的态度可以代表这副精神，决不会是误解成‘保存国粹’、‘发扬国光’”。（胡适：《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月刊》，第1卷，第1号，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这种辩证地认识传统的态度，摒弃了迷古、恋古心态，有利于客观的评判和研究。“整理国故”没有局限于资料“整理”，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他们既以现代观念发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胡适说，“输入新知识与新思想固是要紧，然而‘打鬼’更是要紧”，“只为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 ）发见的种种病菌。只为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所以，要“整理国故”，“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 4册，117、11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重在给经、史、子、集“辩伪”的“古史辨派”贯穿了这一宗旨。罗根泽编成《古史辨》第四册（主要为诸子学论着）时，顾颉刚在序言中指出：“我们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帝系代表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为伦理的偶像，经学为学术的偶像。研究古史就是要打破这些偶像。“我们的破坏，并不是一种残酷的行为，只是使他们各回复其历史的地位”。可见，这与批判孔教迷信的实质是一致的。
　　就研究范围和重心而言，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整理国故”也体现了对全部传统，尤其是非儒学派的重视。胡适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7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承批孔之余波，下开“整理国故”之先河。蔡元培认为此书有四个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反映出五四新文化的部分特质。他们还研究民间白话文、歌谣、民俗，从而把学术重心由清末的经、史、子、集扩大到民间文化与社会心理方面。这不仅进一步剥去“正统文化”的光环，而且适应了五四“白话文”的学术需要，凸显了传统文化的平民性。这都是晚清学者不能企及的。因而“整理国故”既继承、发展了晚清进步学术传统，又融入了五四民主精神。
　　　　　　二
　　“整理国故”并非自然科学，却与五四的科学主题相通。五四以后，思想界发生科学与玄学的争论，涉及如何认识科学的本质和功用问题。与“玄学家”把科学局限于“自然科学”不同，丁文江强调科学精神及方法的普遍适用性。他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要屏除个人主观的成见……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53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这是丁文江、王星拱等“科学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当时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文学者也在向传统学术领域推广“科学”。他们是“科玄”之争中“科学派”的支持者，又“以‘国故’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科学也”。（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64页，上海， 群学社，1927。）就此看来，“整理国故”立足于弘扬五四的科学主题。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整理国故”的“科学精神”与自然科学的表现形式不无差异。邃于国学的曹聚仁认为，“科学的态度”应该包括：崇尚事实，包括高度之精确与不杂私意；审谈结论，包括论断时之不自是与怀疑；力求明晰，包括不喜隐晦、模棱及无结果等。像丁文江一样，胡适把“科学”化约为“科学方法”，并把美国的“实验主义”与传统的实证学风融会起来。“整理国故”者不排斥西学方法和观念，但重视具有实证精神的考据学。吴文祺认为，国故学主要有下列几种学问：考订学、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清代“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胡适分析了清代“朴学”如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订学包含的“科学精神”，认为汉学家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撇开汉学家思想观念的局限性不谈，胡适的看法不无道理。
　　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倡导者对“整理国故”的科学性充满信心，即使对此运动心存疑虑的毛子水也认为：“‘国故学’可以算做——而且必须算做——现在科学的一种。‘科学的精神’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就是从前人所说的‘求是’”，“国故的研究，大半的事情就是疏证。三百年来，这种疏证的学问，倒是一天比一天精密。他的最大的利益，就是能够使人生成‘重征’‘求是’的心习”。（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133、13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在吴文祺看来，“国故学”之于社会科学，犹如数学之于自然科学一样重要，既是“研究中国的哲学、文学……的基本学问”，“也可藉此养成我国人所最缺乏的重征求是的科学精神”。（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49页。）傅斯年也认为， “整理国故”的贡献超出了传统学术本身，“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140页。 ）当时一些科学家和新文化人都把“整理国故”看作科学的必然延伸和结果。杨杏佛认为，“自科学思想输入中国以来，惟整理国故一方面略有成绩”，因此，“真正懂科学的人，都承认国故学是科学的一种”。（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 第46页。）
