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桦:《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中国正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之中。社会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变化之大，引得世人瞩目。然而，诚如前人所言：理论往往落后于现实生活。在今日中国，系统说明这种变化的着述少之又少，仿佛社会根本没有这种需求似的。从政治和政治学的角度论述社会变迁的着作，在国内更是凤毛麟角。许多执着地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人却并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何为人权？何为宪政？对于如何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政体更缺乏深入思考和实证研究。笔者本非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但自认为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有责任将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呈献给世人。倘若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对人们的思考略有一点帮助，对社会进步略有一点贡献，则于愿足矣！

　　我将在本书的前言部分论述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对社会发生影响的主要思潮和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可能走向；在本书的正文部分回答什么是宪政民主，为什么要在中国建设宪政民主，怎样在中国建设宪政。

　　在全书的起始，有必要首先搞清时代背景，即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执政的共产党的正式说法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果我们超越“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用现代化理论和社会进化理论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变迁，就不难得出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判断。其主要特征是：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专制政治转向民主政治（准确地说是宪政民主政治）。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和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谁也无法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与正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了。我们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即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重要特点。

　　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这样几个趋势：（１）非国有化。改革之初的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4237亿元，其中国有工业3289亿元，集体工业948亿元，城乡个体工业和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为0，非国有工业产值仅占总产值的22％。而到199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119048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33621亿元，集体企业45730亿元，个体企业20372亿元，其他经济类型企业27270亿元。非国有企业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70％以上。1998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指数（上年为100），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100.1，集体企业为109.1，个体企业114.7，其他经济类型企业125.3。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仅比上年增长了0．1%，非国有经济成份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国有经济成份。（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0》）。截止1999年底，全国私营企业达151多万家，从业人员2022万人，注册资本1028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0%、18%和36%；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3160万户，从业人员6240万户，注册资金3439亿元；三资企业达32万家。着名经济学家樊纲指出：199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数字：非国有经济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第一次超过了50%。到90年代末，非国有经济的产值已占到工业总产值的74%。这表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擎天柱在90年代已逐步让位于非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萎缩、下岗大量出现的现实情况下，非国有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参见1999年第10期《经济与信息》）随着经济转轨进程的加快，非国有化的趋势也在加速。

　　（2）市场化。据统计，现有生产资料的价格90％以上是由市场决定的，生活资料的价格95％以上由市场决定。在国有企业的生产和其它经济活动中，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所占的比重已从改革前的95％以上降到5％以下；换句话说，今天的国有企业主要是面向市场进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而不再象过去那样仅仅是完成国家计划的机器。至于在原有体制之外生长起来的非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应市场需要而生，并且是按照市场规则（当然，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运行的。90年代以来，市场化趋势更加显着。95％以上的产品价格先后放开，各种要素市场逐步开放，不仅商品市场发展很快，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劳动力市场等也都在蓬勃发展。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认为：目前我国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大致在45%—50%。预计在“九五”计划末（2000年）可达55%；“十五”计划末（2005年）可达65%—70%，即完成转轨进入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2005年以后我国市场化进程必将加快；2010年以后，我国市场化程度可达80%以上，使转轨基本完成。2020年左右，可以跻身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参见顾海兵文章“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载1999年8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第3版）

　　(3)国际化。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206亿美元；1999年增加到3606．5亿美元，居世界第八位，其占GDP的比重达到近40％(1978年不到1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正在大幅度提高。1978年至199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超过40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近300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企业当中，已有289家落户中国。199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达到创纪录的1450亿美元(如加上香港特区则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来愈紧密，日益国际化。

　　(4)工业化。工业化是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20年来，这方面的变化十分显着。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其中农业产值为1018.4亿，工业产值为1607亿元。到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9552．8亿元，其中农业产值为14298．7亿元，工业产值为39149．8亿元。在过去的20年中，农业产值增长了13倍，而工业产值却增加了23倍多。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不到18％，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却达到50％左右。1999年，全国的钢产量为12426万吨，原油1．6亿吨，原煤10.45亿吨，水泥5．73亿吨，发电量12393亿千瓦小时，均已位居世界前列。上述数字表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增速是相当快的。

