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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且战且退

　　这是最初的内战，是决定关东命运的举足轻重的搏战。
　　复杂多变的局势，像局势那样多变而又经常互相矛盾的政策，使这段已经刀镂斧刻写在了黑土地上的历史，某些章节至今还放在抽屉里蒙受灰埃。
　　最初的结果，是杜聿明的两个军６万多人，把林彪的１０多万人，一路赶出山海关、兴城、锦西、锦州、义县、阜新。后来又增加五个军，就把林彪赶出四平、长春，一直赶到松花江北。
　　有些部队，闯进关东就开始退关东。有时也停下来放一阵枪回头再跑，直跑到人家不追了，才算站住土八路的铁脚板。
　　几乎所有的关东大中城市名字前面，都曾被冠以“保”字。有的还提出要“像保卫马德里”那样的“保”。结果是保什么丢什么，丢得丧气又泄气。
　　局势之严峻，有人曾以“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比喻之。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胜利，就孕育在这难堪的“丢”与“跑”之中。
　　第８章：“独霸东北”
　　１０月１９日，中央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国民党已知我党在东北建立武装，因此，他急于派军队及党、政人员到东北和我斗争。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是在庄河、安东之线，然后掌握全东北。⑴”１０月２３日，又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⑵王振奎老人听过高岗作报告：“勾子”（即屁股）靠着苏联，只要把脸面前海上陆上几个口子一堵，东北就是我们的了！
　　就是这样简单。
　　截止１１月２０日，在苏联政府决定执行中苏条约规定，将长春路及沿线大城市交由国民党接管前，中央和东北局的政策，一直是“独霸东北”。
　　一个鼓舞人心的响亮的口号。
　　一个一厢情愿的口号。
　　“拒敌于国门之外”第一枪打响在天下第一关。
　　交手前，１３军派代表乘吉普车下通牒，要冀东部队撤出山海关，让他们出关接收东北。土八路没客气，送上门来的枪下了，车留下，人训一顿，开着“１１”路回去了。
　　１１月初，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前，山东７师赶到了。不同建制的六个团万余人，面对全美械装备的１３军和半美械装备的５２军，双方兵力为１：６。
　　７师到玉田后，接到中央和东北局电报，命令火速到山海关增援。本已人困马乏的部队，立即加快步子，每天１２０里急行军。
　　疲惫之师也不含糊，上场就演拿手好戏。
　　７师干部战士不少是矿工出身，摆弄炸药就像女人摆弄锅碗瓢盆。炸碉堡，毁铁路，在渤海地区用这种“土大炮”搞得鬼子心惊肉跳。如今又如法炮制，对付除了人全是美国货的１３军。一连两天晚上，山海关西沙河国军阵地上，“炮声”动地，火光冲天，炸死炸伤和俘虏１００多人。
　　第一次缴获美国武器，大家爱不释手：这美国家什是好哇！
　　国军哪领教过这个，懵了：土八路用的什么新武器呀？是“老毛子”给的吧？后退１０余里。后来弄明白了，气得直咬牙：土八路就拿这破玩艺儿唬人哪！又硬起来，逼上来。
　　土八路也犯起嘀咕：这顽军怎么和山东那些顽军不一样，还敢和咱拼刺刀？那印着“昭和”字样的炮弹的火力，简直就没法和这“ＵＳＡ”相比，把黑夜都打成白天了。
　　在叫得很响的“独霸东北”的口号下，有个口号叫“拒敌于国门之外”⑶。
　　今天听着不伦不类，当时大家也有些不理解。
　　八年抗战，一直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运动战和游击战。这回变了，到这里就挖工事，拉开架势和敌人打。这可是大姑娘坐轿头一遭。是大姑娘就得有这一遭，革命胜利迟早也得打正规战，问题是随着抗战胜利，这种正规战就到来了吗？“拒敌于国门之外”，是拒一段时间就走人，还是战至一兵一卒？部队都摆在山海关一带土地上，兵少战线长，几乎没有纵深可言。硬碰硬，能拒得了吗？
　　开头，沈阳来电报，说锦州会源源不断补充兵员弹药，还有大炮。这挺令人鼓舞振奋，却只见电报不见人。几次要求增援，增援上来的都是国军。
　　７师师长杨国夫（离休前为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高大，壮实，脸上有几颗麻子。１９２８年参加革命，身上留下大小不下１０块伤疤的老红军，是战争这所大学培养出来的游击专家。他没念过书，当然不喜欢咬文嚼字，何况这个口号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他虽感力不从心，但执行命令决不含糊。
　　１１月１５日，１３军５４师攻占九门口，５２军２５师迂回成攻，占领义院口。
　　曾任一机部副部长，现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徐冰州老人，当时是７师政委。他和参谋长阎捷三（离休前为后勤学院副院长）主张撤退。副师长龙书金（最后一个职务为新疆军区司令员）是员虎将，沉思良久，也说撤吧。
　　杨国夫脸上的麻子有些变色。未了，终于叹口中气：撤……
　　再不撤，就只有向南突围，闯不了关东了。
　　１１月中旬，自治军副司令员吕正操，率李天佑等人去营口设防，“拒敌于国门之外”。走到鞍山，被苏军截住，汽车也被扣下。李天佑在苏联吃过黑面包，会俄语。一番口舌，“老大哥”放行了，他们也不去了－－山海关那边的“国门”已被突破了。
　　从昆仑关到山海关
　　－－战犯录之一
　　杜聿明是十一月八日到达山海关前的。
　　正是国军被七师的“新式武器”打得晕头转向之际。
　　十三军军长石觉说∶共军火力非常强大，且战术神妙。攻打沙河前，十分钟就将村落房屋尽数摧毁，一个连伤亡殆尽。这位抗战中有名的“逃跑将军”汤恩伯的心腹，建议杜聿明重新考虑是否攻打山海关。
　　杜聿明接到的情报正好相反∶“山海关共军武器破烂，没有炮火。”⑷杜聿明带领十三军团以上军官，和那个“伤亡殆尽”连的连长，亲去沙河前沿调查。
　　这对杜聿明是不稀罕的。从抗战到内战，他经常亲临前线调查、指挥。一九四二年在缅甸，半夜三更，他驾着吉普闯过日军炮火封锁区，坐到同古前线堑壕里，向士兵和营连军官了解战况。他带过的部队都有这种作风，也没人敢唬他。
　　那个连长是真懵了。问他哪个村庄被毁，他说北边一个。进村后，无一间房屋损坏。再问，就乱指一气。
　　杜聿聿明决定：以１３军为正面主攻，５４师出九门口向共军侧后包围攻击；以５２军２５师为迂回部队，向山海关东攻击前进。截断共军后路。
　　其余为预备队，随战况推移向山海关推进。
　　他成功了。
　　一列载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火车从秦皇岛驶来。被成功鼓舞着的杜聿明，坐在他那节卧室、餐厅兼指挥所的车厢里，用那双因熬夜太多而充血的眼睛，望着掠窗而过的站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
　　那清一式的站牌，那随处可见的深蓝色“仁丹”广告，那初冬冷淡的阳光下宁静的河流，那背阴处覆盖着薄雪的山岭，化作军用地图上交叉纵横的曲线和指纹似的等高线，化作象征城市的大小不一的圆圈，化作覆满大地的黄绿色军服，化作像血一样的火和像火一样的血，化作高脚杯和“青天白日”，“云麾”勋章悦耳的碰撞声。
　　他陶醉了。
　　他不知道林彪也正在向锦州走来。
　　但他知道他迟早是要碰撞的。
　　他知道这位赫赫有名的共产党将军的份量，他就是冲这种份量来的。
　　“米脂婆姨绥德汉”。不知米脂出过多少美女，也不知绥德出过多少好汉。但杜聿明这位男子汉出自米脂而不是绥德，却是无疑的。
　　如今舞台、银幕和一荧光屏上男子汉很多，而且大都锋芒毕露，一览无余。有的甚至洋人不洋人，国人不国人，像个莫名其妙的天外来客。个头中等偏上，脸膛方方正正的杜聿明，在军服笔挺，马刺丁当的将军丛中，与众不同的，也许就是那种内在的传统的儒将风度。连那位张牙舞爪的卡夫东，也称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⑸杜聿明的男子汉气概，表现在他的业绩上。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后，分兵三路进攻热河。十七军二十五师，就是此刻杜聿明麾下的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从蚌埠赶到古北口阻击日军。穿着草鞋的南方籍官兵，在腊月的冰天雪地中与日军的飞机大炮对垒。师长负伤了，副师长杜聿明代理指挥。激战三昼夜，二十五师伤亡四千余人，日军伤亡二千多。
　　这不是一次胜仗，就象后来远征缅甸退走野人山一样。他是负者，也是英雄，悲壮的英雄，历尽万难而万难不屈的铮铮男子汉。
　　不过，使他建立功名的，毕竟还是一九三九年底的桂南昆仑关大捷。
　　当时，杜聿明是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军五军军长，对手是曾经参加过南口、忻口、太原、台儿庄、广州战役的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激战十余天，昆仑关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日军炮弹纷纷落在指挥所附近，几次在杜聿明身边爆炸。他抖落地图上的泥土，拭去望远镜上的烟尘，眉头不皱。
　　谁都知道，这个坂垣师团也吃过林彪的苦头。
　　不用仔细观察，就会挺有趣地发现，做为统兵几十万的将军和东北内战的一对对手，杜聿明和林彪有许多相似之处。
　　都是黄埔毕业。都被称为儒将。都是各自领袖的爱将。都是抗战名将。连抗战中建立功名的地方也那么相象，一个叫昆仑关，一个叫平型关。
　　平型关和昆仑关都是进攻战。林彪是占据有利地势打埋伏，一个冲锋压下去，是战略和战术上的出其不意，打的是巧仗。杜聿明是仰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昆仑关，是实打实，硬碰硬的攻坚。对手同样是号称“钢军”的坂垣师团，林彪攻的是２１旅团辎重队和后卫部队，杜聿明攻击的是１２旅团主力。战果也不相同。平型关歼敌１千多人，昆仑关歼敌４千多人，旅团长也被击毙。但是，平型关战斗中的土八路，装备根本无法和杜聿明的机械化相比。而且，平型关战斗是在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时爆响的一曲凯歌，其敢打必胜的男子汉气概，坚定全中国人民的抗意志和信心，都是非同一般的。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是武林中的话，论的是武功，而不是将才。如果真要比较这两位抗战名将的优劣高下，或许还真的需要他们比试一下。
　　果真有这一天，那就不仅是他们的不幸，更是全民族的悲哀了。
　　这一天果真有了。
　　  “我有一个根本意见”
　　－－４Ａ电报⑹之一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段是至关紧要的。
　　林彪用并不需要多少天才，却是少不得的意志、胆略和果断，写下了黑土地内战序幕揭开后的第一笔。
　　“一战解决问题”１１月１９日上午，两辆灰绿色，长鼻子像生了癞疮似的剥落许多漆皮，如今在全世界的博物馆都难见到的日本老式汽车，“吭吭哧哧”地从设在三经街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门前启动了，“吭吭哧哧”驶出了沈阳的“洋灰马路”，拐上通往辽西的“电道”（日本人在东北修了许多公路，老百姓称之为“电道”，形容其平坦、快。柏油路则称之为“洋灰马路”……今天一些老人还这么叫）。
　　前面一辆敞篷的，坐的是警卫人员。后面一辆带篷的，车厢里是以李作鹏为首的参谋人员，还有林彪的秘书季中权。
　　林彪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
　　他戴顶钉着两个扣子的灰布军帽，裹件日本黄呢大衣，倚在靠背上。
　　对窗外本来就没有什么看头的结了层白霜的大地，他似乎全无兴趣，对车身的颠簸好像也无动于衷，两道给人印象深刻的浓眉下，一双不大的眼睛似睁不睁，这是一张瘦削、清秀、白净，看上去要比３９岁的实际年龄小几岁的脸。这是一张看上去城府很深，使人难以捉摸的脸。这是一张若不是他的名字，人们也会认为是平淡无奇的脸。这是一张如今３５岁以上的人都是非常熟悉，也非常讨厌、，可以使孩子想到大灰狼，使大人想起中国历史上所有丑角的脸－－简直就是面目狰狞！
　　那时候，人们可不觉得讨厌，更谈不上狰狞。
　　谈到这张脸，在黑土地上与这个人打过交道的老人，有的说“亲切”，有的说“严肃”，有的说“令人肃然起敬”，有的说“也看不出什么”。
　　谈到这个人，有的说他“不像个将军”，有的说他“更像个学生”，有的说他“就像个大姑娘似的”。
　　一位老人说他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第一次反“围剿”前。他是红３军的，林彪是红４军的一个师长，都驻在吉安东部一个镇子里。一天有人说林师长做报告，他跑去一看，站在讲台上的怎么是个孩子呀？！一口湖北话，挺尖、挺细，一字一句的，把“日本”叫“二本”。他也听不明白，脑子里转来转去就是一句话：这么个清清瘦瘦的孩子，怎么能当师长呢？
　　曾担任过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现在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主席的季中权老人说，林彪一天２４小时除了睡着了，脑子很少有闲着的时候，总是在思考问题。
　　此刻，车轮在转，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也在转，直到两辆长鼻子汽车的车轮不转了，他脑子里的车轱辘还在转。
　　有人说离开沈阳不久，车轮就不转了，有人说是快到锦州时。有人说是车坏了，有人说是休息时，两个从地方临时雇来的司机逃跑了。于是，６个轮子就变成了４个蹄子。马是管理处长何敬之弄来的。也不知他是怎么弄来的，就像变戏法似的。每到这种当口，他都能露一手。
　　林彪率领的这个轻便指挥班子，各有各的神通，连毛泽东都挺感兴趣。
　　１９４６年４月，曾专电询问林彪，让他介绍说明。
　　林彪骑马的姿式挺好笑。两肩耷拉着，有时还袖着手，头随着马蹄的节奏一点一点。“大将军八面威风”，他好像总没睡醒。已经下几场小雪了，骑个把小时就冻得受不了，就下马步行。一双日本大头鞋在薄薄冻了一层的“电道”上迈动着，好像还挺有劲。
　　马蹄得得，脑子里那个车轱辘在转。
　　脚步声声，脑子里那个车轱辘在转。
　　中央想在锦州西部打大仗。
　　１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在给“冀热辽分局并告东北局、冀察晋局及黄梁、李沙”⑺的电报中，指示：以锦州为中心地区，为我全力集中作战之战略枢纽。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电彭真、林彪：彭林：
　　十三日十九时电悉。顽十三军，已在秦皇岛抚宁地区集中，估计其后续尚有一个军，至少集中三个军，然后向山海关绥中之线攻击前进。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我黄梁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陷于被动，为避免此缺陷，谨慎使用主力，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三万五千，梁兴初七千，杨国夫七千，李运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两万（新部队可以参战作辅助兵力）共约七万人，于有利的时间地点，由林或罗⑻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再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冀东已编成两个野战旅，可调至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的西面山地隐蔽集结，于正面主力决战时，从侧面切断敌军后路。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你们是否同意，仍望考虑电覆。
　　          毛泽东
　　１１，１５在延安的毛泽东，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决心、气魄很大－－“一战解决问题”。
　　可情势变了。
　　山海关失守后，１３军和５２军主力，凭借精良装备，炮空优势和初战锐气，长驱直入，向锦州疾进。１１月１９日占领绥中后，即与黄梁两部平行前进，而使在锦州、锦西、兴城地区创造战场的预想，成为黄粱一梦。
　　即使山海关还能坚守几天，黄梁两部能提前赶到指定地域，这个计划也是很难实现的。
　　因为打大仗的大前提，即在宏观上对敌情我情的分析、判断，是不可靠的，不准确的。
　　“爆发户”与“七无”先闯进关东的部队，能够吹气儿似的膨大起来，是有其特殊的背景的。
　　东北人当了１４年亡国奴，吃橡子面和配给的发霉的苞米面。吃大米是“经济犯”。谁吃了，逢上倒霉，恶心吐出来，被日本人看见，当场就被抓走。
　　东北人盼解放，解放者却是胡作非为的“老毛子”。中国军队一下子开来了，能不亲吗？１６军分区１２团驻在沈阳小河沿奉天师范学校，人们都来“卖呆”，很多青年要求参军，机关党支部书记周云，半夜时分出去解溲，一些人还围着不走，他去就挑了一个排。
　　高秀成那个连在锦西接收一个军火库，不到一星期扩大一个营。战士当班长，班长当排长，班排长当连长、指导员。
　　老人乐呵呵地说：那时想当个团长、师长、司令也容易得很。枪有，那时“老大哥”让咱搬。人有，都想跟你走，也弄不清“八路”是怎么回事，反正是中国军队来了。可你不能再扩大了，再扩大就不是八路军、共产党了。
　　兵员成份，一是工人，学生；二是溃散的国兵；三是成建制的伪满军队；四是打着八路旗号，由国民党先遣军组织的武装。
　　当时溃散的国兵很多，带枪的、徒手的，路上随处可见。这些人中不少是兵油子，不会做工种田，也不想做工种田，枪杆就是他们的饭碗。未溃散的伪满军队，走投无路，也要求八路收编。那些由国民党特工人员组织的武装，本是准备迎接、配合国军接收东北的，没想到共产党先到了。
　　既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先打起“八路”旗号求生存，时机一到，就准备掉转枪口。
　　即便是纯正的工人、学生，也有丢枪不干的。他们是冲“中国军队”来的，一听“八路”不是“正牌”，不是正牌不就是歪门邪道，不就是“胡子”吗？还有的本来是想混一官半职的。在中国，当兵历来是当官的途径之一。鬼子投降了，天下太平了，混个官还不好？没想到还要打仗，打的还是美式装备的正牌国军，这可是玩命。
　　１２月１４日，林彪在给“中央东北局、李、吕”⑼的一封电报中说：在东北新成立之十多个旅，成分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份，亦被带坏。这些部队所见之李运昌部（三个旅），亦无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成为群众对我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助长敌人士气；不但不能打土匪，且受土匪勾引。
　　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底至１９４６年１月初，仅１０天左右，“先后叛变者有：吉林一万二千人，合江五千人，龙江约三千余人，牡丹江三千人，松江一万人，辽北三千余人，嫩江三千余人，李运昌部亦叛变不少，先后叛变共约四万余人”⑽可现在，这些部队都列在东北人民自治军实力的花名册上。
　　而且，其中大多数部队的装备，不仅在东北，就是在全国的共产党军队中，也堪称一流。一式三八大盖，歪把子，各种火炮，有的还有坦克。
　　那服装也够整齐的，从头到脚都是日本货，除了不戴军衔，不说日本话，活脱脱就是“日本鬼子——一些老百姓鄙夷地称之为“中国鬼子”。
　　先到的阔气成了“鬼子”，后来的寒酸得像群叫花子。
　　１１月２６日，黄克诚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说∶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及到东北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现在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府，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不止“七无”。
　　还缺少武器。
　　１２月１７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一千二百支，轻重机枪四十四挺，山炮十门，野炮四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师、梁师稍好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闯过关东的老人，都记得当时的一句话：“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有的没枪。”