　　近代科学思想的普及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从“新”到“旧”的过程。最先接受科学及其精神者主要是新式学校的学生，传统文人学士知之不多。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人们对科学本质及功用的理解多限于器物层面。不妨说，“整理国故”也是向人文学术领域范示、普及科学精神的有益途径。胡适指导下的北大固然如此。在南京，东南大学国学院于1923年制定了“整理国学计划书”，规定成立“以科学理董国故”的“科学部”和“以国故理董国故”的“典籍部”。计划分“学说”、“图谱”、“器物”三端，“以科学方法理董国故”，并强调这些都与其他科学发生关系，“例如图谱则入专家之范围，器物则取考古之方法。或共同搜罗古图谱古器物，或仿造之，改作之，不待言也”。（《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国学丛刊》，第1卷， 第4期，1923。）这反映出国学领域的科学意识有所增强。
　　清代实证主义学术确有一定的科学精神，对于改变中国士大夫的模糊性、会意性思维不无作用。然而，如果把普及“科学精神”的任务完全寄托于“考据学”，则显然过于自信。事实上，“整理国故”没有局限于考证方法，而是更借助于近代西学方法和观念。胡适多次总结“整理国故”的途径，如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研究的范围”，“系统的整理”，以及“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西学方法和材料）。关于“系统的整理”，胡适阐释尤多。他认为这应包括：1.索引式的整理，给浩瀚的古书编制“索引”，便于使用、阅读，这是“提倡国学的第一步”；2.结帐式的整理，把历代的校勘、音韵、训诂、注解成绩进行总结研究，如清代的《墨子间诂》、《荀子集解》等书；3.专史式的整理，应写出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各种专史。（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197—202页。）这里，“专史式的整理”不是传统的“学案”，而是以现代学术方法撰写的着作。正如曹聚仁所说，“国故学者，记载此思想之生灭，分析此思想之性质，罗列此思想之表现形式，考察此思想之因果关系，以合理的系统的组织的方式述说之也”。（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64页。 ））这种研究非“考据学”、“义理学”所能胜任，而是主要依靠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思想。事实上，“整理国故”不仅产生了重在考据的《古史辨》，也出现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先秦政治思想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等大批贯穿近代方法和思想的“专史”。因此，“整理国故”的科学精神不限于考据学一隅。
　　　　　　三
　　“文学革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与“整理国故”当然不同。前者重在文体、文风的革新，后者重在传统学术的研究、阐述，但两者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革新”针对“传统”，又以“传统”为基点。陈独秀、胡适等人指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时，必然对传统文学进行一番研究、清理。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传统”成为越来越不可回避的环节。五四以后的学者认为，“新文学运动”贯穿着现代精神，而“整理国故”则体现历史观念，两者不可偏废，而且“新文学运动”需要“整理国故”。何以言之？文学家郑振铎指出：“第一，我觉得新文学的运动，不仅要在创作与翻译方面努力，而对于一般社会的文艺观念，尤须彻底的把他们改革过。因为旧的文艺观念不打翻，则他们对于新的文学，必定要持反对的态度，或是竟把新文学误解了。……第二，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
　　如果说，这里“第一”条重复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主题，那么，后者则总结了“文学革命”的经验，体现出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质言之，“新文学运动”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问题，而且是如何运用新思想解决“传统”与“创新”的问题。这是文学家“整理国故”的主要根据，王伯祥也有类似看法：文学的价值不专在“片面的艺术欣赏”，而在“作家的内心”，所以既要传播外国的文学原理和思想，也要汲取中国文学的营养，“中国历来的文学精神都散附在所谓‘国故’之中，我们若要切实地了解他，便不容不下一番整理的工夫”。（王伯祥：《国故的地位》，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在此意义上，顾颉刚不仅肯定“整理国故是新文学运动中应有的事”，而且把“新文学与国故”看作“一种学问上的两个阶段”，因为“生在现在的人，要说现在的话，所以要有新文学运动。生在现在的人，要知道过去的生活状况，与现在各种境界的由来，所以要有整理国故的要求”，“国故里的文学一部分整理出来了，可以使得研究文学的人明了从前人的文学价值的程度更增进，知道现在人所以应做新文学的缘故更清楚”。（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212页。）