　　2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两层结构转化为三层结构。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呈现典型的“国家——个人”两层结构，国家通过单位(工厂、公社、机关、学校等)制度直接统治个人。改革以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民间社会，如民营企业、民间社团、各类中介组织、民办媒体、民办学校、城镇社区组织等。其结果是“国家——个人”两层结构转化为“国家——民间社会——个人”三层结构。这使得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能力相对减弱，个人选择的机会日益多元化，个体对行政机构及其衍生物的依赖性大为降低；同时形成了范围广阔的社会公共生活空间及个人生活空间，人的潜能与活力被大大激活。(2)中产阶层的产生与成长。改革以前，只存在党政官僚特权阶层和工人、农民、城市平民等下层社会，没有中产阶层。改革以来，随着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民间财富的迅速积累，一个收入丰裕、生活富足、资产殷实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据保守的估计，全国个人金融资产超过100万元的人数远远超过100万，个人金融资产超过10万元的则达3000万人以上。如再加上其家属，就更多了。尽管他们目前在总的人口构成当中所占的比例还不算大，但由于他们掌握着大量财富，主导着市场的发展趋向，控制着广泛的社会资源，并且在日益积极地参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必将对社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3)社会两极化。一方面，富有阶层、中产阶层的人数在逐步增加；另一方面，贫困化的人口仍为数巨大，城市下岗、失业人数还有较大增长。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到1999年末，全国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650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575万，两项合计已超过1000万人。这还不包括城镇集体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职工下岗人数、未经登记的失业人数、停工待业和停减发工资的职工人数及漏统的人数；如果加上这几块，人数当会超过2000万。（另外一种说法是：1999年，全国有下岗职工1174万人，其中492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 。预计2000年下岗职工将达到1200万。《北京青年报》2000年3月15日第2版）有人估计，1998年我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在1540万——1600万人之间，加上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减少1700万；两者合计3200——3300万人（胡鞍钢，1999）。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竞争加剧，下岗失业职工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全国农村尚有几千万贫困人口和上亿的过剩劳动力，他们的生活更为困苦，权益更没有保障。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要大大多于生活较为富裕的中产阶层的人数。(4)城市化。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到1999年底，全国建制城市已达663个，市镇总人口为38892万，占全国总人口的30.89％。城市比1985年的324个增加了一倍多。当然，不应简单地把过去的地县改为市等同于城市化。但是近些年来，城市人口急骤增加，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城市生活方式迅速传播确是不争的事实。愈来愈多的人群受到城市的文化生活、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模式与社会心理的影响，由农村向城市迁移，使得城市人口不断增加，整个社会不断上升的城市向心趋势日益递进。

　　从文化方面看，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文化作为一个社会民族风貌的主要展现，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1)与正统意识形态疏离。“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革命年代制造的政治神话一一破灭，正统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制、个人崇拜、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等)逐步走向衰败，人们普遍发生信仰危机、信念危机、道德失范。随之而起的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总之，无论是大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以及时兴的流行文化都表现出与正统意识形态疏离的趋向。

　　(2)“西化”思潮兴起。西方社会作为先行的现代化范式近些年来对中国的影响波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在思想文化包括哲学、宗教、艺术、文学、政治等方面，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基督教宗教哲学、权力哲学、实证主义、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以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影响日益广泛。在工具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科学、管理科学以及广告文化、营销文化、服饰文化等方面，西方影响更是十分深入。在大众文化方面，如电影、电视剧、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社交礼仪，西方影响可谓无所不在。以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英国BBC、法国广播电台的中文广播为代表的西方传媒，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3)多元化。由于正统意识形态控制能力的减弱以及实行改革开放，经济的多元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文化上的多元化。社会主义文化仍在据守自己日益紧缩的阵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思潮正在异军突起；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以及儒家思想信徒日众，呈现复兴之势；各种功法流派则多以准宗教的方式寻求扩展；各民族、各地区、各人群的亚文化，层出不穷，形式繁多。可以说，多元化是中国新时期文化的基本特征。

