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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熟读欧洲封建史。他从骑士一脉对照后日所谓知识分子的一些发现，如游士的产生及特性，或许能为我们打开思路。

相对于那些脆弱的、需要宠爱才能够存活的知识人，土豪是真正的建设者，他需要摘掉一些野心和表演欲，他要害就在一个土字。他有固定的归属，他的势力离不开乡土和乡邻，因此是社会的稳定力量。

在这个世上，面对三言两语将复杂事物说清、且说得密不透风的，有思想力的读者应该慢慢学习捕捉修辞背后的真义。无论如何，刘仲敬的出现是开放的网络时代的一个小奇迹。

土豪比游士对社会更有用

李：游士这个词是你的发明么？

刘：我印象《秦律》里好像有这个词，睡虎地出土的秦简里也有《游士律》，只是儒家不喜欢这个词。秦国对游士有非常清晰的认识，还为他们制订了专门的法律，像对关东游士，像对李斯这类人。

李：儒家讲士不讲游，蕴含节操要求吧。

刘：讲节操其实是一种后退的办法。修身，就是想用主观努力战胜客观形势。士是贵族，春秋时期的士跟欧洲骑士的区别是很小的，但后来他们解除了武装变成了文人，也就丧失了主要的政治德行，因为政治德行仰赖武力。贵族凭什么抗衡王权，就是关键时刻可以关起城堡大门跟国王决斗。武装一旦解除，他只剩下一张嘴；凭一张嘴讲节操，只能靠个人道德修养，这就是孟子发明的一个很靠不住的东西：“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一种理想化的说法而已。战国时代去古未远，贵族精神还未彻底消亡，尚有遗风，越往后，士大夫越平民化，就越做不到这一点。

李：所以到后来，只是“良禽择木而栖”。我在琢磨这个“游”，它代表一种无根、漂移、始终在选择……再往后，可能就演化成一种你说的“投机”。

刘：游士是封建体系解体、破裂的产物，封臣和领主之间原有的固定关系解散了，封臣丧失了共同体。有点像日本浪人，一个武士原本有自己固定的藩，他会忠于本藩，藩才是真正的祖国。像布里塔尼亚、诺曼底或英格兰这类封建性的邦国，是爱国主义的真正起源。而游士就是一个浪人，今天投靠丰臣秀吉，明天投靠德川家康，凭一张嘴或者一点武艺，选择不同的大名为之效命，但没有固定的效忠对象。

李：也有点像中国的门客，不停地在寻找寄主。这是不是说明广义的知识分子天然地是要依附于人的？

刘：依附是从来就有的，只是被打破了。骑士和士，依附对象是固定的，只有当这种关系被打散之后，才会产生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

孔子可能是第一位游士。他出现在子产之后、孟子之前。他在鲁国混不下去了，四处游学。在他之后，伴随着共同体的瓦解崩溃，游士的队伍渐渐声势浩大起来。其实，这就像经济危机时代，大批工人到处游荡。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礼崩乐坏的标志。

李：说回到游士的游，或者说知识分子的投机。我比较意外的是，你最佩服的那位20世纪的历史学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祖父，只是因为他凭借对形势的准确判断，找到了一条求生自保的路——相机行事、趋利避害，成为肯定一个知识分子的理由。

刘：这取决于你的出发点、你的效忠对象、你为谁考虑。我赞赏的出发点是一种中立的技术能力——判断形势是需要理解力的。阿西莫夫的祖父是白俄罗斯的犹太人，他在革命的前夜准确地逃离了俄罗斯帝国，又在二战前夜准确地逃离了欧洲。除了王国维，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表现出同等的判断力。

其实，老阿西莫夫是一位磨坊主，我说他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其实是嘲弄职业历史学家缺乏良好的历史判断力，或是过分相信自己的投机能力。流亡是节操的表现，因为投机分子总是认为自己才是突破底线的受益人。孔子才会讲“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苏秦张仪肯定是专门投奔危邦乱邦的，而他们在后世从来不缺传人，像林长民、杨度之流。

知识分子和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无论生物学性别怎样，实际上都属于政治意义上的女性，只有洁身自好的消极节操，用绅士的节操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绅士是贵族和部落武士的政治继承人，他们的节操就是战斗。毕苏斯基和戈登将军如果不能抵抗就是耻辱，周作人和胡适只要肯流亡就是光荣。

李：假设，中国在理学比较盛行的年代，比方朱熹那个年代，而不是在乾嘉考据学占主流的19世纪中期遭遇西方列强，会发生什么？

刘：毫无疑问也会解体。但不会出现晚清那样的局面，可能会比较像朝鲜。知识分子的反应也会不一样，宋代士大夫的节操比较接近日本和朝鲜的士大夫，相信儒家那套价值观，一开始的反应可能会更绝决一些，可能会有日本武士那种表现，之后转向学习西方时也会更诚实一些，投机心理要少得多。

