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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时报”副总编辑杨泽

龙应台 / 2005-8 / 文汇出版社 / 25.00元 / 平装

一九八四年，小红帽闯入野狼昏昏欲睡的森林。

20年前写《野火集》的那人，并不是野狼，而是小红帽。

20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出版，在台湾畅销大卖，21天内再版24次，盛况空前，读者反应热烈，遍及各阶层，尤其对学运世代前后的五年级有深刻影响，据说后来俨然成了人手一本的学运指南或社运手册，几乎每个家庭都可以找到那么一本，反正不是兄姐，就是弟妹中的某个人买回来的，普及程度尤如当年许多家庭必备的“培梅食谱”。

过完年的春天，龙应台跑来纽约，一心想赴联合国总部“朝圣”，会会那些她心仪已久的保钓健将——刘大任、郭松棻等人，由当时任人间副刊海外联络人的我充当地陪。我已经记不得当时大家都聊了什么，独独对龙一面之缘的印象，十分鲜活。记得这个身躯瘦弱的龙应台，苍苍白白，忧忧郁郁的，一副纯真无邪模样的文艺少女，却满满的忧国忧民情怀，相较于那几位，几乎也是整整20年之前，在“中央日报”头版被冠上“匪”字号的左派大哥们，她时而沉思，时而怔忡的神情，似乎不清楚、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像个闯了大祸的小女生那般。

那是解严前两年，龙应台刚刚30出头。战后台湾社会，累积多年对体制不满的能量，暗潮汹涌的批判声浪，随着龙应台引燃的这把野火，迅速窜烧，这样的一把野火，这样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质疑叩问，那扇外强中干的旧体制大门，便这样应声倒下。只是，与其说龙应台英勇，或者，如杨照后来形容她“憨胆”，倒不如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历史硬生生的把那把火炬，那把屠龙刀，塞到她手中（英文的说法，Some have greatness thrust upon them），她也就上了台，贴切地演出屠龙勇士的脚色。她其实更像是小红帽，意外地闯入野狼昏昏欲睡的森林。

龙应台是吃了强身、多吃无害的“正气散”

龙应台的野火照亮了什么？哲学家康德说，启蒙是走出不成熟的状态，勇于求知。《野火集》，无庸置疑，正是这样一本，为解严作准备，引领整个社会进入全民民主时代的启蒙书。这本书照亮我们的不成熟、尚待启蒙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掀起战后台湾新一波的“启蒙运动”。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龙应台？为什么是《野火集》？相较于上一波，从鲁迅到赖和，李敖到柏杨的旧启蒙，这一波又有何不同，可以产生如此强大的效果，如此深广的回响和共鸣？

今天回头看来，不论是鲁迅的野草风、匕首风杂文，或者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都不脱传统文人作风。这些早期的启蒙英雄，我们可以权且称之为“刺客型”文化批评家，他们对中国历史有种根深柢固，近乎非理性的迷执；由于对封建体制，所谓“吃人的礼教”，存着“必欲毁之而后快”的怨怼心态，他们是复仇的人，踩踏着哈姆雷特式的独白步伐，到头来，空留复仇不成的凄凉和孤独形象，以悲剧收场。敢冒各种反传统、反群众的大不韪小不韪，他们更是“放屁的人”，穷酸恶臭，如一士之谔谔般大鸣大放，最终，却只让他们成了自吹自擂，乏人搭理的忧郁白衣小丑（Pierrot）。历史的冷酷，群众的无情，可见一斑。

如果说，前人的悲剧（坐牢，书被禁）是“刺客型”文化批评家的宿命，龙应台乃是一则历史的童话或牧歌。龙应台她其实一点也不野，《野火集》的野乃是“礼失求诸野”。作为一个喝过洋墨水的自由派作家，龙应台不可能像传统文人那样唱高调，筑起一道与世隔绝的高墙。贫困的出身，加上以劳动阶级为主的生长环境，让她更像是野地的稗子，具有十分务实的性格，立论处处充满“卑之无甚高论”的合理性与现实感。相较于前人自我放逐，反体制的游击战略，龙应台一开始就站在历史的亮处，置身群众中间摇旗呐喊，很自然地融入代表全民心声的合唱曲中。如果，前人擅长以毒攻毒，如化脓剂般，奋力将痈疽赶尽杀绝，龙应台则是一帖正直中和的正气散，吃了强身，多吃也无害。

