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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新约·罗马书》3：10

　　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
　　——林昭狱中血书

基督徒右派

　　基督徒右派李景沆，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天水市一中的数学教师。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在2002年春天，作家邢同义用掉12盘采访磁带，写出了《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基督徒右派俞以勒。我们知道她，因为她是林昭的狱友。1961年林昭入狱后，一度与俞以勒拘禁一室。她们不但成为难友，也成为在基督里的姊妹。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对专制的不妥协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心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们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基督徒右派杨毓东，1957年12月26日，在“北京市基督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上被打成的45名基督徒右派之一。第二年被劳动教养。1986年，杨毓东在政府答应三个条件的前提下，任“三自爱国会”北京缸瓦市教堂牧师。这三个条件是，第一，教会不学习政治；第二，讲道唯独根据《圣经》；第三，宗教局当众承认当初对其右派定性是错误的。“六四”期间，杨牧师带领的青年团契，组成了天安门广场上惟一一支举着十字架的救助队。1994年，杨牧师与三自会决裂，从此服事于家庭教会。
　　基督徒右派吴维尊，在个人思想改造报告中这样写道，“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他在1957年被下放改造，一直到文革前夕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前他为自己定下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从此直到2002年12月离世，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践履了这几个原则。
　　尽管吴维尊在狱中经受了一切肉体折磨，但他依然可算当时中国人中“唯一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直到70年代初，筋疲力尽的狱方给他提出两个简单要求，停止饭前祷告，诵读毛泽东语录，便可视为服从改造，予以释放。但吴维尊一如既往地以死相抗。在他瘦弱的身体内，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惊人力量。
　　
　　1957年8月7日，正式成立三年的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会”，决议号召全国基督徒，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宗教不过是愚昧和迷信的遗留，即使牧师和其他教职人员，也很难被当局和一般公众视为“知识分子”。更何况那些普通信徒。因此教会内的反右斗争，比主流社会和主流知识界更加惨烈。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或因他们的双重身份而能被主流社会了解。但大批被迫害的基督徒，却难以被计入“右派知识分子”群体。甚至迄今为止，基督徒右派分子们的遭遇，也难以得到主流知识界的关注。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狱的教会领袖倪柝声，在狱中离世。他离世后两周，《香港时报》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不完全的统计：
　　1950年—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在1957年—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王怡 2013-08-23 16:4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