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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本文以唐宋对外开放的具体历史事实，通过对唐宋政府对外开放政策及措施、开放带来外贸繁荣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的分析，论证对外开放在我国古代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唐宋史　对外开放　对外政策　外贸繁荣
　　我国唐朝空前大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达激起了统治者强烈的对外开放愿望。此时，阿拉伯伊斯兰大食国亦兴起，在东罗马帝国衰微之后面向东方。于是亚欧非许多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开启了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新时代。宋承唐后，继续和发展了唐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我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繁荣兴盛。唐宋的对外开放，在我国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唐宋的对外开放及其措施
　　唐朝的繁盛，要求开辟更广阔的通商贸易，统治阶级欲借此获得更多的奢侈品，并提高自己的威望。因此，唐统治者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以招徕外商，《全唐文》卷７５所载唐文宗大和八年（８３４年）“疾愈德音”之诏说：“南海番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收舶脚进奉外，任其往来通航，自为贸易。”唐文宗的“德音”，就是“任其往来通航，自为贸易”，除纳税（收舶脚）进奉外，不许官吏像往年一样“多务征求”，在岭南、福建及扬州等外商集中的地方，还要节度使“常加存问”，说明唐政府对外商实行开放，并保护“自为贸易”。诏文中要“以仁恩”接待“以慕化而来”的外商，即是唐政府招徕外商的实施。
　　宋统治者认为：“市舶，利入甚厚，提举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来，动得百十万缗。”［①］于是，宋政府更加重视海外贸易，把拓展海外贸易看作开辟财源的重要渠道。《宋会要辑稿》卷１７２载：宋太宗于雍熙四年（９８７年），“特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诸国勾招进奉……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各处赐之。”这表明：北宋初，政府就派出众多的特使，持皇帝的“敕书”，前往诸国去宣传宋政府的对外开放，“勾招”外商来中国贸易。同时，宋代专管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有派遣官员出国去招徕外商的职责，如福建路市舶司就于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派刘执等官去罗斛、占城“说谕招纳”，扩大与占城、罗斛国的经济贸易。
　　为保证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唐宋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招诱安存”外商的措施办法：
　　１．欢迎、犒劳外商。前引唐文宗“疾愈德音”诏说，对外商要“接以仁恩、使其感悦”、节度使要对外商“常加存问”，说明唐政府对外商来华贸易是热忱欢迎的。《全唐文》卷５１５载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说：“今年波斯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亦云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臣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之物外，并任外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王是唐主管地方的官员，他“奉宣皇化，临而存之”，实际上是代表唐王朝亲自去对外商来华表示欢迎、慰问。
　　宋代，对外商来中国贸易欢迎、犒劳的措施是很突出的，据朱或《萍州可谈》卷２载，外国商船驶抵广州尚有七百里的溽洲时，巡检司就派人上船表示欢迎，“馈送酒肉”，并护送外商船到广州。在外商来中国的时节，宋政府还派特使进行抚问犒劳，如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年），“广州蕃商凑集”，宋真宗特“遣内侍黄敦信驶驿抚问犒设”。［②］每年发舶月份，宋政府还动支官钱，排办筵宴，由市舶司及地方官员宴送诸国外商，以示朝廷招徕外商的厚意，欢迎外商次年再来。
