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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剑雄 我当人大代表的故事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着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着)、《中国移民史》(一、二卷)、《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碎石集》、《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剑桥札记》、《中国古代的疆域变迁》、《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合着）等。

　　1976年9月，毛泽东的追悼大会结束后的一天晚上，我与一位当时最密切的友人议论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当时流行一句话：“两个人说真话，三个人说假话，四个人说笑话。”意思是说，只有两个人之间才能说真话，因为万一对方检举揭发也不会有证据。三个人在一起说话就比较危险，万一其中两个联合起来揭发另一个，此人必败无疑，所以千万不能说真话。人再多就更麻烦，还是说笑话稳妥。我与他只有两人，说的是真话。我们都认为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将会发生变化，他认为在三年后，我估计只要一年；他认为会回到“文革”前，我估计至少要回到“大跃进”前。谁也没有想到，惊天动地的变化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

　　“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传到上海的第二天晚上，我所在的中学党支部召开教工大会，传达上海市委负责人马天水的讲话。我一方面为这个消息得到证实而兴奋，另一方面对马天水所强调的“上海市委没有问题”深为不满，几次打断支部书记的传达进行批驳。当时我是该校“红卫兵团”的辅导员，负责全校的学生工作，手下有一帮学生干部。会议一结束，我就带着他们刷出一幅大标语，责问上海市委站在什么立场。接着又写了一份大字报，让学生抄了两份，与他们一起骑着“黄鱼车”（上海一种三轮车，一般用于运货，也可坐人）或自行车，贴到了火车站和外滩“市革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当时上海市的权力机构）附近。那里已是人声鼎沸，大幅标语铺天盖地，但有内容的大字报并不多，所以我的大字报吸引了不少人。当晚，我们又骑车去了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处），大门前已不见警卫，进出的人络绎不绝。张春桥家已人去楼空，进院的人都会去转一圈。其他几幢楼门窗紧闭，一片漆黑，一圈圈人就着灯光在议论各种小道消息，来自复旦、交大的人最受欢迎，无不成为人群的核心，大概是因为他们传播的消息比较可信。

　　很快尘埃落定，党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达上海，任市委第一、二、三书记，原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成了揭批对象。这几天我忙得不可开交，最多一天参加三场集会游行——带学生参加区、市两次游行，参加全区教师的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这几天还先后去人民广场等处参加揭批马、徐、王的大会。连日来我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很像十年前“文革”爆发那一两个月间，当时我曾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惟恐稍有落后。

　　我对“文革”和毛泽东当时实行的路线的怀疑是从林彪事件开始的，但并没有理出一个头绪，而长期接受的“左”的影响却根深蒂固，往往是站在同样“左”的立场上反对某些“左”。例如，上海市的写作组“罗思鼎”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总结秦王朝迅速覆灭的原因是因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缺乏经验，我立即给《人民日报》写信，批判此文否认阶级斗争，美化地主阶级。

　　但另一方面，“文革”十年期间我在任职的中学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反对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所学校离不开我。

　　“文革”一开始，我紧跟党支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真正做到了“党（支部）”指向哪里我就打到那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成为学校头号“保皇派”与党支部书记一起被打倒。上海的“一月革命”后，党支部被夺了权，支部书记被监督劳动，学校实际瘫痪。我当了一段时间的“逍遥派”后，又成为新成立的“校革会”下属“专案组”的成员，等“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我继续留任，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评法反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学校的重要材料——无论是工宣队负责人的讲话、党支部的总结、红卫兵团的报告、学校代表的大批判文章——不是由我代笔，就是由我改定。学校举行悼念毛主席的大会，几个发言全部由我一手包办。到1972年，我这枝笔杆在所在的区已小有名气，正好市写作组要物色有教学经验、适合教育大批判的写手，区里决定将我选送，学校里已开了欢送会，后来才知道临时换了人。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我的笔力，党支部副书记在市区大会上的发言稿，1976年在上海市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上以学校“红卫兵团”名义发表的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也是由起草或定稿的。

　　1967年后，学生中的犯罪行为增加，学校专案组中由我联系警方（当时称为“公检法军管会”）和“文攻武卫”（名义上是群众组织，实际可随意施行专政手段），逐渐成了学校的“派出所所长”，管理所有犯罪或越轨的学生，处理校内外各类事件，镇压学校里随时可能出现的乱子。我与警方的关系也越来越熟，大约有两年多时间在分局参与“群众办案”，从协助调查、拘捕、审讯、押送去外地，到整理积案都干过。还经手判过一个案子，已确定无罪释放，因为所在单位的“工宣队”不答应，改为判刑三年（实际已关满时间）。1974年，我又担任红卫兵辅导员，从学生干部到差生都管上了。我积累了一套对付各类学生的办法，加上有强大后盾，所以只要我到场，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学生所在的街道里弄，没有哪个学生（包括已毕业的）敢捣乱，其他地方的流氓差生也退避三舍。我带领学生外出，无论是红卫兵干部还是一二千学生，都能指挥自如，秩序良好，在当时简直是奇迹。

