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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与护教：中国自由史的篇章
 

　　最讽刺的，是一个号称独立自主，“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却建立了一个二千年教会史上罕见的彻底依附于政府、放弃圣经真理而接受现实政治目标控制的宗教组织。用吴维尊的话说，“这个‘自’，实质上是中国党和政府对神在中国教会的绝对领导权，或绝对主权”。对基督徒来说，这已不是基督的教会，也不再是基督教信仰。一些公开反对三自、扞卫基督信仰和良心自由的，恰恰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独立教会和本色化教会。而三自运动的主要目的，反而是要替当局消灭他们。
　　在极权主义的洪水猛兽前，人的尊严和良心的自由，如何可能站立得住。以此观察1949年后的中国，41万基督徒集体签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基督教在中国150年的宣教和扎根，当极权者到来时，却都如草木禾秸的工程，一瞬间就软弱跌倒了。但另一方面，1957年以后，在中国扎根了2000余年的儒家传统和士大夫精神又如何呢？难得发现一个顾准，发现一个遇罗克，王元化先生说，“我们知识分子终于没有全军覆没”。一位朋友曾当面毫不留情地回应，就算顾准没有沦陷，和你老又有什么关系。
　　这话太尖锐，也很刻薄。但共产党的确让所有的知识分子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断了。而当时全国多达三分之二的新教徒，他们心中的上帝也任凭了他们的软弱，他们的信仰也轻易跌倒了。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无数次的全国性背道，无数次偏离拯救他们的上帝。但亦如圣经所言，即使在这样的全国性背道中，上帝也总会“为自己留下七千人”。在任何一个时代，圣灵都预备了他的见证人。好使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落空。总有“七千人”不会向着偶像屈服，不管这偶像是木头泥巴，还是政治国家。
　　中国自由史上一段最令人震惊的篇章，就是在“三自运动”中，上帝也在黄皮肤的子民中为他“留下了七千人”。大约还有10万左右的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从“三自运动”一开始，就以不合作、不服从的态度，走向家庭聚会，拒绝政府的思想改造。从而开创了1949年后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也在中国史上第一次拓展出以非暴力方式、为着信仰抵抗专制的、一个活着的传统。他们中的多数人只是消极不服从，在地下坚持秘密聚会。但也有个别的教会领袖，在政治高压下公开表态，公开聚会，公开为信仰辩护。这种在宗教迫害中公开为福音辩护的人，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史上被称为“护教士”。在1957年，1966年，和1989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政治逼迫中几乎从没有诞生过他们的“护教士”。但在50年代，中国基督教中出现了这样的护教士。
　　堪称中国基督教“护教士”的，是北京独立教会的领袖王明道。他从一开始就公开反对三自，成为三自会的眼中钉。1954年北京教会召开对王明道的批判会。他在这一年底发表《真理呢，毒素呢》一文，针对吴耀宗的立场，宣称“在圣经中，没有‘帝国主义的毒素’，只有上帝纯全的真理”。他告诫吴耀宗们说，
　　“你们不如爽爽快快说这种教训是‘耶稣和使徒播散的毒素’，还比较诚实一些。我只问你们，我上面所引的这些经文是不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如果你们不敢说‘是’，就请你们快些收起这一套恐吓人的面具来。如果你们说‘是’，就请你们赶快脱去你们所披的羊皮，宣布与教会脱离关系，宣布你们不是基督徒，更不是教会的领袖。你们就爽快再组织一个‘反基督教大同盟’，再来一次‘反基督教运动’，至少你们所作的还比现在诚实一些。”
　　1955年，王明道再次发表长文《我们是为了信仰》，公开批评吴耀宗等三自领袖是“不信派”。反对与“不信派”结盟，反对与他们同工。宣称道不同不相为谋，“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王明道的立场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教关系上反对教会依附于政府，反对政府对教会的政治控制。二是反对三自领袖们的自由派神学，坚持圣经权威性和基督信仰的基本要义。而他的后一个立场，正是前者的根基。
　　这两篇文章，不但是中国基督徒在20世纪持守信仰自由的经典文本，同样也应视为中国人在20世纪持守良心自由的经典文本。尤其是《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在教会内产生极大冲击，一些加入三自的基督徒，也受这篇文章所感，退了出来。事实上，在1949年后的政治迫害中，那些坚持信仰自由、走向家庭聚会的基督徒，大多是被称为“基要派”的基督徒。不持守圣经权威性的基督徒，在平日也可以做基督徒，但当国家的权威忽然变得严厉和残暴时，他们心中就再也没有比国家更高的权威和信念。本着圣经相信基督的人，遇上谁，他相信的都是基督。相信自己的人，一遇上共产党，就连自己也不信了。
　　对上帝的信仰，成为这一批基督徒在极权主义面前的勇气的源头。也在他们软弱跌倒之后，成为他们悔改归正和重新站立的依靠。王明道发表《我们》一文后，当局决定逮捕他。1955年8月7日，他作了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晚王明道夫妇二人及18名信徒一起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称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均属非法。从此，不加入三自，即已构成被捕的理由。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发动大会声讨王明道，支持和同情他的信徒，在各地纷纷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其中包括广州大马店教会的着名传道人林献羔。甚至一位上海的女信徒，因“为王明道祷告”，以反革命罪被处管制20余年。另一位信徒替厦门的信徒买王明道的书，也被归入“王明道反革命集团”，被判18年劳改。而王明道自己，在狱中经受14个月的折磨之后，最终支撑不住，于1956年9月签署了警方拟定的一份悔改书，获得释放。
　　只要写个检讨，承认错误，就可以洗澡过关。在反右、文革及历次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人没有这么做过。人们也体谅他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也一样软弱。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为此忏悔，甚至不认为这是一种万劫不复的罪孽。犹如巴金一生，从未真正悔恨过自己的谎言和罪过，从未说过一句关于文革悲剧的真话。却仍然以倡导说真话之名，至今赢得全社会的尊敬。至于朱学勤先生忍不住说，巴老，你讲了那么久“说真话”，你就好歹说一两句真话吧。老作家邵燕祥先生前年出版《找灵魂》一书，将他历次运动的检讨书一一公开，表示悔意。这是一种真正值得尊敬的对于失丧灵魂的寻找。而当年王明道出狱后，自觉已如彼得一样背主，并在人前否认基督。经过一年多的休息和身体恢复，他在一个早晨，和老伴手牵着手，走进北京市公安局。对着每一个睁大眼睛的警察说，那份悔改书不代表我的信仰立场，我来这里，是来否认我的签名。王明道再次入狱，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妻子被判18年。
　　那一个清晨，那一对牵着手的老夫妻，是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基督徒对苦难的回应。也是当我想起1949年后这个国家的一切苦难时，心中微小但却坚定的温暖。这样的人物，从1950年到1958年，直到1979年，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从传道人到平信徒，从城市到乡村，犹如星星一样闪耀，于数十年政治逼迫中开创出了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护教士的声音，和殉道者的血，从十字架一直流到中国家庭教会数千万信徒的身上。
　　
　　与此同时，“三自运动”的政治狂飙也刮到了天主教会。天主教神父们受到新派神学的影响很小，他们的护教和殉道甚至比大部分新教徒来得更加决绝，毫不动摇，并得到罗马教庭的大力支持。教廷公使黎培理在致中国各主教的信中，公开反对三自运动。1951年9月5日，他被中共驱逐出境。1952年和1954年，教宗发出两份通谕，《劝勉中国被难教胞》和《致中国人民书》，批评三自运动是要“建立一个不再是天主教的民族主义教会，它否认了基督信仰的普世性”。教宗激励中国天主教徒保持信仰的坚忍和忠诚。无数与王明道类似的中国神父，如张伯达、周济世、龚品梅、邓以明等，成为可称颂的真理的仆人和信仰的扞卫者。张伯达神父在高压下发表公开讲话，声称“天主教会在中国所作的一切，没有一件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益处，因此我绝不能在这个宣言上签字”。他随后被捕，三个月后在看守所被折磨致死。在重庆，一位年轻的神父董世祉，在一群高呼爱国口号的天主教徒面前，发表了一段尽管流传不广，但却堪与尼莫拉牧师前后辉映的动人演讲，
　　
　　“今天，他们要我们攻击教宗在中国的代表——黎培理公使。明天，他们就会要我们攻击教宗——基督在世上的代表。后天，他们难道就不会要我们攻击我们的上主，至高的神——耶稣基督本身吗？”