　　２．优待外商、创造外商来华贸易的条件。唐政府对外商舶船“除收舶脚进奉外，任其往来通航，自为贸易”、“除供进备之物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的优惠外商措施，吸引了众多的外商到中国来贸易。在唐代，许多大食、波斯、中亚、南洋诸国及日本、新罗商人长住中国，从事贸易。唐政府在广州、扬州、泉州、明州、楚州、洛阳、长安等地都设立“蕃坊”，作为外商居住区，并设蕃长。蕃长从外商中选拔产生，经唐政府任命，负责外商事务，帮助唐政府招徕外商。在法律上，唐政府对外商也有特殊待遇，《唐律疏义》卷６明文规定：“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同类自相犯者须问其本国之制。”即以外商本国的法律处理外商间的案件。唐政府还注意尊重外商的风俗习惯，比如广州就设有回教教堂，供回商礼拜。
　　宋代除在外商集中的城市，仿唐设“蕃坊”外，又在通商口岸创办了招待所，如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温州有来远驿，招待来中国贸易的外商。对来中国贸易后不归、或长期留居中国的“住唐”外商，宋政府允许他们与中国女子通婚。为解决“住唐”外商子女的教育问题，则专门设立“蕃学”，以方便外商子女入学，如北宋师孟知广州时，就大兴“蕃学”，“诸蕃子弟皆愿入学”。为保证外商贸易的正常开展，宋政府在通商口岸建“蕃市”，以方便外商经营。他们到宋后，纳税后余下货物可以在市舶司所在地区内“举民间交易”，要到内地交易的，则由市舶司发给文券，即可通行，如宋哲宗元符年间，外商所余货物就贩运到了汴京和其他各州。
　　３．对招徕外商舶船多、为政府增加市舶税成绩显着的商人，给予褒奖，宋政府把市舶收入作为扩大财源的重要渠道，因此特别规定凡是能招徕外商，政府抽解（征收人口商品税）货物累计价值５万贯、１０万贯的，都可以得到补官的奖励。大食商人蒲罗辛贩乳香缴纳人口商税达３０万贯，蕃舶纲首蔡景芳招徕蕃舶多、为宋政府抽税达９８万贯，均受到补承信郎的褒奖；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在南宋末年，为宋招徕外商成绩显着，被任命提举泉州市舶。
　　４．对舶船蒙受意外灾难的外商，给予拯救。宋政府为扩大外贸，实行了对外商遇难拯救的措施，如宋真宗时，有外商舶船遭风灾，辗转飘泊到琼州，粮食断绝，遂向广西转运司求救，转运使古月则借给钱３０万缗，救济外商舶船归国。神宗熙宁年间，托罗商人崔举遭风暴飘流到泉州，宋政府发给口券，送到明州官舍安置，对缺衣者又官为置造。哲宗元符二年（１０９９年），宋政府更明确规定：凡是外商舶船遭风害飘流到沿海州界的，如船舶坏或船主不在，要“官为拯救，录物货，许其亲召保认还”。这表明，宋政府对遭危难外商的存恤，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执行政令的拯救制度。
　　５．保护外商合法权益。唐代市舶使是专管对海外诸国贸易的，其职责之一，就是保护外国商人的合法权益。唐文宗大和八年诏中，针对“比年长吏多务征求”、“率税犹重”，诏令“除收舶脚进奉外，任其往来通航，自为贸易”。王虔休表中讲的：“臣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唐令拾遗》：“诸外蕃与缘边互市，皆令官司检校，其市四面穿堑及立篱院，遣人守门；市易之曰，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这些都是唐政府保护外商合法权益的具体表现。
　　唐代对外商的产权、财权、市场交易及进出港口，大抵按《唐律》处断，尚无特别法规。宋代保护外商合法权益则有了明确的规定和措施。如前所述，宋政府规定，对遭风害的外商舶船，官为“录物货，许其亲召保认还”，就是保护外商财产的措施。南宋时，真里富国一商在明州病死，遗下资产巨万，明知州兼沿海制置使嗣秀王赵伯圭为具棺敛，并告诫其徒护丧及资财回国，这是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宋政府还制定了防守、盗纵、诈冒断罪法，以保护外商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对侵害外商权益的宋官员，则给予制裁，如绍兴十六年（１１４６年），三佛齐商人诉说近来贩乳香因受非法盘剥而亏损，结果市舶官员袁复一被降官。
　　以上所述唐宋对外开放的政策和措施，主观上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对舶来品的需求、增加财政收入；客观上也适应了唐宋日益扩大的对外贸易发展的自然趋势，造就了我国唐宋对外贸易的空前繁荣。
　　　　二、唐宋对外贸易的繁荣及其影响
　　唐宋对外贸易的繁荣，主要表现在：
　　１．对外通商口岸不断增多，对外贸易区域扩大。唐代的对外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史上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特别是海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为适应海外贸易发展的趋势，唐政府于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市舶使相当于近代海关，是唐代开创的我国古代史上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特设机构，其职责：一方面是管理外国舶船及外商事务，如检查蕃舶之输入口、征收关税和买外商舶货、保护外商、检查出港蕃舶；另一方面是管理唐开往国外的商船，如检查出口货物、征收关税、登记商船起航及归航日期。市舶使的设立，使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此外，唐代着名的对外贸易港还有交州、泉州、扬州、明州等。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对外贸易主要有七条通外国的路线：海道两条，“澄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广州通海夷道”；陆道五条，“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通过这七条海陆丝绸之路，唐朝的对外贸易区域遍及亚、欧洲，远及非洲。东和新罗、日本的贸易极其频繁，西与中亚诸国及欧洲的一部分国家直接通商，西南和波斯、大食、东非洲国家的贸易十分发达，南与印度洋沿岸国家保持着贸易往来。
