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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中指出：语言与神话同属一母所生，原初的语言和神话一样，都是一种隐喻思维，都具有先于逻辑的以情感为基质的原初表现功能。然而，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当学生在激情中深信不疑地看见了“夜和／失明的野蘑／还在那里摸索着／碑上的字迹”，教师却用冷静而平庸的口吻说这是“拟人”手法，把现实世界的生活规律和科学研究中的纯粹逻辑等抽象思维规律等同于文本自身的规律，而忽视了文本语言的原初诗性本质。语文教学只有还原文本语言文字中的想象、情感、象征和隐喻，打开概念和逻辑的坚壳，把我们先民的生命感觉和灵魂智慧放进去，触及文本内在的、原有的血肉和情感，才能焕发出课堂的生命活力。
　　汉语基本上是以字为单位的，所以语文的阅读和理解也应该以汉字为切入点，唤醒语言的原初诗性。每个汉字都是先民生命意识的升华和审美意识的凝聚。当汉字进入我们的眼帘，我们不应将汉字看成死的笔画构成物，而应从发生学层面赋予其神奇的生命意识。如讲授“其臭如兰”，《说文解字》：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从自。可知：“臭”的原意是禽兽留下的气味，因为狗的鼻子特别灵敏，所以从“犬”，“自”本是鼻子的形状。这是古人造字的智慧，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认识到狗的嗅觉的灵敏性，这是先人选择了最有代表性的事物来表达抽象的概念，是汉字科学美的表现。学生不但理解了其臭如兰的意思，而且会对古人的造字智慧感到惊讶：古人不但会以物象形，而且对气息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都能够形象化，使人看到这个狗鼻子便心领神会。这个字的意思和转化就再也不用老师三番五次地强调了，一遇到“臭”字，学生脑海中出现的就应该是这个形象而生动的狗鼻子，其意思也就出现了。
　　唤醒语言的原初诗性，还有助于了解常用字的形义关系。一些常用汉字，其形和义的关系常因变化而难以解释，从而给领会其意思带来很大的困难。比如在教“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时，要理解“章”的意思，就从分析其结构入手。“章”不是“立＋早”而是“音＋十”，而“十”在汉文化中是数之终的意思，“音”是“音乐”，则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乐曲的终了。今天的“乐章”是表示音乐的量词，意义发生了变化。再回到诗句中，本诗明显是写织布，那么终日不成章应该是天天织却织不成一匹布，所以这里应该是一匹布的结束。后来又由此引申为花纹、图章，进而到规章。这样对“章”的用法通过这种生动形象的过程就很简单条理地理解了。
　　辨析形近字时唤醒语言的原初诗性，可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如教授“竟”与“竞”，可从追本求源来指导：“竟”是“音＋人”，《说文》说：乐曲尽为竟，从音从人。应该是曲终弹曲的人起立，或是曲终人散之义，所以“竟”的意思引申为完了或结束。而“竞”的原形是“竞竞”，《说文》说：一曰逐，从言从二人，可见“竞”为争逐、比赛的意思。这样就可以引导学生领略到一副诗意的图画：一个是多么高雅悠闲，弹奏的美丽的乐曲已经结束了，一个是多么紧张激烈操劳，因为比赛正在进行。进一步引导学生认识自己的生活：现在的艰苦紧张，正是为了将来的幽雅和安闲。这种字词教学，会使师生沉浸在这两个字深远的内涵魅力之中而其乐融融。
　　唤醒语言的原初诗性也有助于阅读理解的深化。有些同学不喜欢《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因为太滥情、太女性化。教学时可以从学生的迷惑开始进入课文，先分析最能表现宝玉的情和女性化的外貌描写。课文中第一次写宝玉的外貌就突出一个“情”字：“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第二次写宝玉的外貌：“越显得面若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所有的描写还是突出一个“情”字。这就是说曹雪芹赋予宝玉的个性就是一个“情”字。《说文解字》：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从心青声。“人之阴气”，阴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是女性的，所以，“情”是偏于女性的，而女性是偏感性的，重直觉的，这种感性往往是最自然、最真实的。“有欲者”，强调一个“欲”，人生之欲。曹雪芹是把宝玉当作一个有着人的自然情感和欲望的形象，而这正是宝玉的可贵和叛逆之处。可贵在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中，尤其是得到空前强化的“宋明理学”强调的都是“存天理，灭人欲”，尤其是男人，更是不能有人之自然情欲的。于是在这种理念的培养下，产生了一大批无情无义、道貌岸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踱着方步的中国大男子。他们不会怜惜柔弱的生命，更不会理解一直被踩在他们脚下、严格遵从于他们、附属与服务于他们的柔弱聪慧纯洁高尚的女子。