　　从政治方面看，突出的变化为：(1)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政治制度的转变。“极权主义”是指政权对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包括人们的思想深处)进行无所不在的控制的政治制度。而“威权主义”或一般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指的是虽然不民主，但是只要不向政权公开挑战，它就不进行严格管制的政治制度。在威权政治的统治下，虽然还没有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但是开始有了一定的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比起极权主义时代，社会氛围还是要宽松了许多。原来人们不敢做不敢说甚至不敢想的一些事情（如承包土地、做买卖、个体经营、创办企业、发家致富、继承财产、证券交易），在威权主义时代变得可以做可以说可以想了。社会生产力也因之得到启动，得到解放。当然，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仍然存在诸多的弊端和矛盾，我们将在本书第六章给予分析。

　　(2)技术官僚统治。在毛泽东时代，是清一色的老革命家统治的时代。在邓小平时代，是老革命家与行政官僚、技术官僚混合统治的时代。而到了江泽民时代，则是典型的技术官僚统治。从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到省市一级的主要负责人几乎是清一色理工科高等院校学历，同时具备多年的党政领导职务从政资历。这些人虽然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承袭性，但大多较为务实，较具功利主义色彩，较重视操作技术、策略、权谋、手腕，较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实际问题，较具有灵活性。正是由于技术官僚执掌政权，使得费边式的渐进改革道路成为可能，但也使转型期的中国政治显现出缺乏人文主义底蕴的局限。

　　(3)法制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在渐渐地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立法机关制订和颁布了上百部法律、上千部全国性法规、上万件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法规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为国家的治理奠定了法治的基础。民众的法治意识得以不断增强，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已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用法律维护人权、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已成为愈来愈多的人们的自觉选择，民告官的事例屡见不鲜；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执政党也开始强调“依法治国”，并在党章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当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距离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遥远。

　　综上所述，对转型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主要特点的概要描述。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是先谈经济，然后谈社会、文化，最后谈政治。这样的顺序绝不是随意的排列，而是依照社会发展的自身进程所作的排序。中国的改革进程始于经济领域；在它演进的过程中，逐步放射到社会、文化、政治领域；尤其是当改革使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之后，则政治改革必将不可避免地随之到来，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只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才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制度化，以保证经济、社会、文化在良性轨道上持续进步。认识这一现象，对于理解政治改革的动因、条件、时机、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理解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假如没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的一系列政治变化，中国的经济改革是难以启动的。所以，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注定是行不通的，我国今天的社会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世纪交替、千年更迭的今日中国，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此伏彼起、激扬鼓荡，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地影响。要搞清当今中国问题的实质，自然应对现今正在流行的主要的社会政治思潮有一个大致的了解。1999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作《呼喊——当今中国的5种声音》，作者是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马立诚。所谓的5种声音，即主流的声音（邓小平理论）、教条主义的声音、民族主义的声音、封建主义的声音、民主的声音，其实就是5种社会思潮。此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普及性的学术丛书，题目叫作《保守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作者分别是5位学者。丛书介绍的是流行于当今西方社会的几种思潮，在今日中国亦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我认为：对当今中国影响较大的社会政治思潮如下：

　　一曰社会主义。据《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的解释：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发展社会生产力；变革、完善和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存在阶级斗争；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等。官方过去一直把前三条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这三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营经济异军突起，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相当比重；计划经济已为市场经济所取代；按劳分配早已不再是惟一的分配方式。所以中共十五大不得不作了如下修正：“这就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从世界范围来看，苏联和华约组织的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消亡和二十世纪全球性的社会主义大试验遭受重创。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从此无影无踪，更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平等、不公正和两极分化的现象，社会主义就不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在国际上主要有两大分支：一是民主社会主义，直接来源于前苏联和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理论；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曾提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前在俄罗斯和部分东欧国家还有一定影响；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主要来源于第二国际，主张“和平长入”、“议会道路”、“阶级调和”和“社会改革”；这种观点在西欧和北欧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在欧盟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欧盟15国中有12国是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等）执政、或社会民主党与其它政党联合执政。邓小平有一大发明，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然是“中国特色”，也就是说与其它种类的社会主义不同，自然不宜把它归类，可算作另一类景观。可以预料，即使中国实现了宪政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也不会消声匿迹；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它仍会作为左派力量的旗帜继续发挥影响。