而经过明清之变，士人已经变得虚伪狡黠，心口不一，投机性要大得多。愚昧诚实不是什么大问题，至多需要靡费一些时间和资源；怯懦卑鄙才是无药可救，因为材料本身已经坏掉了。

李：比方说在曾国藩身上还看得到的东西，在李鸿章那里就消失了。可不可以这样讲，清代学术留给士人的那个精神环境，不足以支撑他们比较体面地度过那一劫——中国与西方相遇在1840年，实在是一种大不幸。

刘：有些东西注定是不能长久的。清代汉学（考据之学）逃避主义，是因为大家觉得义理这种东西太虚，气节是没法检验的，而实证、技术的东西是真是假比较好说。节操一旦不讲，精神上的凝聚力就没有了，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宋儒搞的那套没有物质基础的东西就靠一股气撑着，气没了，一天不如一天是必然。

日本武士道讲气节，是有封建制度作支撑的。封建制度是部落的直接变形，代表文明的青春期。封建制度没有知识分子，只有骑士。骑士能够做到的，知识分子当然做不到。欧洲本来就是封建制度的产物，自由是骑士抵抗王权的产物，民主是全民分享贵族等级价值观和责任感的产物。日本是亚洲的日耳曼和撒克逊，具有天然的封建主义亲和力。黄公度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西周诸侯的海上桃花源。

中国是土耳其和拜占庭的精神兄弟，属于德性败坏的晚期文明。太监和女人依靠诡诈来战斗，臣民则是驯服的家畜。士大夫从古代骑士演变为近代文人的过程，就是德性衰败的过程。离春秋时代越近，残余的德性越多。日本武士接近西周，朝鲜士大夫接近宋儒。由宋入明，由明入清，由湘军入淮军，由淮军入北洋，每一次都导致了残余德性的衰败和投机者自取灭亡的胜利。

李：你所谓的政治节操是什么？

刘：责任能力派生的价值观。节操和产生节操的共同体是不能分离的，西班牙的爱国者在巴黎就是浪人。武士的节操多于土豪，土豪的节操多于游士，游士的节操多于流氓无产者。孟子设想的个人修养有作用，但特例改变不了整体。游士没有共同体，他永远是客卿。你指望游士爱你的共同体，等于指望亚西比德爱斯巴达。修身养性在最佳状态下，能够把苏秦张仪变成孟子。但我们必须坦白承认，孟子和伏尔泰都是没有祖国的启蒙主义者；相反，子产和孔子有自己的共同体。严复梁启超和杨度李大钊的区别，至多不过是孟子和苏秦的区别。

游士掌握了话语权，导致政治节操的标准完全颠倒，这是文明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越是有节操的人，在历史上越是默默无闻，甚至被人为塑造为反面人物。历史赞扬的伟大人物，一般都是文明的挥霍者、共同体的毁灭者或汲取者。谁能记得奉天的王永江呢？他是满洲堡垒和经济奇迹的缔造者，张作霖的武功完全依靠他的苦心经营；但他坚决反对张作霖把东北父老的建设经费用在关内徒劳的军阀混战上，甘愿为此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

广州商团的陈廉伯为了抗议孙文未经纳税人而增税的武断行动，保护广州资产阶级脆弱的自治权利，遭到苏联顾问和党军的镇压。陈廉伯本来有足够机会出卖自己的阶级或共同体，也就是商团，换取张静江在党内的荣华富贵，却甘愿为节操而牺牲前途。类似的人物还有四川的五老七贤和袍哥领袖、南京的商会，甚至相当于黑社会的组织都比游士更有节操。

李：杨度呢？

刘：杨度是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把现实看得至关重要。他的预见能力很强，几乎就是反向的王国维。因此他投机的太早，正如王国维死的太早。如果你按照他表现的同样方向投机，但动作慢半拍，就会得到最佳投机效果。因为聪明人总是以己度人，低估了人类的惰性和世界的摩擦阻力。他们预见方向一般没错，心总是太急了一点。

李：你怎么看梁启超？怎么评价他的“流则多变”？

刘：梁启超显然是游士里最好的品种，绝大部分同类都要比他坏得多；但游士本身就是社会的腐蚀剂，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有一个林长民勾引张作霖挥霍一年，就足以抵销十个王永江建设十年的效果。

梁启超把许多西方的新知引进中国，但从来没有详细阐述。所谓“未能成佛，先要度人”就是他的写照。他要么根据好奇心做事，要么根据政治形势；两者都是短命的，善变的。他一般是抓住当时西方或日本的流行思想，介绍一点点，然后马上跳到下一个题目上，留下一大堆烂尾工程。他的作品中包括许多冷僻的小人物，像伯伦理知之类，其实就是思想界的呼啦圈和悠悠球，在引进当时本来非常时髦，但禁不住时间的考验。

