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们江永知青1964年大批下放的50周年，在此前后也有部分知青下放江永，也和大家一起记念这个日子，一起来反思这场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

就我们个人来说，这也是我们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我们在这里转向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预料到的充满坎坷的道路，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命运、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所启动的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反思，它关系到我们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在50年后的今天，与当时相关的诸多恩怨都已经淡化，我们才有条件来对这场运动做一番远距离的冷静的审视，这种审视也才能有可能是客观的、贴近真相的。

一

首先我们要进行一种历史的反思。刚才讲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史无前例?是由于当时的领导人的突发奇想，更是因为当时的政府是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能政府”。现在一般认为，60年代的大规模上山下乡主要原因是当时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工业凋敝，经济崩溃，城市就业困难，为了社会的稳定，必须将大批待业青年和刚刚毕业的中学生赶到广阔的农村，让农业生产消化掉剩余劳动力。这些当然不算错，有大批文献和事实作依据，但是非常表面，还应该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历史上，有哪一个政府解决失业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是采取这样一种方式的?古今中外，只此一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这本质上不是政府的问题，而是老百姓自己的问题。

小民百姓从来都不是靠政府“安排工作”，而是自谋生路，各显神通，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而且一般说来，城里总比乡下的机会多。读书人呢，有科举的路，科举不第，也还可以当幕僚、教私塾，帮人写对联、写信和写状纸，算命看相行医，做乡绅和“喊礼”，也可以经商做生意。像“孔乙己”那样穷困潦倒的毕竟不多。

到了现代社会，城市发达，科学昌明，专业分工明确，开始有了“失业”问题。这或者是由于专业设置不当，或者是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当局解决这类问题，通常是通过调整专业培训和发展第三产业、减少税收、扶持中小企业的办法，或者是政府投资兴办公共工程的办法，却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是通过把有文化的剩余劳动力赶到农村去的办法，这相当于一个国家的自杀，断绝了未来发展的前途。

中国当时的情况，是刚从三年饥荒中走出来，百废待举，第三产业极端匮乏，人民生活极端不便，各行各业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才。那个时候在城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工资极低，只求有口饭吃。有的家庭靠母亲在街道工厂糊个纸盒什么的，就能够供家里几个孩子念书，虽然非常困难，也能勉强度日。文革后期赶人下乡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谁在城里吃闲饭，只要赖在城里，总能找到工作。

所以我认为，当年中国城市并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力过剩和失业的问题，相反，只要放开让大家去各自谋生，只会有劳动力不足、特别是有文化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然而，为什么的确又有大批中学毕业生无法安排工作呢?

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政府不愿意放开让百姓自谋生路，而要把就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保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压制街道工厂和市场的自然发展。60年代的街办工厂和小集体单位自负赢亏，搞物质刺激，被视为如同农村的“三自一包”那样的非社会主义企业，是绝对不容许其坐大的。这就使得街道企业和小集体吸收劳动力的容量大大受限。

另一方面，由于要贯彻“阶级路线”，那些家庭“有问题”的学生的确面临如何处置的问题，必须把一部分学生打入“另册”，以制造“阶级矛盾”，巩固和加强红色政权的合法性。这两方面都是极左意识形态的实践效应。文革后期，特别是1968年以后，这一套办法也成为解决红卫兵造反派这些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现成手段。

再加上，政府通过户口制度，对百姓、特别是有文化的人掌握着绝对的人身控制权，因而能够对成百万的知识青年任意驱使，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成这件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都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对极左意识形态控制整个社会、为所欲为的制度上的保证。

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极左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为什么在当时对这种不合常理的倒行逆施不但没有清醒的意识，反而有很大一部分人真心拥护，自觉自愿地以极大的热情把自己的青春投入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业”，还觉得自己特别光荣、特别真诚?即使是那些对于上山下乡抱有反感、恐惧、无奈和痛恨的知青，也觉得自己没有正当的理由来抵制这种强加于自己的命运，反倒觉得自己有种想当“逃兵”的不光彩?这就涉及到我们从小所受到的那种格式化的教育和洗脑，是必须彻底反思的。

二

因此，我们今天来反思上山下乡，有一个最好的历史条件，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为这种民粹主义实践作了定论，证明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这场巨大的社会实验是一场“浩劫”(不仅仅是文革)，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则是一种利用传统文化惯性所进行的系统的洗脑和欺骗。

作为个人来说，我特别不能同意对待上山下乡的这样两种偏向。一种是把上山下乡仅仅看作我们知青的“受迫害”，因而停留在对上山下乡政策的单纯控诉和诉苦的态度上，这种态度并没有超出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也是经不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反驳的。农村出身的作家刘震云曾经质问：你们知青下乡是“受迫害”，那广大农民世代在乡下生活又算什么呢?你们可以回城、算工龄，农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对于这样的质疑，我们将无言以对。

我们的确由于贯彻“阶级路线”而受到了迫害，但我们所受的迫害并不在于吃了多少苦头，而在于我们完全是被愚弄被强制地驱赶到了一个远离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地方，让我们正在继续的学业受到中断和荒废，这是对个人人权的粗暴践踏。当然，在早年知青回城潮时，用“反迫害”作为旗帜是可以的，但在今天，我们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反思，这不单纯是一个知青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都还停留在中世纪，不知人权为何物。

另一种倾向则是把上山下乡尽量美化，觉得那是我们青春时代的一种美好回忆，甚至渴望回到那种没有心计、互相坦诚、天真纯洁的时光，那是我们的“激情燃烧的年代”。于是在我们这个年纪上，一些人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并且将这种情绪毫无反思地表现出来，甚至到舞台上去公演，唱红歌，跳红卫兵舞，都成了炫耀我们那个时代青春激情的一种公开的方式。我简直觉得这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

我不否认，每个人的青春都有它值得纪念的地方;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历史记住。或者说，人的青春只有附着于历史的反思之下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能够反思我们当年“由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康德语)，我们的回忆就具有人类经验的价值。否则我们就只好自己私下里纪念一番，自我陶醉于几个朋友的回忆中，而不足为外人道。而在我们身后，这些美好的回忆都将烟消云散，不留痕迹。我们等于不曾活过。

所以，只有经过这样的反思，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才会不仅仅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而且对下一代和子孙后代而言，都具有历史意义。现在有些年轻人对我们这一代十分瞧不起，虽然也唱红歌，但远没有我们当年的虔诚，而是故意用摇滚的、调侃的态度在唱，他们与歌词的内容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表达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我们不要慨叹所谓的“代沟”，这不过是历史的进步而已。这种看不惯只不过表明我们被遗留在历史的滩头，我们搁浅了。

也许有人会说，你老是说历史历史，历史和我有什么相干?但是这样说的人，我要反问一句：你的儿女和你有什么相干?你的孙子辈和你有什么相干?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要给后代带个好样，要把我们一生的经验、我们做人的感悟和觉醒留给后代，不要让人指着后背说：你看，这就是被毁掉的一代。50年前的知青下放经历，足以让年轻一代人肃然起敬，只看我们自己如何对待。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走出知青情结》，意思是让我们走出单纯的怀旧和自恋，放眼我们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所处的境遇，反思人性从朦胧到觉醒的艰难历程，这样来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提供某种深化的契机。只有这样，我们所受的苦才不会白受，我们青春的激情才不会虚掷，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经历才不会毫无痕迹地烟消云散，而会在中国当代启蒙思想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