　　宋承唐制，在对外贸易港口设置市舶司。北宋初，只对外开放广州，于开宝四年（９７１年）设立了广州市舶司，以后随对外贸易的日益发展，宋代的通商口岸不断增加，市舶司（务）不断增设：９８８年设杭州市舶司，９９９年设明州市舶司，１０８２年在密州板桥镇设市舶司，１０８７年设泉州市舶司，１１１３年在秀州华亭县设市舶务，１１３２年设温州市舶司，１１４６年在江阴军设市舶务，１２４６年先在秀州海盐县增置市舶官，１２５０年正式设市舶务。宋代市舶司（务）从唐代的一个增加到九个，反映了宋代海外贸易的繁荣兴盛。宋代对外贸易的范围，规模比唐更宏大，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当时宋与５０余国通商贸易，其中重要的有朝鲜、日本、交趾、占城、真腊、蒲甘、勃泥、（不清）婆、三佛齐、大食诸国、层拔、弼琶罗、勿斯里等。层拔意为黑人国，即为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可见，宋代对外贸易已拓展到亚洲大部分地区及欧洲、非洲的不少地区。
　　２．中外商人往来贸易的增多。《新唐书》卷４３引贾耽《皇华四达记》，记载了唐时中国商船经常往来于印度洋西部、西北至波斯湾、西南至东非等地区。当时，还有一些商人经营对外贸易而大发其财，如《太平广记》卷１７４载，裴ｗèｉ＠①先在武则天时期，“徙北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在唐政府开放政策的招引下，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者之多是史无前例的。据张垦ｌǎｎｇ＠②先生统计，唐朝时仅广州每日平均入港蕃舶１１只，一年到港可达４千余只，假如以船乘２００人计，一年大约有８０万外商到广州。当时在广州侨居的有大食人、波斯人、天竺人、狮子国人、真腊人、诃陵人、昆仑人（非洲）、犹太人共十余万。［③］其他通商都市，也有大批外商寄居，如《旧唐书·田神功传》说田神功大掠扬州，“杀胡商波斯数千人”，足见扬州外商之多。外国商人来中国后，有的侨居商业都市从事贸易，有的深入内地经商。他们之中有的开设邸店和贩卖香药珠宝，有的甚至买田建宅，有的当小贩、卖“胡饼”、还有卖酒的“胡姬”。
　　宋代中外商人往来贸易更频繁。《萍州可谈》卷２说：宋代“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还者，谓之住唐。广人举息一倍，约舶还回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这一记载将“住蕃”与“住唐”并提，说明宋商出海贸易不归，落籍于外国成为华侨，外商来华久住不返，侨居中国，已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带普遍性的问题，这是中外贸易新发展的表现之一。设市舶司的城市，便是外商云集的地方，如广州“蕃商杂处民间”、“外国衣冠络绎不绝”；泉州“蕃舶之饶，杂货山积”；明州则是“东则倭人，北则高丽，蕃货往来，物货丰衍”；杭州更是“江帆海舶，不绝如梭”。
　　３．进出口商品、种类的增多。唐代，中国商人输出大量丝织品、布、瓷器、金银、铜器、铁器等。对外贸易的发展，造成这些商品大量的外流，有时还遭到唐政府的禁止，《唐律疏议》卷８就有这样的规定：“锦、绫、罗。ｈú＠③、绸、绵、绢、布、牦牛尾、珍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贸”。这一禁令，正好反映了唐代这些商品输出数量太多，引起了唐政府的恐慌。外国商人输入唐朝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珍珠宝石，二类是乳香、苏木、龙脑、沉香、青黛、郁金香、胡椒等香药，三类是犀角、象牙。此外还有火烷布、文甲、玻璃制品等。外商输入唐朝的商品数量也是很大的，韩愈说：“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④］日本开元撰《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外国舶船在广州“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种类极多”。
　　宋代，输出商品有杂色帛、瓷器。陶器、铁器、铜器、金银饰物、铜钱、铅、锡、漆器、绢扇、伞等，其中以丝织品、瓷器、铜钱最多。输入宋朝商品有犀角、象牙、珊瑚、猫儿眼、水晶等奢侈品，乳香、苏合油、红花、茯苓、防风、细辛等药品，日本刀、螺钿器等工艺品，各种棉毛织品、折扇、藤席等生活用品，其种类比唐代多。宋代进出口商品种类还呈现出不断增多的发展趋势，北宋太平兴国七年（９８２年），宋政府规定放“通行”物为３７种；到南宋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年），由各路市舶司发运京师之细色舶来品约７０种，粗色舶来品约１１０种，过于粗重不便发运而由各市舶司就地出售的舶来品有１４０余种，即南宋输入品已达３００余种。以贸易额来讲，数量很大，如北宋元丰年间，宋一次从日本进口硫磺５０万斤之多；阿拉伯商人蒲亚里一次就贩运象牙２０９株、犀角３５株到宋，价值５万贯之巨；宋理宗时，一次就向日本输出铜钱１０万贯。
