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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别
—— 在顾准身边的最后一个月
陈敏之
五哥病逝至今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再也没有那一个像我的五哥那样，可以向他尽情倾诉，可以和他进行无拘无束的讨论，可以向他请教的人了。两个多月来，每当我想到什么，想按照往日的习惯给五哥写信、向之倾诉，而感觉到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时，我难以忍受地感到苦恼，感到寂寞。
现在，我写下这些，在九泉下的五哥是不是会知道他的弟弟还在怀念着他，因而精神上得到某种安慰？
我写这些，为了悼念我的五哥，也是为了自己觅取某种慰藉。
医院一月
1974年11月2日（星期六）下午一时许，午饭还没有吃毕，邮递员送来了给我的电报。电报是五哥发来的，说已住院，要我马上去京。看了电报，我预感到情况不好，心中极为不安。
这时距我9月30日离开北京，不过短短一个月。9月30日，国庆前夕。这天北京阴雨，五哥亲自送我上车厢，当时看他精神很好，看不出一点有病的样子，有一点感冒，总以为不久就会痊愈的。离开北京以后，我去银川、兰州、西安转了一圈，10月16日才回到上海。途中我虽然仍写信给他，但因为我在旅途中，他无法给我复信，因此一直到回到上海以后，我们的通信才恢复。
10月29日，收到他10月26日的来信，告诉我：自9月底以来咯血不停（事实上，9月30日我离开北京时，已发现咯血，因为怕引起我不安，瞒着我），并重新发现有低烧，觉得精神疲惫。准备采取过去五嫂对他说的“倒下来再说” 的方针。所里同志看他支撑不住，已写信给重之（五哥的小儿子），要他回来照顾，不知道会不会回来。军宣队这次主动提出要他来上海我这里，但他不愿意来。我立即回了一封复信。表示我坚决不同意“倒下来再说”。并且告诉他：如果重之能回来最好，由重之陪同来上海。如果重之不来，则我准备亲自去京陪他来上海，我同时又给三妹去了一信（五哥来信附去），除了告诉他五哥病情不好外，要她支持重之回来。
11月2日晚上，樱初好不容易给我买到了翌日去京的车票，而且很幸运地买到了一张卧铺。我心里自然是极度焦虑不安的。不过，我还是满怀希望，一俟五哥病情稍有好转，和他一起到上海来继续治疗和休养。
4日下午，我见到五哥，才知道2日他给我发出电报之前，所里军宣队负责同志曾给三妹打过两次电话。第一次通知三妹：五哥已住院，要她去看看，答复是“要研究研究”。第二次又去电话，答复是：“和五哥已十余年无来往”。军宣队要她通知五哥的子女，答复是：“我不知道，你们可以自己去打听。”又说：“上海他有一个弟弟，他愿意照顾，你们可以和他联系。”
三妹在收到我给她的信后，于11月2日曾给了我一个复信。信极简单，寥寥数语：“老五信寄回，没有意见。小弟（即重之）未来京。接到电话，说老五病住院，经济所约已告你。”从这信看来，三妹的态度和五哥告诉我的，可以证实是一致的。
我就是这样再次去京的。
由经济所老张同志（恕我忘了他的名字）陪同我各自骑一辆自行车匆匆赶到医院急诊观察室见到五哥时，我们都非常激动，彼此都强忍着噙着的泪和哽咽的声音，不愿增加哀凄的气氛。他亲切地和我握过手后，对我说：想不到你来得这么快。他告诉我，本来不想要我来京的，这次要我再次去京，在五哥是出于万不得已，而且他可能已预感到这次病情的严重，和往常不同。就在这第一次见面，他对我说：这次从前门进来，要从后门（意指太平间）出去了。随后，他又从衬衣口袋中掏出一个银行存折和积存的粮票交给了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对身后的一些事情似乎早有准备。他说话和动作虽然是平静的，但事实上对自己的病似乎已清楚地意识到是无望的。不过，他还是对我说：“希望能早一点住进病房。”这不仅出于护理和治疗方面的方便，这时他对自己的疾病显然还抱有希望，争取能早日治愈，恢复工作能力。几十年来，对于一个平常人来说难以忍受颠簸、坎坷、打击，没有使他折服，疾病当然不可能轻易使他屈膝，更何况他热爱生活，热爱伟大的祖国，在他生命的余年还要继续他已经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对未来的探索。生命对于他是重要的，他决不会轻易放弃。
经济所的同志告诉我：从10月初他就开始咯血。也曾经去就医治疗，但咯血终未能止住。10月16日起，终于支撑不住而卧倒在床（查他的日记，至10月15日日记的写作中止）。又拖延了半个月，一直到11月2日。经济所的领导看他实在不能再拖，才送医院。这时，每天咯血大半痰缸（200—300CC），身体的亏损是可以想象的。因为1973年8月他也曾咯血，医生诊断是支气管扩张，因此，这时我虽然见咯血不止而焦急，但还以为是旧病复发，不疑有他，仍然满怀希望，以为只要咯血能止住，就能逐渐痊愈，并以此劝慰他，我还对五哥说：我保证你从前门出去。
在急诊观察室的几天，为了止住他的大量咯血。医院大夫用了各种止血药物，而且剂量很大，然而仍然无效。11月7日上午，迁入了病房，五哥和我都为之很高兴，因为这就可以作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但是住进病房以后，并没有带来福音。11月11日，主管大夫贺仁通知我，经过化验，痰中发现癌细胞。同时，根据X摄片，确认为肺癌。乍听之下，我震惊得发呆了。接着一阵悲痛，哽咽住了。我知道，这是无望的绝症，生命对于五哥已经不过是时间问题，病魔终将从我手中夺走他，我怎么能抑制得住自己的悲痛！
五哥，我没有瞒他，因为我相信他经受得住。而他，确实也经受住了，显得很平静，好像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始终没有唉叹过一声。为了劝慰他，也是为了鼓励他，我对五哥说：你一生是倔脾气，对病也要倔到底，斗争到底。我还说：即使明知等待着你的是什么，也要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迎接它。他欣然点头同意。其实，我说这些都是多余的，他跟我说过：他并不怕死，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对于学术、政治无能为力了。
