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新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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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前面的章节想要传达的是怎样的一种中国形象？这些章节对于中国的未来又有什么暗示意义呢？以下是我自己就政治脉络做的推断。
    一开始，乃是中国最古的夏、商、周三代国家社会（state-and-society）的君主拥有而且据称也行使的权力，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当时生活的所有层面似乎都已政治化了，也就是说，都与君主有关，在君主怀着戒备的监视之下。
    接下去吸引我兴趣的，是汉代的掌权者学会怎样培训、挑选、配合那些致力于正统儒家理想及仪式的读书士人。掌权者也发现借着确立官方意识型态而任用官僚的办法。到了公元第七世纪，隋唐两代不但重建大一统的帝国，而且开始利用考试制度选拔公职人才，从而削弱了贵胄家族的控制权。最后，宋代让奉行理学名教的地方士绅或士大夫阶级管理地方上的事务。
    尽管历史学者往往会忽略，一般都称赞理学思想整理出来的秩序是礼教制服混乱的大成就。儒家注重君臣子民行止合礼，证明思想灌输和端庄的举止都有助于维持文明社会的形象。独裁统治的事实隐含在儒家的治国逻辑（或可说治国迷思）之中，依此逻辑，统治者的崇高行为可激发他人的仿效与衷心顺服。理学发展高峰的明代，理学秩序划定了自己的界限，只求保障农民、收税者、统治菁英阶级的安全，不大顾及外在世界。
    一六四四年起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外族的军事控制作风也纳入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系统。汉族中国与满、蒙的共生关系肯定了理学思想的秩序，并使这种秩序更臻于完美。中国的农业游牧官僚体制，与当时西方国家发展中的工业军事体制是迥然不同的。
    这种差异，乃是礼教中国与西方平等交往的一个障碍。例如，皇帝在理论上拥有无上权威，是帝国架构中的拱顶石。但是，皇帝的中央权威从一开始就启发了许多自我管理的、自立的社会团体形成。结果，中国上下听命于一个理论上独揽最终权威的至高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权威事实上却笼罩不到地方的活动领域。以清朝皇帝君临的版图之大而言，他实在是位诸事不管的统治主。大清皇上理直气壮地消灭了所有的乱民、叛党、谋篡者之后，却几乎从不在国民生活领域里现身。地方士绅和农民凡事只靠自己打点，仅在紧急状况出现时需要请示朝廷。
    地方舞台不给中央政府施展机会，关键因素在于礼仪和意识型态。上层阶级的生活以科举考试为重心，即便得第做官的人极少，科考制度却是肯定理学名教的。理学的理想是要训诫百姓黎民服从，教导士人菁英成为以地方事务为己任的自发领袖。军人屯田自行给养、地方士绅经纪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管理的工商行会制约自己的经济生涯、准备应考的举子在书院里自修，无一不深受理学观点的影响，也就是敬祖、忠君、尽本分、守规范的观点。
    中国社会的统一而自我约制的特性，也可以归因于一项地理事实——古代中国的腹地在海上来的变量影响可及的范围之外。关外游牧民族的武力和治理才能成为中国的固定一分子以来，始终不得往航海的路上发展。到了满清时，陆上来的外邦接触问题，大致都平定安抚下来。航海防衔、远洋商贸、海军武力方面的问题却不然了。
    理学名教的社会与晚明清朝帝国的弱点在于，历史悠久的独裁体制一直固守着对于所有人、着作、思想、礼仪、军事行动的最终督导控制权，同时却未发展出能够容忍多样化、异议、少数人的观点、相抗的政策等等的制度系统。思想行为一致的堂皇外表虽然支配着一切，其实却是空洞的。在这空洞外表与日常生活事实之间是一片真空，这片真空中原本应该有一些为近代多元主义所做的准备。凡事只容许一个正确标准，便是否决其它可行可信甚而已经普遍存在的想法，否决多元性。层峰武断主张的政策一元化，否认了地方上便通权宜的多元性。
    另一个伪装成伟大功业的缺憾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本来中国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六八〇年以后人口暴增更造成大得不利于运作的社会，其中的教育识字、卫生、粮食供给、地方司法、治安都是严重问题。十九世纪的清政府脚步根本追不上难题的衍生。
    近代化变迁带给大多数民族的正负面影响也许是等量齐观的。中国却因为追求现代化起步太迟，未蒙其利便已受其害。如果清朝皇帝在一七九三年就接受了马戛尔尼带来的英王乔治三世的要求，在那时候加入了单一民族国家的贸易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原可与日本不相上下。然而，清朝反应迟缓，结果便是一个世纪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到了二十世纪初才对海上来的接触有所响应。这并不是改换一个朝代就能完事的，农业与官僚的结构得要商业化——以完成自明代便已展开的变化过程。但是这还不足以担保发展进步，首先必须让近代科学知识取理学思想的地位而代之。这种改变造成的是以出国深造专长为目标的新型读书人。