　　二曰民族主义。徐迅在《民族主义》一书中说：“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1844年才出现于社会文本中，其基本含义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的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P40）该书还认为：辛亥革命奠定了中国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框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构成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结构，而抗日战争锻造了中华民族情结，民族主义情绪以此为寄托。孙中山早期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力求避免被帝国主义“共管”或“瓜分”的厄运，从而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的国家”。辛亥革命以后，中山先生又倡导“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和各民族一律平等。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的替代概念是“爱国主义”，特别是在出现“内忧”和“外患”的情况下。可以预言，只要有民族国家存在，民族主义就会成为取之不尽的政治资源。几年前，当有人出版《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时，主流社会不屑一顾。到1999年5月8日北约的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以后，整个华人世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说“不”浪潮。香港“凤凰卫视”推出了名为“中国人今天说不”的特别报道；1999年5月13日深圳世界之窗举行了“中国人今天说不”大型演唱会；1999年5月17日出版的《北京青年》周刊封面印了一个靶心和“中国说不”四个鲜红的大字。所以，对民族主义在今日中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在一定条件下，民族主义完全可能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替代物。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伤人，也可伤已。处理得当，可以转化成一股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处理不当，或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或妄自菲薄，自轻自贱；最后必然自食其果。从近代历史看，民族主义往往成为被压迫国家和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动力源泉，代表着国际关系上的平等意识的觉醒。从人道主义角度看，它具有一定历史正义性。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又往往成为战争和杀戮的精神之源，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等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极端形态的民族主义。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本书还将反复论及。

　　三曰民主主义。中国的民主主义最早起源于西方政治思潮的输入与孙中山提出的民权主义。中山先生多次谈到他所主张的民权主义就是民主主义。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及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要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到中国来，产生了深远影响。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均可看到它的巨大身影。近年来，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潮正伴随着全球范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在中国蓬勃兴起。从理论和思想启蒙的层面看，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董郁玉、施滨海编的《政治中国》；刘军宁、王焱编辑的《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美国着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着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等一批书籍的出版。从实践层面看，乡村依法民主选举和罢免村长（村委会主任）与城镇民主选举人民代表的情况正在逐步普及。已见诸报端的典型事例如浙江省瑞安市潘岱乡白莲村村民罢免村委主任（1999年4月13日《光明日报》第3版、1999年4 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第4版）；河北省安平县大何乡报子营村村民罢免村官反成被告（1999年4 月16日《南方周末》第1版）；哈尔滨市松北镇集乐村村民投票罢免“村长”（1999年4月30日《南方周末》第1版）。直选乡镇长的试验已经开始，如1998年年底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直选乡长；1999年初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直选镇长。人大监督政府也有一定进展，如九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审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有近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广州市人大代表多次质询政府官员（2000年4月21日《南方周末》第2版）。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的如1998年大陆民运人士公开申请筹组民主党。总之，在民生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以后，民主主义在中国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四曰平民主义。有人将它与“民粹主义”等同。实际上，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形态的平民主义，它动辄强调“全体人民”、“全体群众”，在政治上强调普遍的群众参政、广泛的政治动员和反对国家权力。中国大陆近年来兴起的平民主义与这种民粹主义是不同的。它主要代表的是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失的弱势阶层。一些作家和学者纷纷着书立说为之呼吁：如梁晓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井》、秦晖的《天平集》等。尽管他们未必都认可平民主义，但是说他们的书中表达了社会弱势阶层的愿望和声音，应该是不错的。他们大都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持批判的态度，也不反对国家权力。但是他们都强烈地反对腐败、要求社会公正、要求保障公民的各种合法权利。在政治上，他们都赞成改革，支持民主；主张扩大参与，加强群众的监督。孙立平在《平民主义与中国改革》一文中写道“在目前的知识阶层中，对改革的一种相当矛盾的心理正在形成：一方面，从理智上说，他们仍然坚持中国只有改革才有出路，甚至以“瓜分国有资产”为特征的“非国有化”的道路可能也是最有可能的一条路子；另一方面，自己在改革中所付出的代价，对腐败现象的本能的反感，以及对腐败在社会层面所可能引起的负面反应的忧虑，又使他们不能不对改革形成某种保留的态度。......如果考虑到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就有的“为民请命”的传统，知识分子在取向上更趋向于平民主义，不是没有可能的。”（载1994年第5期《战略与管理》）孙立平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问题是中国愈来愈走向多元化，知识分子也在发生分化，统一的知识分子取向已很难有存身之地，平民主义只会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但是在平民百姓中，平民主义无疑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五曰自由主义。朱学勤1998年12月25日在发行量很大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题为“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该文提出“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在1998年以前，自由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一种贬义词；还很少有人自称为“自由主义者”。1998年以后，则到处都有人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并且公开传播自由主义。不久前发生的胡适热、顾准热、陈寅恪热，还有有关储安平的书的出版，都说明了这一点。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不少人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现阶段的自由主义者都主张实行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在经济上，一般都赞成发展民营经济和保障私有财产权；在政治上，都赞成实行宪政民主、代议制、法治和保障人权。自由主义的影响目前主要限于思想界学术界和知识界，但是由于它代表着先进的价值和理念，所以传播的速度很快，比如保障私有财产和维护人权的观念就已相当深入人心。