　　军队没枪就像老虎没牙齿，别说打仗，连张牙舞爪吓唬人的资格都没有。
　　最头疼，也是最可怕的是“无群众”。
　　１２月１１日，林彪在给“吕、李、东北局、并报中央”的电报中说：老百姓说：八路军和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人员，皆盼望找国民党接头。
　　人心所向，是“不打好了”。加上“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们就愈发“想中央，盼中央”。
　　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６日退出山海关，到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９日退出四平，每仗下来，伤员基本都是部队抬着。抬下战场，抬着行军，抬着打仗。１师出关后打的几仗，都是１团和２团打的，３团成了“担架队”有的部队有时也能“动员”到老乡，有的抬到没人处就扔了，有的还把伤员砸死了。
　　无人抬伤员，无医院，无情报，无根据地……一一罗列起来，能有“１７无”，“２７无”。
　　多的是土匪。
　　关东向为多匪地区。“八·一五”后，土匪蜂起，苏军未进驻地区，基本都由土匪填补了真空。在匪患不算严重的锦西，林彪也被骚扰得不得安宁。白天看地形，土匪就在周围山上打枪，晚上则进村抢劫。李作鹏几次带人搜剿，连影儿也抓不着。有天晚上，家里就留几个人。当时若有土匪或特务报信，不用多，来个把排，可能就不会有“九·一三”事件了。
　　背后有土匪捣乱，正面“顽军”又如何？
　　１９４６年５月３１日，黄克诚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谈到“顽美式部队比之过去一般顽军有下列进步”：㈠军官士兵待遇提高一般吃穿均较优良，军官克扣军饷贪污已减。
　　㈡官兵关系有进步，高级军官宣布不准打骂，下级军官打骂亦减少。
　　㈢官兵关系有进步，驻军民时（此处显然有误，但联系下文，意思是明白的——笔者）对居民纪律颇好，政治部到达地方召集居民开会宣传麻醉民众，一切给养由后方运送，故扰民较少，雇民夫一般给钱，但强拉打骂者仍有。
　　㈣战术上比过去灵活，迂回用的多，战术改变很快，开始与我作战时，驻村落经我一度夜袭，即改露营，开始营连冲锋，经一度打击改用疏散队形，第一梯队被击溃后，后列梯队即连续冲锋，因我守备部队受炮火杀伤，人员减少，连续冲锋即抵不住。
　　㈤指挥统一，协同动作，比过去好。
　　㈥守备沉着围援做工事完成工事很快到达即做工事，故占领之突破很困难，对我作战信心颇高不像过去有很大畏惧心理。
　　㈦火器比日本军队强盛炮兵技术很好。
　　㈧督战严厉，后退者常被督战队枪决。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写到：进入东北之敌军为蒋系统精锐，大部美械装备，经过美国训练，参加印缅作战，炮火和自动火器多！战斗力强，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的军龄，其中甚至有个别排长仍当战斗兵者，较顽强，不容易缴枪，甚至一个（此处有误，似应为“一连”——笔者）打到七八个人还不缴枪，带着运征军，常胜军的骄傲状度，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特别骄傲，战斗确实也顽强。⑾实实在在，这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评价国民党军队的文字，也是第一次听说“老八路”竟然“有如蝗虫”。就像前面已经写了几笔，下面将继续写下去的林彪一样，若不是那么多老人都那样讲，不但难以相信，简直就不能容忍！
　　打完日本打国民党，一些人对于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认识，还停留在抗战期间闹磨擦时打“土顽”那个阶段上。
　　低估了敌人，高看了自己。
　　不知彼，也不知己。
　　也难怪，部队就是发展很快，还建立了那么多“革命政权”嘛，这说明人民是拥护、支持我们的嘛。还有“老大哥”也支持我们嘛。
　　对于隐藏在很好的表象下复杂、险峻的局势，对于黑土地上已经和行将发生的事情，坐在大城市里是很难看到的。
　　延安的毛泽东也看不到。
　　林彪离开沈阳前也不知道。
　　但是，他好像已经感到了一些什么。
　　据说，对于“独霸东北”和“拒敌于国门之外”，他好像开头就有点不同意见。倒不是他不希望“独霸东北”、“拒敌于国门之外”，而是眼下究竟能不能霸住、拒住，和怎样才能霸住、拒住。
　　据说，一路上，他脑子里像车轱辘似的转来转去，就是这个问题。
　　“撒退将军”锦州西６５里，锦西县城东８里，有处不大不小的景致，叫作虹螺山。
　　史书称：虹螺山“山脉自西而东，蜿蜒百余里。从各方观之，均成形，乡人因有‘八面威风’之称⑿”并不威风的林彪，站在“八面威风”上。
　　带股腥味儿的海风，要把人刮倒似的，斜刺里扑啦啦拽动着大衣襟。
　　很冷，那风好像要穿透衣服和皮肉钻进骨子里。大海碧绿碧绿的，鼓动着冷冰冰的诱惑和杀机。在８倍望远镜里看久了，就把碧绿碧绿的大海和瓦蓝瓦蓝的天空，混成一体。
　　漂浮在碧绿碧绿的海水中的葫芦岛，码头上停着几艘灰蒙蒙的军舰。
　　看不清舰上旗帜和标记，但是美舰无疑。有两艘好像刚到，隐隐约约可见士兵正在下船。登上码头后，就和军服颜色差不多的土路融在一起，一队队朝望远镜方向蠕动着。
　　来得挺是时候。地形也行。也有仗打，因为有敌人。可此刻这位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能够调动的全部武装力量，只有来一连土匪也难应付的一个警卫排。
　　没有兵，不能打仗的将军，似乎应该顺便瞅几眼周围的景致。可他大概连想都未想过，甚至压根儿就不知道脚下这座山，算甚么狗屁一景。
　　——“内线作战！”
　　——“全部歼灭三个军！”
　　——“一战解决问题！”
　　人们常用“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来形容大将军风度之类。其实不用泰山崩于前，就是一栋楼塌于前，谁都掉头就跑。当然，用已经被用俗了的大海的潮浪形容林彪此刻的心情，当是很妥贴的。可浪涛再大，也溅不到那张瘦削、清秀、白净的脸上一星泡沫。
　　能够看到的，只是那步履愈发沉重的踱步，和那些日子每顿２两左右的饭量。不过，他的决心，可能在那一刻就已经定了。
　　其实，部队就离这儿不远。
　　黄克诚的三师，距林彪也就２０里左右。梁兴初的１师更近，就１０里样子。几天后，１师前卫团到达杨家杖子附近洞口村时，团长江拥辉到铁路线上一个小站，通过绥中县电话局打个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正是林彪。
　　当年１１５师保卫部巡视员乐坏了：林师长，你来了！
　　肯定也很高兴的林彪，声音里听不出多少高兴：嗯，来了。你们都带了些什么武器呀？
　　江拥辉答：步枪、手榴弹，还有几挺机关枪。
　　林彪道：手榴弹是宝贝呀。
　　手榴弹真是个宝贝。不然，土八路不会为它编那么多歌儿，唱得那么兴致、开怀。可手榴弹再宝贝，也难敌国民党的美式大炮。而且一路兼程，一个个弄得精疲力竭，蓬头垢面没了模样，再宝贝的手榴弹也扔不多远了。
　　最惨的要数杨国夫的７师。
　　１２月４日，林彪转发一封电报：
　　中央军委：国夫转电如下我师自渤海登陆行军，又在山海关坚持半月之久，后又运动防预，每旅皆是战斗伤亡，减员有两千之多，现部队干部情绪低，战士带枪逃亡甚多，（仅昨晚连跑二十八人带枪九支）。原因：部队自出关来，未领分文款项，服装不能解决，生活极端困难，目前部队极须整顿与补充。
　　林
　　支转
　　就是这样的部队也调不来。
　　没有电报密本。
　　１１月２２日，林彪在给“军委东北局”的电报中说：杨国夫与我无密本联系，情况不明。
　　１１月２３日，黄克诚、刘震、洪学智⒀给“彭罗并军委”的电报中说：与林台密本始终未弄通，林来报均未译出。请转告林设法送密本来。
　　没有密本，只听呼叫，谁也不知道谁在哪里，只有拿着收到的“天书”着急上火。
　　还没有地图。
　　没有地图，别说打仗，连行军都困难。
　　全套美式通讯设备的杜聿明，却耳聪目明。连江拥辉和林彪通的那次电活，都被他的情报人员截接了。
　　从关里开来的部队联系不上，调不动，从南满赶来参战的部队，也在沈阳受阻。
　　罗华生（离休前为原铁道兵副司令员）率领的２师，１０月上旬渡海在皮口登陆不久，即奉令到锦州西部作战。步行到普兰店，政委刘兴元（离休前为军事学院政委）与苏军联系，“老大哥”挺帮忙，给调来一列火车。谁知沈阳的“老大哥”却变了面孔，让立即下车，限令２４小时内离开沈阳，不然就要缴枪。罗华生派通讯科长王建华去东北局联系，希望东北局与苏军交涉，能够放行。
　　见到的是东北局副书记高岗。
　　高岗说：告诉你们师长，就照苏军讲的办。
　　科长急了，总部命令我们去锦西作战，下火车就不能按时赶到了呀！
　　高岗说：你回去就这么讲，就说是我的命令。不然就缴你们枪！
　　科长火了：“老毛子”要缴我们枪，你也要缴我们枪，这算什么共产党？！
　　刚见面时，高岗一脸麻子就不是色。这下全青了：你敢顶撞我？我毙了你！
　　高岗也是没法。“老大哥”正要用坦克赶小兄弟出城。大概他正在憋气窝火，就把一肚子火冲自己部下发了。
　　开动“１１”号走到新民附近马三家子，看见车站上停着一列火车，车头还“呼哧呼哧”喘气。几个“老大哥”荷枪实弹守着。１０多节车皮上，坐着不少八路。一问，是冀东部队，车上载满着日本军火被服，也被“老大哥”截住了。
　　罗华生上前商量：你看，我们不少人徒手，又没穿棉衣，都是八路，支援点。押车的是冀东部队的一个后勤部长：没有李运昌的命令，谁也不能动。
　　这边谈着，那边人早上车搬东西了。
　　那个部长破口大骂：你们是土匪！
　　副师长贺东生（离休前为广东省军区司令员）火了：有你们这样的八路吗？你才是土匪！
　　这边武装着，那边和“老大哥”干起杯了。
　　不知谁说的，“老大哥”爱唱酒，把他们灌醉了，车就有了。立即行动。供给科长弄来１０多瓶酒和烧鸡、猪头肉什么的，又找上几个酒量大的陪着。“老大哥”乐坏了，扔了转盘枪，翅起大拇指，一口一个“毛泽东”，“毛泽东”。大家也翅起大拇指，一个劲儿地“斯大林”，“斯大林”。没用半小时，几个“老大哥”就全放倒在那儿了。
　　可２师已经用不着去锦西了。
　　新部队装备好，中看不中用。老部队破衣烂枪，疲惫不堪，散在各地，处于行军状态，形成不了力量。
　　对于这些，中央即便不是不知道，也是知之不多，而且没听进去。所以，直到１１月２２日，仍然坚持在锦州西部打大仗。
　　彭罗并林李沙并黄刘洪：㈠顽军十三军五十二军的向锦州急进，望集中营口、沈阳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梁两部以全力歼减该顽，据报顽十三军只有一万六千人，每连只有六七十人，兵无斗志，五十二军情况却不明，但孤军深入，军民不和，弹药不继，如我以全力坚决打击之，是能大部或全部加以消灭的。
　　㈡蒋军困难甚多，兵力不够分配，现在顶多只能调五个军入东北，即使苏联允许蒋军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在苏军走后，我仍有可能夺取大城市，现在如能消歼其两个军则将给蒋以决定打击。煞美在全国威风，并给国共谈判和全国反内战运动以极好影响，并对我争取东北及华北斗争亦有极大帮助，望你们根据情况尽一切可能达到消灭该顽之任务，这是决定大局的斗争。
　　       中央
　　        １１·２２
　　“二月逆流”中，被叶群一句话就送进监狱关了７年的季中权，个头不高，儒态文雅。
　　６５岁的老人说，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５日起，他就给林彪当秘书，直到１９４７年夏季攻势后才离开。这期间林彪发出的所有电报，都是林彪口述，由他笔录，再送电台拍发的。
　　对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１日上午８时，林彪在锦西前线拍发的那封电报，老人有印象，但具体细节记不得了。他只记得那段时间，林彪很少睡觉，有时半夜刚睡下又爬起来：小季，把灯点着。
　　电报全文如下：
　　军委、彭、罗：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少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
　　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神，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等待以后之作战。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并拟义县为后方对敌正面与后面，仍以现时部队与敌纠缠扭打。部队急需补充棉衣，棉鞋，及大衣，望大量筹集，并望迅速大量印地图。
　　以上意见望军委考虑决定指示我们与各兵团。我与各部不能畅通电报于锦西坎圭附近已开始与敌接触，我即向江家屯转移以利与黄梁会合。
　　                    林彪
　　                     马八时
　　林彪到东北后，发出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电报，是请求中央要求撤退，是违背中央要求打大仗的精神不想打仗的撤退。
　　对于一个将军，不论是古是今是中是外，撤退都不能说是光彩的。
　　但撤退有时比进攻还需要勇气。
　　１９４７年５月，陈云在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曾把避免锦州决战，成功地指挥四平撤退，作为共产党人进入东北前七个月中的两件大事。并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东北就很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中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
　　这是普鲁士和德国军事家老毛奇说的。
　　也打了几仗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将军：声名赫赫，可认真琢磨，却想不起他曾指挥过哪个着名的战役。
　　林彪用不着悲哀。
　　无论怎样讨厌他，憎恨他，只要提起平型关大捷和三大战役中的辽沈、平津战役，就不能不想起“林彪”这个名字。还可以想到长征路上闯关夺隘，从长白山一直打到海南岛。
　　可现在，对于当年红１军团、红１方面军、１１５师的老底子，也是后来四野骨干力量的新四军３师和山东１师，林彪还有点心中无数。平型关战斗负伤后，他有６年多未闻过战场的硝烟了。当年１１５师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现在大都成了营团干部，有的已经当师长了。对这些还习惯地称他为“林师长”的部下，他曾是那么熟悉，现在却有点陌生了。
　　他要摸摸他们，看看他们的战斗技术。
　　还要摸摸从未见过的美式装备的敌人，摸摸那个从未打过交道的杜聿明的脾气。
　　在这点上，林彪与杜聿明所见略同。
　　３师和１师从锦西后撤途中，都打了几仗。
　　先是在旧门，是遭遇战。１师和５２军拼起了刺刀。边打边撤，撤到高桥附近又打一仗。两仗双方各有伤亡。第三仗是撤出锦州后，１２月１日，在锦州义县间一个小镇上下齐台，由林彪指挥１师和３师７旅打的。
　　戴着助听器的梁必业老人说，１师指挥所设在一个光秃秃的山头上，他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前方主攻团指挥所，也有几个人在用望远镜观察。
　　仔细看，认出其中一个是林彪。梁兴初不信：林师长怎么跑咱们前边去了？
　　看准了，赶紧说：快，向前转移。
　　在后来有名的大洼战斗中，林彪指挥所距前沿就１里左右，他就站那儿观察指挥。７１军溃兵跑旁边村子里，林彪让警卫员去抓。
　　此前在开原阻击新１军，林彪干脆跑到７旅前沿阵地去了。季中权和参谋处人员劝他别跑得太远，他不理睬，一定要亲眼看看这个“天下第一军”。炮弹从头上“嗖嗖”掠过。季中权从未见过这阵势，不觉中把脑袋伸到工事外面去了。林彪伸手按下：小季，要打死的呀。
　　从锦西撤退到四平保卫战结束，林彪经常跑到前边去，目地只有一个：知己知彼。
　　上下齐台那仗的印象是：敌人火力强，不好打；自己队形太密集，易伤亡，而且是一面推。
　　于是，撤退路上，这位“撤退将军”脑子里车轱辘般转来转去的那些问题中，就增加了两个内容：“一点两面”，“三三制”。
　　第九章“最后一战”
　　“独霸东北”之后的口号，叫作“最后一战”。
　　喊得和“独霸东北”一样响。
　　口号是什么？口号是为了达到一定目地，完成某项任务，而提出的具有强烈感召力量和鼓动作用的一句话，一个正确的口号，简洁明了的语言中蕴蓄的思想，是非常丰富而深刻的。
　　站在八十年代的峰巅上回顾历史，我们在中国历史进程的任何一个阶段中，都能找到一些代表那个阶段的口号。凡是口号比较正确的阶段，革命和建设都比较成功、顺利。反之则反之。而一个正确的口号，来源于对局势和前途的客观的、冷静的、不带一点虚妄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即顺应了历史的规律和潮流。反之亦反之。提出并执行正确的口号，需要天才、意志、信念、勇气和干劲。
　　识别并抵制错误的口号，尤其需要天才和勇气。
　　黑土地“万花筒”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５日，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日本投降后，“我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主，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输入者注：此处原有一个“⒀”，显然不对，故删去。）毛泽东在延安和重庆曾多次讲过类似的话。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在以毛泽东名义颁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防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也都讲过同样的话。
　　“文化大革命”中，“和平民主新阶段”被视为“投降主义路线”大加杀伐，并把它的版权归属于刘少奇。这并不奇怪。如果“叛徒、特务、内奸、工贼”这四顶每顶都如泰山压顶般的帽子，不是给了刘少奇，而是戴到别的什么人头上，也是同样下场。
　　“独霸东北”和“最后一战”，都源自“和平民主新阶段”。
　　确实，“八·一五”后，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一个新阶段正在开始。
　　但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
　　是战争，还是和平？
　　优势在敌，还是在我？
　　应立足于大城市，还是把主要力量投入到农村和中小城市去？
　　今天，这一切早已没有什么谜底了。但在当时，一个个问号就像一道道沟壑，纵横在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
　　杜聿明两个军就把林彪逼得一路后退，后面还一窝蜂般跟进着五个军。
　　优势在谁，应该说是明确的。加上苏军决意把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共产党唯一的出路就剩下了农村和中小城市。这也应该是明白的。可由于大前提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认识并实行这一切，也就困难重重了。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５日３时，彭真和罗荣桓发出一封电报：军委并林、程、高、陈：⒂㈠根据塔斯社一日马帅⒃谈话来判断：第一，沈阳以南我可以继续放手，第二蒋顽接收沈阳，长春，似仍系空运，据渝电，两处兵额均系一万人。
　　㈡除北宁路作战部队外，我仍可集中三万至四万主力争夺沈阳，并可集中一万主力威胁长春。
　　㈢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争夺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第一，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沈阳，再夺长春。第二，如蒋顽到后，苏军仍不撤退，于蒋顽进入沈阳三至五日后，我即以相当兵力跟踪。逼近沈阳，并争取在城内公开发动群众，进行各种活动，在顾及苏军国际信用条件下，以各种形式与蒋顽争夺沈阳。
　　㈣为了达到上述之目地，必须阻断北宁路前之敌，或予以歼灭性之打击。因此在北宁路方面，除林所指挥之主力作战外，提议程、詹⒄集中二、三万主力，同时向秦皇岛，山海关，绥中一线之顽敌进击。
　　㈤可否请示。
　　 彭罗
　　         微三时
　　同一天，高岗、陈云覆电“彭罗”，表示了不同意见⒅。
　　１２月７日，刘少奇在覆电中说：我独占东北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林彪冬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对的。