　　许多国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都对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难以理解，或心存怀疑，担心基督信仰与共产主义有某种相似的排他性。1949年以后，中国的基督徒和其他人群一样，都活在专制主义的苦难中。但基督的教会在一样的苦难和一样的普遍性跌倒中，仍然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殉道与护教的传统，活出了一个尽管微弱但是坚决的良心自由的传统。到了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才发现这个以社会精英自居的群体，在他们中间竟然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人。找不到一个活着或死去的楷模，找不到一个可称颂的士大夫的高贵脊梁，遑论保守一个传统。而中国的基督徒们却在此时收获了他们的盼望。在此时看见了他们中间的圣徒。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和被称为“中国的以巴弗”的吴维尊等，一大批为义受苦的本土传道人，成为中国基督教持守信仰和良心自由的见证人，也成为中国基督徒在五星旗下与中国人民一道受难的见证人。
　　在1979年，知识分子们巴不得平反，补发工资。一些老右派，甚至用了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均出人意料地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手段，将他们连哄带骗，连拖到拉地扔出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如1979年邓小平访美，美国总统卡特点名要求中共释放王明道。邓小平答应年底之前解决此事。狱方告诉王明道，只要作一个服从改造的表态，就放他出去。但王明道说，我是无期徒刑，除非政府认错，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这个监狱。后来邓小平指示，不管他认不认罪，都要在年底放出去。直到1980年春节前夕，狱方百般无奈，只好将王明道强行架出监狱，在他身后关上大门。
　　从50年代开始，吴维尊写出一封封“狱中书信”，在家庭教会内流传。1987年5月28日，他也被监狱哄骗出狱，当日写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1981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这篇文字，堪称1949年后中国自由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文本，超过那个时代数百万知识分子所写文字的总和：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它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长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二）因此，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
　　
　　从此吴维尊在监狱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个监狱外的服刑人员。他将一种绝对的信仰与良心自由，及一种绝对的对于掌权者的顺服，以一种极其尖锐、决绝但却非暴力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直到他死。至少在他面前，没有一个右派可以说，你之所以没有屈服，是因为你受的苦还不够。我想也没有一个民主斗士或自由主义者可以说，基督徒右派吴维尊为中国人留下的，不构成自由价值的一部分。

王怡 2013-08-23 16:4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