“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在梁启超时代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标签，但经不起鱼目混珠的投机者们滥用——政治上的变节和思想上的求新是两码事。梁启超是一个炫耀狂，像女人不断换衣服一样，急欲证明他掌握当时最新的东西。旧了，他就扫兴了。但衣服换来换去，式样其实都差不多，细节的变化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继续换很容易，跟伤筋动骨大整容不一样，后者往往是单行道。梁启超折腾来折腾去，始终还是十九世纪人，在二十世纪思想的肃杀之气面前，他感到无法适应。他的底线是换衣服，像李大钊那样脱胎换骨是不行的。

李：康梁之间的连续性和他们后来的分道扬镳，你怎么看？

刘：他们并没有正式分手。只是梁启超的活动能力一直比康有为强，他的社交场更接近民国的权力中心，而康有为是比较孤僻，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不动，你也可以说康有为比较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合他原则的事情就不干，梁启超则比较灵活，跟谁都可以合作——但这很可能是一种借口，康有为用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和孤立。因为康也不是什么做学问的人，只是他能够左右的社会资源在层次上不断降低。从梁的角度看，他没有同老师分道扬镳，只是熟人越来越多，旧人的分量相对就轻了。

李：在你民国游士的名单里，还有陈独秀。

刘：陈独秀应该算是个文学家，尽管文才不高。他所说的那些话，如果从学理上看，放在任何时期其实是不值一提的。之所以受重视，是因为他当时说话的身份和环境不一般——加入并领导共产党，又离开共产党。他后来的反思在理论分析上都是很浅的，而且是有人说过的——说的人是李大钊。李大钊那时候在北洋政府，还不曾跟苏联人接触，他在1920年代就说出了陈独秀在1940年代说的话。所以，李大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李：胡适在民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刘：胡适学问浅，踩出了几个脚印，大部分时间他在从事社会活动。他选的那个方向是对的。他有一种英国人所谓“健全直觉”——大致方向断准的，但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甚明了。

民国真正起重要作用的恐怕不是胡适这类在渐渐衰败的舞台上熠熠生辉的角色，可能是一些外国人或者跟外国人接触密切的人，像顾维钧、李大钊。

这两位都起到很大作用，而且恰好是一正一反对称的。顾维钧是尽可能把他为之服务的政府一步一步引到国际社会中去，他做的是慢工出细活、缓慢积累的事，当然他那一系后来执掌国民党时实际上跟北洋时代相比是失势了、降格了，他没有足够时间去完成它。如果北洋时期的外交政策能够延续，抗日战争大概是不会爆发的。等顾退到台湾，舞台基本上就消失了，他代表的仅仅是一种失去的可能性。

李：那么章太炎、陈寅恪、傅斯年呢……

刘：能让知识分子发挥个性的往往是乱世，像魏晋、明末，一个稳定的社会很难由着你培养和发挥个性，只有在解体的混乱中，才能让人特立独行，否则肯定要迁就共同体。

章太炎时人称章疯子，说的多是些夸张的、放任使气的话，但其中表现出来的判断力是很强的。在他，只求发泄，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傅斯年的性格是革命者，但他的身体条件让他不适合做一个革命者，所以他最后还是一个清流。在学术上，他赶上一个垦荒的时代，开辟了新领域，但未及深入挖掘——这些工作由后人来做，当然后人不可能像他那样出名，因为纯粹技术性的工作总是乏味的。从西方学术的角度看，他微不足道，但从中国学术的角度看，是开创性的大人物。

陈寅恪在他自己心目中，应该是一个失败者和投降者。他总把自己看成是钱谦益那类人——明亡之后，孤独地留在另一个时代里，属于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陈寅恪怀着的也是一种前朝遗民的心态，这种心态给了他一种透视力，就是我先前说的情景模拟的方法，将自己代入，以古典和今典相互映照。你看他那些中古史，用阶层分析的方法来做，不纯是靠考据，背后有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描写的那些门第世家，差不多就是陈宝箴作为同光遗老的一个折射。他认为李党牛党的区别就是门第家风的区别，旧有的、气味相投的世家结成了李党；新晋的那批出身低贱、浮薄的、没有固定道德操守的结成牛党，这就是他本人在清末民初看到的一些社会现象的反射：新旧沉浮之间，比较严谨的、坚守旧道德的社会集团正在被淘汰，新兴的、不大守规矩的人上来了。他用这副眼镜去透视中古史，他立下的这个范式又约束着后来的人。严格说来，陈寅恪的考据不是很精密的——主观性比较强，以今典套古典——现在搞中古史的人比他精密多了，但他的范式站住脚了。范式（分析框架）往往比考据（材料）重要，像马克思重要在哪里，就是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形成了一个传统。