　　１２月底，东北局撤出沈阳后，仍不肯远去。先撤到本溪，呆了一个多月，又转到抚顺。围着沈阳，恋恋不舍地打转转。
　　１２月２４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你们主力是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可靠的战略要地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务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该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⒆１２月２８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指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这种根据地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城市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目前“我产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⒇。
　　问题到此应该结束了，下一步是怎样具体实行的问题了。干这个，共产党人轻车熟路，个个都是行家里手。可行家里手中的巨匠，早已发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着名论断的毛泽东，由于本文将陆续写到的种种原因，一度却把希望寄托于那位后来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将军马歇尔，把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变成了“最后一战”。
　　“八·一五”后的近十个月里，是一个色彩纷繁，变化多端，像个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阶段。
　　曾有那么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很喜欢把大千世界的各色问题，一刀齐地截成红与黑两种颜色。对于黑土地上的这段“万花筒”时期，则以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那天为界。此前违背这个指示精神的，可以忽略不计。此后再不“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即为“错误路线”。
　　这样分，连毛泽东本人都难站到“正确路线”上了。
　　这是个需要并将产生领袖的时刻。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同样是当之无愧的。但领袖毕竟只是领袖，而不是神－－尽管“袖”字最后那一竖，再往下出点头，差不多就变成神了。
　　错误口号，必然导致失误和混乱。
　　因一部《兵临城下》，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较早罹难的白刃老人，闯到关东后担任共产党安东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不久，上级还说要来个国民党的台长，让他有个思想准备。老人说，当时觉得真别扭。两个台长，怎么工作，听谁的？还不成天斗嘴吵架？
　　有的老人说，大家议论“最后一战”了，和平了，统一了，咱们是不是也要授衔了？一些人就算计自己能弄个什么“校”，什么“尉”。有的挺高兴，觉得弄块牌子扛扛，“土八路”就“洋”起来了。有的说：咱可不能戴那玩艺儿，那不成国民党了？
　　撤离城市时，有些机关和部队把家具都带着。火车、汽车，一路装上卸下，不辞辛劳。有的为多装家具，竟丢下弹药不管。“最后一战”了即便不刀枪入库，也没有沙发、沙发床和地毯什么的，来得实惠了。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有一段文字：有的同志掌握不住自己，花天酒地，听戏，闹陈设，逛市场，找老婆，下馆子，没。车不走路等，好像有点习以为常的事，有的同志结婚不摆宴席，甚至想用小汽车铺张浪费，在当时战争观念是很淡薄的。(21)
　　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４日，黄克诚在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这样写道：整个军队与地方干部除一部先进者外，一般渴望和平厌战，希望在城市享乐腐化，从承德来之干部，几无愿在乡村工作者，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
　　有些机关和部队，进城第一件事是找房子，好“洋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沙发和沙发床。头几天像掉进棉花堆里：这有钱人摆的什么穷阔？过几天习惯了，舒服了，就感慨万端起来：会走路就拿打狗棍，这些年今天伤一个，明天亡一个，哪曾想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呀！这帮人可真他妈的会享福呀！这回也该老子享受享受，在天堂里当当神仙啦！
　　发财现象也比较多，集体、个人都有。特别是先到的部队。用一些老人的话讲，是“黄（金子）白（银子）黑（烟土）都有”。这些人，有的在退出城市时就匿下了。后来听说要打仗了，溜的就更多了。
　　有人很不理解：苦大仇深之人，一块儿穿草鞋，嚼树皮，天当房子地当炕，脑袋掖在裤带上干革命，怎么进城几天就变成这副模样了呢？
　　说这话的，也不乏这样的土八路：什么楼上楼下，简直是他妈的受洋罪！可他妈的熬出来了！
　　对于为了解决肚子革命而走进这个队伍中的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从一个极端（也包括那种认为“熬出来了”的人）走到另一个极端，也是极容易的。就人的本性而言，谁也不是为了受苦才来到这个世上的。而且，闯关东路上不是讲得明白，东北是个“花花世界”吗？
　　据说，当时辽东军区政治部曾有个通知，要求团以上干部每天要喝牛奶，营连干部喝豆浆。下边部队听说了，战士气得哼儿哈儿的：我们在前边拼命，他们在后面喝牛奶呀！
　　讲这个故事的老人，讲着讲着就“扑哧”一声苦笑了：别说那年月，就是今天的团职干部，又有多少能喝上牛奶的？那时可真有点闯王进京的味道，飘飘然，昏昏然，把什么都看得那么简单，轻而易举。好像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再上每天早晨一杯牛奶，自己就变成“老大哥”了，革命就成功了。
　　把“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个提法，归功或归罪于谁都是不合适的。因为那是中央集体的意见。同样，把上面一些现象的产生都归咎于“最后一战”这个口号，显然也是不公正的。可谁又能说会与此毫无相关呢？
　　“零点前谁抢到就是谁的”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国共两党领袖，向各自所属部队发布了从１３日午夜起生效的停战令。
　　双方立刻紧锣密鼓行动起来，竭力在停战令生效前抢得尽量多的地盘。
　　杜聿明率１３军主力攻占义县和阜新后，又向热河开进。１９４６年１月４日攻占北票，５日占朝阳，９日占叶柏寿，１０日占凌原。一路攻无不克。
　　攻占凌原当晚，杜聿明接到蒋介石密令：务于停战生效前占领平泉等重要城市。
　　这边抢了平泉，那边丢了营口。
　　位于沈阳、旅大、锦州三点之间的营口，是沈阳的海上门户，水陆交通便利，地形平坦。大兵团从此登陆，向东可以切断中长路，威肋旅大，向西可以控制北宁路，向北则是进入东北腹地之捷径。所以，杜聿明闯关东瞅准的第一个登陆点，就是营口。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也一再叮嘱林彪“控制营口”。
　　６师和５师一部渡海到营口后，即控制营口。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５２军２５师进入营口。苏军定于１月１５日将沈阳移交国民党。国民党兵力不敷分配。１月１３日，逐将２５师主力调去沈阳，留下一个加强营守卫营口。
　　由山东６师和５师一部编成的辽东军区４纵，让出营口是为了不吃眼前亏。
　　一见２５师主力走了，立即卷土重来。
　　五个团对付一个加强营，也不那么容易。人海战术，攻击到午夜停战令生效了，海关、邮局和市公署大楼三处制高点，还在国军手里。
　　是就地停火？还是继续攻击？战前动员时讲，过了１３日午夜，谁再打谁负政治责任。２５师敢于撤走主力，就是瞅准这一天要停战。留守部队死打硬拼不投降，原因之一，就是幻想顶到午夜，停战令生效。停战令是不容忽视的。
　　可从战略到战术，最终解决问题的，毕竟还是实力，而眼下态势是绝对有利的。
　　而且，即然是“最后一战”，岂能打个半生不熟？
　　司令员和政委咬咬牙：打！
　　１月２５日，任弼时代表中央致电东北局和林彪，询问此事：北平执行部将派执行小组到营口，望即准备接待。如果营口盘山确系在十三日二十四时后夺回则须准备退出该两城，因我们提出双方必须退出该时限以后所占地区。
　　３纵７旅打盘山的口号，也是“最后一战”。
　　部队从辽中出发，经台安奔袭５２军一个辎重营。大雪尺把深，天冷，用东北人话讲，“嘎巴嘎巴”的。一天一夜，队伍在雪地里趟出百多里，一个个头上像开了锅。夜里１０点多钟赶到，明晃晃月亮地里，见敌人正朝几十辆卡车上装东西。瞿文清率尖刀班摸上去：不准动！
　　一个四川口音道：娘卖Ｘ的，跟老子开什么玩笑？
　　我们是“八路”。。。。。。枪响了。
　　辎重队也不含糊，顶得很厉害。瞿文清刚冲进一步个大院里，敌人反击上来。他们刚爬上房顶，敌人也爬上来。瞿文清隐在烟囱后，一枪撩倒一个。那人栽下去时把枪甩了，那枪顺着瓦片“咣咣当当”往下滑。瞿文清瞅得真切，不要命地上前一把抓住。好家伙，是支新的美式冲锋枪。打完仗又回来捡子弹，那手腕上还有块表。
　　他乐颠颠跑去报告：指导员、指导员，你看我得块表，得让我戴一个礼拜！
　　指导员吕世斌听听、看看、爱不释手，却很爽快：调皮鬼，批准了，戴一个礼拜。
　　老人说：那时团长也没块表呀！
　　这一仗打得漂亮又美气。可一身汗没干，敌人增援上来了。上级命令赶紧跑，跑得差不多了，有人就喘吁吁地去问指导员：你不说这是“最后一战”，半夜前打下来就是“解放区”，打不下来就是“敌占区”吗？
　　不久，又去配合４纵打沙岭，动员时还讲“最后一战”。
　　２０年后，瞿文清在沈阳见到辽宁省邮电局副局长吕世斌，还“泡”他：第一仗就是“最后一战”，第二仗还是“最后一战”，你可把我们这些小兵糊弄懵了！吕世斌苦笑着：我也觉着不是那么回事儿呀，这嘴上讲着，心里也胆突突地发虚。可上级就那么讲，换了你，能不那么讲吗？
　　战争年代，这样令人苦笑的口号，实在是不多的。
　　可后来呢？
　　两个典型战例
　　停战令颁布后，关内停战，关东仍打，明停暗打。
　　秀水河子和沙岭战斗，就是这一时期两个比较典型的战例。
　　秀水河子说
　　在１：３５０万的辽宁省地图上，北南流向的秀水河子和东西横亘的彰（武）法（库）公路，纵横交错叠成一个挺工整的“十”字。河与公路交叠处，就是秀水河子。
　　这是个有５０００余户人家的小镇，公路把小镇划成南北两半。人家大都是围有土墙的独立院落。东南地势平坦，西北地形起伏，有山。因河而得名的那条秀水河，在东边亲昵地拥吻着默默无闻的小镇，日夜不息地述说着只有它们才能听懂的悄悄话。
　　已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闯到关东后的第一个歼灭战，就是在这里打的。
　　１３军８９师一个加强团，只团长只身脱逃。
　　老人都说∶那时候国民党真狂，也真有点不大好惹。
　　独立旅出关到义县附近，一天黄昏，一辆摩托车闯进一团团部，机枪“哗哗”一阵猛扫，掉过头就跑了。这种镜头在今天银幕和荧光屏上，主角是什么人是不用问的。可吴振淮老人亲身经历的，却是被射击的角色。那辆“屁驴子”（当时东北老乡称摩托车为“屁驴子”）跑没影了，有人还愣在那里没缓过神来。
　　现在，还是这个１３军的８９师２６５团一个营、２６６团全团和师山炮连、汽车连，远离主力，竟孤军深入到秀水河子来了。
　　“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
　　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转到“秀水河子”停住了。
　　当时，林彪正率主力１师和３师７旅在这一带活动。兵力占优势，部署上勿需多大变动即可投入战斗。而且，部队进入东北后，针对美械装备敌人特点，第一次搞了半个月练兵，体力战力都有恢复和提高。
　　１师和７旅都是１１５师老底子，７旅还是林彪的“娘家”。他当连长时，就在这支部队。这是两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也是黑土地内战中的共产党主力。闯到关东后，林彪就把它们带在身边。
　　当即决定：７旅１９团和１师２团，分别由西南向东北，由北向南，担任主攻；７旅２１团一部和１师２团，由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对进，做为辅助攻击；１师３团为预备队，兼打可能西窜之敌；７旅２０团和一个保安团，负责打援。
　　２月１４日(22)，部队已经进入攻击地域，林彪还是有些不放心：打个电话，先别打，等我去。
　　太阳卡山（输入者注：这个‘卡’字似乎应为‘下’字。也许“太阳卡山”是个地名？请网上高手，特别是东北银指正），林彪从法库赶到秀水河子附近，在彰武方向公路下一座破庙里，又召集师旅领导开了碰头会。然后去到附近一个老乡家里，两块门板一拼，地图一摊，就踱起步来。
　　一夜未合眼。不是背着手来回踱步，就是盘腿坐在炕上，老和尚打坐般一动不动。枪炮声响成一锅粥，炮火映红了皑皑白雪，也透过被震破的黑糊糊的窗纸，一阵阵映在那张瘦削的脸上。眼睛半睁半闭，眉头一动不动，看不出任何表情。
　　下半夜了，枪炮声还没有弱下来的势头。５２军赶来增援的一个团，已在１０多里外的太平庄打响了。两处枪炮声搅成一团。
　　林彪看看表，让７旅作战科长陈世勋，去告诉战斗总指挥、７旅旅长彭明治（曾任驻波兰大使。最后一个职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天快亮了，敌机要来，援兵要到，拂晓前若不能结束战斗，就撤下来。
　　今年７７岁，一副慈眉善目的陈世勋老人说，彭旅长让我报告林彪，拂晓前一定结束战斗。可天亮了，枪还在响。林彪又让我跑了一趟。进村一看哪，满街都是写着“ＵＳＡ”的战利品，弹药箱，汽油桶，十轮卡，大炮。土八路这回可开洋荤了！俘虏一堆堆蹲在雪地上，黄糊糊的像一堆堆窝窝头。战士们拿着美国枪，叫着，跳着，一梭子一梭子朝天上放。
　　月亮明晃晃挂在天上，天地一片银色。敌人还嫌不亮，又把照明弹一个个挂了上去。
　　天出奇的冷。干部战士都穿着薄棉衣趴在雪窝子里，有的还穿着在山东、河北时老乡慰问的双层布夹鞋。
　　１７时２０分，开始肃清外围敌人，３小时结束战斗。
　　２２时，开始总攻击。
　　“九·一三”前的回忆录，都大谈“一点两面”和“三三制”。并说这是在东北第一次运用“林总”的“一点两面”和“三三制”战术。“九·一三”后，这些字样都不见了。有的文章把“三三制”变成了“以各个战斗小组为单位编成疏散的战斗队形”(23)。而在有关黑土地这场内战的几乎所有的文章，“九·一三”前的“林彪”、“林总”，“九·一三”后大都代之以“东总”。
　　２团突破口正是敌人主要防御点。重迫击炮发射的燃烧弹，在阵地前沿筑起一道德火墙。冲上去的战士变成了“火人”，有的扑倒不动了，有的在雪地上翻滚着。
　　眼见冲击受阻，７旅的方向却鸦雀无声。江拥辉没有多想，也来不及多想。
　　他的任务就是从北面打进去，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伤亡从北面打进去。
　　枪林弹雨中，一个称职的指挥员的头脑，会变得出奇得冷静、敏捷而又活跃，在扑面而来的热浪中，江拥辉发现东北角敌人火力较弱，还有个弯曲的小河沟，便于隐蔽，冲击距离也短。他立即命令１营向那里运动，集中全团火力压制敌人，掩护１营迅速发起了攻击。
　　就在这时，７旅方向枪声大作，撼动了整个战场。
　　原来，这是林彪安排的。他故意让１９团晚２０分钟发起攻击，迷惑敌人，使敌人将兵力和火器投入到２团方向，以增加攻击的突然性和可靠性。
　　趁敌人转移火力之际，２团１营迅速突破敌人阵地。接着，另外三支箭头也相继射入镇内。
　　短兵相接，全美械的１３军可就不如半美械的５２军了。大炮不能上刺刀，炮弹都打到后边去了。每班只有３支步枪，想拼命也只有３把刺刀。可敌人也不是一打就瘫，没刺刀就跟你抢枪把子。有个机枪手脑袋被扭住了，还抱着机枪射击。
　　这一仗，１师和７旅伤亡７００多人。
　　这个数字，打破了山东和华中地区８年抗战中任何一次夜战的伤亡纪录。
　　秀水河子战斗，是在节节后退的不利态势下，利用敌人轻敌冒进，精心策划的第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对于打击敌人气焰，消除当时对美械装备敌人的恐惧，恢复和坚定斗争信心，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
　　从更广泛的背景上看，这一仗向那个“万花筒”时期诉说着的，却远非仅仅如此。
　　沙岭—碰上了“王牌”就在１师和７旅乘坐３０多辆美制“大道奇”，在老百姓“这八路可真小看不得呀”的啧啧赞叹声中，浩浩荡荡阔阔气气驶出“一举成名”的秀水河子时，沙岭战斗打响了。
　　２月初闯到关东的新６军新２２师，２月１０日后，相继占领盘山、台安、辽中，在辽河以北以西地区形成一条线式防御阵地。其６６团和师教导营进至辽河南沙岭村，成为突出孤立部分。
　　辽东军区决定吃掉这股敌人。
　　兵力部署，以４纵五个团（后又调来３纵一个团）主攻，３纵两个旅警戒、打援。
　　除了都是打孤立突出之敌外，一切都和秀水河子是另一种情景。
　　首先是“最后一战”。
　　战前动员：这是“最后一战”了，这一仗打完了，东北就和平了！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动员一切力量坚决打好这一仗，也一定能打好这一仗！日本鬼子都打垮了，顽军算老几？把炮弹放出去就是胜利！
　　真是把对手当成几炮就能轰散的“土顽”了。结果一打才明白，新６军新２２师是号称“虎师”的王牌中的王牌。
　　从延安到西柏坡，毛泽东都有电报，要林彪想方设法打掉这个新６军新２２师。林彪几次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吃掉这个王牌中的王牌，都未得手。４纵和３纵都是东北野战军中和主力，也可以说是王牌。可这都是后来的事。是在和新６军这些王牌不断较量中打出威风的。就像在山海关“拒敌于国门之外”的７师，后来成为着名的“攻坚老虎”，当时还不是一样。现在，这两个纵队各方面实力，都明显地逊于对手。
　　不是“土顽”是“王牌”，就该认真对付了吧？不能说没认真，但战术是谈不上的。四面八方，人海战术，猛打猛冲，把立足已稳之敌当作立足未稳之敌，一次不行再来，还不行再上。这个部队伤亡大了，顶不动了，换个部队再顶。就像羊顶架似的，顶了一昼三夜，不得不撤出战斗。
　　毙伤俘敌近７百人，４纵和３纵伤亡为２千１百人(24)。
　　张继璜老人当时是四纵十旅二十八团政委。
　　老人说∶
　　开进路上，大家都很高兴。打八年日本还要打老蒋，“最后一战”了，能不兴奋？我们团后边是炮团，九门日式山炮，大骡子大马拉着，瞅着美气神气又长劲儿。
　　一开火就不行了，那炮弹不少从敌人头上飞过去落到自己阵地上去了。敌人那炮弹却象长了眼睛，专往咱人堆里砸。都是燃烧弹，打哪哪着火，雪好象都打着了。我和团长在一间草房里指挥，草房打着了跑到外边。草垛，芦苇，可利用的隐蔽物都打着了。没招了，就躲进个大粪坑里指挥。
　　我们还有个粪坑，部队往哪儿躲呀，就那么顺着街道往里冲。我说这样不行，赶快在墙上打洞，从两边房子里往上攻。
　　当时还是班长的崔文清老人说∶
　　和新二十二师一交手就叫人吃惊。枪打得准，炮打得更准，就在你头上几米处爆炸———小鬼子可没打出这水平。
　　赵斌当时是四纵十一旅三十二团二营副营长。
　　老人说∶
　　我那个营伤亡了一半，大都是火焰喷射器烧的。一打一条火龙，满是冰雪的大街都烧黑了。当时也不知道那叫“火焰喷射器”，就叫“那玩艺儿”，“喷火的那玩艺儿”。后来不知谁说那叫“火箭炮”，大家就叫“火箭炮”。
　　来个纵队领导，说∶甚么娘卖×的“火箭炮”，弄来个我看看！
　　我带两个班，从路边人家挖开墙钻进去。两个国军趴在沙袋后面，正往火焰喷射器上鼓捣甚么。我瞅一气，认准了，就扑上去。
　　满以为拿回来就有办法了。那个领导转圈儿看，掂一掂，踢两脚∶娘卖×的，就这么个玩艺儿呀？就这么个玩艺儿叫“火箭炮”呀！
　　撤出战斗后，大家议论，说过去打鬼子也没这样呀？这是“顽军”吗？后来就传说，新六军是在美国训练的，都是大学生。
　　那时可真有点怕美式装备，怕新六军。
　　这边攻坚攻不动，那边打援没打住。
　　３纵８旅两个团在六间房打援。晚到一步，敌人两个营已经进村了。８旅连俘虏也没抓个问问，赶到那里，围住就打。攻了一天，占领一半村子，就一步也动不了了。旅长火了：再攻不进去杀你们的头！正发脾气，背后“轰隆”一声，一个连没几个人了。