虽然立意烧掉旧框架，龙应台对体制的态度乃是温和的、改良派的。在当年广受瞩目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大学生你为什么不闹事”系列文章里，她的笔调，一点也不辛辣刻薄，反而娓娓道来，轻易地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取得平衡，展现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说服力与来自民间的浩然正气。龙应台是一个新时代的文化批评家，但，她也自期、自许是一个具有高度伦理反省力的自由人与现代公民，在她的字典里，公与私，男与女，上一代与下一代，情与理，传统与现代，文言与白话，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她不怕有人说体制坏话、说传统坏话，只怕大家不说话；她不怕自己或别人到处煽风点火，就怕“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野火于今看来正是当年的一个部落格

《野火集》现象说明了，小不是重点，以小可以搏大，小红帽可以棒打大野狼，小市民可以力挑大特权。不少人今天批评龙应台是大论述（sic，其实是“大叙述”），回到当年，龙不过是，挪用今天的网络词汇，一个小小的“个人新闻台”，一个无权无势的部落格，因为敢怒敢言、敢骂敢冲，不但有了人间副刊的平台，而且马上红遍台湾。

仔细思索起来，我们仍感不解，忍不住要再问一遍：一名默默无闻的归台学人，一位与主流文坛无涉的新人，一个看似无所挂搭的孤立个体，何以能撼动广大群众？历史的偶然如何变成必然？这位在赤贫的高雄茄萣乡生长，在纯朴的成大校园做梦，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文艺少女，何以能拥有宛如少女漫画般的“变身”魔力，在一瞬间蕴生巨大能量，把众人连结在一起？正气散、运气散云云，又如何变成众人借助练功的丹药？

毫无疑问，龙应台的成功，时代的风云际会，乃是建立在战后中产阶级的成熟，以及，相对应的，此一阶级的渴望在台湾社会当家做主。然而，真正将她和众人的生活串连起来的，不如说是，龙应台的草根性格，激发了当年大小市民的公民意识，也就是说，正气散的药效即在于，催化台湾人潜在的公民精神，让家国情怀、乡土情怀以及个体价值和尊严，紧密扣合在一起。

龙应台的《野火集》，借用现代广告商的词汇，因此是属于众人的。龙应台一直就是个“说故事的人”，她的文章夹叙夹议，饶富传统的说理训示，却从不见艰涩聱牙的论述援引，有的只是一篇篇，掺杂作者与周遭众人生活经验的故事。透过这种说故事的方式，龙应台将她在欧美社会生活过的公民经验，拿来和台湾市井小民的本土经验作沟通，为民间社会和西方公民社会搭起了一座桥，把那些当年台湾社会亟需的、崭新的理念价值和形式，通过她的故事、人物，传达出来。

龙氏正气散的成功乃是一个奇妙的启示：批判体制就一定得反传统吗？乡土情怀、家国情怀之外，如就文体看来，龙应台的言说策略，其实和传统民间艺人的叙述技艺相仿，像是行走江湖，落地说唱的说书人，或者，早年扭开AM频道，一边讲古一边卖药的广播主持人；只是，新式说书人龙应台，说的是现代警世寓言，卖的是正气运功散。

盗火的玉娇龙

这20年下来，龙应台可以算是中文世界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化奇观，她所搭建的思想桥梁，让菁英与大众、民间社会与文人传统、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有史以来，从未这么大规模地串连在一起。纯真如她、天真如她，宛如一名行侠仗义的女侠，在华人世界到处路见不平，“放火”相助。就这样，一路从上海、新加坡到香港、广州，侠女龙应台算得上是某种程度的玉娇龙，虽然不谙武功，无法轻身一纵、飞天走地，或者刀光剑影，杀得敌人落花流水，但同为女人，她们的天真，教人无从防备，放火绝招一出，往往出其不意，让人措手不及。

进一步探究，我们发现，其实台湾就是龙大侠的练功房，她扎马步的场地，她在这里开创了一个可径称之为“野火时代”的东西。

龙女侠放火的绝招究竟出自哪一本秘册宝典？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从这角度看来，龙应台的“野火”，大抵是承继盗火者的启蒙角色，将她在西方世界盗来的火种，带回家乡。五四以来，这些前前后后到外地游学的人，像龙应台一样真正航过海在外闯荡，然后回到本土，关注自己的使命，企图将第一手西方生活经验的视野，和本地传统做沟通的“水手型”作家学者，大有人在；难得的是龙女侠洞烛机先，匠心独运，在她的创意研发之下，源自异域“以夷变华”的野火与本乡本土“礼失求诸野”的野火居然能汇成一炉，照亮了华文世界的废墟。可惜的是，他们的队伍当中也混入了不少或许可以称之为“海盗型”的文化买办，这些人关注的是别人有什么财宝、有什么秘笈，可以现买现卖，因此常搬来许多炫人耳目的理论，实际上却对西方文化缺乏内在的理解，更根本的还是，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记忆与经验，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西方。但，这也许是长期以来无法破除的宿命，就像过去台湾被认为是海盗的典型，如今说穿了，大家往往也还只是在做仿冒代工的工作，拿西方世界的财富来当自己的饭碗，并无法进一步提升自己。

