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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友渔 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着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着）、《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形形色色的造反》、《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编）、《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

　　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无法抗拒的巨变，犹如大海波涛上的孤舟，犹如江河旋涡中的枯枝败叶，祸福安危完全不由自己掌握。这是100多年来中国人命运的缩影。但另一方面，人毕竟是有生命和灵魂的存在物，不是没有感知、没有价值、随风飘逝的尘灰，不只是建造历史大厦的砖瓦泥浆，在历史的潮流或逆流中，人可以判断、选择；当浩劫和罪恶发生时，如果不能反抗，甚至不能言说，至低限度可以记录。记忆、语言和文字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大财宝，身外别无长物的人可以因为拥有它们而在精神上富足。当然，这笔财富也需要小心守护，以免遗失或被盗窃。

　　1976：巨变

　　1976年1月9日的成都寒风凛冽、浓云密布，这天清晨，我从收音机中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

　　人们的悲哀是自发的、巨大的，很多单位举行了吊唁仪式，还有单位以群众甚至党委的名义给党中央发电报，请求不要火化遗体，保存下来供人民瞻仰。上面有命令不准搞纪念活动，从报纸上看，吊唁安排得异常低调、敷衍，相反，还充斥着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的内容，甚至说邓小平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包庇，把矛头公然指向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10年，人们由开始的盲目和狂热逐渐变得清醒和反感。在两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被打倒之后，周成了被打倒的对象，这一点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干部中流传着毛泽东的一个指示：“批邓不批周，批周必大乱”。我们从电视报道中看到，在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时，江青没有脱帽，这马上引起各种议论和责骂。其实我注意到，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也没有脱帽，但没有人说朱德，因为他年龄实在太大了，而且，都知道他和周恩来是亲密战友，对他而言，决没有不敬的动机。

　　接近清明节的时候，民间自发的吊唁周恩来的活动渐渐高涨，从成都市的中心——人民南路广场到人民公园，大街小巷墙上贴满了歌颂和缅怀周的文章、诗词和绘画，其中一些水平相当高，观看、朗读和抄录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歌颂周的内容和对江青等的批判、影射往往结合在一起。后来，干脆出现了公开点名批判张春桥的大字报，作者是某工厂的技术员白智清。在大字报之前发生了争执，最后大打出手，一边是市民群众，一边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因为立场和观点的对立而口角，并且发展到拳脚相向，结局是造反派被打伤住进医院，四川省委的领导在中央的压力下到医院看望和慰问。我清楚地记得，从1967年5月起，成都市民就是造反派的“铁杆后盾”，造反派和其他派别发生争斗时，一声号令就倾城出动，而现在全城百姓对造反派则是非常反感。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这才短短的不到10年！

　　4月7日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传来中央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报道，我听得目瞪口呆，我绝对想不到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动”，想像不出成千上万的人在北京举行抗议，想像不出在一个历来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首都发生一场血腥镇压。报道中引证了“反动宣传”中的这种言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这话的震撼力、冲击力是难于形容的，它道出了我蕴藏在内心最危险、绝对不敢说出来的思想。

　　天安门事件的清理运动波及全国，几乎每个单位总有人出差北京，或者有职工的子女在北京上大学，“说清楚”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一时谣言流传，人人自危。这一年天怒人怨的迹象一再出现，7月底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伤极其惨重，紧接着8月中下旬在四川北部的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在成都有明显震感。大部分人家搬到户外居住，广场上、公园里床铺鳞次栉比，每家人的占地面积几乎就相当于铺位的大小。夏季的瓢泼大雨使露宿的人们叫苦不迭，院子里时常漂流着蔬菜和瓜果，刑事犯罪的数字直线上升。

　　几乎所有的工厂停了产，人们在户外受苦，但不敢回到家里，政府（那时叫“革委会”）动员但无济于事。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撤不撤街头的铺位，回不回家，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依中国几十年的规矩，政治运动的风暴一来，什么事情都不由分说，立即解决。

　　这件大事是：毛泽东逝世了。

　　记得是在9月9日下午，我和妻子正走在大街上，要去看一场电影（大概是关于“广交会”的纪录片，那时完全不上映故事片），突然，街头喇叭传出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电影院贴出停映通告，我们立即返家。一路上，看到每个人都是满脸茫然的表情。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极度茫然。10年来，毛已经被塑造为神，每个人每天都要重复若干遍“万岁”和“万寿无疆”，习惯成自然，这时听到的消息，好像是发生了一件违反自然规律的事。