　　高秀成当时是８旅２２团３营教导员。
　　老人说：我那个营是预备队。１营、２营攻了两天，伤亡挺大，又疲劳。我们要上，他们不干，怕我们把“最后一战”的光荣抢跑了。团长是刚从延安来的，理论有一套。敌人没把咱土八路放在眼里，他没把我们这些冀东土八路放在眼里。
　　你得有真本事呀？关键时刻却拿不出决心，就让那两个半残废的营在前边粘糊。
　　六间房久攻不下，敌人大队援兵要到，旅里决定用攻鬼子炮楼的辨法造土坦克。拉来满满两马车炸药，放在９连休息的院子里。也不知是有坏人还是怎的，半夜时分，一下子就响了，几十里外都看见火光，还听见爆炸声。我这耳朵，现在还不大好使。
　　前边伤亡，后边伤亡。这边不能打了，沙岭那边也撤了。一路抬着伤员，那个垂头丧气劲儿就别提了。
　　老人都说，回到辽阳后开追悼会，一个个都眼泪汪汪的：这叫甚么“最后一战”哟！
　　一胜一负，国共两党，一比一平。
　　足球是圆的，战争也不能说是方的。不应以胜负论英雄。但对于成败的原因，还是应该论论的。
　　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胜也好，负也好，圆的也好，方的也好，诉说着的都是同一个主题。
　　  “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㈠
　　－－４Ａ电报之二
　　对于这段万花筒般变化着的时局，看得比较清楚的人，历史己经在黑土地上写下了他们的名字：林彪、黄克诚、陈云、罗荣桓、高岗、张闻天……
　　其中，首推林彪和黄克诚。
　　“黄瞎子”的眼力新四军３师老人，都说黄克诚眼神不好，近视。平时，师里几个领导有时称这位师长兼政委“黄瞎子”，他也答应。对于惯于夜间活动的土八路，眼神不好是个难题。行军时，有人跟他开玩笑，故意在前边一蹦一跳的，说有石头，有沟。他就挺认真地在后边又蹦又跳。
　　从身材到心灵都是堪称巨人的戴高乐将军，有句名言：“没有威信就不会有权威，而除非他与人保持距离，他就不会有威信。”这种“距离论”的版权，其实并不是这位法兰西英雄的。翻译名人传记，那些曾在历史上留下雷霆般足音的中外名人，在都是这样说的，做的。
　　来自湘南红土地的戴眼镜的瘦小的黄克诚，与这种不无道理、也令人讨厌的“距离论”无缘。他是以对同志手足般的情谊，和基于这种情谊的严厉和宽厚，建立起绝非装腔作势才能攫获的权威。他是以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耿耿忠贞，赢得了人民的敬仰和信赖。他是以他深邃的眼力和杰出和贡献，在中国半个世纪风雨如磐的路上，留下了属于他的也属于人民的非同凡响的足音。这种品格和眼力，在这片黑土地上，在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时期，曳起一道耀眼的闪电。
　　据说，如今有些追悼会向遗体告别仪式，过了“那一会儿”，人们就海阔天空地谈笑风生了。而黄克诚的追悼会，自始至终，都被一种景仰、怀念的气氛笼罩着，那么深沉，那么庄重，那么肃穆。流泪的人那么多，流的泪也那么多。人们谈论的只有黄老的为人，黄老的刚正，黄老的节操，黄老的气度……
　　９月１３日，黄克诚得知苏军占领东北，即致电中央：“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要下决心进军东北。”“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内地战争。”
　　到东北后，他始终关注根据地建设。
　　１１月２６日，在那封着名的关于“７无”的电报中，他向毛泽东提议：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同一天，又致电军委：东北敌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１１月２９日，又致电东北局：“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但若列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大都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期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建议“立即划分主力师（或旅）的补充熟悉地区，作为该师（或旅）之根据地”。如果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
　　１２月１７日，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三师及杨、梁等师，干部均感没有根据地，非肃清土匪无法解决目前困难，亦不可能生存发展，但迄今仍未划固定地区，向林总商讨，林孤掌难鸣，向东北局建议，则从不回电，对目前既不确定持久方针，又无救急办法，使情势无论上下均感惶惑，且有人提及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
　　当从中央到地方都觉得东北形势很好时，他在那里来了个“７无”，简直把形势描写得一团漆黑。当一些人还把美械装备的敌人视为不堪一击的“土顽”时，他在那里一笔一笔地算计了敌人的“８条进步”。
　　当有些人还未从“独霸东北”中清醒时，他在那里发出了“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的警报。
　　是危言耸听吗？
　　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４日，在四平失守后的一片悲观气氛中，在科尔沁大草原东部的白城子，他在给中央的一封很长的电报中，这样剖白了那颗赤子之心：我是一个从坏处设想的人，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故或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
　　在他口述或是撰写这封以及此前此后的那些电报时，他都想了些什么？想没想到宋人张商英那句“自古忠烈多磨难”？他应该想到－－但４４岁的瘦小羸弱的男子汉，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翻开建国后的报纸，“形势”好像从来都未坏过，连“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大好，而不是小好”。这样一个人罹难的命运就是注定了的，或迟或早而已。
　　据说，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曾派一位着名人物和黄克诚谈话，意思是站过来就行了。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拒绝了。
　　一个忧国忧民，忧党忧军的人。一个说真话，做真事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
　　据说，毛泽东１２月２８日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就是根据黄克诚等人的意见拟定的。
　　可停战令颁布后，毛泽东又命令东北民主联军“保卫马德里”。
　　于是，一封封少喜多忧的电报，又飞向了林彪、东北局和中央。
　　林彪无回音。
　　东北局无回音。
　　中央无回音。
　　照飞无误。
　　纵观历史，那些有着坚强个性的杰出思想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喜欢顺从的人。这就决定了他们脚下永远不会有平坦大道。
　　林彪“孤掌难鸣”时，他支持了林彪。彭德怀蒙冤时，他和彭德怀站到一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了麻烦时，他站出来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这一切。林彪被一个“鬼”字覆盖了时，又是他第一个把林彪的一生都放到历史的天秤上。
　　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黄克诚的骨头也是最硬的。黄克诚的胸怀也是最博大的。
　　黄克诚－－中国共产党人之楷模！
　　黄克诚－－中国男子汉！
　　黄克诚－－人民的儿子！
　　林彪脑子里的车轱辘
　　“批林批孔”时，就听说林彪是个好沉思默想的人。
　　当年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老人，都说从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想的是怎样建立根据地，是战争，是用枪杆子打出黑土地的共产党天下，把东北变成推进全国解放的战略后方和前进基地。
　　而在这段“万花筒”时期，摆在黑土地上的最尖锐、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对和战前景的估量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无从谈起。
　　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离开沈阳，准备到锦州西部指挥打大仗起，主导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了。
　　他认为东北不可能有和平。
　　因为和平是力量的平衡。
　　和黄克诚一样，林彪在这一时期的所有电报中，几乎都谈到了建立根据地问题。
　　和林彪一样，黄克诚也认为东北的和战前景只能是战争。不然，他们就用不着那样极力主张建立根据地了。
　　请看林一封电报：中央并东北局：江号电悉。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们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林１·５·９时显然，他对和平，对“最后一战”，是怀疑的和有保留的。
　　１月６日，中央在复电中说：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着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一战。
　　１月２６日，中央在《对东北和战方针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完全不应该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林彪不但仍然怀疑，而且致电中央，据理力争，说明战争的危险性。
　　当时在“东总”工作过的老人，都说林彪从未讲过“最后一战”，前方后方唱的是两个调子－－当然不包括沙岭战斗那个前方。
　　老人还讲，秀水河子战斗前，林彪给１师和７旅营以上干部做一次报告，讲东北形势，讲建立根据地，讲“一点两面”、“三三制”。
　　林彪说：没有自卫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对这一点不保持警惕，就会陷入被动。
　　人民渴望和平，就像农民渴望土地，土地渴望种子，种子渴望阳光、春风和春雨。“和平民主新阶段”符合人民愿望，军人愿把“最后一战”喊破喉咙。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论证当时确有可能开始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论证得也不无道理。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欲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
　　对于“独霸东北”，对于“拒敌于国门之外”，对于计划中的锦州西部那场大仗能不能打，对于每个置身于前线的士兵，都不能算是难题。可当人们都在渴望和平，而和平的祥云也确在头上飘翔时，透过那瑰丽的云霞而能看到战争的乌云，这里需要什么？
　　有个时期，报纸和红头文件上写了那么多“天才”，好像把“天才”都预支出去了，今天就难得见到了。这两个字有些犯忌。如果把这两个字和“林彪”两个字联在一起，那就更叫人心惊肉跳了。
　　现在，林彪更需要的是勇气。
　　因为他面对的是毛泽东。
　　在中国近百年史上，没有谁像毛泽东和林彪那样，曾经那么亲密，又那么疏远，那么大起大落了。
　　据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２８年４月，朱德、陈毅率队上井岗山与毛泽东会师。毛泽东下山迎接，和朱德、陈毅从大路上山，部队从小路走的。上得山来，见部队玻坐在路边休息，一个娃娃样的军人，站在那里给部队讲话：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红军也能坐天下。
　　毛泽东站住，听了一会儿，问：这个人是谁？
　　陈毅答：他叫林彪，是个营长。
　　毛泽东说：营长？营长是领兵打仗的嘛。
　　第二天，毛泽东找林彪谈话，让林彪给井岗山红军做报告，题目叫《红军能够坐天下》。
　　据说，长征过草地时，毛泽东身边的１２个战士，从担架员、警卫员到挑夫，都是林彪在红１军团挑的。政治条件好，身强力壮。临走前，林彪请他吃顿饭，说：一定要保护好、照顾好毛主席，红军不能没有毛主席。
　　可在此之前，四渡赤水到会理后，林彪却要毛泽东下台。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了不少胜仗（也有败仗），也走了些冤枉路。林彪说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说毛泽东这样指挥不行，要把部队拖垮。在会理休整时，他和彭德怀打电话，让彭德怀站出来指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不成，又写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要朱毛下台。他让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拒绝。红１军团军团长林彪，就一个人签名送上去了。后来，毛泽东说：你懂什么？一个娃娃。
　　无疑，后一个故事与前两个是矛盾的。而后一个，白纸黑字，写在《聂荣臻回忆录》上。这就愈发使前两个故事真假难辨，甚至完全不可信。可有很多时候，生活也就是这么矛盾着，尖锐地对立着。
　　现在，当林彪在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不知踱来踱去了多少时间，脑子里那个车轱辘终于在下面一封电报上停下来时，不知他可否想过那句“你懂个什么？一个娃娃。”
　　毛主席：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像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是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林彪手里拿支削好的红蓝铅笔，盘腿坐在炕梢，背靠在叠好的半人高的被垛上。有点西斜的阳光，透过屋檐下尺把长的冰溜子和老式窗格上的窗纸，照在那张微仰着的瘦削苍白的脸上。眼睛似睁不睁，声音不高不低，一字一句，就像背诵一篇早已熟记在心的课文。
　　季中权伏在四脚方桌上记录。他没有理会到这封电报的份量。来电去电，当时电报很多。可听到“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时，他心头一震，笔尖停顿了一下，随即又全神贯注起来。
　　记录完毕，林彪看了一下，季中权就送交电台了。
　　回来时，林彪下炕了，正在地步踱步。
　　林彪抬起头：小季，你看这个电报怎么样？
　　季中权道：“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这句，是不是重了点？
　　林彪站住了：对，快去拿回来！
　　电报已经发走了。
　　此电未查阅到。
　　还有一些电报也没看到。
　　季中权老人说：这封电报，准确时间记不得了，在约在秀水河子战斗前后。地点是彰武、法库一带，在一个老乡家里。电文还要长些，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这是我给林彪当秘书的２０多个月中，印象最深的一封电报。
　　毛主席没有回电。四平失守后，在那封决定林彪当东北局书记的电报中，毛主席好像提了一下，记不准了。这期间林彪也再没提，但看得出来，他有压力。
　　当年我从上海投奔革命到延安鲁艺后，组织上就教育我们要完全相信毛主席。毛主席的威望在心中是扎了根的，林彪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毛主席还会错吗？可林彪也是毛主席信得过的人哪？
　　平型关打日本，赫赫有名，说他是“常胜将军”。那时我才２１岁，也弄不明白究竟是谁对谁错。
　　老人说，“二月逆流”他被关进监狱，“九·一三”后又被勒令揭发“林彪在东北的反党罪行”。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什么。逼来逼去，他就把这封电报讲了。嘴上讲着，心里念叨：这能算吗？
　　不知这封电报上写着几个“Ａ”。就拍电报那一刻讲，两个就足够了。但从宏观上看，这无疑是一封４Ａ电报，一封战略上的４Ａ电报。
　　在战争与和平这一点上，林彪的洞察力，要比毛泽东高明、深刻。
　　黄克诚是看准了就说。林彪也不把话埋在肚里。在会里请彭德怀站出来，要“朱毛”下台的那封信，是颇能代表他的性格的。
　　但他早已不是那个“娃娃”了，话还是要说的，但通常都要放到脑子里那个车轱辘上，翻来覆去转得差不多了，再出口。
　　电报发走了又想追回来，林彪在黑土地上也不仅这一次。
　　做为一个流血的政治的政治家，林彪也是个不流血的政治的政治家，而且是个颇精明、机敏的政治家。不然，１９４２年国共关系恶化，毛泽东就不会让他出现在重庆的谈判桌前。不然，在黑土地处于最严峻的历史时刻，他就不会出任东北局书记。当然，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也就可能是另一种情形了。
　　世界是个大千世界。
　　人也是个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的人，把大千世界的世界，也把大千世界的自己，愈发搅和得千般色状，万端变幻，叫人愈加难以捉摸了。
　　第十章 四平不平
　　战争是个嫌贫爱富，到处浪荡的花花公子。它总是贪婪地盯着那些富美之乡，政治经济中心，重要港口和交通集散地，有机会就猛扑过去，噬吻得漫天血火。
　　四平是太对它的胃口了：位于关东腹地，正处在中长、四梅和四洮铁路的交叉点上，是进出东南西北满的自由港。
　　于是，战争就张开黑色的翅膀，从山海关一路扑向四平。
　　这是国共两党闯进关东后的第一次大打出手。
　　５月１日，毛泽东说：“东北战争，中外瞩目。”(30)
　　１２月３０日，蒋介石说：“四平街一役，奠定收复东北之基础。”
　　共产党人的最大战果，是这一仗终于打掉了“最后一战”。
　　  四平与重庆
　　３月２４日，中央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苏军４月份撤退完毕，国民党必由沈阳出兵向北争夺长春和哈尔滨，“我党方针是就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消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31)
　　４月６日，毛泽东在给“林彪同志并告彭”的关于组织四平会战的电报中，说：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
　　毛泽东何以张口就是“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
　　３月２５日，毛泽东致电“彭林”：恩来回延三日，本日赴渝。美方因苏美关系，急欲停战，蒋被迫亦不得不停战。故美方专机接周赴渝谈判，判断数日内即可谈妥，派停战小组至东北，望你们准备一切，尤其是不惜牺牲，打一、二个好胜仗，以利我谈判与将来……
　　从１９４６年新年伊始到四平失守，在中央给东北局和“东总”的电报中，“打一、二个好胜仗，以利我谈判与将来”的句子，屡见不鲜。
　　“八·一五”后，国民党瞪着眼睛，硬说东北没有共产党军队，有的只是“土匪”。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存在着，人家却视你为无物，也实实在在叫人忍无可忍。忍无可忍也得忍着。３月１７日攻占四平，把揣着蒋介石的委任状的辽北省主席刘斡东活捉了。参战部队明明是后来成为东北野战军头等主力师的１０旅，开头却准备“以宁北保安军剿匪安民肃清土匪的消息及宁北省政府名义发通电。”(32)
　　“拒敌于国门之外”，在锦州西部打大仗，是为了“独霸东北”。现在，中央急切地要在东北打一、二个大胜仗，是为了在“最后一战”的和平到来之前，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实力，以便在黑土地上争取尽量多的主动地位。
　　战略从来都是服从于政治的。
　　于是，黑土地上的四平，就成了一张流血的政治的谈判桌。