　　我对工作可谓全心全意，一年365个日夜，除了除夕夜回家睡以外，其他晚上都住在学校。校内惟一的一部电话就安在我的房间，随时上通下达。有几次上级在半夜发通知、传达文件，到我这里是最顺利的，也给他们留下很深印象。到“四人帮”倒台，学校转入“拨乱反正”，“抓纲治国”时，我自然更加努力，学校面貌、特别是学生工作方面，也为之一新。

　　1976年“五四”青年节，团区委安排我在全区大会上发言，并将我树为标兵。不久我被评为区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当年9月，又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我的“先进事迹”中，除了我历年的工作表现外，又增加了两个“与四人帮作斗争”的例子，一是我带头贴出大字报，揭露原上海市委与“四人帮”的关系，一是我写信给《人民日报》，批判罗思鼎的文章。后一件事是支部副书记反映的，因为我的信寄出前给他看过。实际上我当时是害怕写信会出事，先给他看一下以便多一个证明。颁奖的那天，我们戴着大红花，在夹道欢迎中进入上海万人体育馆，又当众上台领奖。市委书记彭冲给我发奖状时，问我在学校教什么课，我告诉他是红卫兵团的辅导员，相当于以前的大队辅导员和团委书记，他说：“这工作很重要呀！我以前也做过。”电视直播更扩大了我的影响。

　　1977年，上海市准备恢复人代会。由于来不及先开基层的人代会，代表是由各区县通过酝酿提名，征求所在单位意见，再在一次临时召集的会议选举出来的。区领导或者知道我的情况，或者听过我的发言，马上想到了我。正好教育界已经提了两位小学的候选人，一位是老模范教师，一位是中年总支书记，都是中共党员、女性，就缺一位中学年轻男教师，最好是非党，我在哪方面都符合。于是我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顺利当选为第七届上海市人大代表。

　　尽管我在1978年10月就离开中学和所在区，但这一届任期为五年，到1981年才结束。这几年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和改革开放发轫阶段，市人代会也发生了显着变化。1977年底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模式几乎是“文革”期间大会的翻版，全体代表早早入场坐定，在乐曲声中，苏振华等领导登上主席台，全场起立鼓掌。在小组会上，市领导很少露面，偶尔到达，都有充分准备，记者的镜头早已对好，领导在发言后，照例表示因公务繁忙，立即离开。其他代表的发言大多照本宣读，在坚决拥护的表态后，工农代表多做忆苦思甜，干部代表少不了声讨“四人帮”罪行，知识分子代表在控诉之余，少不了歌颂英明领袖，掌声不断，甚至不时响起口号声。有位老劳模一直被当成典型，“文革”期间批林批孔时让她在大会发言，她怒斥“孔老二这只黑甲鱼”，批邓时仍骂为“黑甲鱼”，到人代会上又批“四人帮”这批“黑甲鱼”。我们区代表分为两组，我所在一组除了我们三位中小学教师外，还有上海工学院的几位代表，干部、知识分子较多，每次讨论总嫌时间不够，不得不推迟散会。另一组大多是工农代表，掌声、口号声虽多，却经常提前结束。

　　开会期间每天由专线车接送，伙食丰盛，午间休息时有电影招待，每天晚上安排观赏戏剧、杂技、歌舞演出。会场内特设的商店货物充足，质优价廉，大多是外面需要凭票供应，或经常脱销的，像久违的大白兔奶糖、花生、生梨等，还有同样紧俏的书籍、邮票。我买了不少书，包括《现代汉语辞典》，也买了一些商品孝敬父母。这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待遇，但除了听报告，发言表态，鼓掌通过外，实在没有什么代表人民的内容。最后选举新的一届市革命委员会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也是完全等额，照单通过如仪。在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想不到一年后我成了他的研究生。有一位女性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一年后也考入复旦大学研究生，成了我的同届同学。市外办主任李储文（后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现为上海市政府顾问、市社联主席）与我同组，第二次会议期间他得知我考上研究生，而他的儿子也成了研究生，使彼此间增加了一个共同的话题。

