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满岩老师打电话，说话剧《恋爱的犀牛》要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十周年纪念版，晚报要做专版纪念此事，约我回忆当年《先锋戏剧档案》一书的出炉记。

都十年了！《恋爱的犀牛》十年，也就是说，这本书也出版十年了。那么久远的事，记不清。好在当年听从黄集伟老师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写过。将旧文改过后，交了差。文如下——

1999年秋天一个傍晚，老友孟京辉、廖一梅两口子约我去上岛咖啡闲聊，这俩挟新剧《恋爱的犀牛》大获成功的余威，突然提出想编本书，总结十年来的先锋戏剧。我心里话：新婚燕尔的人，不去憧憬美好新生活，倒要怀旧。但说出口的却是：编一本《先锋戏剧档案》吧。

前四个字来自他俩，“档案”二字归我——我那阵儿正有股“档案”情结，老想编本《文革档案》，可这题材显然不合时宜，无法落实，于是落下病根儿，因此“档案”二字才会脱口而出。不过说实话，当时真没指着先锋戏剧能圆我的档案梦。

隔些日子，孟京辉真地抱来一大包各式各样的纸片儿，说：开干吧。

粗略翻检了一下那堆破纸堆，我当时来了劲——剧本草稿、演出说明书、剧场入场券、灯光设计草图、主创人员闲时画的小漫画儿、上交学校领导的检查、同一出戏不同场次的剧照、当年的穷学生费尽心机做的宣传计划书……地道“档案”啊！

也真难为了孟京辉，为了这些极尽杂乱之能事的纸片儿，据说把自家翻成废纸回收站不说，还四处求借一些个人收藏，我想象了一下，那情景可能有点儿像个走乡串村的文物贩子：哎，你家有旧桌椅卖吗？哎，有原来那××戏的入场券吗？

如果把那堆纸片都放进这份档案，这书得有《辞海》那么厚，显然不行。想想我们每个人的档案吧，都是千挑万选的结果，大学毕业成绩可能有，小学的成绩单断然不得混入。档案是件严肃事儿，不能什么都往里装，所以下边的工作是筛选。

筛选过程有点像体育比赛的淘汰赛：预赛、八分之一、四分之一、半决赛……办公桌上的摊子越来越少，直至剩下最后一大摊，那就是最终的冠军——团体的，它们就是现在书中所有内容。

内容已定，形式粉墨登场。我找了当时图书装帧行业名声赫赫的蒋艳主持设计。设计的原则被我们归纳为三个字：新、奇、特。于是封面真成了个档案袋，上边还有个大红的专用章；于是封面不光是封面，还要封到封底去；于是目录不叫目录叫个“也算目录”，还带“装订线”；于是《风雨保尔·柯察金》剧本中凭空衬了些五角星……无数暗藏的小噱头。

“新奇特”说得通俗点就是“好玩儿”，说大话就是“信息大爆炸”。我们要让“注水书”成为往事（我曾经因为做阿城的几本新书时，将书的天地弄宽阔了些，落下“专做注水书”的恶名）；我们要让每一页都顶天立地；我们要让字里行间读来读去能读出个“值”字。

“好玩儿”这种话听起来很轻松，也不过说说而已，背后可是无数的辛酸往事不堪回首。

记得第一稿设计出来后，孟京辉、蒋艳和我三人来回打电话，互约第二天在电脑上看效果。我问孟京辉：几点合适？电话那头，孟京辉果断地说：早九点如何？我咬着后槽牙说好。通知蒋艳，她那头也是毅然决然的一声好。

第二天九点，三人准时戳在苹果电脑前，看来看去，都不太说话，偶尔说一句，语速一律很慢，各自都觉得另外那俩人怎么木呆呆的。直到三人不断同时张大嘴打哈欠，孟京辉才壮着胆子但仍很谨慎地说：是不是都起得早了点儿？

三人互相看看，突然辛酸地笑了——原来都是属夜猫子的，又都想凑别人的时间，尽早开始工作，互相客气来着。

2000年的第一天，我拿到《先锋戏剧档案》的样书。一个月后，我去三里屯一家酒吧会朋友，正赶一拨时髦青年在聚会，七八张小方桌拼在一起，小二十人吧，人手一本《先锋戏剧档案》，摩梭着，鸡一嘴鸭一嘴地议论纷纷，看得我心里乐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