　　于是，４年前从苏联疗养回来就去到重庆，协助周恩来和国民党谈判的林彪，隔着千山万水，又一次和周恩来携起手来。
　　于是，趴伏在四平前线堑壕中的士兵，一个个都成了政治家和外交家。
　　３月１３日，苏军开始由沈阳沿中长路撤退回国第二天，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接着，又先后占领鞍山、海城、营口、抚顺、铁岭、法库等地。４月上旬，调集主力，南攻本溪，北犯四平。
　　东北民主联军也拉开了架式。本溪方向，由辽东军区统一指挥３纵、４纵和保３旅，阻敌南进。四平方向，西满３师７旅、１０旅和８旅、独立旅大部，向铁岭以北集结；东满２师和北满７师，以大部向开原开进；１师和万毅纵队，暂在铁岭东南休整，准备向四平西南方向作战。
　　同时，东北局调集兵力，准备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
　　四平不平。辽宁不宁。长春和哈尔滨炮声隆隆。
　　焦点是四平。
　　为了在苏军撤退前赶到长春，新１军运抵沈阳喘息未定，立即北上。４月８日，新３８师进到兴隆泉、柳条沟一带。当晚，被１师、３师８旅、１０旅和万毅纵队十二个团围住，激战一夜。
　　另一路７１军８７师和９１师，４月４日占领法库后，沿公路经通江口北进，企图绕八面城迂回四平。４月１０日，８７师两个团突出冒进至金家屯时，与赶去阻击的独立旅３团遭遇。
　　林彪的既定方针，是趁敌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路，求得彻底歼灭一部。新３８师本来已经进入预定地域，可这个像新２２师一样的王牌中的王牌确实厉害，没能达到预期目的。现在，８７师两个团送上门来了。他立即命令３团节节抗击，诱敌深入，一面火速调集１师、３师８旅、１０旅、万毅纵队和辽西工人教导团，共十四个团兵力，在大洼和金山堡一带张开口袋。
　　４月１５日黄昏发起攻击。战至第二天上午７时，将８７师主力大部歼灭，并击溃９１师一部。
　　梁必业老人说：１师担任主攻，从８７师侧后突破原定１团、２团并肩突破。快打响了，林彪说不行，重新调整。两个团摆在一起，梯次配备，前边摆一个营，后边摆两个营，再后边还是。前边突破一段，后边的接上去攻击，每支部队都是生力军，很快就突破了。
　　敌机很猖狂，贴着树梢俯冲扫射。林彪说：让每个战士打一枪。真打下一架。李兆书老人说：我们连配合２８团和独立旅３团断敌后路和打援。１０几挺轻重机枪摆在路边，歪把子，捷克式，加拿大式，马克辛……什么牌子都有，就跟今天街上那些小轿车差不多。天黑后，敌人上来了。开头挺硬气，往上攻，炮打得可蝎虎了。可咱们人多，又有准备，下半夜敌人就往后退了。
　　那一仗打得真漂亮，往后就不大行了。
　　大洼战斗歼敌４千３百余人，是秀水河子战斗后又一个较大的胜仗。
　　秀水河子战斗后，中央军委在贺电中说：在顽敌进攻下如能再打两次这样的战斗，国民党将不能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
　　在大洼战斗的贺电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重庆谈判桌上，共产党人的记分牌增添了一分。
　　但这并不能改变共产党的劣势。
　　悲哀的马歇尔
　　“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33)
　　这是蒋介石说的，说得得意、自信。
　　他有理由得意、自信。
　　他的爱将没辜负他的厚爱，在黑土地上指哪打哪，连连得分。
　　最重要的一分，是他亲自得的。
　　在“八·一五”后中国这场内战的历史上，写着马歇尔的名字。
　　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０日到１９４７年１月８日，写了１年零１８天。
　　１９４６年４月下旬后，内战的焦点在东北，马歇尔的精力也就主要集中在东北。毛泽东说“东北战争，中外瞩目”，那个“外”和“目”，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这位杜鲁门特使那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
　　关于马歇尔的调处，我们曾谓之为彻头彻尾的虚伪，是打着调处幌子纵容、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从宏观上看，这是不无道理的。具体到有些问题，就不无偏颇之处了。
　　马歇尔来华不久，即停运国民党军队到华北，暂停给国民党新的大规模援助，帮助中国完成了包括东北停战协定的四大协议。
　　这无疑给饱经战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福音。于是，黑土地上就出现了“欢迎马歇尔”的口号。人们把这位后来提出“马歇尔计划”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当成了救苦救难的洋菩萨。
　　他的格言是：“一旦去干就要成功”。
　　他很快就陷入了窘境。
　　这与美国的既定政策有关。
　　从抗战初期卖给日本军用物资大发其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帮助国民党抗战以牵制日军南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始终是“为自己”。就像苏联先是援助国民党，现在又支持同一个“祠堂”的共产党，都是为自己一样，是可以理解的。通过雅尔塔协定，美国在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就是保护这些利益，并伺机攫取更大的利益。
　　蒋介石心里明镜儿似的。
　　在“史迪威事件”中(34)，不能就蒋介石没有中国心，但更值得赞叹的是他的精明。美国多的是将军，全世界却只有一个蒋介石。美国要使中国抗战，就越不过蒋委员长这个台阶。窥透了这一点，他就毫不犹疑地表现出了令罗斯福震惊的强硬和果断。现在仍是如此。美国要想保持它在中国的利益，只有依靠他蒋介石。无论这个亚洲大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都别无选择。
　　他要打内战，要通过一场内战消灭共产党。
　　如果外交不是以实力为后盾，而纯粹是权术的竞技，那么，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中国式狡猾，即便不是天下无敌，也叫你缠不清，理还乱。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６日，美国前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在给杜鲁门总统的辞职报告中说：“在战争期间，我曾供职于爪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南太平洋一带，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外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俄国、阿富汗、印度、锡兰、缅甸和中国。在所有这些派遣的任务之中，中国的是最复杂和最困难的。”(35)
　　把这些话仅仅视为赫尔利在华使命失败的托词，是不妥当的。
　　５星上将马歇尔的才智、名望和风度，都不是这位穿过牛仔裤的俄克拉荷马州人可比拟的。可面对蒋介石这样一位盟友，他就能创造奇迹吗？
　　而且，他也是美国人也要为美国服务，为美国的政策服务。
　　而且，当他踏上中国土地时，他的国家就是个不干净的角色了，星条旗已经可耻地飘扬在中国内战的硝烟中了。
　　所以，无论马歇尔本人多么清白、公正、真诚，也无论他在世界能得到多少诺贝尔和平奖，在中国，只能是悲哀的马歇尔。
　　谁来，也不能创造奇迹。
　　他们都是抗战名将
　　——战犯录之二、三、四
　　说闯关东的国民党军队是精锐部队，是精锐在它的全美械和半美械装备，精锐在操纵这些装备的是训练有素，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士兵，更精锐在指挥这些军队的将军，都是蒋介石手下能征善战的一流强将。
　　之二：“东方隆美尔”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艳阳天。
　　老天爷是真够照顾的，太阳又红又大，罩在几乎全是“南蛮子”的新一军官兵头上，脊背暖洋洋的。土地爷却发了脾气，大概是被“天下第一军”的美械装备搅了好梦，一路和它过不去。
　　过了惊蛰，阳光下，湿漉漉的南风一溜，铺了一冬冰雪的黑土地，就由南向北一路融化开来。田野上泥水南流北淌，道路上积水翻浆，“电道”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垫道”：马车、牛车、毛驴车，特别是重载车，不是路面滑腻难动窝儿，就是陷进坑洼爬不上去——你就一路垫去吧。
　　新一军这些“南蛮子”哪见过这个呀。本来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又风弛电掣的汽车、炮车和装甲车队，涂着“青天白日”徽记的绿色车身糊满泥水，像群生了癞疮的老牛，一路喘息着，走走停停。有的路面平光光、干爽爽的，加大油门开起来，车头猛地一沉，屁股就撅起来了。有人以为是中了地雷，却没爆炸声。
　　有人认为是土八路挖的陷井，可也不能挖这么多呀？问老乡，才明白这叫“翻浆”：夏天暴雨冲刷的坑洼被秋雨灌满了，风雪一捂凝结了，春天化冻后，表面风干了，肚子里却是一摊浆糊般的稀泥。
　　于是，就沿路去折老百姓的门板，抱柴垛上的柴禾，朝车轮下垫，朝泥浆里垫。
　　杜聿明原定４月２日占领四平，又推至４月８日。结果，直到４月１５日，新１军和７１军才推进到四平近郊。
　　西欧那位隆美尔被称为“沙漠之狐”。这位被誉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的“天下第一军”，现在成了黑土地上的乌龟。
　　此刻，孙立人应英国女皇之邀，正在伦敦受勋。
　　在佩带中正剑的将军丛中，孙立人是非同凡响的。
　　首先是他的履历。
　　他是安徽舒城人。先入学清华，后保送赴美，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又转入弗吉尼亚军校，成为那位悲哀的马歇尔的校友。这样，在留日派、保定系、黄埔系等派系如林的国民党将军中，他就成了形单影只的留美派。又是货真价实的工程学士，将军兼学者，愈使他显得凤毛麟角。
　　二是他的业绩。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他是税务警察总团特种兵团团长，率队参战中弹负伤。一九四零年，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他任师长。翌年，随杜聿明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英军第一师和装甲第七旅在仁安羌被围，向中国军队求救。孙立人即令一一三团星夜赶去，发现日军只有一个大队（营），迂回至仁安羌北面，截断了英军的退路。英军七千多人，竟然束手无措。一一三团当即发起猛攻，将日军击退。
　　对于在打通滇缅公路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新三十八师，此举实在算不了甚么，大概连孙立人也没怎么往心里去。新二十二师和下面将陆续写到的一些将军的功绩，也并不在新三十八师和孙立人之下。但是，由于孙立人直接救了英国人的命，又是在美国点化的，于是就大受洋人青睐。先是送一顶“东方隆美尔”桂冠，后来又给戴上一枚英国皇家“自由”勋章。
　　不过，这荣誉毕竟是在战场上实实在在打出来的，是中国军队的光彩。
　　还有他的性格。
　　大凡在美国吃过面包的人，都有那么点无拘无束，放浪形骸。孙立人倒不必言必称美利坚，但他的基于学识和战功的孤傲、倔强，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不会搞人际关系，也是有名的。据说，后来在台湾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的军事汇报从未准时出席过。原因是不愿向参谋总长周至柔敬礼，迟到可以避免，因为蒋介石到场了。
　　美国式的民主令人羡慕，但孙立人是生活在中国，是封建专制的中国。而且，他不是工程学士，而是位将军。他侥幸没在大陆成为战犯，但他脱不过“孙立人兵变”(35)。他没有申诉机会，百年之后将成为千古迷案。但这种命运，从他接受美国式教育回到中国那一天，是不是就已经定了？
　　而现在，这位不屑与周至柔等人为伍的孙立人将军，在伦敦授勋完毕，也没和老头子打个招呼，又应史迪威之邀，去大洋彼岸旅游参观了。
　　当这位“东方隆美尔”踏上黑土地，站在他早就应该站到的位置时，杜聿明督率他的大军，已经快攻入四平了。
　　孙立人面对他的三个师长，将胸前那枚“自由”勋章向上移动了一下：这里将佩戴和明天一起到来的”青天白日”勋章。
　　之三：黄埔老大哥正在指挥部队向四平开进的郑洞国，远远地望见孙立人赶来，就停在路边等候，将新１军“物归原主”了。
　　他黑了，瘦了，长脸上灰蒙蒙的、厚实的嘴唇爆了皮，一双眼睛红得像兔子眼睛似的。
　　一个农民最幸福的，莫过于捧着金灿灿、饱鼓鼓的稻谷的时刻了。对于一个将军，最欣喜、最荣耀的，莫过于攻下一座强兵据守的重要城池，并在万人瞩目中，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这座城池了。
　　郑洞国是最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了。从４月１０日起，他就一直在四平前线指挥战斗，指挥所先后由开原推进至昌图，又进至双庙子，多次到前线督战。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进入四平，夺得首功，只是举步之劳。可他好像根本就没想过这些。他把新１军指挥权交给孙立人，就不声不＝响地退回双庙子前进指挥所了。
　　这就是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长官郑洞国。
　　一个纯中国特色的将军。
　　在实力雄厚的黄埔系将领中，和杜聿明同为黄埔一期老大哥的郑洞国，以他的敦厚，忠诚，勇猛，打仗稳当，独树一帜。
　　１９２５年春，孙中山下令东征打陈炯明。攻到淡水城下，以校长身份指挥黄埔学生军的蒋介石，在官兵中征选“敢死队”百余人，强攻淡水。枪林弹雨中，敢死队员郑洞国第一个攀上云梯，冲上城墙。
　　“七七事变”后，做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从古北口抗战到保定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会战，宜昌会战，直到１９４３年率远征军进入印缅作战，北征南杀，大小几十战。身上伤疤之多，据说在东北国军高级将领中，是数一数二的。昆仑关战役中，他亲率荣誉第一师担任正面主攻。冲上去，打下来，全师伤亡近半。当年的敢死队员红了眼睛，亲自督战。号称“钢军”的１２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就上他的部队击毙的。
　　在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退居印度那段寄人篱下的日子里，连孙立人都对美军将领的骄横跋扈愤愤不平，郑洞国却能和他们处得来。
　　红领巾时代，对于连环画、小说和银幕上那些“叛徒特务狗汉奸”，就有深刻印象。即便是在那从生活到文学都模式化了的年代，舞台、银幕上只要一出现这类角色，冷漠的观众也会发出一阵笑声。
　　在这位能和美军处得来的郑洞国将军身上，你看不到那种媚骨和奴相。他有时也不得不忍耐着点，但更多的是凭借他的坚毅、尊严、正气和大度，去面对他置身的那个世界。他的这种品格，赢得了同事、部下和上司的敬仰和信赖，也征服了以主子自居的美国将军。这种品格，本来就是人类应具的高尚的美德。
　　就是因为这种美德，杜聿明把他从汤恩伯的第３方面军挖来，当杜聿明的副手。
　　就是这种美德，后来他明知不可为也为之，去到了长春那座死城。
　　从他指挥他的部队在黑土地上打响第一枪后，这种美德就化为负数了。
　　也是“各为其主”吧。
　　之四：逐次抵抗大师孙立人入缅作战失败退入印度时是新３８师师长，从印度反攻前任新１军军长。廖耀湘则依照同样的顺序，由新２２师师长升任新６军军长。
　　都是王牌师和王牌军的师长、军长。
　　在某种程度上，新２２师打得比新３８师还出色，因而廖耀湘就显得更加非同凡响。
　　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在优势日军攻击下，为避免被敌各个击破，杜聿明命令第２００师撤出同古，又命令新２２师在斯瓦河两岸阻滞敌人，掩护主力集中，准备进行平满纳会战。
　　从斯瓦至平满为一条隘路。日军攻击部队为第５师团三个联队和第１８师团两个联队，并配以重炮、坦克和数十架飞机，狂轰滥炸。面对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器，新２２师沿途构筑阵地逐次进行抵抗。待日军进入预设阵地，埋藏的地雷炸弹一齐引爆，两侧伏兵和正面阻击部队齐出反击。开头，日军凭借武士道精神，不顾伤亡，顽强攻击。两、三次后，就不敢冒进了。新２２师就虚设一些阵地，引诱敌人上钩，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出击敌人侧后。４月１０日后，日军又调集第５５师团，全力攻击。新２２师仍以这种虚虚实实的战法，痛击敌人。战斗半月之久，日军伤亡惨重，始终摸不清新２２师虚实。１６日，新２２师安全进入平满纳，将穷追不舍的日军引入预定地域。
　　对此，杜聿明曾评为远征史上“罕见的战例”(37)。
　　写完这段那天晚上，笔者做了个梦：炮弹把斯瓦河溅成漫天瓢泼大雨，河面上漂满翻着肚皮的死鱼。涂着太阳徽记的飞机，在亚热带丛林上空尖啸着，红色的火焰将绿色的世界一片片烧成焦黑。
　　在这红绿黑之中，在火与血中扑抱在一起撕打翻滚的士兵——这一切都是无声的。
　　我站在廖耀湘跟前。他站在堑壕前，不理睬我这位“共军”，只顾擦他那副眼镜。一会儿，那副眼镜变成了望远镜。擦完了就放在眼前张望。眼睛望着，嘴里下着命令，表情温文尔雅，身子一动不动。他的命令我一句也没听懂，好像讲的是法语。对了，他在法国圣西尔军校镀过金。在西方，圣西尔军校与西点军校齐名。可他没直接救过洋人，洋人就不捧他。一排炮弹在前面筑起一道火墙，冲击波把他的军帽掀掉了，头上光秃秃的像个葫芦瓢……
　　醒来想起，他的光头是见自《辽沈战役亲历记》中的一幅照片。
　　现在，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４日，这位“丛林之狐”一样的逐次抵抗大师，又率领他的新６军由开原以中长路以东山地，准备迂回至四平以东火石岭子地区，攻击共军之左侧背。
　　由开原至火石岭子，公路两侧都是山地。西侧山地纵深小，距中长路近，共军不可能埋伏大部队。东侧正好相反，又是共军进出南北主要通道，还有可靠后方，是新６军北进最危险的方向。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和经验都告诉他，应该走那条最危险，但有时却是最安全的路。
　　他走对了。
　　他以配属新６军的７１军８８师作预备队，将新６军三个师分成左右两路纵队，实行广正面前进，彼此互相掩护。一路遇敌，若敌兵力不大，另一路仍可一意前进。
　　他学乖了。一是接受了８７师的教训，二是刚在本溪打了几仗，认识了土八路也不像想像得那样好对付。而且，当年打日本也常这么干，轻车熟路。
　　５月１４日上午，左路先头团在威远堡门附近与共军遭遇，前卫营一个连长阵亡。这是新６军闯到关东后，阵亡的第一个连长。战至下午，共军主动撤离。
　　从开原出发前，廖耀湘就得知林彪调３纵沿中长路东山地南下，准备迂回四平国军之右侧背。威远堡门战斗，廖耀湘判断只是３纵先头部队，缴获资料却出乎意料地证明就是３纵主力。他立即得出结论：既然３纵主力不能阻止一个团的攻击，那么一个新２２师就能击破北进路上任何共军。
　　１８年后，廖耀湘在回顾这段“罪责尤深”的历史时，字里行间不无得意之色：当时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的作为，可以说大都取决于战地负责实际指挥之责任者的决心意志和企图，尔后新六军敢以六个师北上长春与东出梅河口（而且东出梅河口是我个人的主张，呈报杜聿明决定的），实直接与威远堡门之战斗结果攸关。威远堡门不仅给我个人带来了嚣张的气焰，也给整个新六军的所属各部队带来旺盛的士气，但同时也带来了轻敌的心理。对新六军而言，可以说威远堡门之战开启了顺利进犯四平与长春的端绪。这个并不闻名也并不为人所注意的小战斗，其影响是很深远的。(38)
　　５月１８日下午，新２２师先头部队到达火石岭子以南时，发现共军在公路两侧山上构筑阵地，连警戒都未布置。到达火石岭子车站时，一列从梅河口驰来的军车，不知车站已经易手，还在向前开进。
　　比之汤恩伯之流，廖耀湘等人从意志、决心到战术，简直是天壤之别。
　　杜聿明笑了
　　——续战犯录之一
　　此刻的杜聿明，面黄肌瘦，１。７米左右的汉子，据说体重还不到１００斤。１月３０日，他率领１３军进占阜新后，即感到腰腿疼痛不支。咬着牙挺到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就再也撑不住了。２月１８日，乘专机飞北平，住两个月院，割去左肾，未等彻底痊愈，就又匆匆降临黑土地。
