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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和经济学家约翰?密尔的着作。该书是自由理论体系的集大成之作，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在西方被高度评价为“对个人自由最动人心弦，最强有力的辩护”。
 

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1806-1873），生于英国伦敦，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着名的自由主义法学家。自幼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受教于英国和法国，为《旅行者》、《编年史早报》、《威斯敏斯特评论》、《法学家》等刊物撰稿多年后，应聘主编《伦敦评论》。在此期间的着述后被收入《论文集》中（1859）。密尔主要着作有《逻辑方法》（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妇女屈从》（1869）、《论自由》（1859）、《代议制政府》（1861）等。其中《代议制政府》是西方第一部论述代议制的专着，是密尔政治思想特别是国家理论的一部重要着作。约翰·密尔的代议制理论主要包括代议制政府的形式、职能、民主制、选举权、议会以及地方代表机关和民族等问题。约翰·密尔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甚广，尤其是其名着《论自由》（OnLiberty），更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这部着作的要义可以概括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就是密尔所划定的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因此，当1903年严复第一次把《论自由》介绍到中国来时，书名就叫《群己权界论》。
《论自由》一书写于1859年，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和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密尔在《论自由》中开宗明义，阐明《论自由》的主题不是讨论所谓意志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即社会可以合法地施加于个人的权力之性质和界限。”严复在译密尔《论自由》时，把书名译为《群已权界论》，实在是精辟地理解了密尔着作的主旨。应该说，群已权界问题并不是密尔时代才出现的新问题，密尔注意到，“它几乎从最遥远的古代开始就一直把人类区分开来”。不过，密尔强调，在他的时代，一些“比较文明”的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进步阶段”，出现了新的情况下，对于自由问题，“要求人们给予不同、更为根本的对待”。这一 “新阶段”的最大特征是民主化与商业社会的勃兴。
民主化的出现给人类追求自由的事业带来新的课题。在民主化之前，人民通过制约政府权力来保障自已的自由。一方面，人民可能以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维护个人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另一方面，人民可能期望通过民主的方式控制政府，使其追求人民的利益。然而，随着民主化的出现，人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运用权力的‘人民’与作为权力施加对象的人民并不总是一回事；而所谓‘自治政府’也不是每人管治自已的政府，而是每人都被其余所有人管治的政府。”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情况，人民会压迫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在描述民主社会人民的权力可能具有压迫性时，密尔使用了“多数人的暴政”这个述语。
密尔还特别注意到现代商业社会所带来的平等化、平庸化、与趋同化倾向。密尔认同商业社会是一个倾向于平等、平均、平庸的社会，在这种社会，所有人“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相同的世界”，“他们现在读相同的东西，听相同的东西，看相同的东西，去相同的地方，所持希望和恐惧也指向相同的对象，拥有相同的权利与自由，以及主张这些权利的相同人的手段”。大众教育的普及，传媒的力量，交通的改善，商业制造业的发达，“所有原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如此巨大的敌视个性的势力，以致不容易看出个性如何还能保住其领地。”
《论自由》（OnLiberty）这部着作的要义可以概括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益，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的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就是密尔所划定的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论自由》还探讨了自由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简单将之归结为两句格言：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加入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

约翰密尔 2013-08-23 10:5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