他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屈服过，但自然的肌体的抵抗力毕竟敌不过病魔的侵袭，眼看着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委顿了下去。他确曾顽强地为生命的延续斗争过。虽然吞咽十分困难，但还是强迫自己多吃一点东西，以增强肌体的抵抗力。他每天输液的时间多至七八小时，至少也要五六小时，在病榻上不能转辗反侧，但总是忍受了下来，一直到临终的前几天，才加了一副铺板，使他躺在床上稍稍舒服一点。他完全信赖大夫。本来，他对中医的科学性有些偏见，但为了不忍拂逆几位老友的好意，也为了冀求治愈于万一，他毫不勉强地接受了中医和中药的治疗。
他对生活的态度一直是积极的。他怕旷日持久。他的意思显然是不愿意缠绵病榻，既不能工作，又拖累别人。他曾对我说，与其丧失工作能力而活着，不如早点死掉。他对所有来探望他的朋友、同志以及四十余年前就结识的从远地赶来的老朋友，当他们临走的时候都和他们道别。这不是怯懦的语言，正是正视自己的未来命运的勇敢的珍惜的告别。
五哥患的是中心型肺癌，有鸡蛋大小的一个肿瘤生长在靠近心脏旁边，主气管分叉的左侧，因此，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既不能动手术切除（在手术台上就有危险），又不能照光（即深部X光照射或用同位素），惟一可选择的是化疗（即注射化学药剂）。以后经医院同意，同时又结合中医治疗，服用中药。开始化疗的头几天，反应似乎还好，咯血也略见减少，看到似有转机的希望，很高兴。但到十一月下旬以后，病情显着恶化，脉搏增快，自原来的 40～50次／分，增至 100次／分左右，到最后病危时增加至140～150次／分。呼吸困难，竟日竟夜不能离开输氧。12月 1日下午 6时左右憋气严重，一度病危。12月2日下午3时许，两手青紫，牙床紧闭，手足俱冷，一度处于昏迷弥留状态。经抢救后，始苏醒过来。这天晚上我九时多离开医院时，五哥神志还很清楚，虽然口齿不清，说话困难，但他仍一如往常那样说：你走吧，催我回去。我总以为第二天还能见到五哥，哪里知道这次竟成永诀，再也见不到活着的五哥了。
真挚的友情
在五哥整个患病期间，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五哥生前的一些朋友、同志的关注，特别是几位老友的真挚的友情，令我深深感激。
10月16日五哥病倒在床上以后，林里夫（五哥四十年前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的老同志，老朋友，经济所同事）每天到经济所来为五哥煮饮食，照顾日常生活。进医院以后，经济所领导虽然派了一位同志去照顾，但林仍然每天三次去医院悉心照料；十一月四日我到京后也仍是如此。事情也巧，我到京后的第二天，工宣队进驻经济所，原来经济所长期瘫痪的状态，为之一变，规定人人每天必须上班，不得迟到早退。这样，经济所当然不可能再派干部去医院照顾，而我也正好接替上。虽然如此，林当时每天下班后还是要到医院去探望一下才放心回家，并且总是为五哥鼓信心。当看到我每天上下午两次去医院，一天来回四次，整天在医院照顾，怕把我累垮了，立即要他的女儿皎皎每天上午去医院顶替我，还不时带一些食品给五哥吃。要知道，林在政治上的处境很不好，经济条件尤其困窘。然而为了挽救老友危殆的生命于万一，他根本不顾这一切。
为了争取及早住进病房，为了争取能不能为五哥输一些血，骆公（耕漠）为此去找杨纯（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处奔走多次。为了请林里夫介绍的老中医来会诊，骆公（还有张纯音同志）两次请了假，想方设法去借了或雇了出租汽车陪同一起到医院来。在五哥最后病危的那几天，晚上需要人陪夜，骆和林坚决不同意我留在医院，还准备他们自己陪夜。后来因为经济所其他几位年纪较轻的同志的劝阻，才算作罢。林、骆都已是六十多岁的高龄了，对于他们的这种真挚的关注和感情，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的。
应当在这里提到的还有陈易、翁迪民、何惧等几位。五哥病重住院，几乎每天都去，连他的女儿小群也热心地去找她的同学的母亲来会诊。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何惧，他患肺癌已八年，肿瘤已转移穿孔，据他自己说，他曾被三所医院的大夫判处过“死刑”三次，但还顽强地与疾病斗争着，并且异常乐观地生活着，为了介绍他自己的经验，为五哥鼓信心，还特地到医院来“现身说法”。
在上海的五哥的四十多年前的老朋友李少甫、李燮泉等，当他们从我给樱初的信中获悉五哥患病住院并且是肺癌时，他们立即写信给五哥表示慰问和鼓励。在给我的信中表示了最深切的关怀和劝慰。少甫还终于在11月底藉接他的女儿去上海生孩子为名专程去北京探望五哥。这时五哥已处于病危状态，但神志还十分清醒。12月1日上午我陪同少甫和他的爱婿高风去医院探望五哥时，五哥对少甫说：千里奔京，向我告别。这时离开五哥向这个人间永远告别已不到两昼夜的时间。
老友李燮泉因为自己有病，不能长途旅行，想去京而未果。还有沈尉平，正好从上海返回银川，途径北京，12月1日下午偕吴履绥一起去医院，总算在临终前见到了一面。