　　对于杜聿明来说，最清新的空气，不是林间湖畔拌着花香鸟语的气息，更不是简直要令他窒息的来苏儿味儿，而是带着血腥气的硝烟，是卷着尸臭的火药味儿。毫无疑问，他是在骨肉相残的战场上病倒的，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是在内战中累病的。从古北口抗战到昆仑关大捷，特别是入缅作战败走野人山，在那空气都能攥出水的亚热带雨季原始森林里，没有雨具，没有住处，野人似的辗转跋涉两个多月，谁能断言病根不是那时落下的？而且，倘若此刻黑土地漫卷的不是内战硝烟，而依然是抗战峰火，又谁能说他不会同样走下病床，踏上战场？
　　不过，就像老战友郑洞国的美德早已变成负数一样，杜聿明现在对蒋介石愈是披肝沥胆，对他的将来也就愈加不利。
　　４月１６日，杜聿明返回黑土地时，局势是这样的。
　　四平方向，新１军和７１军攻击受挫，非增加兵力打不开僵局。本溪方向，４月１７日，熊式辉亲自指挥５２军２５师和新６军１４师攻击，２５师一个团被重创，逐放弃攻击。
　　从兵力看，四平和本溪共军各有１０万余人。论火力战斗力，四平优于本溪，林彪又亲自在四平指挥。而本溪与沈阳唇齿相依，为沈阳门户，共军集结本溪，直接威胁沈阳安全。如将本溪共军压迫至连山关以南，即可抽离一个军以上兵力增援四平。而且，新６军主力在辽阳，５２军主力就在沈阳附近，稍加调整，即可攻击。
　　不到１００斤的身子朝大衣里一裹，杜聿明驱车奔沈阳南郊的红庙前进指挥所了。
　　行前，在报纸上发条消息，说他已到四平前线督战。
　　林彪也惯会来这手。
　　从沈阳起飞的飞机，带着隆隆啸声，一批批从头上掠过，再一批批转来。在远方那心驰神往的蓝天与大地交接处，炮声、炸弹声就像沉雷似的日夜轰鸣。还有身边几部电话机不时响起的铃声。这铃声突然响起来是最讨厌的，特别是对一个身体衰弱的病人。可杜聿明喜欢听，因为那铃声是从前线传过来的，他已经两个月没听到这铃声了，更何况这铃声传递的都是好消息，据说音乐可以治病，他需要的就是这种音乐。他觉得此刻就像置身在一座现代化的音乐厅里，倾听一曲由他创作并指挥的交响乐。
　　也出了点不谐和音。
　　坐在原苏军司令部的东北行营大楼里的熊式辉，听着南方一阵紧似一阵的轰隆声，唯恐杜聿明重蹈覆辙，心头像有堆蚂蚁在爬。一大早，就让参谋长赵家骧打电话，要杜聿明回来，另谋万全之策。
　　对于这位像自己一样腿不大好，被人并称“东北二瘸”的行营主任，杜聿明在心头是没怎么瞧得起的。若论官场倾轧、角斗，他或许不是对手。可现在是战争时间，东北的一切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熊式辉也军装笔挺，耀眼的红领章上，每边还比他多一颗金黄色的星花。可那不过是聋子的耳朵而已。他杜聿明司令长官才是堂堂正正的驰骋疆场的国军将领，蒋介石是靠他来打黑土地这块天下的。
　　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位陆军上将，他毕竟是他的上司。熊式辉只要随便往老头子耳朵里吹吹风，他杜聿明打几个好仗，再瘦下去一圈，也是难以抵销的。
　　从战场到官场，他都不想吃亏。
　　但他现在不想回去。他理大，熊式辉官大，理没官大。蒋介石两次限令攻占四平的期限都过去了，熊式辉一筹莫展。进攻本溪失败后，听说每天晚上都用安眠药安眠。没有平地不显高山。现在正是大展身手的当口。只要能迅速打开僵局，首先是打开本溪方面的僵局，他就能用事实征服熊式辉，使熊式辉放手让他指挥作战。同时也在重庆谈判桌上压下一个沉重的砝码，给老头子送去一份最好的礼物。
　　他决定拖到晚上再说。打得好，熊式辉不会强迫他改变决心。碰了钉子，再改变计划也来得及。
　　他给新６军军长廖耀湘和５２军军长赵公武打电话，命令他们全力猛攻。
　　他成功了。
　　他在四平也得手了。
　　５月１２日，新６军向开原集结时，杜聿明在沈阳向廖耀湘交代任务，指出：共军若继续据守抵抗，新６军就向左旋回，直接攻击共军左侧背；共军若撤退，即进出辽河套南岸，截断共军向北退路，压迫共军主力于辽河套内歼灭。
　　林彪跑了。
　　杜聿明逐下令向长春推进。
　　蒋介石有些犹豫。他担心在长春会遭到顽强抵抗，又会形成四平那样旷日持久的胶着状态。不如养精蓄锐，待与中共彻底闹翻时再打。反正和战开关都在他手里。
　　杜聿明进攻长春腹案，是在本溪战斗进入尾声时就打好了的。
　　他向蒋介石派来视察的副参谋长白崇禧，据理力争：第一，攻击四平街的目地，就是为了击败共军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即吉林省）。如果不乘胜追击前进，必将前功尽弃。第二，停战后，我军整补，共军也会整补。而共军扩充非常迅速，我军却不能尽量扩充。鉴于从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锦后奉命停止前进，到今年三月底为止，这四个月之间，共军兵力增加了一倍多，我军当时以两个军可以顺利打到锦州，而现在有七个多军却到处被共军牵制，尚不能顺利打下本溪、四平，说明停战是对共军有利而对我军不利。第三，现在命令已经下达了。大军作战收回成命不是那么简单，中途变更部署也是很困难的，反而引起部队的疑虑混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第四，长春为东北首府，永吉小丰满水电站为东北的动力资源，一举收复，在政治上影响很大。在军事上，可与共军隔江（松花江）对峙，形成天堑，对我军有利。在经济上，可以依靠小丰满的电力，供给长春、沈阳、鞍山等处用电，发展工业。否则，小丰满电站被共军控制，东北用电都成问题。(39)
　　他又如愿以偿了。
　　鞍马奔劳的疲苦，由一连串的胜利加倍地补偿了。
　　杜聿明的身体增大了一圈，原来那张灰黄粗糙的脸上，竟像喝了杯醇酒似的，泛起了淡淡的红晕。
　　站在黑土地潮润的春风中，以雍容稳健着称、轻易不喜形于色的杜聿明，笑了。笑得那么开怀、Ｘ意，又笑得那么矜持，稳重——一派儒将风度中的春风得意。两年半后，共产党人在决定他为哪级战犯时，大概是不会忽略他的这段经历的。
　　会笑的人最后笑。
　　（可林彪就笑到最后了吗？）也许更令人忍俊不禁，却又笑不出来的，是杜聿明和廖耀湘这些=屏蔽广告=名将做为战犯走进监狱时，竟和当年的日本战犯生活在一起。中国战犯除了写材料和养病的，是必须劳动的，洋战犯却不必拿中国锄头。中国战犯除了病号吃小灶，别的都是中灶，洋战犯则全部吃小灶。这似乎是很难理解的，又似乎是很容易理解的。
　　四平不是马德里
　　——４Ａ电报之三
　　从４月１８日国民党在四平市郊打响，到５月１８日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四平保卫战正好打了一个月林彪不想打这仗。
　　４月１１日深夜，林彪在给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中，在叙述了阻击新１军新３８师和７１军两个师的推进情况后，说：在此种情况下，及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和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行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
　　这是基于双方实力而得出的判断和建议，是林彪的又“一个根本意见”。
　　４月２７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林彪同志：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为马德里。
　　                       军委
　　５月１２日，黄克诚致电中央：中央：（甲）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乙）顽九十三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丙）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算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求得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丁）东北如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逐步消灭国民党主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地。
　　（戊）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不利。故提出面意见请考虑。
　　                      黄克诚
　　                     辰文
　　毛泽东不给黄克诚回电，是因为毛泽东不同意黄克诚的意见。
　　林彪不给黄克诚回电，是有难言之隐：他同意黄克诚的意见，却不能不执行毛泽东的决定。
　　４月１８日攻占长春，林彪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天清晨，即发出一封电报：东北局中央：⒈长春攻占意义甚大。
　　⒉敌新一军三个师，七十一军两个师正向四平进攻，现一个师已被我大部歼灭另一个师被我歼灭两个营，我方伤甚大（开原起义约四千人）。
　　敌昨日已直接开始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⒊望令攻长春之杨国夫部曹里怀部及第八旅等有战斗力的部队星夜南下，至四平急进，决不可以攻长春伤亡与疲劳而有所影响，否则对大局极不利。
　　⒋长春只留少数部队保卫城市。
　　                        林
　　本溪、大洼的胜利，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迅速夺占，使黑土地局势一时变得好看了些。于是，林彪调兵遣将，“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其实，没有这些，林彪也不会违背毛泽东“化四平为马德里”的决定。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１日，林彪在锦西发出那封“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的４Ａ电报后第二天，又接到刘少奇代表中央拟定的《全力消灭锦州顽军》的电报(40)。这无疑是与林彪那个“根本意见”相悖的，但他仍然回电表示执行中央决定。
　　有必要把这封电报抄录如下。
　　军委：⒈我决心在锦西高桥以西山地进行大规模的歼灭战。
　　⒉梁师黄师应迅速到江家屯地区附近一带迅速休整恢复体力鼓舞士气，同时派出高干侦察地形提供作战意见度以小部控制大小虹螺山（岘）构筑据点。
　　⒊已令沙李部在高桥锦西（三十里）附近正面抗击敌人牵制敌先头，目前则派出小部队逼近敌人进行骚扰与夜袭。
　　４杨国夫部应以一个团接近铁路逼近与吸引敌人，其主力应到杨家杖子毛家屯一带望立即行动。
　　⒌此战关系全国政治形势关系东北前途，必须以最高度的积极与勇敢组织与进行这一战役，望加速休整部队尽可能求得部队的足衣足睡蓄养精力以便猛冲敌人向敌人肉搏。
　　             林彪
　　              　廿三日十一时
　　虽无“决战至最后一人”的话，但决心和气魄都是够大的。
　　但要以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会命令他的部队死守死地，直至战至一兵一卒，那就不是林彪了。
　　林彪调集十四个师（旅），以四平市区为中心，构成一条东西蜿蜓百余里的防线，先后击退敌人正面进攻和迂回，打成对峙。
　　５月１５日，杜聿明调集十个师，分三路突击四平。以新１军担任正面攻击；７１军两个师向四平以西攻击，威胁侧翼；以新６军等五个师向四平以东迂回，企图截断民主联军退路。
　　四平，危机四伏！
　　四平北不到２０里的一个小镇梨树，这些日子变得格外热闹，简直有点车水马龙了。民主联军的在车、驮车，偶尔也有几辆缴获的美制道奇，和接收的烧木炭的像患老年慢性气管炎一样吭哧着的日本汽车，使仅有的一条十字小街愈发显得狭窄、拥挤了。在南面轰轰隆隆的炮声中，绸布店，粮米店，酱菜店，杂货铺，大都关门了。几家饭馆倒是格外兴隆，穿着灰色、黄色和灰不灰、黄不黄的军装的人，进进出出。老板们点头哈腰迎送着，一个个笑逐颜开。不过，在迎进送出和数票子的同时，也都在察颜观色，并不时打着眼帘向那炮声隆隆处望一阵，随时准备带上早已打点好的金银细软“跑屁头”（东北话，即“逃难”）。
　　小镇东南角一栋平房里，林彪在踱步。
　　这是一个中学教员的家。如今的中学教员家庭，除了书外，内外观很难与周围居民找出差异。此时非同一般，起码这３间青砖瓦房的那几扇玻璃窗，就可与七品“县太爷”相比。明亮的屋子里，最显眼的是墙上那幅以四平为中心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和地图上那些挤挤匝匝的红绿色小旗。
　　林彪踱步的起始点都是这幅地图。踱着踱着，就站到地图前望一阵，有时踱到院子里，踱回来还在地图前止步。有时好像什么也没踱出来，望一阵子又继续踱。有时就说：小季，记录。于是，一封电报就飞向前线，或是东北局，或是延安。如果说这期间还有什么动作，就是伸手到桌上那支布袋里抓把黄豆，像如今银幕和荧光屏上一些外国人嚼口香糖那样嚼着，脚下继续踱着。
　　流血的政治的轮子在黑土地上飞旋着，也在林彪的脑子里飞旋着。
　　世界上没一个比喻是完美无缺的。把人，特别是把林彪这样一个人和谁进行比较，更是一件蠢事。但是，把他一生中指挥过的大小战役，战斗进行比较、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位非常强调“二百米内硬功夫”和“刺刀见红”的将军，更善于打运动战，打巧仗，而较少打那种硬碰硬的阵地战，消耗战，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做为一个流血政治的政治家，林彪懂得四平这颗棋子在国共对垒这盘棋上的份量。四平顶住了，半个东北就是共产党的了。但愿望是一码事儿，有没有实力，能不能顶住，又是一码事儿。他又何尝不想“独霸东北”呢？实力对比，当然也包括智谋的较量。力量不足，就要使巧劲。如同他这个“三等残废”和一个大汉摔跤，要想取胜，就要凭借灵巧，闪转腾挪，瞅准空档，这一拳，那一脚，一点一滴地消耗，拖垮对手，而千万不能支起架子，让人家抓住。在秀水河子和大洼，他就是这样干的。在锦西不打大仗，向后撤，也是这样一个宗旨。可现在，他被抓住了，是等在这里让人家抓住的。
　　而且，打了８年游击战的部队，根本不适应这种控壕据守的正规阵地战。
　　开头，一些部队把碉堡修得老高，像日本鬼子炮楼似的，被美式大炮一炮一个，成了靶子。７师主力星夜南下，进入阵地就开打，还是山海关前那一套。可敌人早已学乖了，“三板斧”一点不灵。这种情况并非一个７师。
　　在兵力火力都不得心应手情况下，以每个团１８里防御正面的浅近纵深，把敌人硬顶了一个月，原因种种，下面将一一写到。而做为东北民主联军的统帅，林彪是不遗余力了的。
　　但他现在不想顶了，他看出火候了。
　　每个在前线的指挥员也都看出火候了。
　　一些老人说：那时看国民党那劲头，别说３年，就是用上打鬼子的８年，也不一定能打垮。
　　林彪的辨法，挺绝妙，也挺平常。在绝妙和平常之间，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林彪风格。
　　请看４月２９日电报：中央东北局：２８日亥时电悉。近十日内恰值夜间无月亮不便我大军的夜间作战，又因地形平坦及新一军已构筑阵地，且七十一军及五十二军六十军各一个师已与刻军靠拢，故在十日内歼灭或击溃刻军可能性不大。进入东北之敌，为国民党最精锐的，新一军又为其最强者，故我军虽奋勇作战，伤亡重大，弹药消耗甚多，但只能作部分的消灭与击溃敌人，而难于全部击溃与消灭。
　　四平仍在我手，敌攻势受挫，但正在调防，准备向我作新的进攻。以上情况供你们研究参考。
　　                     　林
　　不讲守得住，也不讲守不住，只强调困难，明确说明１０天之内不会出现奇迹。而且，“最精锐”的敌人正“准备向我作新的进攻”，为后文打下伏笔。
　　再看４月２３日电报：中央东北局：在保卫四平的战斗中几个老主力旅伤亡各有一千数百人，子弹消耗为数浩大兹将第七旅彭明治部本旬报告转如下：自四月徽泉头守备时部队变化甚大在泉头双庙（牛亡）牛哨半拉山门阻击敌军迟滞敌人前进仍然给敌人严重杀伤。自己本身的伤亡数不下千数。
　　在四平北郊的防御战中只二十团十旅特务营伤亡五百余昨晚战斗十九团以猛攻小孤树占领村庄，我伤亡百余，二十团猛攻任家屯之敌计伤亡达百余。
　　以上屡次战斗伤亡失联络已达千七百多人，有的连队进行两连合一，有和剩班把人基础一时恢复不起来，同时在月来（此处似有误，但意思尚可明白——笔者）运动中冒雨行军，担任防御任务，白天与敌激战，夜间修作工事，休息时间甚少，体力精神疲，因此部队勇气不像过去那样激昂，那种生气活泼的现象也不见有。
　　                    林
　　                        寝
　　还有５月１７日电报：中央东北局：兹将程世才(41)来电转如下:除大台山作战外，自十日至今，连续进行七日保卫战，部队没有睡过一通夜，终日作战，转移作工事，甚疲劳，所携各种子弹炮弹已耗尽了，地方对我战斗动员差，找不到担架，前线上伤员运不下，西丰城严重太平景像。
　　                     林
　　                      筱日
　　在这里，他又把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指战员推上第一线，用他们的嘴把自己想说的全说出了。这是无可挑剔的。来自前线的意见是最有权威的。换个人，也会这么做。
　　完成林彪风格的最重要一笔，在于不到最后一刻不说话。
　　５月１７日电报：中央东北局：四平今日敌北面与西面的攻势被我压倒，我获枪百余支，东南阵地则被敌攻占，现东南形势危急，刻敌我正猛烈争夺中，已令各部拼死奋战，求得压敌之新攻势。
　　                     林
　　                      筱
　　５月１８日电报：中央东北局：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
　　                     林
　　                     ５·１８
　　中央东北局：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林
　　                     巧亥
　　终于到了那一刻，林彪就坚决、果断、毫不犹豫地说出去，做出来。
　　机敏得就像只黑土地上的狐狸。
　　克劳塞维茨说：“防御的概念是抵御，在抵御中包含有等待，我们认为等待是防御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防御的主要优点。”
　　四平保卫战也是等待。这种等待在战争中是不多见的：掘壕据守一个月，等待重庆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平息下来，签一纸停战协定。
　　１０年前发生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会战，也包含有等待：等待国际纵队的援兵。４年前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也包含有等待：争夺空间，争取时间，等待援军，围歼敌人。
　　马德里等到了。斯大林格勒等到了。四平没有等到。没等到和平，也没等到援兵。别说国际纵队，连老百姓都不理解共产党，而是“想中央，盼中央”。
　　韩先楚，一位可以说是“黑土地上的隆美尔”，也可以称之为“黑土地上的巴顿”，或者“黑土地上的蒙哥马利”，但他谁也不是，就是他自己的将军，曾这样评述这场“化四平为马德里”的战役：“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市防御战，是我军进入东北后，领导层对和战问题看法不一掌握不定的集中反映。”
　　“在我军处于劣势条件下，过多的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敌进行不利条件下的作战，在战略上是失策的。”
　　“由于我军果断的撤退，摆脱了战略上的被动，又一次避免了不利条件下的决战，保存了有生力量。另一方面，经过四平保卫战和大撤退的反面教育，彻底消除了和平幻想，对东北全党全军在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统一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42)
　　终于打响了“最后一战”——用８千多干部战士的鲜血的生命。
　　“都是‘老骨头’呀！”
　　——黑土地英雄谱之一
　　三道林子北山，为四平侧后制高点。天上飞机，地下重炮，新３８师两个营跟在坦克后面轮番攻击。保１旅１团打得差不多了，７旅特务营上。上去没半天，１连仅在炮火下就伤亡大半，有个排就剩下３人。
　　沈阳军区原副参谋长韩鏖，当时是７旅电台副区队长。老人说，旅部住在四平北杨木林子，部队上去下来都经过那儿。上去齐整整的，回来稀落落的。
　　２０团３营头天早晨上去，第二天傍晚回来，连枪都没人扛了，像木柴一样捆着挑回来的。
　　５月１８日，１０旅２９团１１连在四平北神仙洞附近，掩护全团撤退。
　　连长、指导员和副连长都负伤下去了，胡可风带领２排在山上阴击。撤下来时，就剩他和排长单长胜，还有个当向导的老乡。老人说∶我们三个都成了英雄。
