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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解构与建构平等对话

　　卢梭提出的另一个挑战性问题，是文明解构与文明建构的关系问题。

　　卢梭之出现，使人们意识到，历史进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长与文明的负值效应两条对抗线交织而成。前一条线导向人类乐观的建设性行为，后一条线导向人类悲观的批判性行为甚或是破坏性行为。前者维护既成的文明结构，只同意添砖加瓦，不同意根本改造，并坚信随着文明的正值增长，文明内部即使存在有一开始盲目进入而造成的起点弊端，也会随着后补改进而逐渐消失。后者则怀疑已然状态的第一层基面出于非理性的盲目，文明一起步就意味着这些盲目因素的历史化、扩大化过程，因此，他们拼命抗住伏尔泰进步时钟上的指针，要求拆卸这一时钟表面后面的机芯，而不是改变表面上的刻度。也就是说，他们要求从文明的根部而不是从文明的现状来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将文明解构后再来一个重新建构。（此处出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吊诡：伏尔泰哲学表面上是理性的，然而他对历史的宿命论态度，表明他骨子里具有怀疑论的非理性倾向；卢梭以非理性的面目出现，但他对文明起源的审视态度，证明他具有强烈的理性化倾向。故而我始终拒绝用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析框架来划分伏尔泰与卢梭，一如我始终拒绝用保守与激进的分析框架来划分这两者的政治主张。当然，这种拒绝并不排除在具体问题上使用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我想，马克斯·韦伯之所以使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框架，而不使用现成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分法，凝集着他在方法论上的良苦用心。这种良苦用心对后人的启迪意义，就在于像韦伯这样的思想家，当他们构思一种分析框架时，首先避开了什么，而不是首先创造了什么？）

　　卢梭出现以前，未必没有文明解构者及其解构事件。如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早期雇佣工人起义，都有过“焚书”举功。只不过他们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文明解构者”。卢梭出现以后，从两个方面结束了这种状态，或延伸了这种状态。一是文明解构从盲目走向自觉，第一次拥有理论根据；二是文明解构从底层群众扩及到知识分子，一部分知识分子从后院放火，参加院外解构队伍，如１７９３年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如１９６８年从法国起源然后席卷欧美大学校园的“五月风暴”。这种文明建构与文明解构的冲突贯穿于整个文明史，使人类文明进步始终处于一种两极张力的紧张状态，并由此获得动力，在两极之间摇摆前进。历史上绝大多数思想家都属于文明建构的行列，只有极少数思想家在当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文明解构的主张。这两种思想家对文明进步扮演着不同的功能角色，前者如蜜蜂，忙于采花酿蜜；后者如蚯蚓，拱松文明的根部土壤。两者功能都不可缺少，但也不可相互取代。一般说来，前者务实，重视操作，容易流于保守；后者高远，重视理想，容易出现凌空蹈虚的失误。文明解构从思想进入实践，这样的历史时期并不多见。但是一旦进入，那将是整个社会逸出常规的非常，运动。为了对抗常规运动的巨大惯性，它有可能冒险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打开那个被常规禁忌封存着的危险能源——底层社会骚动不安的反叛激情，造成大众参预的猛烈局面。这时候，或在这之前，如果这个社会的精英文化能够及时吸纳、整合下层参预能量，政治制度能够吸纳、整合社会参与冲动，那么，这个社会或能争取到一段长时间的改革期，从容吸收、消解文明解构的爆炸性能量，化对抗为对话，化危机为机会，建立起解构与建构的文化性对话，社会性交流。文明结构本身也能渡过这段危险时期，进入逐步完善的自我改进机制。反之，则一发而不可收拾，改革变成革命，文化性对话变成政治性全面对抗，最后触发一场文明结构的全面解构，如１７９３年巴黎街头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局面，那就难免出现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重大悲剧。在这一方面，法国启蒙运动的吸收能力和法国政治制度的整合功能，不尽人意，都未起到应起的作用，留下了深重的教训。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国革命之所以爆发，爆发后突破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特定界限，进入革“革命”的命的激进化、全盘化的白热阶段，确实不能完全归咎于卢梭思想和罗伯斯庇尔个人，或归咎于雅各宾专政单一方面。

　　法国革命未能建立起文明解构与文明建构的平等对话，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革命后，经过几代人的自然淘汰，社会分裂和情绪冲动逐渐平息，法国人开始正视大革命的起因和遗训，并将这种研究成果用于社会对话的制度建设，才出现了长期稳定的和平局面。当然，文明解构与文明结构的冲突依然存在，柏格森、萨特、加缪乃至今天还活着的德里达，他们对文明结构提出的当头棒喝，兜底质问，不知要比卢梭当年深刻多少倍，强烈多少倍。但是，两者的关系由于建立了平等对话，却从恶性对抗进入了良性互补。文明建构与文明解构之间的千年阻隔被打通后，前者能够不断听到来自后者的呼喊，随时修正文明增长造成的负面效应；后者获得合法化、社会化身份，也就遵守与前者和平对话的社会法则，从武器的批判转向批判的武器，再也用不着诉诸暴动，诉诸极端行动。到这个时候，法国人才可以松一口长气，放心地说一声：“我们终于结束了法国革命，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即使起而复生，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从恶性对抗到良性互补，卢梭提出的问题，法国人用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才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途径，终于在二者之间建立了平等对话的社会机制。这一历史过程及其教训，值得其它地区、其它国家的人民念之思之。

朱学勤 2013-08-20 15:3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