这里应当特别记述下来的还有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徐方）。五哥生前就曾告诉过我：1969年11月经济所从北京搬去河南息县时，他正是刚刚获悉五嫂（汪璧）去世已经一年多，稖头拒绝和五哥会见，不仅是精神上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时候，也是生活上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那时还只十五岁）给予五哥最难得的关心和照顾，咪咪常常偷偷地送一些奶粉之类的东西给五哥吃。咪咪对五哥的同情和感情似乎随着对五哥的理解的加深而与时俱增。以至五哥成了她心灵中最钦佩的一个人。她在获悉五哥病危以后给五哥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刚刚收到妈妈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 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 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 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 出现。东岳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 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 心。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 标，即使明知道这个目标是自欺欺人的，也要向着这个目 标去奋斗，否则你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 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以身作则的作用……”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 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 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 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 大的安慰。”
五哥看了这信，流泪了。我也是强忍着噙着的泪读完这信的。
感情决不会平白无故地产生的。究竟是什么魅力使这位姑娘对五哥产生了这么深厚的感情的呢？如果承认感情的深度是和理解的深度成正比的，那末，这个仅仅二十岁的非亲非故的女孩子对五哥的理解，实在是远非那些自以为革命，其实却是完全没有超脱一般流俗见解，实际上是以所谓坚定的政治立场来掩盖自私心理的人所能比拟的。
对于经济所以及所有关心五哥的同志和朋友，其中尤其是张纯音、江明、吴敬琏等几位，他们有的帮我守护在五哥病榻旁边，有的帮我整理五哥的遗稿遗书以及料理身后的事务，我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深深知道，当时五哥的处境和他们中间有些人的当时的困难处境，因此，对于他们的这种真挚的关心和帮助，我是永远铭记不忘的。
两代人的悲剧
11月4日，我到北京去医院见到五哥的当天下午，五哥就曾对我说：我所有的几个子女都想见见。又问我：在他临终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会见他？对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我忠实地转达了。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无法代替他们答复，我只能直率地说：这得由他们自己来答复了。
当天晚上，我没有见到稖头。小米（逸东，五哥的大儿子）当时不在北京，在云南某地工作一年，据说因为他爱人快要临产，将提早于11月中旬回京。我为了想避免和他们谈话时抑制不住自己激越的情绪，11月9日下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 各个领域），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 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这样的先驱 者，但是据我所了解，我敢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 上一点不理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 来，他不过是在探索着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 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作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 端，那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 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
在家庭关系上，他深深地爱着你们的妈妈。自从你们的妈妈不幸去世以后，他又把全部爱倾注在你们身上。我相信，这一点，你们是会感觉到的。这一次，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们兄妹五人都见见面。他还问我：如果他这次不幸死去的话，你们会不会去看他？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代你们答复，这只能由你们自己答复。（这里五哥用铅笔亲自加了如下的旁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是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然而我怎么也抑制不住心头的酸楚。这里我又加了如下几句话：关于你们爸爸所说的“害了你们”，我想作一个注解：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两全——既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又顾及家庭，这就是演成目前的悲剧所在。）
我没有想到我必需再次来北京，但是我觉得我不过是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因为我认为并不是单纯出于兄弟的情谊。