　　在这里，他们统一了两者的辩证关系，把“整理国故”看作“新文学”的必经途径和深化阶段。事实上，两者在五四以后可谓互相推动，相得益彰。一方面，新文学运动促进了整理国故的兴起和发展，如勃然而兴的民间文学研究、古典小说考证都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成就并非完全移植西学，而是广泛地汲取了中学营养，郭沫若的新诗汲取了《楚辞》的营养，鲁迅的小说、周作人的散文受《庄子》影响尤深。五四以后的文学家大多经受了传统文学的陶养。现代文学形式、思想观念程度不同地植根于“整理”后的“传统”土壤中。
　　“整理国故”与新文学在组织上的代表性事件是新南社的出现。清末的南社重在提倡民族气节，不无国粹主义色彩。民国初年，民族主义思潮低落，南社活动也因思想、组织分歧而停顿。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南社面临新的调整、选择。1923年5月，柳亚子、叶楚伧、 胡朴安、余十眉、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徵等人发起组织新南社，原来的“南社”则逐渐解体、消亡了。新南社以建设新文化为标帜，支持新文化运动，欢迎“民主”和“科学”，“只有打倒旧文学一点，因为习惯的关系，最初觉得不能接受。到后来，也就涣然冰解了。不过，我应该用怎样的方法，才可以参加这一个运动呢？于是就有改组南社为新南社的计划出来”。（柳弃疾：《南社纪略》，110页，台北， 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除柳亚子和余十眉外，其他发起人都是《民国日报》的骨干。可以说，新南社以《民国日报》为大本营，实际上成为新文化阵营的羽翼。
　　那么，如何推动新文化的深入发展？叶楚伧起草的发起宣言表示，除了“对于世界思潮，从此以后，愿诚实而充分地向国内输送”外，“新南社对于国学，从今以后，愿一弃从前纤靡之习，先从整理入手。……国学本身是否占有世界学术中的相当位置，在未经整理以前，谁也不能下这断语。我们既不是神圣，怎敢代世界支配一切，所以第一步工夫只是整理”。（同上书，第112—113页。）作为文学团体，新南社的活动重心并非“整理国故”，柳亚子甚至还对南社宣言中列入“整理国故”一条心存疑虑，担心走入“迷信国学万能”的歧途。但是，像胡适等人一样，新南社成员已不同程度地将新文化与“整理国故”统一起来。《民国日报》在传播新文化的同时，开设了“国学周刊”，出现了胡朴安等国学大家。
　　　　　　四
　　如果说20世纪初年的国学思潮多受民族主义和西学东渐推动的话，那么，“整理国故”的思想主旨则是创造新文化。当时“整理国故”的批评者多置身其外，虽能发现不良苗头，但并非完全理解倡导者的主旨。
　　就主流来看，从事整理国故者大多调和新旧，将“国故”作为新文化的基础之一。张煊的言论代表了比较保守的《国故》月刊。他认为，“国故”和西学都是创造新文化的原料：“譬诸造纸，将来之新文明为新纸，国故犹败布，欧化犹破纸，为造新纸故，破纸固不可弃，败布亦所当宝，败布与破纸其能改造为新纸则一也。……吾人之研究国故，非为保存败布，实欲制造新纸”。（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144页。）他强调“国故”的价值，但没有拒绝新学， 而是融合中西。被看作东方文化派开创性人物的梁启超也呼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救西洋的文明，将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文明。大体而言，这代表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如东方文化派、某些国学家）的基本看法。他们融合中西，注重以旧开新，但缺少对“国故”的批判精神，汲取西学也多局限，思想上不无“中体西用”的色彩。然而，他们并非“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导者和主体。
　　“整理国故”的呼声出自新文化阵营，他们始终把创造新文化作为终极关怀。胡适把“新思潮的意义”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前三者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再造文明”。这可以看作是“整理国故”的纲领。吴文祺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他认为新文化需要“整理国故”，主要因为：我们无论评判何种学说，“先须明其思想学说的本来面目”，“否则赞成便是盲从，反对便是盲抗！”再则，“无论何种新学术新思想，都不是从天神首中爆发出来的，或是凭藉过去的基础而继长增高，或是根据了前人的研究而另辟新基。……章太炎音韵学上的创见，未始不是食乾嘉学者之赐；胡适之的文学革命论，不能不说章实斋和王静庵都有启示的力量。这是温故创新的好例”。（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39、36—37 页。）这种总结反映了部分事实，又折射出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实际需要。
　　“整理国故”的争论主要发生于新文化阵营内部，实际上涉及如何理解“新文化”的本质问题。关于“五四新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在当时及其后都不一致，即使新文化阵营一致认同的“民主”和“科学”也是如此。接受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人，一开始就因西学渊源的不同而潜伏着分歧，而且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扩展而加剧。正如胡适后来所说：陈独秀等人接受“苏俄”思想后，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才是真正的‘民主’”，“但是在我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210页，北京， 华文出版社，1992。）当然，不能说胡适阐述的“民主”、“科学”完全准确，但也不能认为只有陈独秀等人宣传的“苏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和民主。“整理国故”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并非同道，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其背离新文化的本质和主流。