　　上述各种主义（当然不限于这五种主义）均有其存在的理由，也各自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利益。从政治的意义上说，它们当中都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成份，都属于政治资源。我认为应尽量吸收它们当中的合理成份，剔除其中不尽合理或者有害的部分，尽量整合各种社会政治资源（本书第十三章对开发政治资源的问题作了专门论述），以形成一种合力，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大业。只要不是走极端的社会思潮，如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极左、极右等；凡是具有一定合理性与有益价值的社会思潮，都应宽容地予以吸纳、扬弃、整合，以尽可能地化解社会冲突，促进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最后，再来谈谈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路向问题，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我愿意介绍个人的看法，既是与大家交流，也是向各方请教！

　　我认为，按其发展方式划分，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可能有下列几种路向：一、和平渐进的道路，即所谓的“台湾模式”；二、暴力革命的道路，即所谓的“罗马尼亚模式”；三、以和平发展为主、但不能避免暴力冲突的道路，即所谓的“苏联---俄罗斯模式”；四、国家分裂并导致战乱，即所谓的“南斯拉夫模式”；五、与上述四种模式都不太一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下面对这几种可能发生的前景作一简述：

　　一、和平渐进道路。亦可称之为“台湾模式”（东南亚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均可归入这种模式）。其特点是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将之归结为“台湾模式”，可能会有不少人提出反对。1999年6月，我应邀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发表讲演时，就有来自台湾的学者提出意见，认为对“台湾模式”应持审慎的态度，因为台湾的政治还在转变之中；且存在不少问题。我当即表示同意他的意见。我注意到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教授的观点：“台湾的民主的发展主要是形式上的意义，实质上非常单薄，十分空虚；其中，因为[民族主义兴起]导致的[民粹主义]，是造成民主发展流于形式和宪政紊乱的主因。”（见1999年9月18—20《欧洲日报》第12版）但我仍认为提“台湾模式”对于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中国大陆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充斥着打打杀杀的事件；主张暴力的政治激进主义不绝如缕；加之毛泽东大力宣扬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畅行其道；使得不少人至今仍崇尚暴力。其实和平渐进才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代价最小的途径；当然也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代价最小的途径。中国自由主义的鼻祖胡适先生曾于1948年9月4日发表了着名的《自由主义》一文。文中说道：“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最后我要指出，现代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我很赞成胡适先生的意见。台湾与中国大陆历史同源、文化同根、语言相通、习俗相近，许多方面的条件相似；因此台湾人民能够选择和平渐进的发展道路，中国大陆为什么就不行呢？我觉得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会这么想。“台湾模式”最主要的经验就是政治领袖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奉行“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适时地调整政治方针与治国方略，以推动历史进步。