    然而，人们追求统一团结的新政府，成就的显而易见却是中国传统的延续。不分改革派或革命派，人人认为经济成长应该按某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受中央政府控制。列宁主义的极权主张延续了帝制独裁的主张。理学教条的绝对真理地位，被同样绝对而总括的马列思想取代。帝制时代的统治阶级包括内廷掌权者、外廷官僚、地方管理中的乡绅士人。在共产党当政时代，统治阶级改换为党领导人与中央委员会、遍布于政府机关的受过思想灌输的党员、地方干部。新的共产党秩序与旧的帝制秩序非常相符，以致继皇帝之位的毛泽东既能掌握独裁权，同时又能以革命者的姿态带领群众参与政治。
    毛唤起干部做积极的自我批评，以及他未能办到的促使地方靠自己筹资发展，两种策略都呼应了明太祖的政风。朱洪武治理地方靠的是里甲劳役与保甲连坐，毛用的则是自我警察式的街道委员会和总揽全权的“单位”。邓小平时代以政府监督商业性活动，如共党之倚重国营企业，也类似清政府利用行商从事经纪与合法的垄断。至于精确的成本会计和律师办理的契约业务，比起其它与古制古风有连续性的政策，只算是一些浮面的新奇装饰。
    另一个与中央权威衰微再重生一同发生的要素是军事化的过程。到十九世纪晚期，借着军事垄断、电报、铁路、轮船的助威，政府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可以更迅速而广泛地奏效。二十世纪的科技使政府能够无所不在，极权体制也因此成为可能。
    在现代化过程的昏乱之中，追求文明社会的一番努力又有如何的遭遇呢？这种追求起于现代化带来的专业化，以及专业化导致的专精者在各自领域中的自主。例如，在工程、航空、化学、现代医学等行业中，不可能由政治核心来操控其科技。政治控制的企图遭遇专门知识的障碍时，很难置之不理而续往前进。新兴的科学工技，意味着到处是小撮自主的政治体制。因此，正统思想信仰有其局限，多样化可能由此而生。
    令中国独裁政治的继承者深感棘手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但要专业自主，而且要外国知识界似乎当然一定享有的多元性。中国的思想向来是本土滋长的，或是将外来者中国化的，如今却伸展到中共政府的控制力之外；现今的学者读书人之中，有极多人可以投入世界学界活动。
    再说中共的经济成长，外界观察者和许多中国人不约而同认为，不可能在没有更大程度民众参与政治的情况下进展到多么远。这两方面的成长，以及其它许多要素，都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少的。以中国大陆人口之多，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之一是，遏止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妨碍大众生活水平提高
的“退化”（involution），即是，产品量增加，每人工时的生产力却未增加。毛泽东时代还有这个现象存在，报酬递减律（因为人太多之故）至今仍绊住中国。
    解困之道在哪儿？既怀疑又有信心的墨子刻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有“乐观的现世性”（optimistic this-worldliness）的癖性。这种特性坚持只论事情压根儿应该如何如何，不论其事实上本来是如何，而且将其它驳斥为不道德。墨子刻主张中国接受“三个多元主义”或“三个市场”的观念，亦即是，自由市场经济、知识分子的观念意见市场、有相互冲突却可协商的利益团体与政党的政治市场。大家在市场里“都追求合法的而且至少有些许自私的目的”。
    在西方眼中看来，中国发生的也许像是独占与竞争之间的斗争，而竞争的自荐条件是扩大生产力。中国人的眼中看来却不然了，可能要用较道德性的角度来看斗争，强烈反对经济生活所呈现的物质主义与贪欲，谴责思想的自由市场上经常存在的混乱，贬诋代议政治容忍的以利益团体形态出现的自私自利。
    我们不妨把中国朝文明社会的动向枧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趋势，但不可就此断定这个趋向必然导引中国走向西方那种有自由选举、代议政府、法律保障下之人权的民主体制。反之，中国式的民主可能会有同等阶级团体中的选举、同侪团体之内一致同意下的代表权、比西方规定得较狭隘的个人权利以及其它。
    中共试图仿效其它国家运用过的民主化程序，结果有好有坏。西方民主政权没有找到能够更有效遏止贪污、维持士气的办法之前，这些民主政府的范本可能得不到中国人的一致赞许。我们这些外人可以就中共急需的人权奉上建议，但是，我们未能在约束我们自己的传媒暴力、毒品、枪枝制造业等方面以身作则之前，实在不宜催促人家向我们看齐。我们倒是必须仔细反省一下我们对于中国做的那些基本假设有无不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