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蒋介石是一个既有革命志向，又有蓬勃野心的热血男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在运用权术方面曾初试牛刀。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权力的增大，个人野心膨胀，权术与之形影不离，成为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巩固最高统治地位的一把利器。

凡是有大志、想作为者，总是要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去拼搏。蒋介石也有这种精神，但由于他曾在上海十里洋场混迹，受“冒险家乐园”环境的熏陶，使自己常人的心态发生变异。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蒋介石善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赌徒心理，察势赌时，谋定后动，经常在复杂的局面下，做出孤注一掷的选择。

在蒋介石那个时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阶级关系错综复杂，权力争斗你死我活，适者生存，适者“为王”，不适者“出局”，不适者“死亡”。所谓适者，实为应变能力强者。蒋介石的政治生涯虽经几起几落，但自攫取中央政权后，就一直掌控着权柄，在最高权力的宝座上坐了２２年之久，败逃台湾后，居然能起死回生，在那个小天地里又称王２0多年。他所以能在政坛创造这样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应变有术。蒋介石应变所践行的是诡道，以诈成必以诈败，这是蒋介石成为集喜剧悲剧于一身的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代权术大师曾国藩说：“结网天下，雀无所逃。”他把结交关系，编织从政网络，培植势力，视为“一生成败之所系。”视曾国藩为“祖师爷”的蒋介石，对于此道倍加欣赏，颇有心得。建立关系网络，不分黑道白道；网罗人才，不计历史恩怨；攀附权贵，不择手段；培植势力，不计成本。在他的精心编织下，形成了一支“船坚炮利”的蒋记“联合舰队”。他依靠这个网络，夺“天下”，坐“天下”。

对最高当权者而言，国事万千，日理万机，但未必要事必躬亲。想成功最主要的是做两件大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蒋介石当权时在用人问题上颇下工夫，煞费苦心，有一套独特的驭权用人术，其用人原则是，以我划线，跟我者用；保持距离，亲而防近；用人必疑，疏而不远；提防尾大，以“专”制权，等等。他正是依靠这一套驭权用人术，使其网罗的文臣武将们为蒋家王朝卖命。

宁汉合流，尤其是东北易帜，张学良归顺南京政府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权形式上获得对全国的统治。然而，北洋军阀时代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但没有终结，反而愈演愈烈。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抱团结伙，混乱不已；而蒋介石的一些政敌，或者本身就是军阀，或者借助军阀张势，窥视中央政权，挑战蒋介石的最高权力地位。蒋介石为了削除这一心腹之患，采用了各种手段，削弱乃至消灭军阀势力。然而，他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蒋介石玩弄权术，虽也奏效，但治标不治本。因为，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统治的结合，是军阀割据的根源。要根除军阀割据，首先要从整治这一根源着手。当然，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挖掉了蒋家王朝赖以生存的根基。

在国民党政治圈内，几乎所有人都同蒋介石发生过矛盾，并与之发生敌对关系。从根本上说，这是权力诱惑的驱动，因为由剥削阶级独霸的政坛，本身就是一个权力角逐场，台上台下，统领者与被统领者之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政治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上，客观上存在着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时常会转化为敌对性。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自鸦片战争以降，旧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外交史。蒋介石比较喜欢仰仗国际势力解决他在执政中所遇到的麻烦和问题，在国际争端中也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他的政治生涯与国际交往有着密切关联。他的发迹与攫权，下台与复出，崛起与沉沦，辉煌与尴尬，都可以看到洋人的影子，外交的痕迹。他的成与败，与国际交往不无关系。

当蒋经国准备权力交接时，摒弃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庸俗的权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却没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机制与程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鉴其父蒋介石凭直觉和个人的好恶选才用人的经验，使得李登辉这一类的伪君子、野心家有机可乘。蒋经国把权交给了一个“台独”分子，这绝对不是蒋氏父子的心愿，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