　　随着收音机反复传来同一内容，加上各种后续情况的报道，我终于能够确定：毛主席确实是逝世了。10年的“文革”使得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政治上都异常敏感和有经验，我立即意识到：中国要大变，也许，我们这一代的命运前途也会随之改变。

　　1977和1979：考试与入学

　　“四人帮”的覆灭让人着实高兴了一阵，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很可能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高级干部们也走上了大街，和普通民众一道游行，欢庆这次政治斗争的胜利，很显然，他们最先和最真实地把握到了当时流行的口号“第二次解放”的含义。

　　但是我的预测却落空了，“四人帮”的倒台并没有马上带来政策上的变化，这让人失望，也让人感到无法理解。当然，后来知道这是历史的巨大惯性。最高领导人中有的不愿改变以往的金科玉律，同时也要保护自己从“文革”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我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因为这之前任有种种倒行逆施，心中总是坚信它们违反根本的人性和社会发展规律，一定不会长久，但如果一个变得较为正常的社会都要判定我们一代人成为牺牲品，那真是无力回天的事了。

　　大约从1977年的夏天开始，我渐渐看到了变化的迹象，许多科学家亮相发言，谈论科学队伍的青黄不接，教育遭到的破坏和急需恢复。快到年底，中央终于发出通知，决定恢复高校的入学考试。

　　准备和参加考试自然非常紧张，不过考下来我的自我感觉很好，毕竟，以前在校时一直是好学生，而且，虽然一般地说我们这代人耽误了整整11年光阴，但我却基本上没有丢开过书本。但是，录取的结果是，我落榜了！因为，这一次录取的政治审查标准，还是援用“文革”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感到极度尴尬，生怕人们问：平常说得那么行的，怎么连大学都考不上？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是“77级”，实际进校时间是1978年春节之后。录取工作已经完全结束了，中央指示在落榜生中补招一些人入学，许多学校宣称校舍没有空余，中央又指示让这样的学生住在家里，实行走读。这是异乎寻常的举措，体现了为现代化培养人才的苦心孤诣。最后，我成了一名“走读生”，被四川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大家都说，只有邓小平才能做出这种打破常规、坚持到底的事情。

　　学校把年龄大的学生分在一起，称为“大班”，我们都有类似于劫后余生的感觉，特别珍惜现在的机会，学习极其刻苦。新时期也有种种新问题，是校方和老师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开学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怀着“天之骄子”心态进校的77届新生与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新生对未经考试就读大学的人表现出公然的鄙视，“工农兵”们也不服气，学校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使双方相安无事。数学系把新生好好教训了一下，办法是举行一次“摸底测验”，试题相当深，以至于大半同学不及格，狼狈如此，自然失去了傲视“工农兵学员”的本钱。

　　当年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是77届学生中出现了“陈世美”，一些人“中举”之前“落难”在农村或基层单位，草草结婚，生子育女，一进大学，周围是如花似玉、天真清纯的“小班”姑娘，情不自禁地燃起抛弃发妻，另度一春的欲念。记得那时学校领导、年级主任或班主任经常接待前来哭诉、哭闹的“秦香莲”，流言和故事飞快地在同学中传播。当年《人民文学》上有一篇小说《杜鹃啼归》，讲的就是这种事，影响很广。据我观察，我校的“陈世美”们似乎没有人成功地谋得新欢，除了暴露自己的不忠，只落得学校的处罚和同学的批评、议论。

　　经历“文革”摧残的大学校园在70年代末显得生机勃勃，思想空前活跃。最吸引我的是各种课外讲座，数学教授们的讲演我几乎一场不缺，值得回味的是，他们讲完专业问题之后，总要小心翼翼、自责地补充一句：“我这次没有阐述马克思《数学手稿》中的光辉思想，这是我今后要努力学习和改进的。”我读过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那根本不是数学着作，而是黑格尔哲学概念的搬用，但教授们不发挥马克思的思想总有一种有罪感，就像几年前发言、写文章不引用毛主席语录就没有正确性一样。四川着名作家雁翼的讲演很大胆和刺激，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其实，历次运动整知识分子，下手的还是知识分子。”在讨论“真理标准”的开始，四川大学一位哲学教师来做报告，谈到她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似乎有以身家性命为赌注的紧张气氛，我不明白，为了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