　　不过从第二次会议开始，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逐年发生变化。例如，领导人出场不再奏乐、全场起立鼓掌。晚上的演出改为自己购票，一般只安排一两次。记得有一年是看关肃霜的京剧，我买了票与列席会议的谭先生一起观看。随着市场供应的好转，会期的内部购物也只是提供便利了。市革命委员会撤销，恢复为市人民政府，由人代会选举正副市长。对市政府的工作报告，开始强调审议，不再先表示坚决拥护，具体意见增加，有的还相当尖锐。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人民代表的职责，并且不限于大会期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全面展开，一些情况反映给我们这些代表。我尽力而为，总算解决了两件。一位住在长宁路的周某给谭其骧先生写信，他因冤案被判刑，现虽落实政策返回上海，却一直没有安排工作，请全国人大代表转达要求。那时我已担任谭先生助手，就代他回信，并将材料整理好，让谭先生带到北京，交给全国人大。但会后仍杳无音讯，周某不断来信。到下次大会时，我与谭先生联名上书，又直接找市人大反映。周某也知道了我的身份，有的信直接写给我。大约经过两年间多次反映，终于收到周某来信，他被安排到一所大学（或许是他原来的单位）工作。他要求与我们见面，当面致谢，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觉得他恢复工作是理所当然，而且远远弥补不了他所受的损害，我既不忍听到他的感谢，更怕当面推辞不了他可能做出的表示。

　　另一位给我写信的是所在区一位中学教师，“文革”期间因邻里纠纷，被对方串通公检拘捕，长期没有平反。我虽已离开该区，但在公检法还有不少熟人，包括几位领导。有人劝我不要管此事，因为牵涉到某领导，当时就是他办的案。提了一年毫无结果，我直接找了区委书记，经他批示，让我与公安局、教育局领导直接讨论商谈。在这种场合与熟人见面颇为尴尬，我只得公事公办，据理力争，驳斥公安局的种种借口，最后达成一致，为这位教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多年后，我回母校作报告，结束时一位教师来见我，问我还记得他吗？原来他就是那位教师，后调入我的母校。校长向我介绍，他现在负责全校的电化教学，成绩突出。想起往事，我十分感慨，这样一位优秀教师的命运很可能就断送在“文革”之中，我曾经尽过代表的责任，自然感到欣慰。

　　“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资调整进行时，复旦大学的几百位研究生中有一大半是属于加工资的对象，但因为有的是在原单位拿工资的，有的已与原单位脱离关系，纷纷找我反映情况，要我向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为此我开过几次座谈会，提出了确保在职或带薪研究生的权益的提案，以后又将政府的答复张贴在宿舍区。因此很多外系的同学都知道我是市人大代表，王沪宁等见面时一直戏称我为“代表”。

　　人大会恢复提案制度时，大多数代表不知提案为何物，更不会写提案。我除了自己提出外，又增加了帮助其他代表写提案的任务，一般由他们告诉我具体要求，我整理为提案文本，然后交他们签字。我自己写的提案，也找合适的代表签名后递交。当时对提案没有严格规定，只要有人提，一般都立案。会后发下两厚本提案汇编，我提的数量名列前茅。其中一项要求电影院恢复学生场的提案被采纳后，《光明日报》还在头版作了报道。但有些牵涉范围稍广，或有实质性内容的提案往往无疾而终，或者仅仅得到圆滑有礼的答复。当学校出现竞选所在地区宝山县人大代表热潮时，也有几位研究生同学打出竞选旗号，有的还配上大幅漫画造势。看到有的竞选宣言中出现“改善教师待遇”等口号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复旦教师的待遇宝山县人代会管得了吗？这说明我这个市人大代表没有白当，至少我明白了哪些事哪一级人大代表能管，市人大代表该做什么。其实，只有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时才会立竿见影。谭先生的家从复旦宿舍迁入淮海中路新居后，一直装不上电话，工作很不方便，学校出面反映了几次都没有解决。我在会期直接找了出席会议的市电讯局局长，特别强调谭先生是全国人大代表，他记下了姓名地址。当晚我到谭先生家去，得知午后电讯局已来人安装电话，立即开通。

　　五年后市人大换届，我早已脱离了中学教师和这个区，自然不会连任，但这一段经历成为我人生的宝贵记忆。2000年我被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次年大会期间，我正在南极考察。直到2001年初出席市政协大会时，我列席市人大开幕式，并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又回到了同一会场。想起22年前初次出席人代大会的情景，不胜今昔之感。

葛剑雄 2013-08-20 10:3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