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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界定

　　卢梭留给后人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评价他与启蒙运动的分裂，如何评价他在那场分裂中苦心经营的那份价值理性？卢梭的价值理性，首先是以对抗启蒙运功主流学派的工具理性的形式出现的。这场分裂，当然是启蒙运动当事人的不幸。然而同样由于分裂，后代人的眼界却大大拓宽，得到了启蒙运动的双份遗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早期对抗，可能是近现代大陆政治思潮与英美政治思潮分道扬镳的起点。本书集中探讨了价值理性在法国革命中过于泛滥的祸害，但是，本书限于篇幅难以申述的另一部分史实，也会说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不可偏废，两者必须兼容并举。以罗伯斯庇尔的形式再现价值理性的一家独大，或是以反卢梭的形式造成工具理性的一家独大，都将给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造成偏残畸形之后果。欧陆先验政治思潮有它的克星，英美政治思潮也有它的克星。由于英美政治思潮偏重工具理性，拒绝价值理性的终极关怀、目的追问及道德热情，英美经验政治思潮占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发生社会性精神危机与政治冷感症，因此才发生新左派运动和法兰克福学派对英美政治从左翼立场出发的批判运动。两方面的史实说明，卢梭的价值理性与启蒙学派的工具理性，应该构成人类精神平行飞跃的双翼，两者之间的相互对峙，相互解毒，可能是文明社会健康发展的较佳模式。既然是相互对峙，道德理想主义的边际界限在哪里？或者换一个问法，在政治生活中，价值理性相对工具理性，究应定位在哪里？

　　我的看法是，价值理性应该定位于社会，而不是定位于国家，定位于政治批判，而不是政治设计，定位于政治监督，而不是政治操作。

　　近代化是理性祛除神学巫魅的历史过程。近代政治理性化，当应是中世纪神学政治论的消磁过程，也应是卢梭式政治神学论的消磁的过程。与此同时，近代化还应是人的道德尊严高扬过程，因此，近代化的另一方面，则应是接受卢梭—罗伯斯庇尔精神遗产的过程。谁来接受这一精神遗产？怎么接受这一精神遗产？宗教神学来承担，伦理学来承担，政治哲学来承担。政治哲学应该与前二者携手，唯独与政治学分手，成为“非政治的政治学”。政治哲学退还政治学之本位，纠正本身之越位、错位，才能克服反异化理论在这里走向本身异化之弊病，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此前提下，政治哲学从人性本善的高处进入，开辟社会、文化、政治的批判层面，从外界进入与政治学操作过程的接触锋面，与之交锋、交流；政治学从人性本恶的低调进入，开辟制度约束的规范层面，承担政治操作的行为功能，同时承认并接受来自界外的批判层面；这两个层面前者在上，后者在下，前者在左，后者在右，前者在野，后者在朝，方是各自的边界划定，各自的动态范围。

　　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理性，在边界限定以后，才能在近代化社会健康发展，也应该在近代化社会健康发展。卢梭思想作为１８世纪的精神早产儿，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实践中，可能意味着对近代化潮流的反动。但是，它在２０世纪经过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污水排灌以后，又可能梅开二度，绽开它新的花朵。作为现代社会批判运动的价值资源，而不是政治蓝图的乌托邦设计，让·雅克·卢梭的名字，是可以也应该获得第二次生命。

朱学勤 2013-08-20 15: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