　　“新文化”是一个广泛而多层次的概念，内容丰富。它既可涵盖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层面的国民性改造，也应包括学术领域的批判、创新。“整理国故”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歧异反映了人们对不同文化层面的关注和运思。胡适、顾颉刚等经受严格学术训练的大学教授们，更多地着眼于书本，偏重学术思想层面。他们不仅注重深化、扩展新文化运动的“批孔”和“文学革命”，也率先注意传统文化的价值，凸显本国学术对于文化创新的意义。另有些新文化健将们，由于专业的关系（如李大钊之于经济学），或由于编辑、记者的身份（如陈独秀）则更多地关注社会、政治层面，赞赏改造社会的“主义”。这种“主义”不能从传统文化中直接找到，而不能不借重俄国“方案”。于是，在他们的观念中，“新文化”也主要被“俄化”取代。
　　“新文化”是通过具体途径和领域实现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学术与文化总是共生共荣，学术是文化的基础。政治层面的“主义”反映了社会趋向、民众意识，学术则是民族文化的根基，也是新文化深入发展的基础。因而，“整理国故”虽与“政治”相距较远，但不能据此断定它背离新文化的本质。其二，新文化不仅需要汲取西学，而且必须批判、改造、转化传统。创造新文化是一个融合中西、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我们不能根据“西化”或“传统”的程度而判定思想文化的优劣，自然也不能因“整理国故”涉及“传统”而否定其“新文化”性质。
　　　　　　五
　　当然，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有时难免圆凿方枘。胡适等人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古籍，关怀着“再造文明”，研究方法和思想观念也博采西学。然而，“整理”者并非尽然。国学家的思想差异很大：有些国学家局限于传统的考据方法，拘泥于文字考训；有些学者不无崇古、恋古心态，评价、阐释也有夸张成分；有些深通西学的研究者，以西释中也多附会之处，或者夸大古学的现代因素，或者把古学生硬地纳入现代概念中。学者的思想倾向也是鱼龙混杂。曹聚仁认为，当时北大国学研究所、无锡国学专修馆和上海同善社的国学专修馆，“虽同标一帜，其实三者必不能并立”，“北京国学研究所之‘国学’，赛先生之‘国学’也；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冬烘先生之‘国学’也；上海之国学专修馆，神怪先生之‘国学’也”。（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 第84—85页。）这种评价虽非完全准确，但反映了国学家思想分野之一斑。少数国学刊物确有保守色彩。宋育仁的《国学专刊》就与北大《国学季刊》对立。该刊一面宣传孔教和旧道德，一面又与新文化阵营为难。当然，宋育仁及孔教会的“国学”并非学术主流。
　　“整理国故”的倡导者胡适也有缺陷。他创办《读书杂志》，赞赏青年像王念孙父子那样读古书，又为青年开列宽泛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甚至肯定“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第327页。）这显然不切实际，不免分散了青年学生对自然科学和西方学说的注意力。胡适本想以“整理国故”来普及“科学方法”，但到1928年，他认识到：“纸上的学问也不是单靠纸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单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够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帮助方法”。因而，他强调：“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术”。（同上书，第4 册，第114页。）这体现了倡导者对这一运动的反省和纠正。
　　“整理国故”虽有偏差，但没有改变其主旨。综观其学术成就和思想主流，它仍然沿着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发展，“整理国故”成绩巨大。重在价值评判和以西学方法撰写的学术专史，明显地包含了五四精神。它们在改造、更新传统，推动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无需赘述。应该指出的是，“整理国故”中的考证之作也不同程度地具有新文化意蕴。曹聚仁指出：国故学之新倾向，昭然显呈于吾人之前。新考证之盛行，即昭示吾人以国故学中心之所在。案考证之工作，清初已发其端，乾嘉而后益盛。近顷之考证，原无以出清儒之范围，所不同者：清儒之考证，其方法东鳞西爪，不可捉摸；近顷之考证，其方法较为具体，学者得袭取而用之也。考证之已着成绩者凡三：胡适、俞平伯之小说的考证；梁启超、顾颉刚之史的考证；陆侃如、吴立模之诗歌的考证。
　　这些“考证”大多深化了新文化运动的本质。顾颉刚、钱玄同、罗根泽等人发扬存疑、平等的学术精神，形成“古史辨派”。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不失为“批孔”之后的又一轮学术革命。它在否定“独尊儒学”之后，进一步廓清了正统儒学造成的学术迷雾。此论轰动一时，赞誉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其具体观点存在不准确甚至片面之处，但对中国学术更新、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的批评者郭沫若在1930年承认，“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见识是有先见之明”。（《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版，第1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古史辨”的另一事例是五四后关于老子生活年代的考证。清末康有为否定《史记》说法，主张“孔先老后”，为尊孔提供了学术依据。二三十年代，老子年代的讨论成为学术热点，发表论文数十篇。虽未达成共识，但关于先秦诸子年代的研究却不断深化，成果累累。论者平等论争，畅所欲言，传统学术界经受了现代学术精神的陶冶。