再度放火，《面对大海的时候》引发论战

过去，台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耀眼地位，一度让我们感到相当自满，我们因此可以自豪地说，龙应台是台湾文化输出的骄傲。然而，曾几何时，跨越千禧年，进入21世纪后的短短四五年间，台湾的“成功故事”却如梦幻泡影般迅速地褪了色。曾经，最让众人志得意满的台湾价值，现在回头看来，变成一场可疑的历史大戏；曾经，我们以为掌握最进步的现代和后现代论述，如今纷纷宣告破产，思想像整个被掏空了一般。“野火时代”大力标榜全民民主、全民发声的年代的到来，强调大破大立，唯有人民得以透过自我与群体的“权力意志”，进行一场翻天覆地，扭转乾坤的“价值重估”，光是1987到1989年间，就发生了17个社会运动（消费者保护运动、反污染自立救济运动、生态保育运动、原住民人权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不一而足）；然而，若以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环保议题为例，每个家庭今天依然宁愿砸钱买饮水器、滤水器，也不相信当局可以协力改善饮水问题，不相信当局的公共工程，不相信当局会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野火集》所开创的公共空间、公共论述最后几乎悉数垮台。我们除了对公共工程失望，对充斥各种callin节目的公共领域更是充满愤懑之情，蓝绿相互责来怪去，以统独、族群等简单粗暴的符码去诠释别人，整个社会宛如陷入空前的灾难，眼下只感到一片幻灭和迷失。

台湾经验的无法累积，台湾价值的失落，如果归咎起来，首先在于，我们只有蒋勋所说的“减的文化”，而没有“加的文化”，也就是说，下一个政权往往处心积虑地把上一个政权的文化连根拔起，铲除殆尽；其次，也许更重要的，过去台湾经验或“现代性”被设定的模式，我们不得不承认，让人往往看到的是一个新的扩大的名利场，深深为它所展现的浮华世界所着迷，而看不见传统、历史、文化的价值；也正因为众人在实际生活中看不见人文价值、古典价值的作用何在，以至于我们一度引以为傲的台湾经验，所谓经济奇迹，所谓民主政治，到头来都只是金钱游戏与权力斗阵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过去创造经济奇迹的台商其实是一种干练的个人主义典型，五湖四海浪迹天涯，擅长单打独斗，虽然来自土地，却向往海洋。时至今日，当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已累积超过24个台湾所能承载的程度，当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虚拟的感官体验充斥于电视、电子资讯的大海，大部分人似乎只能强调“随机应变，快速反应”的竞争守则，选择当一个只看得到“利”而见不着“义”的“独眼龙鲁宾逊”。这种“台湾制造”的鲁宾逊，徜徉在个人主义的荒岛上，凭藉着一台手提电脑和互联网，下载一堆资讯软件，陶醉于速度带来的快感，不出门就可以跟全世界打交道，使台湾变得益发像一座波浪形的海岛，一层层波浪迅速涌至，每一波都比前一波更快；速度感更强，淘洗的力量越大，也让人因为速度的追逐而抗拒更本质性、更根源的种种课题。

面对台湾经验的失落，龙应台选择在两年前重出江湖，再度在人间副刊上大规模地放火，集结而成《面对大海的时候》一书，其中尤以《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与《五十年来家国》最引各方的瞩目与争议。只是这回，野火变成了战火，一波又一波批评和质疑的声浪，放火的人几乎差一点就要灼伤了自己。在龙应台开出的一系列文化药方里，关于现代公民的格局、素养和梦想，或者是相对于全球化和在地化，台湾跟世界历史接轨的国际化问题，其实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正字标记的龙氏正气散。只是，当众人迷失于统独、南北分裂的此刻，当大家犬儒地选择不表态，或假装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在特定历史时空的这点上，龙应台明确提出她的价值观，投射出她的意识形态，天真地要大家回归中国文化，让台湾成为“中国文化的灯塔”，不禁让人有一种迂阔之感。

面对大海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和桑丘放眼四看，见到了生平未见的大海，浩浩淼淼，一望无际，比他们在拉·曼却所见的如伊台拉湖大多了。海边停着一艘艘海船，正在卸船篷。可以看到上面张挂的许多彩带和细长三角彩旗在风里抖动，蘸浮着水面。船上喇叭、号角众音齐奏，远近军乐一片悠扬。海船开动，顿时有无数骑兵应战似的从城里奔驰而来，都制服鲜明，马匹雄健，船上战士连连放炮，城上也放炮回敬。城上炮声震天，惊心动魄，海船的大炮也声声相应。大地如笑，海波欲话，天气清朗，只有炮火的烟雾偶尔浑浊了晴空；这种情形好像使人人都兴致勃发。桑丘不明白怎么海上浮动着的庞然巨物会有那么许多脚。”（杨绦译文）