　　我在“文革”期间结识的两个好朋友h和z与我同年，他们对于报考大学没有信心，以为年龄这么大根本没有希望，结果直接考研究生倒考上了，而且都是北京大学！一个是西方哲学专业，一个是英美文学专业，他们考得十分顺利，成绩名列前茅。在h到我家告诉他的喜讯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我怎么就丢了研究生呢？当即下了决心，下一次一定考，也要挑最着名的学术机关！

　　上大学只有一个多学期我就开始准备考研究生，我原本打算报考数理逻辑专业，在此之前自学了希尔伯特和阿克曼的经典教科书《数理逻辑引论》，但第二年却没有相关专业招生，于是改考现代西方哲学，打算研究罗素，这离原先的计划最接近。准备工作相当艰苦，因为本科课程很重，不过考试比较轻松，我问了考场上坐我周围的相同科目考生，他们居然连指定的专业书《分析的时代》都没有找到，这是“文革”前内部出版书籍，我在当知青时就读了5遍以上。

　　大约在1979年9月下旬，我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录取通知书，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数学系为我搞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欢送会。那一年，四川师范学院一共考取3名研究生，全是77届学生，当然我们的教师中报考的人更多，但没有一个人考上，尽管他们的条件要好得多。我在学校赖到最后一刻，因为我太喜欢学习数学。我告别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最怀念的，是和大家一起解难题的幸福时光。好几个同学后来告诉我，这话把他们气得半死，外人很难体会解不出数学难题有多痛苦，这完全不是可以靠勤奋、开夜车解决的！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心爱的数学，随着北上的列车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一路上心潮起伏。那时考上社科院的研究生似乎是很了不起的事，我的一个亲戚是大学的系主任，他的一个熟人考社科院研究生失败了，他为我的考取十分自豪，说：“敢去考就很了不起，更不用说居然还能考上！”我一个哥哥在祝贺之余有些遗憾：“好倒是好，不过没有‘社会’这两个字就更好！”几十年来，中国人的不变观念还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社会科学总是意味着危险。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似乎乏善可陈，没有校舍，我们哲学系的学生暂时住在通县的一个车马旅馆里，条件较差。我很快就发现，社科院有很强的研究力量和传统，但教学完全不行（我认为经过了近30年，时至今日还是如此），我除了主动去上上一届逻辑专业研究生的数理逻辑课程，其余时间完全是自学。

　　我们当时正处在一个思想解放、热气腾腾的时代，西单“民主墙”前天天都是人山人海，图书室里，除了可以看《大参考》，还有几种香港出的政论性杂志，哲学所的负责人是一位曾经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他经常来看望研究生，带来不少内部消息，相比于其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说话相当没有顾忌。那时党内正在热烈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这位负责人的议论中可以知道，他和许多人都主张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讲深透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危害说充分一些，不过，最后的表述没有采纳这种意见。

　　1986—1989：“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真是热得现在难于想像，记得我刚到北京念研究生时，举办一场哲学专业的讲座，参加者往往在千人以上。哲学所的梁志学先生讲“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地点居然安排在中国天文馆，人民大学开设“现代西方哲学系列讲座”，可容千人的大礼堂场场爆满。我记得，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讲“逻辑实证主义”，北京大学熊伟教授讲“存在主义”，我参加了。江教授说广东话，人们听不懂，但至少有好几百人坚持坐到底。熊教授是海德格尔的亲传弟子，所以吸引的人非常多，但他显然心有余悸、言不由衷，说什么“现在年轻人穿小管裤，梳飞机头，就是受了存在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这使我极其失望。