　　五四以后，经、史、子、集的校勘与注释成就巨大。这些校注的基本方法与前人并无大异，但思想观念和客观效果则有所不同。有些校注成果实已融会近代进步思想。例如，一些老庄注本（如陈柱的《老子集训》）重视阐发“民主”、“自由”思想。又如，《墨经》校注繁荣一时，梁启超、章士钊、胡适均发表论着，反复讨论。这不仅揭开长期尘埋的学术谜底，而且在传统学术领域撒播了科学的种子，推动了中国逻辑学的兴起和发展。
　　五四新文学不限于“创作”层面，还应包括学术研究。在众多的古典文学考证成果中，“新红学”便为典型事例。清末民初，西方思想和文学理论开始渗入《红楼梦》研究，但仍不能驱散“索隐派”的迷雾。胡适于1921年写成的《〈红楼梦〉考证》算得上“整理国故”的一个范例。它突破“索隐派”的附会、臆说，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着者究竟是谁，着者的事迹家世，着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从而认为“《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中做的”，“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这篇“考证”给“红学”研究带来新气象。次年俞平伯写了《红楼梦辨》一书，完善了“自传说”，顾颉刚为之作序，支持此说，从而形成“新红学”。“新红学”不是激进的西学思潮，但摒弃了“索隐派”的主观臆测，而更接近于历史真相。此后，考证《红楼梦》作者、版本的论着迭出，“红学”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也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更新。“整理国故”的方法不尽相同，撇开那些以西学方法和思想撰写的众多论着不说，即使“考证学”也与沉迷故纸的乾嘉学派或空谈性理的道学家显然有别，而不同程度地普及或深化了民主和科学精神。
　　“整理国故”不无偏差和缺陷，也不可能短时期内实现胡适“再造文明”的期望。然而，除了少数抱残守缺的国学家外，“整理国故”的主流非但没有背离了五四新文化的本质，而且是“新文化”在学术层面的深入发展。认识这一点，不失为理解五四精神长期影响于民国学术文化的重要途径。
　　［收稿日期］1999-10-25
教学与研究京36～43G0文化研究罗检秋20002000“整理国故”所蕴含的存疑与平等意识，明显地汲取了五四民主精神；“整理国故”所采用的实证主义方法，体现了五四的科学精神；“整理国故”与“文学革命”有机互动，深化了“文学革命”的内涵；“整理国故”的思想主旨是创造新文化；“整理国故”虽有偏差，但其本质与主流同五四新文化是一致的。整理国故/五四新文化/本质关联　　taking　stock　of　the　conventional/new　culture movementadvocated by May 4th spirit/interaction"Taking Stock of　the　Conventional"　and　the　New　CultureMovement Advocated by May 4th Spirit　　LUO Jian-qiuThe idea of "taking stock　of　the　conventional"is　closelyconnected　with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dvocated　by　thespirit of May 4th movement. The　concept　of　questioning　andsense of equality,　 for　example,　 come　directly　from　thedemocratic　spirit　of　May　4th　Movement.　 Its　method　 ofpositivism, on the other hand, reflects the scientific　spiritof May 4th Movement.　It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takingstock of the　conventional"and"revolution　of　literature"thatpushes the"revolution of literature" to depth. The　purpose of"thking stock of the conventional"is to create a　new　culture.It does have its limitations, but the basic ideas agree　withthat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dvocated by the　 spirit　ofMay 4th Movement.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罗检秋（1965—），男，湖南浏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 作者：教学与研究京36～43G0文化研究罗检秋20002000“整理国故”所蕴含的存疑与平等意识，明显地汲取了五四民主精神；“整理国故”所采用的实证主义方法，体现了五四的科学精神；“整理国故”与“文学革命”有机互动，深化了“文学革命”的内涵；“整理国故”的思想主旨是创造新文化；“整理国故”虽有偏差，但其本质与主流同五四新文化是一致的。整理国故/五四新文化/本质关联　　taking　stock　of　the　conventional/new　culture movementadvocated by May 4th spirit/interaction

网载 2013-09-10 21:00:22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