据说当年在台主政的蒋经国先生闻知民进党成立时，十分震怒，冷静下来以后，认识到这是时势使然，也就理智地接受了现实，并毅然解除了党禁和言禁。这一举措在今天看起来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在当时更是众说纷纭，国民党内部反对的人甚多。不过做了也就做了，不仅一举甩掉了历史包袱，重新塑造了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奠定了蒋经国的历史地位。“台湾模式”的另一经验就是笔者提出的“新三民”主张：即公民社会的充分发育，公民意识的启蒙培育，民主实践的训练积累。若没有这几条形成的时和势，仅仅寄希望于领导人的开明是靠不住的。所以“台湾经验”说到底就是朝野双方的结合。缺少哪一方面，社会发生变化的契机都不能成立。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走的就是和平渐进的道路，能否成功有赖于与之相关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努力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政治共识。这是二十一世纪对中华民族政治智识的考验。

　　二、暴力革命的道路。亦可称为“罗马尼亚模式”。和平渐进的道路如果走不通，而各种社会矛盾又愈积愈深的话，就可能使中国大陆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中国人既有和平传统，也不乏暴力倾向。政治领导层如果拒绝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而又不能有效地克服腐败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就不能排除罗马尼亚式的底层民众揭竿而起、造反起义的情况出现。这从部分民众中流传的“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陈胜、吴广”的话语就可以得到印证。从理论上说，根据人民主权的原则，人民有权选择他们喜欢的政体以及所走的道路，包括有权选择暴力革命的道路；特别是当他们别无选择的时候。但是笔者征诸我国近现代史，却得出这样的结论：暴力革命不仅代价巨大，而且会给民众造成极为惨痛地伤害，且在中国无助于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实乃下下之策也。罗马尼亚是一个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国家，且属于基督教文化圈，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因此它可以通过暴力革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中国大陆的情况根本不同，远的不说，近百年来发生的暴力革命不知要比罗马尼亚多多少倍，然而不仅未能建立起宪政民主政体，而且使老百姓白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这一教训太深刻！太沉重了！因此非到万不得已，决不可以再试。

　　三、以和平发展为主，但不能避免暴力冲突的道路，即所谓的“苏联——俄罗斯模式”。争取走和平渐进的道路，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前途将是一马平川、从此可以高忱无忧。苏联——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就说明了这一点。俄罗斯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要比中国大陆高出许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未尝不希望和平发展，但是严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打碎了人们的善良愿望（从“八.一九政变”到“炮打白宫”到“车臣事件”）。中国的社会问题一点不比俄罗斯少，中国的腐败现象也不比俄罗斯少，所以要完全避免暴力冲突恐怕很难做到。现实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和下岗的职工愈来愈多，流民也日益增多，社会向两极（贫和富）分化的速度超过了中产阶层化的速度，而政府的权威却在不断地流失（主要是因为普遍的制度化腐败）。这样下去确实十分危险！正因如此，中国未来走和平发展为主，但夹杂着暴力冲突的道路的可能性在增大，至于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的规模和造成的破坏程度，是难以预测的。