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的结尾，拉·曼却的“梦幻骑士”堂吉诃德离开了西班牙的内陆荒原，来到梦寐以求的巴塞罗纳城，在那里，他和他的傻子跟班桑丘生平第一次看到海，亲眼见证大海时代的来临，心中的激动震撼自是难以言喻。也就在同年冬天，堂吉诃德几乎可以说是了无遗憾地死去。话说回来，作为一个中古世纪的破落骑士，他的驽马、长矛和生锈的盔甲、盾牌毕竟是不属于大海的，也因此，在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只能落得，为一个时代的逝去，望洋兴叹。在我看来，堂吉诃德和龙应台，一个中古西方骑士，一个现代东方侠女，两人都为拯救旧有价值而显得或陈腐或迂阔，却也都是伟大的武侠骑士理想的化身。甚至可以说，龙应台接续了堂吉诃德的精神，背负着维护古典价值的使命，在华文世界孤军奋战，踽踽独行。

期许一个有国际观的新江湖

台湾的民主政治蓝图，向来都是嘈嘈杂杂，一点也不井然有序的，台湾人的处境或困境，也往往就像是存在主义哲学家齐克果所说的，那种扬帆出航以后才被匆匆告知任务的船长和水手。也因此，假如我们能认识自己的漂流状态，掌握它的真实与不真实，就可以进一步认知，我们过去从哪里漂流而来，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能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有龙应台所说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了解我们的挫败和迷失，找出突破这些困境的方法。即使台湾社会过去尚未，最近的未来也不一定能产生一股“决定性的多数”（critical mass），去统合出新的价值秩序，我们也可以朝“决定性的个人”和“决定性的少数”的大方向迈进。说穿了，龙应台所传承、传递的野火，其实就是一种乌托邦的想像，教导我们在现代的荒原上培养价值的火种，批判的火种，或点灯或放火，在众多的小天地和大天地、边缘和中央之间，找到一种新的文化串联的策略，就等有那么一天，小天地连结大天地，边缘再一次反攻中央，把国民党劫、民进党劫，把当下令人十分难堪的“国民进党劫”终结掉。

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一股源远流长、不容忽视的民间生命力，一个不相信官方的小传统，当被压抑的民间力量日益壮大，它往往悖离中央，寻求创造自己的水浒或桃花源。400年台湾，从郑成功家族帝国到今天的民主法治社会，见证的就是这样一股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的民间力量。在我乐观看来，今天的台湾民众已不复是昔日的市井小民，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见过风浪、见过广大世面的台湾人，早已共同创造出一种也许可以径称之为“江湖台湾”、“功夫台湾”的东西，正逐渐加速与“江湖国际”、“功夫国际”的接轨中。这样一种扩大的江湖感，这样一种国际性“江湖文化”，正是一个充满想像力与创造力的“第三空间”。只有在这样的制高点上看台湾社会，我相信我们才不至于重演“小红帽与大野狼”的加害者与被害者的游戏，掉入任何一种政治版本的本质主义陷阱中。也只有在这样的制高点上，在这样的建构式文化空间里，我们才可望从仿冒代工的“海盗台湾”，成功地转换为一个深谙东西文化的“水手台湾”、“游侠台湾”；我们才可望沟通夷狄与华夏，沟通利与义，创造出一种新的江湖文化与江湖道义。

《野火集》出版至今已有20个年头，20年的漫长光阴，足以让整整的一代人凋零，让新的一代人出生、成长。进步的真理与幻象似乎永远共存，20年见证了战后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时代”（Epoch），20年又何尝不能算是一个小小的佛家所谓的“劫”。新一代的读者们哪，不管你们是酷世代、炫世代，还是破世代、孽世代，民主政治只是一种（讲究操作熟练度的）技术问题，并不牵涉价值的创造，从龙应台的部落格，到你们的部落格，也只有一种梦想的距离。如福柯所说，我们一再发现自己处于开始的位置；因为这样，我们更应当一起思索未来，以新的火焰挑战者、文化挑战者为己任，化被动为主动，大力叩问个体生命的意义，将我们共同的困境，化成一场戏剧性的自我追寻，扩张梦想的蓝图和坐标，脚踢东西文明，甚至期待有一天，将龙应台的野火放回西方去。新一代的读者啊，让我们从批判的野火中浴火重生，锻炼出一种新的文化理念与价值的炼金术——《野火集》本身正是这样一部新文化的经典——把启蒙的故事、野火的传奇，继续传述下去。

（本篇略有删节）

杨泽 2013-08-22 20:5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