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过什么感觉？

刘：作者不大能理解陈的那种遗老心态。另外，陈寅恪是传统士人，也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世故，尤其他对政治人物的言说，许多是客套，不能句句当真。他真实的想法要从那些比较隐秘的地方获得，我推测他在民国、共和国，真实的自我感觉就是：贰臣。但他又软弱无力。他做学问的能力强大，但他根本没把那个当回事，他是一个整体性的士大夫，认为自己负有匡正国家的责任，不是写写文章就算数的。而他在这方面是完全失败的，所以他在骨子里有点瞧不起自己。

外界评价和自我评价往往是两回事。基督教有个说法：品行最好的人往往觉得自己是罪人，因为他对自己要求高。反之，也成立。

李：能不能从同时代里找出一两位这样的反面呢？

刘：郭沫若。章士钊。

李：军阀谱系里圈点几位？

刘：张作霖的奉天堡垒后面，是王永江给他打造的一个财政机制。张作霖和正在成熟的奉天士绅之间需要一个联系的枢纽，王永江充当了这个中间人。但张并不能充分理解他的历史角色，他本该做一个虚君共和的军事领袖，保持东三省的财政，保境安民，平衡好日本和俄国的关系，让小鸡慢慢孵出来。但他好大喜功，一而再再而三地入关，把王永江替他积累下的财富消耗殆尽，然后“九一八事变”爆发。

一个领导人必须克制很多诱惑才能懂得有所不为，像伊丽莎白女王，明明也可以调动足够的资源，但她总是尽可能地避免打仗。她说，如果打仗人人都可以获利，唯独王室是吃亏的，所以尽可能休养生息。太渴望那种辉煌的表演，那种戏剧性的时刻，就会导致短暂的挥霍而把历史的灾难留给后人。

一个好的领导人不应该是虚荣心太强的人，最好是像柯立芝或哈丁那样的人，想的不是留名青史，而是把美国历代留下来的那些宝贵传统守护起来传下去，藏富于民。像江苏督军李纯，从文人、从武夫的角度看，他都平平，但若从政治德行上讲，他是非常出色的。如果他随随便便也像张勋那样弄些政治上的表演，那么江苏就会被他毁掉。给他一篮子鸡蛋，他就稳稳当当在那里孵小鸡。如果蒋介石有他一半老成，恐怕现在还是国民党的天下。

李：在民国的银河系里，有没有接近土豪的人物？

刘：有，但都不太有名。比如说，在李纯当督军时的江苏省议会的议员，那是一批比较理想的土豪人选。李纯虽也是个军阀，但他没有张作霖他们那些重大野心，能在江苏当一把手他已经很满足了。江苏富裕，但他并不想扩军备战，去征服其它省份，所以他愿意跟省议会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让税收和财政保持原有的小规模，让江苏省议员去发展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而省议员在搞资本主义过程中表现得很理性，很有政治德性，跟欧洲差不多。

有一件事情可以佐证：江苏当时发生过纺织业纠纷，因为新式纺织业的引进，原有的小纺织业主竞争不过，生路快要断绝，所以跑到议会去闹事，殴打议员；但是尽管如此，议会重新召开时，仍然做出比较公正的决断，让大家都有条活路。当时实际上是存在一个默契式的分权，李纯不到外面去搞扩张，但是他任命的政府官员，议会都承认的，你搞你政治维新，搞你的美差、肥差，随便，但拿到你自己的那份利益之后，就不要再要求别的东西了，具体的事务其实是由地方士绅自己来管理的。

李：我记得以前看到过一些资料，民初江苏省的议员多半能说一口流利英语，有西学底子，而且都是好出身，是这样一些人是吧？

刘：对。具体是谁你要去查了，因为他们在历史上不是什么知名人物，历史上留名的要么是军阀，要么是游士，但是这两类人物其实都不是什么正面人物，如果从欧洲的观点来看，他们都不是土豪，不是社会建设者，而是汲取者和消费者。你如果要名字的话，最有名的就是南通张季直，但是正因为他是最有名的，所以他身上多少沾染一些文人气或者是挥霍者气，真正比他更有建设性的是那些不如他有名，也没有太大野心，全心全意扎根在地方上，只管他们自己经营的工厂，或者是他们在议会中是比较小的人物，是那些比较土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建设者。

土豪的要害就在一个土字，他的势力离不开乡土和乡邻。他有固定的归属，因此是社会的稳定力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就是土豪衰败灭亡的历史，这一进程其实就是传统中国的消失。

2013-08-29 23:2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