你们对你们的爸爸过去所采取的立场、态度，我不想非议。但是任何事情过分了，总会要走向反面，我想顺便指出：对于你们至今为止所采取的态度，舆论并不是没有非议的。娘娘这次对我说：你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由你们自己抉择。我虽然是看着你们长大起来的，但不想有半点勉强的意思，由你们自己决定。
我已经对祖母说过：如果你们仍然坚持过去的立场、态度，对你们的爸爸的健康以至一切，我都包了，而且包到底。我说这话是算数的。
我怕控制不住自己激越的情绪，所以写这些，代替我说话。当然，我想说的远不止这些。
你们的爸爸今天上午在病床上写的两个条子附此。
五哥的两个条子，其中一个的大意是：想见他们；表示他原谅他们，也希望他们原谅他。另一个是专给小米的。祝福他幸福（已经结婚并且马上要生孩子）。
见到稖头大约是当天晚上，小米的爱人也在。我的信她们两人都看了，反应是出奇地冷漠。既没有向我进一步询问她爸爸的病情和生活状况，更没有丝毫表示自己对此的态度。尤其令我惊诧的是稖头竟说：军宣队想甩包袱；还说：她已写信给重之，要他不要回来，理由是不合适。
我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气愤。以稖头这样的年龄和经历应有的水平，怎么能说得出这样不合情理的话来！谈话就此中止了。
和小米的谈话，情况更坏（11月13日晚上）。我给他看了我写给他们上引的这封信。开始，我努力克制着自己，语气平静，不要使自己情绪激烈。可是，最后毕竟还是控制不住满腔义愤动了肝火。对重之来京的问题，他和稖头持同样的态度，理由是怕受他爸爸的影响。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想法。用他们爸爸自己的话来说：我人都快要死了，还怕受什么影响？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是可以这样提问题么？——如果他们自己认为思想正确，立场坚定，又有什么影响可怕的呢？最后，我激愤地说：如果你们仍然坚持你们原来的态度，不要你们说，我宣布，我和你们断绝关系，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叔叔。这次谈话当然是极不愉快，而且毫无结果。
要重之回来，是经过经济所领导同意，由经济所领导写的信，当然是代表组织的意见。至于五哥，原意是想要他回来照顾，可以把我顶替出来，免得把我累垮了。一方面固然是为我着想，一方面也确实想借此机会可以和他的孩子“交流感情和思想”。因为在五哥的心目中，认为重之对他还有一定的感情。大约半个月后，重之给了我一封复信，表示坚决不回来，理由是“怕受爸爸的影响”。事实上，重之回来与否，其焦点集中在对他们的爸爸应当作怎样的评价和对他们的爸爸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实质问题上。
现在姑且暂时把第一个问题搁在一边，先说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对于一个具有右派分子这样政治身份的爸爸，在他生命危殆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过去，我对于他们的家庭关系，从来没有干涉过，而且，我已经指出，对于他们过去所采取的立场、态度，我不想非议。还应当指出：他们立场坚定，坚持要革命，跟毛主席走，不怕艰苦，对工作认真，这些都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不过，我确实认为，即使过去，他们所采取的某些态度也太过分了。我所知道的事实远非全部（因为我毕竟远处上海，不在一起共同生活），为了证实我认为过分了的观点，我想列举几件我所知道的事实。
1966年，五哥夫妻俩各自向自己的所属单位打了离婚报告，但并未批准，也没有进一步办理过法律手续。以后五哥搬离家庭，从此以后一直分居，没回过家；1967年，五哥回家取书籍和衣服日常用品等，其子女闭门不纳，五哥在门外虽叫唤再三，坚决不让进门。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随后他们要五哥签具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1968年4月，五嫂不幸自杀去世。他们不通知五哥，让他和五嫂最后告别，成为无可挽回的终身遗恨。1969年11月，当五哥即将随经济所离京去河南前夕，要求见五嫂一面而获悉她已不在人世，要求和稖头见一次面，此事经经济所军宣队领导同意并派人去和稖头联系，稖头竟拒绝会见；1972年8月，五哥自河南回北京，探询到稖头地址后曾写信给她，却仍置之不理。这封信，1972年10月我去北京，因为要探询五哥下落，稖头给我看了的，我还能记得此信的大意。五哥在信中说，现在还谈不上我对你们尽什么责任，不过，我积存了一些钱（补发的生活费）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信中问老母是否还健在，祝老人健康长寿等等。信中另外还附了一张油票，在另外一张空白纸上粘贴了他刚回到北京后八天拍的八张或六张半身照片，特别说明，如果谁看到了要，可以给他。我读此信时，一面读，一面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尽管重之他们可以责难和批评我“人情味”、“没有原则，只讲感情，只讲亲属”、“立场不坚定”，但我至今仍被五哥这种对他子女真挚的感情所感动，而并不为我的流泪而感到羞耻，更不认为这就是丧失了立场。
11月16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通过给五哥摘除帽子。当天傍晚，经济所领导派了代表到医院去向五哥正式口头通知，还表示五哥的问题，早在1969年就准备解决，因为经济所长期瘫痪，因而给拖下来了，借此表示慰问和鼓励。这个情况，重之、稖头、小米等我都告诉了，他们都是知道的。按说，界限问题这个“障碍”这时已不复存在了。可是，重之仍然不回来，稖头、小米仍然不去医院。我实在不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
