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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意”克服“众意”——自由的失落

　　卢梭的“公意”，是作为“众意”的相对概念出现的。卢梭 “公意”的产生过程，就是“众意”的克服过程。卢梭说：“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总有很大的差别；⑨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相抵消的部分［１０］之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１１］

　　 在同一本书另外一个地方，卢梭提到社会的产生类似于化合过程，也许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公意的产生就是克服“众意”的结果：

　　 假如普遍社会存在于什么地方，而不是存在于哲学 家的体系里；那末，正如我所说过的，它就会是一个有道 德的生命，有着它自身固有的品质而与构成它的那些个 体生命的品质截然不同，有点像是化合物所具有的特性 并非得自构成化合物的任何一种混合物那样。［１２］

　　 很显然，卢梭推演“公意”的产生过程有两步：从私意到众意，是“一度聚合”，为物理变化；从众意到公意，是“二度抽象”，为化学变化，从中化合产出一种新的物质——“公共人格”，或称“道德共同体”。

　　 众意从私意中聚合产生，洛克、伏尔泰都不会反对。这正是他们为之论证的资产阶级近代自由社会与近代政党的产生过程，也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共处于一个平面利益板块，双方不能凌驾对方的存在模式。洛克、伏尔泰之平庸，亦在于此。他们永远只满足于作一个世俗社会的物理学家，不敢奢望作一个世俗社会向道德社会化合飞跃的化学家。卢梭凌空蹈虚，向前再跨出一步——从众意中化合产生公意，进行“二度抽象”，设计一种社会化学工程，这一化合新物就是洛克、伏尔泰所不敢想像的“道德理想国”了。

　　 正是这个“二度抽象”，向前再跨进的一步，把近代社会自由与政党政治的两个根基抽象净尽。

　　 首先是个人存在空间。

　　 众意社会是允许私意多元并存的聚合社会，公意社会却只有一个“透明”的“道德同一”。卢梭并不是遗忘个体利益，而是处处感觉到个体利益存在的隐患，故而处处呈现出排斥个体利益的高度自觉。卢梭声称他已发现：“社会的进步会唤醒个人的利益而窒息内心里的人道”，［１３］反过来则是：“只有私人意愿与公共意志完全一致，每一个人才是道德的”。［１４］

　　 卢梭也曾考虑过对公意的限制，留出一些私人空间。那段话是这样说的：“除了公共人格而外，我们还得考虑构成公共人格的那些私人。他们的生命和自由是天然地独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因此，问题就在于很好地区别与公民相应的权利和与主权者相应的权利，并区别前者以臣民的资格所应尽的义务和他们以人的资格所应享的自然权利”。［１５］西方一些新左派学者抓住这一限制，曾为卢梭作出大量辩解。但是，这样的限制从两方面看，最终是无力的、虚幻的。

　　 首先，谁能判断这一“区别”？卢梭明言：“唯有主权者才是这种重要性的裁判人”。［１６］这是对限制的反限制。如果我们联系本节前引卢梭的第一段论述——“创制者必须抽去人类本身固有的力量。这些天然力量消灭得越多，则所获得的力量也就越大，越持久”，我们就会看到彼一时的限制，完全被此一时的反限制取消了。

　　 然后，纵观卢梭一生的理论脉络，这样的限制究竟是他始终坚持的观点，还是偶然出现、空洞无物的“但辞”？１７４７年卢梭创作首篇论文时，即奠定了他一生追求道德救赎的基调。他以先知法布利希乌斯的口吻宣喻世人：罗马最光辉的业绩是征服并“创造了一个道德王国”。［１７］如果说，他这时尚未意识到私人空间与道德王国的冲突，以致到１７５９年创作《社会契约论》时，突然意识到似乎要留出一些私人空间，方出现上述“但辞”，那么到１７７１年他应波兰威尔豪斯伯爵之请，写作《对波兰政府其及１７７２年４月改革计划的考察》时，他就以更为明确的口气把他一生的逻辑联贯表述了出来。那段话是这样讲的：“你希望公共意志得到实现吗？那就使所有的个人意愿与之同化。既然道德不是别的，就是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的一致，那末同样的事情可以换句话说，那就是创造了一个道德王国”。［１８］

　　 这样的“道德王国”对个人存在空间意味着什么？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论主权者”一节中说得更为明显：

　　 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致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其他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１９］

朱学勤 2013-08-20 15:2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