　　1986年年初，刚从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硕士毕业的g找到我说，打算把我们这些朋友联络起来，成立一个在社会上从事学术活动的团体。我一开始觉得行不通，一是对我们的水平、能力不自信，二是在此之前已经成立了不少这样的团体，尤其是其中的“中国文化书院”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学术实力雄厚，在社会上活动很有能量和办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我担心我们这么晚才起来，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

　　g坚持说服我，很快就把我说动了，而且，我们越分析形势就越是感到乐观和前景光明。“中国文化书院”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国学学者，鉴于近30年来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打压，国学一片凋零，他们的复兴活动属于恢复正常，取得成功当属自然，而且，他们搞中学，我们搞西学，不存在发展空间的竞争。“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势头很好，能量很大，核心力量是自然科学院的学者，兴趣在于吸收当代科学中的最新成果和方法来构建一套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不知为什么，这些以西学见长的学者竟然对20世纪西方主流的人文学术没有表现出兴趣，这一广阔的天地至今还无人问津。我们这批朋友以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生为主，专攻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和分析哲学，引荐这些学术思想到中国来，正是发挥我们的长处。

　　我们还分析说，现在从事学术文化活动的一些团体和个人，总想马上提出一整套理论，想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但他们完全没有顾及中国学术思想大大落后的事实，弄出来的东西只能是过眼云烟。学术思想和文化建设有自己的规律，欲速则不达，现在刚开始复苏，在几十年之内，主要的工作应该是了解情况、积累资料。g明确提出，我们要以慢为快，在20年到50年之内，集中力量搞翻译，力争5年赶上苏联，10年赶上日本，他指的是翻译出版现代思想家的全集。这个想法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总序”中得到系统阐发，其中引证梁启超的话说：“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因为这个宗旨和追求，我们的小团体叫做“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其工作包括4个方面，主打是“学术文库”，这体现了本编委会的品牌，然后还有“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以及一套期刊性的论丛。

　　编委会的工作非常有效率，其宗旨和方向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十分投合，大有“开风气之先”的声势。成立之后大约只有短短一年多，在国内和海外就相当有名声，被视为“全盘西化”的有力倡导团体，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和外界的评价是相当得意的。

　　我只来得及参与编委会的前期工作，就于1986年9月到英国牛津大学，师从当代着名的语言哲学家达梅特（micheal dummett）研修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直到1988年夏天归国。

　　我回到北京，立即产生了恍若隔世之感。原先的朋友和同学中，已经有人成为名人，编委会的声势和气派与我出国时不可同日而语。我记得在我临走之前，朋友们聚集在我那库房式的、暗无天日的小房间中商量成立编委会的事，我家连凳子都不够，我一直坐在门槛上，中午煮了好几锅挂面招待大家。回北京后，编委会设盛宴为我接风，以后商量编务，常常进饭店。我一时非常不习惯，给一位回贵州探亲的朋友写信说：“归来后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有时还用欢迎我的名义，真想有‘罢宴’之举，又恐被嘲笑为响应人民日报的号召而成了俗套，悻悻然作罢。”其实，与90年代以来到今天的吃喝风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和以前清贫的学生生活比，则是有些奢侈浪费了。

　　编委会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因为出版社给了一些编辑活动经费。不过和另外两个山头相比，我们只能说是穷光蛋。为了得到一些经济效益，更是为了传播新知识和扩大影响，编委会在北京办了一个讲习班，在全国招生。第一讲由我们的主编上阵，我记得他只是反复地说，从世界历史上看，第二、三流的思想家致力于收集和分析经验材料，而第一流的思想家不屑于这么做，他们致力于提出基本概念和思想框架。看到他在台上语无伦次、结结巴巴，而教室里哑雀无声，听讲者竭尽全力要弄明白这深奥难懂的道理，我不禁暗自发笑。我记起主编临讲前告诉我，他昨天晚上才考虑讲什么，几乎熬了一个通夜才勉强想出个提纲。他没有吃早饭，脸色发黑地匆匆赶来开讲。

　　另外的讲课也很好玩。我的一个师弟辈分的年轻学者在讲台上耍狂，他从包中拿出一本外文书在大家眼前晃一晃，大声喝问：“这本书你们念过没有？”然后再拿出一本，再问，几次都是“没有念过”，他于是得意地说：“那好，你们正该听我讲。”事后，我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妥当的：“你知不知道，坐在下面的，有懂6门外语的教授？”另一位更年轻的朋友，在北大念硕士刚毕业，讲宗教伦理学在台上卡了壳，狼狈不堪，却有听讲者递上去一张纸条：“c老师，你不要急，你讲得很好，我们很爱听。”