12月4日上午9时半，经济所在医院举行向五哥遗体告别仪式。虽然三妹、稖头、小米上午8时就去医院，我原来以为他们一定会和我一起送遗体去八宝山的，结果竟未去，陪同我去的只有李少甫、沈尉平两位老友。12月6日下午我去八宝山取五哥骨灰，这天上午小米就知道这事。作为五哥的亲儿，竟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结果也是我一个人去的。
五哥对他的孩子也实在钟情。在五嫂不幸去世以后，把他的全部爱倾注到孩子身上去了。还在一九六九年那么艰困的条件下，他买了一只表，是准备给稖头的；同是在这个时候，他另外准备了一套被褥，打算有一天孩子会去看他时能用上；1962、1963年那么勤奋地笔耕（译述两本着作）是为了孩子；1972年回到北京写给稖头信中所表达的表示未能尽责的歉疚的感情是令人感动得为之涕泣的。每当他从我这里获悉他的孩子们的成长的情况，他感到十分欣慰；他把从我这里收集到的他的孩子的照片珍藏起来粘贴在照相簿中；而据母亲告诉我，孩子们却把父亲从幼时代起的照片全部毁弃了……所有这些和他的孩子对他的冷漠到冷酷程度的态度，不能不在我心中形成一幅强烈对照的图画！
有一次，我曾把他对他孩子的钟情戏谑地比作巴尔扎克小说中的“高老头”（这个比喻当然未必恰当），但除了引起他一阵苦笑之外，对他没有起到什么安慰的作用。
在五哥身患重病、生命危殆的时候，怀念他的孩子，想见见他的子女，想有一个亲子女在他身边照顾他，这原属人之常情。而他的子女在他缠绵病榻，生活亟须有人照料的时候，去作必要的照顾，也决不会有悖于毛主席和党的政策，更何况这时已经通过了摘除帽子，“界限” 的障碍已不复存在。然而五哥的这个愿望，一直到他瞑目为止竟未能实现！
虽然孩子们对五哥的态度是这样，但五哥始终原谅他们，他认为不应当责怪他们。可是，孩子们对他的态度，却始终影响着他的情绪，而且成了对他致命的打击。11月 27日，当他最后知道重之终于不会来，其他几个孩子也始终未去见他，他情绪激动，竟有四个小时不能平静下来。我记得第二天他见到三妹和七弟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想不到过去写的东西（指断绝关系的声明）竟有这么大的效力啊！以后，虽然经过大夫和我对他作了许多譬解，情绪稍稍安定下来，但从此以后，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11月28日，老中医第二次来复诊时，一搭脉，就说是着了重急，生了大气，表示已无可挽救，勉强开了处方。从这天起，到他去世，为时还不到五整天。
关于他和他的孩子的关系，曾经一度是我们通信中的话题，不止一次地提到过。1974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和五哥在一起盘桓的半个月中，也曾不止一次地谈论过这个问题。我虽对他说过：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他似乎同意这个结论。有一天，我们一起坐在紫竹院湖畔的长椅上，周围异常寂静，他情绪激动，以感叹的语气对我说：这个问题在他，总算解决了。其实，这个问题不过暂时在理智上解决了，他心中蕴藏着的对孩子的钟情，随时都会迸发出来。陈易在五哥病危的时候，曾以“英雄肝胆，儿女心肠”这样两句话劝慰过他，这后一句话的确说中了五哥的实在心情。
我曾经在给五哥的信中说过，这是两代人的矛盾。每一个时代都有这种矛盾，不过矛盾的内容随着时代不同而不同罢了！
现在，我要说，这是两代人的悲剧，是无可避免的，是时代的缩影。
五哥要求他的孩子原谅他。但我想说，不必要求这种原谅！
母亲的无法弥补的遗憾
关于五哥的病，对已经九十高龄的母亲到底怎么说，这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难题。11月4日晚，我去妹妹家看望母亲。对于我见到妈时怎么说，五哥已考虑到了。我们一致同意，不能瞒老人，因为瞒是瞒不住的。老人一定会奇怪，我才离开北京一个月，怎么又来了？瞒她，只会使老人满腹疑虑。因此，只能也应当如实告诉她。至于五哥病情的严重程度，当然暂时还必须保密，免得增加老人不必要的忧虑。
妈听到我告诉她五哥生病住院，没有显得激动和特别不安。几天以后五哥从急诊观察室住进了病房，妈似乎更放心了一些。不过，每天一定要等我从医院回来，并且问过当天五哥病情变化的情况以后才肯去就睡。当妈知道五哥每天只能吃半流质的粥和牛奶，就悄悄地背着我掏钱要阿姨去买来了鸡和蛋等，并且总是默默地每天亲自到厨房里去操作，一切都弄好了以后，要我带到医院给五哥吃，藉以增加他的营养，增强体质。妈不能亲自到医院去探望五哥，妈的全部感情，妈的一颗慈母的心完全倾注到这里面去了。有一天，当我看到妈又默默地一瘸一瘸往厨房里去为五哥亲自操劳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哽咽得淌下了眼泪。妈已经是九十岁的垂暮之年的老人，而五哥并不是没有子女。现在，他的子女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却要九十高龄的老母亲亲自为她病危的儿子操劳。处在这种一颗慈母的心和子女的异常的冷漠的强烈对照之中，我又怎么能不感情激动？！
妈唯一的遗憾是在五哥生前终于未能谋一面。
当妈知道五哥已经摘掉帽子，政治情况有了根本改变，而病情已经危殆时，曾以十分坚决的语气要到医院去和五哥见一面。她曾向三妹亲自提过，也曾向我说过。妈对我说：“已经十年不见，想去见见。”“我本来想在我病倒的时候，让老五来服侍我，想不到他现在竟要先我而去了。” 妈说这些的时候，声调虽然还是像平时那样平静，但噙着的泪禁不住还是掉了下来，默默地用颤抖的手擦了一下。
对于妈的这个要求，三妹起初想以路远、楼高等等来搪塞，这当然不会起作用。妈的答复是：路远可以找出租汽车；楼高，有电梯、有手推车。