在他们眼里，女人没有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只应“三从四德”“无才便是德”，应是愚化和柔化、弱化的，人的自然情感，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都是不被允许的。而宝玉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是如此的自然，没有一点虚伪和异化的气息，清新纯洁自然地感受着，表达着，热爱、理解并怜惜着美丽的生命情感。他自然而真实地爱着、恨着、表达着，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只有他，才理解这些水做的骨肉的美丽，才把她们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更因为男人的虚伪与异化使他感到自己的可恶与污浊，感到女人的纯洁和高贵。他理解生命的短促与美丽，理解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情”！这个“情”字使宝玉站在整个封建礼教的门前傲然而笑，使宝玉与整个自然融为一体。面如桃瓣，目若秋波，他是通灵的宝玉，通自然之灵，生命之灵，而不是“灭人欲”的封建礼教的玉。对他们，他是一块顽石！联系比较《祝福》中永远踱着方步、皱着眉头、永远只说“可恶，然而”、而把祥林嫂置于死地的鲁四老爷，学生就会恍然大悟：宝玉的人性化，宝玉的超凡脱俗，宝玉的叛逆，宝玉的真诚与可贵，这些仅仅是从一个“情”入手。所以宝玉的出场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脚步声：他是不会踱着鲁四老爷那永远不变而又虚伪的方步的。这个“情”字，在这样的解读中就是一幅美丽而清纯自然的人性本真情感的图画，是一首性灵之诗，并且能感觉到其蓬勃的生命力。
　　任何语言都具有原初的诗性表现功能，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科学语言的区别在于文学语言往往通过对语言的特殊使用，打破语言现成的既定用法，把人带向语言发生的“起始”和“开端”，把语言的形成过程直接呈现出来，突出和强化语言的原初诗性功能。语文教学要焕发生机与活力，还要关注文学语言的特殊用法，将这些字连同其“根茎上拖带的泥土”一道呈现出来。
　　赵奎英教授在《混沌的秩序》中指出，审美语言往往使用扩张性的语境，拉开用意和用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距离，破坏语符意指关系的确定性，制造意指的扩张，给读者捕捉意义造成一定的难度，以达到激发审美兴趣和在意义情感结构的层面上扩充审美空间的目的。文学中常用的手法如隐喻、象征、语带双关、词语复义等都属于这一类。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前三句连排九个名词，不符合惯常语法和逻辑，其语言指向作者所描绘的艺术世界。我们在领悟作品时就不能拘泥于日常理解的植物、动物等名称，就要从词语所隐含的感性意义去体味其蕴含的深意。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联想、想象和体验，唤醒作者创作之时孤寂凄凉的心理。李清照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历来脍炙人口。表示色彩的“红绿”与表形体的“肥瘦”单独看都是“人们所熟悉的材料”，但“绿肥”“红瘦”却是一种典型的超常搭配。对此，有人这样品赏：一夜“雨疏风骤”，绿叶淋疏雨，更见丰腴——正是“肥”了；红花禁骤风，益显纤弱——正是“瘦”了。“瘦”又激活了“红绿”二字而生发出一种生命的动感：绿色因疏雨而涨，欲将其生命的活力涨满空间；红色经风蚀，弱质扶风，亦显示生命的光彩。不仅如此，在“红绿”与“肥瘦”的交互映射下，字面上的“能指”更影印出字面后的“所指”，“绿肥红瘦”已不单单是风雨之后那清新可人的海棠形象，多愁善感而又雅洁自赏的词人自身的形象恰好跃然其间。
　　审美语言还可以通过一些运用的策略，打破语言的单向度，使浯词不在一条直线、一个平面或者按自然顺序单向延展，因而出现每一个词语都能像电影中的“特写”，以及一组事物可以同时被“置于前景”的空间效果。语文教学要焕发生机与活力，还要关注审美语言的空间呈现特点。杜甫的《登高》，诗人登山临水，极目四望，天风飒飒，猿啼叶枯。全诗以对物象实体的描摹再现了诗人登高之所见，“无边落木萧萧下”是深秋时节的典型特征，“无边”概括了整个视野；“不尽长江滚滚来”写长江源远流长，“不尽”形容其旷远深渺；“天”“风”“沙”“渚”“猿”“鸟”等深秋时节的典型景物，闻声则风声摧林，猿啸声哀，鸟鸣低回，江水呜咽；观景则在声和色跳荡起伏的秋的节奏中，白发多病的诗人沉重而迟缓地登上高台，构成了开阔、悲怆而又壮观完美的空间画面。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一个“看”字总领七句，从山上、江中、天空、水底进行了描写，既有静景又有动景，既有远景又有近景，“万类霜天竞自由”则从眼前景扩展到世界万物，描绘了作者独立在橘子洲所见到的一幅色彩绚丽的秋景图。教学时引导学生深入体会审美语言的这种空间呈现特点，将有助于学生对文学作品深刻内涵的把握，同时语文教学也必将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山东教育济南24～25G31中学语文教与学（高中读本）邵小慧/杨士荣20062006
作者：山东教育济南24～25G31中学语文教与学（高中读本）邵小慧/杨士荣20062006

网载 2013-09-10 20: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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