　　四、国家分裂并导致内乱，即所谓的“南斯拉夫模式”。南斯拉夫在铁托统治时期，实行铁腕统治，并辅之以政治经济改革和民族自治政策，所以国家统一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铁托之后，南斯拉夫联邦四分五裂，1999年还爆发了引起世界性冲突的“科索沃战争”，余波至今未散。中国的情况与南斯拉夫既有不同，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如在国家结构上，南斯拉夫实行的是联邦制，而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南斯拉夫联邦是由若干个历史上曾经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主体组成的，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也不太一样。相似之处是，中国与南斯拉夫都是多民族国家，都经历过政治强人的统治时期。中国虽已通过谈判和平收回了香港和澳门，但仍存在国家分裂的问题：其一是台湾问题。台湾岛内主张独立或维持现状（不统不独）的人不在少数，海峡两岸的关系一直绷得很紧，战争几度擦肩而过，对于怎样实现国家统一，两岸还远未达成共识。其二是民族问题。主要有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内蒙古问题，上述三个区域中的藏族人、维吾尔族人、蒙古族人都有一部分要求独立，且近些年来暴力冲突一直未断。其三是地区差距问题。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大型国家，所以也存在东西南北的问题，即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南部地区与北部地区存在着显着差异。总的来说，东部和南部要发达一些，东南沿海地区要富庶一些，西部和北部比较落后。近些年，在“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作用下，地区差距呈现扩大之势。富裕地区一直要求扩大自主权（实际是自治权），贫困地区则要求中央政府多给予各种优惠（中央政府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搞西部大开发）。在和平时期可能问题不大，一旦发生战乱就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上述三个历史与现实的重大国情问题若不能得以有效解决，战乱与分裂的前景就难以排除。

　　五、沿续政经分离的路线，政治上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经济上继续推行改革开放。即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亦即中国式的威权政治模式。已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去世前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出，应该探索一个人所皆知的问题：为什么苏联的改革导致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改革引起经济崩溃、政治冲突。对比之下，中国二十年的经济改革却取得了很大成就，经济制度的渐进转型，社会的变迁，在二三十年内取得欧洲数百年演变的结果。他的看法是，由于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过程完全不同，因此中国在持久革命后重建的国家，与苏联一举而成的革命成功后所重建的国家完全不同。俄国革命是沙皇政权战败崩溃，二月革命后政府无能，农民自发革命行动领先，军队解体，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党迎合革命潮流，数月之间一举夺得政权。而中共建国应从三湾改编算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弹丸之根据地到全国的胜利，以党建军建政府。成立根据地的割据政权，这个“国中之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内战外患，波涛起伏，死里逃生。因此在革命时期已逐渐形成的党国（Party—state）与苏联革命后方开始建成的党国，有迥然不同的特征，使中国能顺利从计划经济转变到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或多种所有制混合的经济制度。中国革命运动虽曾一度“以俄为师”，但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邹谠的分析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但他提出了一个观察中国问题的独特视角。我国一直以来所走的发展道路与苏联、东欧国家及日本、欧美国家都不太一样，和其它国家（如同处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韩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越南）的情况以及面对的问题也有很大不同。不下一番功夫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是很难把中国的问题搞清楚的。这也正是为什么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的时候总是大跌眼镜的原因所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政经分离的路线会沿续多久？朝着什么方向演进？中共的一党专政与市场经济怎样长期共处？中国的新威权政治将会以怎样的形式继续存在？政治改革将滞后到何时、何种程度？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的宪政民主道路会有怎样的“路径依赖”？都需要冷静地观察与深入地调查研究。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个人的看法都会有所不同，毕竟我们已经进入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学会宽容和理解别人的意见。但是，我想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赞成第一条道路，即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第二条道路“暴力革命”，社会代价极大，对谁都没有好处，应该全力避免。第三条道路“和平与暴力交织”，也不是一种好的前途。第四条道路“国家分裂和内乱”，绝对是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当然是不可取的。第五条道路“维持现状”，可能符合某些人的利益和愿望，但不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不是提出了“三个代表”说吗？那就应该尽快实施人民所热切希望的政治改革啊！），更不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从长远的眼光看，注定是行不通的。上述几条发展道路，孰优孰劣，只要不是心存偏见的人，相信是不难分辨的。俗话说“事在人为”，只要我们中国人发挥出自己的智慧与才能，顺应世界潮流，趋利避害，共同推进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建立宪政民主政体，就可以争取到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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