两年来，我曾不止一次地努力想让妈能够和五哥见一面。但处在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我却不能支持妈的要求，原因是这里隐伏着见面以后老人和五哥两人一恸而绝产生更大悲剧的可能。我对妈说：现在你去见五哥，你心里一定会难过，五哥见了你也不免激动，万一你老人家再有一个什么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办？我真是上海也回不去了。这次，你无论如何就听我的。我每天去见五哥，也代表了你，就好像你自己去一样。母亲是十分通达的，虽然有点勉强，还是听从了我的劝说。但是，老人的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个结局也就这样注定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老人的遗憾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1972年11月底，当经历了这个时代的艰辛，我和樱初去北京见到五哥之后，就曾设想让母亲和五哥见面。但这个设想终于因为政治上的考虑，不要使三妹为难，我和妈都没有坚持而没有实现。临离开北京返沪之前，我和三妹达成了如下的“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之后，立即通知五哥，让他们在医院见面。这个建议是我提出的，因为那时我还充满了希望，我满以为时间将能提供足够的机会。现在看来，我的建议多么愚蠢，而无情的不可逆料的现实，把我的，也是母亲和五哥的共同的希望砸了个粉碎，现在悔恨也已来不及了。
1973年8月，当我知道五哥咯血以后，我曾写信给三妹，要她就近去看望五哥。之后，我又去了一信，提出我准备把母亲接来上海，这样，就使母亲有和五哥见面的可能。我指出，1972年的“协议”是不现实的，因为事实上如果母亲病危入医院时，多半母亲将已是不省人事，这时见面还有什么意义？我说，与其让母亲抱憾终身，毋宁让母亲和五哥见一面，即使一恸而绝也比抱憾终身好。对于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过了几个月以后，一直到1974年年初，三妹才通过七弟给我的信中才给了我答复。这是用母亲自己的口吻说的，说她老人家不想再动，不想离开北京，我的第二次努力就这样吹了。
母亲的遗憾，如果把眼界扩大开了来看，原也不算得一回什么了不起的事。母子诀绝而不能谋一面这样类似的悲剧，古今中外，难道还少么！然而妈和五哥同住在北京有两年多之久，相距不过数里之遥，而竟然必须弄成个咫尺天涯，直到五哥离开这个人世间，不能让他们谋一面，这是我始终无法理解，也是我无法原有的。
手足咫尺天涯
三妹对于五哥患病住院，早于我就知道了的。对于我会再次去京，自然也在她的意料之中，因为我之再次去京是她向经济所领导“推荐”的结果。她想继续保持十余年来和五哥之间的这种界限。对他的病，不想沾边，不闻不问。不过，既然知道我从医院里五哥身边来，绝对不闻不问也不行，但是我还是能辨别得出这种关心的真诚的程度。因此，当我见到她听了我病情介绍之后的冷漠的反应时，我并不感到奇怪。奇怪的是像三妹这样一个“老同志、老党员、老干部”竟然对我说：军宣队想推卸责任。我实在无法理解！
五哥住在首都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三妹工作的单位离开医院相距不过咫尺，每天必经。自1972年五哥从河南回到北京，他们就一直不见面。11月16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同意通过给五哥摘除帽子，当晚我就告诉了三妹。但是从11月2日经济所领导通知她五哥住院要她去看看以后，一直过了整整三个星期，到11月23日才第一次到医院去探望五哥！
在医院里经常有一些病友或病友的家属以关切地询问五哥的病，并在我离开医院的时候，主动照顾五哥。这些病友或病友的家属，与五哥和我都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他们这种真诚的关注不能不使我感动。而这期间，有一位女同志从南京来京参加张云逸同志的追悼会，住在三妹那里，三妹照顾得很周到。相形之下，不是显得大悬殊了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七弟是我写信通知他到北京来探望五哥的。他在北京待了五天，但一共只去了医院两次，在医院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三小时。七弟与五哥没有见面，至少都在十年以上。一九七三年夏，七弟恢复了自由，来信告诉我他将去北京治病，并打算去看望五哥，我去信告诉了他五哥的地址，结果在北京待了两个月之久，却始终没有去。这次三妹、七弟要去医院探望五哥，事前我都告诉了五哥，并且劝他见面时不要激动，而他对见面时需要对他们说些什么，事前也作了考虑，但见面以后结果仍不免激动。五哥见到三妹时，首先对这几年来三妹承担起奉养母亲的责任表示感谢。三妹答复说：你知道了就好了。对七弟则重复说了：我想他们（指他的子女）想得好苦啊！说这话时声音是哽咽的、凄恻的；还说：他的病旷日持久。（他哪里知道没有再过多少日子，就永远辞别了这人间），一再叮咛七弟、三妹一定要想一个妥善的办法，找人来照顾他，好把我解脱出来。这次他实在出于不得已要我来北京以后，对如何能把我解脱出来，一直成为他的一椿心事放不下来。11月19日，七弟原说要回德州，后来因为便车这天不走，推迟到第二天回去。我原以为既然翌日他就要回德州，这天下午一定还会去医院告辞的，应当是情理之中的。哪里知道他竟没有去。来京五天，临走以前，正是五哥垂危的时候，连向五哥告辞一下都不去，这在我的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通不过去！我实在无法忍受！11月30日上午，七弟回德州，临走时，我只能对他这样说：“这次你来总算和五哥告别过了，我和你也从此告别了！”
兄弟，可以是同志和朋友，也可以是敌人。同样的，朋友，其情谊可以有过于兄弟，也可以最后成为不能两立的敌人。这其间，当然是有原则为准绳的。五哥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敌人吗？答复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就应该像对待敌人一样，他们根本不应该去看他。答复如果是否定的，那末，他们的态度岂不太有悖于常情常理？从我们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五哥肩负起我们这个家庭的全部重担，直到我们都参加了革命。我想，时间总还不至于把他们的记忆冲淡得毫无影踪吧？