　　唐宋对外开放促进对外贸易的繁荣，对唐宋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和深远影响：
　　首先，对外开放，扩大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唐宋社会经济的发展。
　　唐宋的开放，吸引了亚欧非许多国家的商人、使者纷纷涌向中国，各国优良物产和科技也随之输入或介绍到中国。如泥波罗的菠菜、酢菜，印度的制糖法等于唐代传到了中国。又如优良的占城稻“不择地而生”、穗长无芒、抗旱早熟、产量高，北宋初占城稻经福建传入我国江淮、两浙地区种植，南宋时占城稻在我国广大地区普遍种植，成为当时主要的稻种，如江南西路农民所种稻田，十分之七八是占城稻。苏、湖一带改种占城稻，每年可收获两次，上田亩产可达五六石。宋代还从印度引进了绿豆优良品种，称为“西天绿豆”，籽多粒饱满。西瓜原产西域，先由契丹人引进到北方栽种，宋代又传到江南地区。以上优良农作物的引进，大大促进了唐宋农业经济的发展。
　　其次，对外贸易的繁荣，还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生了变化。
　　唐宋海外贸易的繁荣，使沿海一些城市成为中外商人的会集地，其商业大盛，李肇《国史补》卷下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郡邑为之喧阗，就是广州商业繁荣的写照。宋代人真德秀在给枢密院的《措置沿海事宜》奏折中称沿海城市“酒食店肆，色色有之”，出现了沿海居民与外商“交通贸易”的景象。［⑤］他的学生刘克庄则进一步说泉州是一个“以蕃舶为命”的城市。［⑥］常棠《澉水志》卷上载，南宋末年，浙江澉蒲居民“不事田产”，“惟以接南洋诸货，贩运浙西诸郡，网罗海中诸物以养生”。这些记载说明宋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
　　最后，对外贸易的繁荣也给唐宋王朝的财政经济较大的影响。
　　唐宋统治者实行对外开放的旨意之一是扩大财政收入，唐政府所设置市舶使的职责之一就是为朝廷抽取商税。因而随对外贸易的日盛，３０％关税的市舶之利，遂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收入，据《旧唐书·郑畋传》、《新唐书·黄巢传》记载，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后，唐王朝大为恐慌，左仆射于琮说：“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广州若被起义军占有，就会导致“国藏渐当废竭”，足以说明市舶收入在唐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积贫积弱”的宋王朝来说，市舶之利确实增加了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弥补了养兵养官之不足。北宋初，太宗时市舶收入从３０余万贯增加到５０万贯，英宗时已达６０万贯。南宋初，“渡江之初，东南岁不满千万”，统治者极力扩大对外贸易，到绍兴年间，仅闽、广市舶司入口商税及和买之利，年增至２００万贯，在南宋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断增加的市舶收入，对财用不足的宋王朝，无疑是起了不少的补血作用。对此，《宋史·食货下八》说，仁宗天圣以来，海外贸易所入宝货“充ｒèｎ＠④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帛、刍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焉”。
　　综上所述，对外开放，纵使在封建时代，于国于民，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责任编辑　张映庚）
　　注：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３５。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７２。
　　③张星ｌǎｎｇ＠②《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１２７页。
　　④《韩昌黎集》卷２１，《送郑尚书序》。
　　⑤《真西山文集》卷８。
　　⑥《后村先生大全集》卷１６８。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他去也字加由字
　　＠②原字火字加良字
　　＠③原字士下加（索去十字）右加殳字
　　＠④原字物去勿字加刃字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昆明051-056F7经济史木易19951995 作者：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昆明051-056F7经济史木易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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