　　单长胜是“战斗英雄”，那个老乡是“战斗模范”，我这个副指导员是“政治工作模范”。其实呀，活着的人活着就是了，那些牺牲的人才是真英雄。
　　老人一个个念叨着，从四平念叨到秀水河子，又念叨到出关在旧门打的第一仗∶第一仗就牺牲个警卫连长，那可是个好连长呀！打日本可勇敢了，叫王永富，王永富……
　　黄达宣老人说∶从出关到四平撤退，一路上，打一仗，队伍就少一截，越打越少，越走越少。
　　在“九里山下古战场，牧童拾得刀与枪”的那个九里山下长大的陈世勋老人，说∶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后，村里村外，雪地一片片被炮火烧黑了，让雪一衬着，真叫黑。还有血，一摊一摊的，把雪都染红了。白的那么白，红的那么红，雪白血红——长那么大头一回见哩。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写道：四平保卫战中我军伤亡总数达八千人以上，部队元气损失甚大，黄克诚之三师七旅，原是井岗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下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即万毅纵队——笔者）原有一万三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被击散，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保一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43)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四平保卫战中伤亡的８千多人，同期的本溪保卫战，和此前各地各次战斗绝不会低于８千人的伤亡中，绝大多数都是抗战中幸存的战斗骨干。
　　用老人们的话讲：“都是‘老骨头’呀！”
　　黑白分明
　　——他们也有姓名之一
　　同一时期伤亡的国民党官兵，参加抗战的比例数，比共产党部队还高。
　　他们大都来自南国的红土地。他们在那里落生，在那里戍边，也曾在异国的丛林中作战。为了国家不再挨打受辱，为了人民能够像样地活着，他们身边曾倒下那么多战友，鲜血把红土地染得愈发殷红。他们九死一生地闯过来了，闯到了民族解放和胜利的那一天。他们本来都是英雄好汉。
　　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是世代在土疙瘩中刨食吃的农民子弟。
　　闯关东前，他们中一些被运去接收南京、上海时，跨出Ｃ—５４式巨型飞机舱门，面对着不断呜叫和“咔咔”作响的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望着那些朝他们欢呼的西装革履的先生、太太和小姐们，那种畏怯，惶恐，自惭形秽，以至有些无所措手足，与闯进锦州、沈阳、长春的那些土八路，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到昆仑关，到滇缅战场，倒毙在他们枪口下的日军，就个人而言，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可他们是侵略者，他们远渡重洋来烧毁我们的家园，杀戮我们的父母，奸淫我们的妻女。他们是强盗，是魔鬼，是野兽，是中华民族、也是人类的敌人和仇人。杀死他们，就是拯救祖国，拯救正义。
　　杀死一个，祖国就多一份安宁，人类就少一个敌人。
　　可现在，从山海关到四平，三点成一线出现在准星前端的，是谁呢？在他们第一次扣动扳机前的瞬间，可曾有人闭过眼睛？可曾把枪口抬高一寸？可曾想过自己也是中国人？
　　即便是理直气壮，觉得怎么接收怎么有理的杜聿明，在山海关指挥国军打响东北内战第一枪时，那心灵深处就会那样平静，荡不起一丝别样的涟漪吗？
　　“内战一开，生灵涂炭，决难止息，历史的罪名，将落在我们的头上。”
　　(44)发出这种悲叹的，后来在和平解放北平中立了功的傅作义，那双白净的手上就没有血腥气吗？
　　他们都在这场内战中活下来了，傅作义还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水利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当官并不是一切。活着也不是一切。可那些把红土地养大的精壮的活生生的身躯，埋在了黑土地的人呢？死人就是一切，就一了百了吗？
　　本来，他们应该去和家人团聚，去娶妻生子，去享受天伦之乐。本来，他们应该有最好的住房，最好的生活保障，最好的医疗条件，把身体好好普查一次，把在战争中落下的残疾好好治疗一下。本来，他们应该去受教育，而且是受最好的教育，用那双操惯了枪炮的手拿起笔，去掌握建设国家，振兴民族的武器。
　　可他们却来到这片遥远而陌生的黑土地，来打杀本来和他们一样的骨肉兄弟。历史记得他们是怎样来到这片黑土地的。
　　历史是不会忘恩负义的。历史将永远铭记着他们昨天的伟烈和功勋，也同样注视着他们今天的悲哀和罪孽。
　　昨天，今天，就像这白骨和黑土地一样，黑白分明。
　　他们一个个都有自己的姓氏和名字，可谁也不知道。黑土地上没有一块他们的墓碑。大概他们自己也不想把姓名留下。
　　但历史已经为他们立碑了，那碑文一字字都像警钟长鸣……
　　第十一章 春之冬
　　在春未暖融融的黑土地上，共产党人全线后退，退向临近朝鲜的狭窄地，退向遥远的松花江北。
　　开头退得有条不紊。偌大个四平城，据说连具烈士遗体都未丢下。后来就不行了。新６军一辆汽车拖门炮，就毫无顾忌地对共产党大部队穷追不舍。
　　处在胜利峰巅上的国民党，终于把共产党人赶到了人民中间，并最终把自己推入绝境。可在１９４６年那个严酷的春未，共产党人确是连招架之力也没有了。
　　有的部队被阻在敌后，有的失去联络，有的溃不成军。
　　来自延安和东北局的意见，却是“必须守住”公主岭和长春，像保卫马德里一样保卫长春，变长春为第二个凡尔登。(45)
　　还在乱着套。
　　“想中央，盼中央”
　　５月１８日夜，１师２团财会科会计刘淑，在梨树附近一个小村听到集合号，不知怎么回事儿，和政委妻子张华出门来看。江拥辉匆匆赶来：还傻等什么？快走！跑呀走呀。张华说：只剩下喘气儿的劲儿了，当俘虏也走不动了。刘淑说：可不能当俘虏。张华说：对，死也不能当俘虏。两人强撑着往前挪动，江拥辉带着打阻击的骑兵赶上来了。
　　又饥又渴赶到吉林市，满指望能吃点喝点，大街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像座空城。刚过松花江桥，身后轰隆一声，江桥炸了，那边敌人也脚跟脚进了城。江面不到５００米宽，对岸汽车、摩托车呜呜叫，老百姓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拥到大街上，挥动各色小旗，呼喊口号。那情景，就像当年八路端了鬼子炮楼回来，老区人民欢迎子弟兵。
　　大家看得这个气呀：东北人都是亡国奴！
　　狗咬吕洞宾，不认好人心！
　　欢迎吧，有你们好瞧的！
　　……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８日，重庆《中央日报》２版刊登消息：《沟帮子视察记。人民在严寒中修复共军之破坏，老翁谈人民将以全力协助国军》。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２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段：“顽区群众条件极坏，我军通过时，沿村抗击，我们只能完全夜间行军。”(46)“八·一五”后，从南京、上海到所有国民党军队进驻的沦陷区，一夜之间，蒋介石的画像就从尘封多年的地方找了出来，庄重地挂上家庭和街道的庄重处。
　　人们追随着浩荡开进的国军欢呼，恋恋不舍地围着每个穿制服的政府官员，向他们问好、致意。８年了，“国军”来了，自己国家的军队来了！
　　黑土地人没有蒋委员长的画像，甚至从未见过，那心情却是一样的。
　　大连凯达实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离休会计宋长青老人，“八·一五”光复时，在沈阳南站前“中兴和”馅饼铺当学徒。八路进沈阳那天，站前广场人山人海，都去看“咱中国的军队”。他把掌柜的４岁儿子举在脖子上骑着，在人群中朝前挤。伸着脖子望了半天不见出站，有人说是“老毛子”不让下车。人们火了，都骂“妈个巴子”：沈阳是咱中国的，咱中国军队来了凭什么不让下车？妈个巴子的老毛子还讲不讲理了？
　　有人喊“来了”，人群立刻拥动、欢呼起来。看清了，人们突然都有些发愣。那枪，那炮，那歪把子，还有那钢盔什么的，没说的，是缴获的。可那衣服，怎么尽是些紫了巴叽的“二大布衫子”，邋邋遢遢的？有的头上戴顶战斗帽，有的穿件鬼子上衣或裤子，有的干脆从头到脚都是鬼子打扮。这是中国军队吗？中国军队怎这副样子呢？
　　可人们很快又欢呼起来。毕竟是中国军队来了——盼了１４年哪！
　　喊些什么，老人记不清了。有点印象的，是“蒋委员长万岁”和“毛主席万岁”。
　　国民党进城就大不一样了。吉普车，汽车，炮车，装甲车，坦克，清一色美式装备和美式服装，有的是卡叽，有的是从未见过的“罗斯福呢”。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比小鬼子还阔气，神气，这回可是真正的中国军队来了！
　　老人说，当时人们对美国印象可深了。人家有钱，家伙好，还有原子弹。国民党是“正牌”，又有美国支持，国民党肯定能赢。
　　所有老人都谈到当时东北人民的“正统观念”。这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看惯了在这片土地上走马般厮杀的外国军队，和打着各种“官家”旗号的中国军队，吃够了它们的苦头。他们就像盼望神话中的天兵天将一样，盼望一支“正牌”的强大的中国军队。中国有这样一支军队，各种各样的“鬼子”就不能在这片土地上横冲直撞了，天下就太平了。
　　现在，他觉得是盼到了。
　　他们不知道，他们很快就将难堪地注视着这些人的丑行了。
　　而且，他们似乎还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来就是只有一个“万岁”的。别人顶了天，也只能是“八千岁”，或“九千岁”。
　　秀水河子战斗同时，独立旅打下彰武附近的泡子车站，郑绍华那个班住在一对５０多岁的老人家里。开头，老两口挺害怕，好像家里来了鬼似的。他们帮老人打场，推碾子，挑水，扫院子，一口一个“大爷”、“大娘”，叫得老人心花怒放：天底下哪有帮老百姓干活的兵呀，你们这些“南蛮子兵”真仁义呀！老太太是满族，梳着高妆头，每天晚上在油灯下给大家做鞋，见没人就跟郑绍华说悄悄话：孩呀，这八路不是正牌，有什么出息？再说你们那家什也不行，不是白搭小命吗？大爷、大娘这辈子什么不缺，就缺个儿子……
　　瞿文清老人讲了个向导的故事。
　　３月２０日，保卫抚顺失利，连夜往外撤，他找了个向导。
　　刚到东北，打不过人家，总往后退。老百姓也不认八路，找向导挺困难。后来政治教育讲课时，大家还争论这个问题。有的说咱是八路，应该说服动员，不能来横的。有的说敌人都快摸到屁股了，他不干，不动硬的怎么办？
　　这个向导倒挺痛快。是个中年人，黑灯瞎火看不出什么身份，他则把这支由他引路的军队当成了国军。点头哈腰中不乏至诚，一路上车轱辘话喋喋不休：长官呀，你说说，好不容易把“小鼻子”盼倒了，又来了个什么“共产党”。共产党算什么东西！共产共妻，走哪吃哪，专门扒铁路，一群穿“二大布衫子”的“胡子”！他们也想成气候？做梦！我说长官哪，我们都拥护蒋委员长，都向着国军，盼望咱们国军打胜仗，把这帮共产共妻的“胡子”打光了，我们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对于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共产共妻”的宣传，黑土地的前辈是不难接受的。
　　传统观念告诉他们，凡是扛枪的队伍，不是正牌，就是“胡子”。“胡子”不就打家劫舍、抢男霸女吗？“胡子”当然不扒铁路，可和八路同是共产党的臊性的“老毛子”，不就把一些铁路扒了，设备拆了，运回国去了吗？
　　李伯秋的老家在辽阳，“九·一八”事变后出走再未回来。闯关东后戎马倥偬，辽沈战役后才回去一趟。都到这里候了，一些老人还问他：大侄子，听说你们那枪呀炮的，都是用大姑娘和“老毛子”换的，这是真的吗？
　　在黑土地人的心目中，“老大哥”实在没给小兄弟留下好印象。而“我军无钱，在乡村中行动时，则到处征发，老百姓恨我”，“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则正好“配合了”那些关于“共匪”的宣传。这是没法子的事，为了生存，逼到这份儿上了。却无疑使人们愈发“想中央，盼中央”。
　　刘光涛老人说，当年在冀东时，鬼子伪军一出炮楼，十里八村的，消息一溜风就送到耳边来了。鬼子在前街住着，咱们伤病员就在后街，那么多特务、汉奸，硬是不知道。
　　现在黑土地上的情景，正好颠倒过来了。
　　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归根结底的无根据地，无人民。
　　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一退再退，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毛主席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四平失守，在共产党队伍中引起的震动是空前的，巨大的。
　　在这种震动中，相当一部分人动摇了，逃跑了，有的甚至叛变了。
　　留下来的都是金子。他们使这支队伍更精粹，更锋锐了。
　　共产党黑土地的天下，就是这些人金子般的脊梁撑起来的。
　　“那小差开的呀”赵绪珍老人说：四平撤退后，走了４２天到桦甸才站住脚。我们走，敌人追，我们丢，敌人站。看着要追上了，赶紧拐弯兜圈子，哪儿不好走往哪儿走。有的敌人跑到前边去了，也得赶紧绕圈子。飞机在头上撒传单，后边还有大喇叭喊：共军弟兄们，共产党完蛋了，你们别跟着白送命了，快投降吧。有时还唱歌，唱岳飞“精忠报国”什么的。哪个狂呀！现在讲这些像闹着玩儿，那时可真是不大行了，打也打不了，走也没劲了。
　　党支部开会，号召党员和干部背两支枪，或两个背包。那时党员是秘密的，实际已没什么秘密了，和看背枪和背包的就知道了。这也挡不住跑。俘虏过来的跑，在东北扩大的跑，从关里来的也跑，党员也跑，干部也跑，有的跑回家了，有的当土匪了，有的投敌了。走到东丰北边，一天晚上跑２２个，带走２０支枪，２８颗手榴弹，２２００多发子弹。连长王信图，也带支２０响跑了。师政委李伯秋见了我，说：小赵呀，你这个指导员怎么当呀！
　　老人说，这若是在平时，不撤职，也得撸你个茄子皮色，可那时都跑，无所谓了。虱子多不咬人，债多不愁人。当连长、指导员的，当时见面就问：你们今天又跑几个？
　　１０旅退到绥化进行整顿，枪毙三个逃兵，还有两个人陪斩。三声枪响后，有段对话：——还跑不跑了？
　　——不跑了。
　　——再跑怎么办？
　　——一样。
　　——和谁一样？
　　——和他们三个一样。
　　四平撤退引起的逃亡波，持续了很久。
　　６月２５日，东北民主联军《自卫报》，刊登的《教育和巩固新战士的几点初步体会》中，有这样一段：老战士对新战士谈话时，不要夸大敌人的力量，应该多讲我军有利的地方。如一个战士在军人大会上承认错误时说：“我听老同志说四平打仗怎么厉害，伤亡多少人，我害怕了，所以想跑。”一个班长在班里说敌人炮火怎么凶，一炮弹打倒四五个，一个战士听后吓得晚饭都没吃，黄昏时就和另一个新战士逃跑了。
　　新兵逃跑，主要是怕死。老兵和干部就不那么简单了。
　　赵绪珍老人告诉我，王信图是山东老八路，打仗很勇敢。当时以为他投敌了，又觉得不大可能。１９６８年山东来人处调，才知道是跑回家了。２３团２营副营长朱铁武，１５岁参加新四军，枪林弹雨几十仗，退到西丰时，带着管理员和通信员投敌了。１９４９年解放上海被捉住，枪毙了。１９团２连一个姓吴的班长，要拉几个人回家，回不去就投敌。枪毙时，面不改色。
　　有人失望了：革命没头了。
　　有人绝望了：万岁的是蒋介石了，坐天下的是国民党了。
　　“东总”前指作战科长王继芳(47)的形象，颇像舞台、银幕和荧光屏上风靡一时的那种奶油小生。一副时装模特儿般的身材，一张白白净净、挺讨某些异性喜欢的脸。不过，其所作所为却大相径庭。
　　５月１８日夜，“东总”前指从梨树撤退前，发现王继芳不见了。大家也没当回事儿，以为他干什么去了，还等了一会儿。
　　两天后，林彪觉出不大对劲儿了：这敌人怎么就跟着屁股追，而且这么大胆、放肆呢？
　　就在民主联军从四平东北、西北和正北分三路撤退时，王继芳正迎着国民党走去。他可不是空手去的。从脑袋到挎包，都装着从实力统计到撤退计划之类杜聿明求之不得的情报。
　　几天后，王继芳重返梨树，把房东那个面庞娇嫩、丰满漂亮的地主女儿领走了。个把月后，国民党在长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还送他一顶“少将参议”的乌纱帽。
　　他本是个红小鬼，在革命部队中长大的。也许是过旱撑起了超体力的负荷，他累了，又遇上个多情的女人，而且也早就该成个家了。这属人之常情。阳关道也好，独木桥也好，你就走你的。也许是一时想不开，糊涂，动摇。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你仍可以和你所爱的人，去自食其力。这样，在后来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受审查，批判，戴上几顶帽子。若能挺住，今天也会重过人的生活。可他不，他旱就准备好了那么多“礼物”，临走还问有没有什么新情况。他要用曾和他一铺炕上打呼噜，一口锅里搅马勺的战友的血，染自己的顶子，铺一条荣华富贵的前程。
　　１９４９年秋天，二野在重庆把他抓住了。四野派架飞机把他载到武汉，审讯后枪毙了。据说，那个喝松花江水长大的白白胖胖的女人，一直跟着他，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就是爱上了这个一副好衣服架子的男人。
　　他害了那么多曾经和他一样的人，也害了自己，还害了一个女人。
　　轻易不赞扬谁的林彪，曾赞扬“东总”情报部门：能顶得上一个主力纵队。
　　一个王继芳能顶多少敌人呢？
　　９月２５日，东北局在《关于准备粉碎敌人进攻的指示》中说：必须立即严格审查干部战士的成份，坚决清洗坏人。(48)
　　总参谋部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老人，当时是“东总”作战科参谋。一下江南时，５师在靠山屯打了胜仗，林彪让他去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还未赶到，敌人增援上来了，５师撤了，他被隔在敌后。５师没见到人，家里慌了神，以为又跑了一个。他带着两个骑兵通信员绕了一天一夜赶回来时，有人正在查他的档案。
　　高秀成老人讲得更有意思：抚顺撤退后，营长高占会开小差了，带着管理员、通信班长和通信员跑了，骑我的马。营长开小差了，教导员有责任，这没说的。师里领导（老人是讲了姓名的）却非说我知道不可，是故意放走的。我和营长是老乡，关系也挺好，可他要跑谁知道呀！把我“下放”到铁岭一个兵站当站长。四平撤退那个乱劲，师找不到团，连找不到营。我那个兵站也没人管，大概认为我旱跑了。兵站加上一个宣传队，男男女女１００多人，就一支枪。转哪转哪，也算老天爷照应，在东丰找到了部队。哪知道领导还是不放心。
　　我这个人心里不存话，爱发个牢骚，爱发牢骚就是重点对象。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就坏在这张嘴上了。
　　让我到师里当秘书。就念４年书，“秘”字都认不大准，怎么当这个“秘书”？为的是放到领导眼皮底下好放心。还派个通信员监视，上街买盒烟也跟着我。
　　那个通信员也不争气，他倒跑了。
　　领导又说是我放走的，在柳河关我三个月，真能把死人气活了。闲着没事，我就敲门砸窗。领导来了，说你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我说我没法经受这种考验，我不能把他们的觉悟都教育提高到中央委员那水平上。
　　某军副政委刘学友老人，１９４７年入伍后，就在北安军政大学读书。毕业后到哈尔滨，还没分配工作，先搞“内部清理”。会几句日本话的，不是“汉奸”，就是“特务”，关起来先打一顿。他那个区队抓起１／１０，最后又把抓人的人都抓起来了。
　　把这些都归咎于王继芳，是不公正的。
　　很多老人讲了很多关于“内部清理”的事情。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一些被特派员找去谈话就没影了，也不知为的什么。当过特派员的老人，讲起来也直摇头叹气。
　　陈世勋老人说，１９３７年微山湖西“肃托”，杀了３００多人。哪来那么多“托派”呀！用电话线把大拇指和大脚指捆上，摇电话机上电刑。受不了就招，招谁抓谁，招了就杀。大都是些参军不久的男女学生，平时敢说话，爱发点牢骚的。为了节省子弹，就用刺刀扎，女的朝阴道里扎……
　　有的老人说，要打仗了，被关押的“敌人”都要求上战场经受“考验”。一些人就是想死在敌人手里——死在自己人手里是什么滋味呀？命大的，没死了，回来再吊起来拷打，审问……
　　一些人挨整，是因为开小差，投敌，或是被疑为要开小差要投敌。
　　肺部至今还嵌块弹片的吕效荣老人，正好与此拧着劲儿。
　　——日本投降后，你为什么要搞暴动，不回家？后来那么多人都跑了，你为什么不跑？
　　老人说，他当指导员的那个８连，１８５人全是本溪茨沟暴动的“特殊工人”。
　　四平撤退前伤亡、逃亡１／３，进关时剩下２０多个，全国解放就不到１０个了。