遗书与后事
在知道了确诊自己是肺癌之后，五哥的神情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的不安，还是那么平静，不过似乎证实了他原来的估计：这次要从后门出去了。11月中旬的有一天，他跟我说：有些身后的事需要向我交代一下，等过一天精神稍好一些再跟我谈。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就是要我记下他的遗书。
11月15日下午，他对我交代了早已想好的身后的有些事该如何处理，和有些必须表达的话。还谆谆嘱咐我，要我注意健康，坚强地活下去。当天晚上我回去整理好了一份如下的初稿：
我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 将勇敢地迎接死亡的来临。
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对于里夫、耕漠 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在京存款（补发的生 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妈的遗 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百元赠予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 （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涟同志；（二）其他部分均 由六弟全权处理。
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青同志和她的 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 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经委大 楼）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1974年11月 15日下午口述，六弟记录。
第二天，我把记述的上述初稿给他看了，他认为前面两段话是空话，删掉。关于遗体愿供医院解剖，是这天他嘱咐我后添加进去的。11月17日我把修改稿正式抄录了两份，由他过目以后签了字。
但是后来正如前面我所叙述的他的孩子和他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对孩子的态度也有了变化。11月下旬的某一天他对我说：原来有一些考虑须修改。我懂得他的意思，便我还想等他精神好一些再谈这事。12月1日，我看到五哥已经处于危殆状态，这时五哥说话已十分困难，我觉得不能再拖延了，我只能把我对此事理会的意思告诉他，问他这样办好不好？他表示同意。当晚回去按照他同意的意见作了修改，作为他的遗书的最后定稿，谁知这时五哥已不能再执笔了。这份定稿，12月2日下午，我又向他把修改的地方最后重复说了一下，终竟没有能签字。
修改的内容只涉及两句话，这就是：“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以及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由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母亲全权处理。”
修改后的遗书虽然五哥没有签字，但这份遗书连同过去经过五哥签字的遗书我给经济所的领导同志、三妹、稖头、小米以及少甫等几位老友都看过，以示昭信。
12月2日晚，我到9时许才离开医院。五哥一股劲地像往常一样催我回去休息。这天下午3时左右五哥虽曾一度神志昏迷，但这是还十分清醒，我满以为第二天一定还能见到他。3日凌晨1时10分，我睡下还不久，接到吴敬琏同志电话，说五哥脉搏已停止，正在抢救。1时30分，我赶到医院时，五哥心搏和呼吸都已停止，体温尚存。护士同志把蒙在他身上的自被单揭开，脸容是安详的。深更半夜，在病室中，我必须强制自己不使失声痛哭，我含着眼泪，抚摸五哥的脸颊，这时，生命停止，感觉消灭，留下的只是一个躯体，他再也不会像过去每天见到我时那样对我微笑相迎了。在他离开这个曾经在其中生活和斗争过，饱经各种忧患，并且那样热爱，对未来寄托着满怀希望的人世间时，我竟未能有始有终地守护在五哥身旁，这是我永远无法挽回的憾疚。
关于五哥身后若干问题的处理，除了五哥遗书中已交代的之外，我抱定一个原则，一切遵从组织的意见办。只有一件事，我作了权宜的处置，这就是关于五哥遗体骨灰的问题。经济所领导提出，按照规定，骨灰可放到八宝山公墓，因此他们提出要把五哥骨灰放置到八宝山去。这当是组织的关怀，也是体现党的政策，可是与五哥遗书的交代却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了一个兼顾的办法，骨灰盒放到八宝山去，但我仍将按照五哥遗书的交代，取出部分骨灰洒到三里河前的小河里。我的建议被接受了。
12月6日下午，由经济所两位办事务工作的同志陪同我一起去八宝山火葬场取了五哥的骨灰盒，我从骨灰盒中又取出了部分骨灰放在一个塑料袋中，送到老山骨灰堂。老山骨灰堂在一个小山包上，从山脚下到骨灰堂的办公室，有几十级台阶，我双手捧着骨灰盒，心情是凄凉的，脚步是沉重的，我一步一步吃力地好不容易走完了台阶。办妥寄存的手续后，又放到了指定的在地下安放骨灰盒的一个小龛里面。
归途经过三里河时，感谢经济所的杜培荣同志，是他扶着我走下陡峭的三里河前面的小河河岸。我默默地把五哥的一包骨灰抛到河中心，看着它缓缓地随着南去的流水漂浮了一阵，随即就被无情的流水吞没了。河岸上白杨萧萧，一抹落日的余晖透过树林斜射过来，四周一片静谧，我的心情是哀凄的！我知道，活着的人心中怀念五哥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我并不孤独！