　　那时的文化气氛，人们的学习热情真是动人。这些人大夏天从全国天南海北各个地方、千里地迢迢赶到北京参加讲习班，住宿在一个中学的教室里，到京的第一天遇上城市卫生部门检查，为了躲避还不能休息，被集中到另一个隐蔽的地方躲风头，直到我们的人把事情摆平才能回到教室。我不为我们编委会的讲习班成功而自豪，我为付费听讲的人感动。

　　我们的编委会越来越红火，各地出版社，还有台湾出版社纷纷来联系，希望合作出书，门庭若市的局面使得我们的主编穷于应付，以至于宣布，除了正主编和社长，其余的人一概不见。但是到了1989年年初，最核心、最亲密的几个朋友之间却出现了矛盾，而且无法调和，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地发展为分裂。我属于被迫离开编委会的4个人之一，后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也不复存在，这使得它的内部重创成为无关紧要的事。

　　90年代：面临新的格局

　　1989年，我过了大约半年蛰居生活，以前热衷和尊崇的学术研究忽然变得不重要，生命处于失重状态。走出蛰居期是在1990年夏天之后。这年9月，我所在的官办学会在离武当山不远的十堰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我联络了一大批朋友与会，会后游武当山、神农架、大小三峡，畅谈我们自己的话题。同年12月，我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去上海逗留了好几天，商量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的选题。我们精心策划的选题后来被枪毙，但得到了副产品——一次确实丰盛的精神会餐。

　　90年代初有两个重要话题，一个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发生的“语言转向”，一个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代表）的含义。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再加上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固有的望文生义式理解和浅薄，许多人对这两个主题作了一种（他们理解的）后现代主义的阐释，强调“意义的解构”，其实质是对自己当下犬儒主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作形而上学的辩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致力于对“语言转向”给出全面、准确的说明，特别强调其边界条件，并挑明昆德拉的中国式解读中的误读与错位。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登陆发生在1986年，美国后现代主义者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这一年到北京大学进行一个学期的讲学活动，但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因此而传播开来。在90年代初的条件和氛围中，这种主义开始大行其道，成了文学、文化、学术界最时髦的东西。这种主义的中国版包含的肤浅和谬误使我忧虑和反感，我坚信启蒙在中国是未竟的事业，现代化应该争取和实现，而不是被消解、批判，我开始发表论文和评论来阻击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在论战中发现，真正懂得后现代主义的是少数不事喧哗的研究者，那些名气很大的“后主”们只长于炒作，在学理方面很欠缺。

　　在90年代的氛围中还理所当然地产生了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以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为代表，主张“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其理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文化的主流地位已经有两三百年，风水流转，下一世纪轮到咱们中国了；另一个论据是，西方社会正遇到无法解脱的危机，只有乞灵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才能摆脱危机。我对这种观点大不以为然，发表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我的态度被观察敏锐的f教授注意到了，他借助于“青年论坛”的名义召开会议，部署对于“国学热”展开大批判。f教授认为，“国学热”中有人企图以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来抵制、排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所以他想要开展的批判是政治大批判，我和被邀请与会的h、l都表示只能进行说理的、学术性的磋商、批评，我特别指出，政治大批判往往会在学理上闹笑话，而且不得人心，即使对于应该批评的东西，其效果也是适得其反。

　　f教授确实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类人，会议一开始，他摸出一个又大又厚的记事本，就像指挥战役的军官首先介绍敌情一样，讲“当前思想战线的形势”：哪位学者在海内外什么刊物上发表过什么文章，有什么问题，得到什么样的评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作者的师承关系、单位关系、社会关系如何，各种背景和来龙去脉，等等，等等，如数家珍，一讲就是一个小时，听得我不寒而栗。事后发生的情况说明，他对我们拒绝参加他的大批判铭记于心，使我们在他认为十分关键的事情上付出了代价。

　　到了2005年，我在批评“国学热”的某些方面一如既往地尖锐、猛烈，同时发现f教授的立场有了很大的变化，也许，他是在与时俱进，这是好事，但愿在这新一轮的“国学热”中他不再把我当成对立面。

徐友渔 2013-08-20 10: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