最后的几句话
至于对五哥究竟应当作怎样的评价？这是一个复杂的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也是可以引起无休止争论而且未必一定能得到一致认识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为五哥一生的经历，他的思想、他的品格等各方面作全面而详尽的叙述，我也不想为他作任何辩解，这得为他作一本专门的传记才行。幸运的是，关于五哥一生的经历，他自己留下了一份系统的详细可靠的叙述材料可以借此获得对他一生经历的了解。关于他的思想，很可借，命运没有照顾他，没有能够把他正在进行的研究探索进行到底，并产生出系统成果，只留下了一些有限的片断的材料。
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有它自己的必然的发展规律。但是，发现这种必然的规律，却是人类自身在过去几千年中作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进行了无数探索才得到的结果。现在，人们对于未来，不像过去那样被一阵看不透的迷雾遮挡着自己的眼睛，一片迷茫，而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至少可以看得清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未来发展的一幅大体的图景。但是，今后的道路又怎么走下去，未来的理想图景又怎样实现，毕竟还得依靠人类自己不断地进行探索，一步一步走下去，现在的答案是没有的，正像万应灵丹是没有的一样。历史只能是在探索，实践；再探索，再实践的不断反复中往前演进，往前发展。如果承认历史的发展确实就是这样，那末，有更多的人作这种探索有什么不好呢？
就我自己对五哥的理解来说，我认为他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人。他曾对我说过：他自己有一个十年计划，准备以十年的时间对西方和中国的整个历史作一个通盘的比较彻底的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作一些探索，着重点是未来。他对祖国的未来、人类的未来一直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他不顾自己身体的健康，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1974年春夏，有好几个月天天上北京图书馆，他的研究是十分认真和勤奋的。他的关于古代希腊史的研究，不过是他的整个探索的一个开端，他的一份十万余字的古代希腊史笔记（没有写完），不过是他的研究的一个副产品。他的这种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可惜，一个人的真正价值是不容易被人认识的，就像玉之于璞一样。五哥的悲剧也正在这里。五哥常自称为“白虎星”，这是他对自己的一种嘲弄。但是，可惜，确实有一些自以为正确、自以为革命的人，真的把他看做“白虎星”，像对待瘟神一样，害怕和他沾上一点边，即使他最亲近的亲人也竟不免如此，岂不悲哉！
五哥，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不是一个没有弱点和错误的人。然而五哥生前，我曾对他许下过这样的诺言：我要尽我的努力使他的子女对他达到真正的理解。因为我感到他的子女对他不理解，或者甚至从一些表面的事实对他产生一种错误的理解是十分不幸的（当然，这种不幸的事肯定并不止发生在五哥一个人的家庭中）。这个诺言，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作必要的努力（当然也应该责怪我没有认真及时地去作这种努力）和五哥过早地去世，在五哥生前没有能实现。以后，这个诺言会不会成为一种奢望，我不知道。因为他的子女和他毕竟是两代人，他们的经历和经验，他们所处的环境条件和所接受的教育。影响，毕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常常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所能消除的。但是，我仍然把我写的这篇悼念五哥，为自己寻找某种慰藉的文字，也当做是我为了使他的子女对五哥达到真正的有所理解的一种努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会有机会看到我这篇文字和现在由我保存的五哥遗留下来的全部文稿，其中包括他的自传材料、笔记，保留下来的他和我通信中极其有限的一部分，还有他的一些日记。
我知道在这篇文字中我使用了一些措词激越的词句，我不想改动它，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情绪。我记录下来的也全部都是真实的事实，虽然，我的本意并不想谴责任何人，因为正如五哥所说：“不能责怪他们”。整个悲剧是时代使然。
1975年3月4日午后写完
后记：想写一篇悼念五哥的文字的心愿已经很有一些日子，但直到2月 16日才开始执笔。其间正好收吴敬涟同志托人带来的五哥的《希腊史笔记》的遗稿，为了读这份笔记，这篇文字搁下了一些日子，一直到3月4日才写完。 这篇文字我准备在我死后给五哥的所有几个孩子看看，我希望拿到我这篇文字的人能忠实地执行我的这个期望。 1975年3月 28日
附记：此文写成后，从未公开发表过，只是给少数亲友看过，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使五哥的孩子对他们的父亲能有真E的理解，这是五哥生前我未能实现的诺言。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因此这篇文字的意义只在于忠实地记录了五哥生前最后一个月中所经历的一切。
1995年12月 11 日

陈敏之 2013-08-20 13:3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