　　战争年代剩下的都是金子，信任又重用。１９５５年审干，这些人被拨拉出来过遍筛子，倒也没什么。到“文化大革命”就都成粪土了，翻来覆去问你留在革命队伍里想干什么？有个石子亮，是山西决死队的，暴动负责人之一，在广州一个区公安分局当局长，活活给打死了。留在部队的几个挺幸运，去农场喂猪养鸡种地。我们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办公室”，有那么多想干事，没事干，或是没正经事干的人，能不能再增加一个办公室，把党内军内历次“内部清理”的“战果”统计一下，看看从“ＡＢ团”，“托派”到“叛徒特务走资派”，究竟有多少？
　　再研究探讨一下，其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夏天穿棉袄
　　５月２９日，林彪在给“周林陈并曹”(49)的电报中说：你们炮兵团的直属队，及一门榴弹炮，共五百人，其中大部分为革命的韩国人，另外有十余日本人，因未接你们撤退命令，在吉林附近被敌人机械化步兵追上，全部被俘……
　　６月１日，彭真、罗荣桓和高岗在给“饶伍叶周(50)并中央”的电报中，说：我军自四平撤至公主岭附近时，敌以多路平行纵队各附汽车坦克向我追击，其受我抵抗之路则停止，而他路则进行包围，飞机进行放肆轰炸，故被割断我部队甚多，至今尚存数团，数个营，数个连，落在敌后面，尚不知去向……
　　在梅河口南，中长路和沈吉路之间的三角地带，一支部队行踪这定，漫无边际地转悠着，从百花盛开的５月下旬，直转悠到一片浓绿的７月。
　　看穿着是群叫花子，而且是“叫花子之最”。分不清什么颜色的棉衣，也不管袖口、膝盖或肩头什么地方，到处开花绽朵，和路边香气袭人的野花争妍斗艳。那脸也不知多长时间没洗了，那头发、胡子也不知多长时间没理了。猛一见，就像从人类原始时代走来的一群野人。再看肩头还扛着枪，又分明像“胡子”。可在这方面见多识广的黑土地人，祖祖辈辈也没见过这样破衣烂衫，头发、胡子长了这样长的“胡子”呀！
　　这是被阻隔在敌后的３师独立旅直属队和两个团。
　　离休前为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石瑛老人，挺爱笑，笑得文雅，达观。也挺爱动感情，讲着讲着，脸色骤变，有时还骂两句，挺吓人。
　　在东北野战军的师级干部中，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个走到哪里都要说了算的人”。他也确实能说了算，因为他有能力，又有魄力。
　　可现在，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石瑛，只能带着他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似的瞎转悠。独立旅原在大洼一带抗击７１军。旅长兼政委吴信泉（离休前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员），从苏北出发时身体就不好，这时终于累倒了。四平撤退前，林彪命令独立旅在这一带牵制、迷惑敌人，没有命令不得离开。
　　老人说：当时，周保中、陈光在延边一带，３纵程世才在通化附近，邓华和吴法宪在八面城西北。开头都来电报，要独立旅去配合他们作战。我（输入者注：此处这个‘我’字似乎应为‘他’字）们是主力呀。都比我官大，都得听。这一头，那一头，有的是有敌人过不去，有的是走到半道情况变了，只在东丰打了一下。后来电池用光了，不能收发报了，清静了，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是不是可以归队了。实际上，周围都是敌人，也出不去了。部队忽啦啦往北一撤，地方政权哗啦啦全垮了。原来见面点头哈腰的地方干部，现在都不见了。
　　我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那会闷得吓人，一人开口，大家都像炮炸膛。说黄克诚瞎指挥，说林彪只顾自己逃命，后来把矛头对准我：你还想把我们往哪儿瞎领呀！
　　有怨气得让人放。你是领导，不冲你放冲谁放？下边干部战士不也一样冲他们放吗？放怨气是信得过你，也是逼你、将你。
　　我先把前一阶段收到一些电报的有关段落念一遍，那意思是很明白的。然后说，大家东跑西颠很辛苦。７月天还穿着大棉袄，捂得要生蛆。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挺住，要把部队带出去，一个人也不能丢！大家从苏北千辛万苦到东北，都是“老骨头”，是党的宝贝。现在不知道上级意图，上级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怎么办？请大家拿主张。如果商什么高招，那还得听我的。
　　老人们都说，四平那一仗，若是把这些“老骨头”折腾光了，东北会怎样就不好说了。
　　石瑛率队北上。到梅河口南山城镇找到个区政府，有日本人留下的旧电池。
　　张口要几个，人家狮子大开口，让拿１００支枪换。眼下是金子不如窝头的当口，１００支就１００支。
　　电台“活了”，“东总”命令先拉到柳河。从柳河又横着向西插、晚上睡，白天走。一路走走打打，过了沈吉路、中长路，又过辽河和内蒙没有人烟的沙坨子，快到通辽时，遇上来接应他们的旅独立营。
　　那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呀！他们哭，独立营的也哭，战士哭，干部哭，首长哭，抱着哭。
　　黄达宣老人说，到通辽时，棉裤成了棉裤衩子了，膝盖下边都挂飞了。
　　郑绍华老人说，他的屁股露了出来。
　　屁股露出来不要紧，因为大都都是夜间行军。主要是没鞋穿。在苏北不愁这个，这双刚上脚那双就来“慰问”了。闯关东到山东、河北境内，老乡也慰问了些。到东北可就苦了这双脚板了。３师来晚了，独立旅又在最后边，“日本财”一点没发到，老百姓又根本没有“慰问”的习惯。如今坐办公室，一双布鞋３年还好好的。那年月，两天急行军，大脚趾就出来“卖呆”了。
　　穿戴还算好对付，最主要的是吃。
　　吃粮给钱。钱是东北局印的票子。国民党没来时，老百姓就不大认这种票子。国民党来了，一看人家那穿戴和手里的家伙，土八路的钱就不叫钱了，更不用说现在打了败仗，让人家撵成这副模样了。物以人贵，钱也一样，后来连这样的“票子”也没有了，就写条子。没有纸，就从破窗纸和糊墙的报纸上撕一条。这件事没忘过，这是当年当八路的基本功。可这条子能不能用？什么时候能有用？别说老百姓，连写条子的人都不知道。
　　以班为单位，自己解决肚子问题。弄到什么吃什么，弄不到就饿着。
　　虱子可是一顿不落，一个个吃喝得膘肥体壮，光天化日之下在身上遨游。
　　解开扣子，里面白花花一层，也分不清是棉花，还是虱子。虱子盼打仗，一打仗就没功夫抓它们了。抓不过来，就脱光膀子抖落。这样搞得差不多了，再抓，或是用牙咬，用石头砸，棉衣里子弄得血渍渍的。砸破肚皮也不死，一张嘴拱进肉里还是喝。有人就说虱子是新６军，真顽强。有人说不对，虱子是“革命虫”，干革命的人才有资格生虱子，地主老财资本家有吗？
　　走着走着，有人“扑通”就倒了。一动不动，摸摸鼻子还有气儿。赶紧到河里或路边洼坑里掬捧水，最好是到附近人家去找碗米汤，灌下去就活了。
　　不少人开了小差。１团２连连长和指导员，一块儿跑了。黄达宣那个连少，就跑个副连长。
　　老人说，当时没少开会，团里开，连里开。讲红军长征多么艰难，讲要看到光明，革命到底。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一听就明白。团长余和坦，政委李少元，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长讲着讲着就哭了，政委讲着讲着就哭了，大家听着也哭了。
　　老人说，他那时就记着一个理儿：咱是穷人，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
　　还记着毛主席的一句话：四四年打倒希特勒，四五年打倒小日本(51)。毛主席１９４３年就能看到抗战胜利，今天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也一定能胜利。
　　就是凭着这种朴素的信念，黄达宣和他的战友们，用刺刀，用双手，掩埋了一个个倒下去的烈士，抬着不断增加的伤病员，走出了黑土地的那个夏天里的冬天。
　　第十二章   又一声“撤”之后
　　在秀水河子缴获的那辆美式吉普，从梨树驶出来，刚拐上通往公主岭的“电道”（公路），就开不动了。大车，驮马，向北拥退的队伍，把道路堵塞了。
　　秘书和警卫员上前道：能不能让开点，后面是首长的车，首长有急事。
　　林彪要尽快赶到公主岭去。毛泽东让他坚守公主岭和长春。
　　黑暗中，七嘴八舌响起斥骂声：什么手掌脚掌的，这时候了还摆臭架子耍威风！
　　就是林彪来了也不让！瞎指挥，打败仗，就会撤，就能跑——撤退将军，逃跑将军！
　　问问你们那个首长，是不是要撤到”老毛子“那边去？……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那本被评为１９８７年中国畅销书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曾以这样诗一样的语言描写林彪：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鹰。在一九三五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曳。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52)。此刻，历史正以不知比索尔兹伯里辉煌多少倍的语言，赞叹坐在吉普车里面的这位面色苍白的将军，并把黑土地这副绝不轻松的担子，愈来愈沉重地压下他那瘦削的肩头。可在这些后来高唱《林总命令往下传》(53)的士兵眼里，他只能是断了翅膀的鹰和陨落的星。甚至一些当年非常熟悉、崇敬他的老部下，也心存疑虑：“林总”是不是多少年没打仗了，不会打仗？
　　林彪病了
　　从中央决定在锦州西部打大仗离开沈阳后，除了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去抚顺参加东北局会议，半年里，林彪就一直跟部队在前线转悠了。天冷，骑不住马，大都是“１１”号。后来有了车，一些路也走不了。有时一天就换一个地方，最多半个月左右。去四平前线过西丰县一个小村子，穷光光的，没一户像样人家，就一间马棚子还宽敞点。
　　季中权老人说，那天睡得晚，起得也晚。他出了马棚子，看见邻院窗根下坐着几个大姑娘，一个个埋里埋汰的，懒洋洋地晒太阳。有的叼根尺把长的大烟袋，有的伸进怀里抓虱子。３０多年后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的老人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关东三大怪”之一的“大姑娘叼个大烟袋”(54)。
　　林彪身上也生了虱子。晚上住下，钻进被窝，脱光膀子，在油灯下一声不吭地在衣服上捉，用指甲掐，掐得“叭叭”直响。像脸色一样苍白的身上，两排肋骨清晰可见。
　　生活之苦，林彪似乎无所谓。“撤退将军”、“逃跑将军”、“不会打仗了”的议论，他也无动于衷。使这个本来就心事重重的人操劳过度，简直不堪重负的，是基于和战问题的一系列分歧，和由此而来的压力。
　　据说，在黑土地上，林彪对前途从未丧失过信心，也从未飘飘然过。秀水河子战斗后，有人说国民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林彪说∶不对呀，人家那炮打得像放花，咱打不起呀，这个敌人不好打呀。大洼战斗后也是这么说。
　　锦西不想打，四平不想打。拖过了锦西，没拖过四平。
　　他“孤掌难鸣”。
　　意见相左，但毛泽东对他还是看重和信任的。
　　５月１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说∶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
　　５月１９日，毛泽东在给“林并告彭”的电报中，在同意林彪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后，又说∶究竟采取何种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
　　若由林彪决定，那就像锦州一样，再后撤几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同一天，毛泽东却又来电指示：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主远后方行动。
　　６月２７日，林彪致电中央：公主岭、长春、吉林未守之原因除时间仓促来不及立住脚根布置防线和工事处，还由于防线太宽，公主岭防线至少卅里，长春防线则一百八十里，吉林防线约五十里，如敌先将我军包围，然后集中兵力突破我一点，则状况甚难设想，四平之守，乃因敌未料我军防御，故逐次增兵来攻，被我各个击破，且敌在野战中，遭受了大的打击与歼灭，故四平防御战乃一时（特殊？）条件地形成，而不能作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此次如我军守大城市，则许多中小城市，将被丢掉，许多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不能利用，敌如继续增兵对我守兵进行包围攻击，则仍然要放弃原（？）因就是这样。
　　拿破仑说：“有一句确切不移的作战格言，便是不要做你的敌人所愿望的任何事情——理由极简单，就是因为敌人如此愿望。”
　　在夺占长春之前，国民党的愿望就是要和共产党决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共产党敢打就行，一战解决问题，一口把你吃掉。
　　从锦西到四平到长春，毛泽东和中央和东北局所要做的，正是蒋介石和杜聿明所愿望的。林彪和黄克诚等人的所做所为，正是对手所不愿望的。
　　四平一战，共产党的“老骨头”被打掉那么多，但总体元气还在。做梁，做栋，做砖，做瓦，在黑土地搭起共产党的天下，还够。
　　如果在公主岭、长春和吉林再来场马德里式保卫战，黑土地上的狐狸再机警，接二连三四，也难免有个闪失。而一旦失误，后果就“甚难设想”。
　　如果在锦州西部打了大仗，其结局将比四平更惨，当是无疑的。
　　毛泽东放手让林彪在黑土地上干，是在本章快结束的时候。此前，毛泽东是战略由我定战斗由你打。林彪不情愿，也不遗余力去打。四平临决定撤退前，还亲自跑去前线看了看。公主岭能不能守，他也不光在地图前踱步，也亲去实地踱一番。此前是越打越被动，现在是怎么看也看不到“马德里”在哪里，只有落荒而逃。
　　从“独霸东北”到“最后一战”，到未了，一切都是按照“孤掌难鸣”的林彪的路数“鸣”的。
　　林彪也病了。
　　像杜聿明一样，林彪的病根也是在抗战中落下的。
　　平型关战斗后，林彪被阎锡山的部队误打了一枪。子弹击中肺部，血迸出来，伤势很重。延安都准备开追悼会了。后来去苏联治疗，据说发现骨髓神经受伤，结个疤，造成植物神经紊乱。据说，这病人喜静，怕光，失眠，忧郁，且病情会随年龄增长而加剧。根治办法是手术，把疤取掉。可这种手术非常危险，九死一生。不知是医生不敢做，还是林彪不想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手术是没做。
　　从沈阳到锦西、阜新、法库、抚顺、开原，再到四平，林彪劲头和精神都挺好。从四平撤退到吉林，也没看出什么兆头。出吉林到九台就有些不行，到舒兰终于病倒了。
　　据说是“交感神经发炎”，发烧不退。饭更少了，觉更少了。比饭少觉少更引人注目的，是脾气也变得一反常态了。
　　到九台路上骑马。林彪眼睛好像睁不开，晃晃悠悠，有点坐不稳的样子。深夜，秘书照例去机要组那儿，看看有无什么重要情况。刚蹑手蹑脚走几步，就听林彪喊：干什么？别管它，别管它。
　　声音不高，速度不快，不熟悉的人很难听出什么不满来。但对林彪的秘书、参谋和警卫人员来说，却非同一般了。
　　２０多个月里，这是林彪对季中权唯一一次发火。
　　对季中权来说，林彪这火发得毫无道理。对李作鹏和何敬之那次，那火发得虽然不无道理，却也是与林彪的一贯作风悖背的。
　　从四平撤退后，一路上到驻地后，林彪第一件事就是和部队联系，了解所处位置、伤亡、逃亡、情绪以及其它意外情况。在九台出发前，林彪让季中权通知参谋处，让电台和机要组乘汽车一起走。不知是李作鹏忘了，还是怎么了，他们到了舒兰，电台马驮人挑还未到。
　　林彪说：带我去。
　　季中权情知不好，也只有把林彪引到李作鹏住处。
　　因能喝酒而得名“大烧锅”（东北人称酒坊为“烧锅”）的李作鹏，正和何敬之等人坐在那里喝酒。
　　林彪瞅了瞅，双手抓住桌沿，“唏哩哗啦”一阵响，桌子翻了。（有的老人说，林彪还随手抓过炕上的行李什么的，摔向李作鹏等人）然后转过身，说声：走。据说，林彪感情渲泄爆发到这种程度，不光在黑土地，就是在整个战争年代，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场的人全目瞪口呆了。那目瞪口呆，与其说是吓的，倒不如说是惊的：“林总”这是怎么了？！
　　一些老人说，林彪不会打了败仗拿部下出气。他是病了，是病态。他当时的负担和压力太大了。四平打得那样苦，部队撤退那样乱，敌人那样猖狂，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多少问题摆在他面前呀！这些也在其次，关键是思想不统一，还在乱着套。他在发出“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那封电报后，还发过几封带有“根本意见”的电报，主席都未明确回覆。可现在已是火烧眉毛，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他又解决不了，说了不算。
　　对于一个电报发走了又想收回来，收不回来了还要发报据理力争的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情绪？对于一个对身边小事从来不闻不问，电台晚一点儿也不碍什么大事的人，去把饭桌掀了，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宣泄？
　　有的老人说了几遍：“路线斗争太苦了！”
　　“莫斯科撤退”
　　回到住处，林彪继续踱步。踱了一会儿，大概是踱不动了，就原地坐下。
　　那是一户朝鲜族人家，进屋就是炕。靠墙坐着，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一会儿，却又闭着眼睛冒出一句：小季，记录。
　　那个车轱辘仍在飞转。
　　不能不转。
　　５月３１日，黄克诚的电报：毛主席：东北情况很混乱，很难阻止敌人占齐哈（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笔者），假使退出哈齐，能取得和平停战，则坚决退出求得停战，来整理内部，以求再起，时机紧急，请考虑。
　　                       黄克诚
　　６月１日，林彪在给中央周张谭(55)的电报中，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６月２日，东北局在给“中央并林”的电报中，也说：“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我已告辰兄准备退出”。
　　老人们都说，如果国民党过松花江向北打，当时是没法抵挡的。东北局已将东西装车，国民党一过江，马上就放弃这座“东方的莫斯科”。
　　６月３日，毛泽东在给“东北局林并告李黄”的电报中，说：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之方针，实行中央去年１２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在“最后一战”和“保姨马德里”的口号声中，历史在黑土地上兜了近半年的圈子，又回到了那个本来的座标点上。
　　据说，此前此后，林彪主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准备到东满打游击，二是整顿部队，恢复士气，坚定信心。
　　第一个问题，在６月１日电报中，林彪说：“七旅及七师今后应准备打到牡丹江”，“第一步可以珠河为目标”。另外还有专电，没查到。笔者看到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５日的一封电报：彭罗并报中央：为阻止敌进奉天后，我领导机关处于受敌威胁与被动情况下，提议东北局与总部，移到海龙。将本溪、辽阳一带的物资、资源、原料，移到通化。
　　我东北根据地的重心，应摆在哈尔滨一线以东，以延吉、临江、通化为巩固建立。我之群众工作干部，主要部份亦应放在沈阳以东，因这一带山多，人口多，物产多，敌少，气候好，海外贸易多。
　　                林
　　                 十二月廿五日
　　天候、地形，敌情，我情，民情，从锦西到秀水河子、四平、公主岭、长春、哈尔滨，哪一仗不能打，哪一仗能打、怎样打，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几乎从未转错过，不能打还得打的仗，那车轱辘上已把下一步的路数转出来了。
　　而在更广阔的宏观上，林彪的目光更犀利、深刻而又执着。
　　由此而想起当年常听常讲常唱的那句“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在黑土地这段扑朔迷离的“万花筒”时期，如果也可以这么说上一句的话，那在这句话前面的就不是“毛主席”，而是“林彪”了。
　　解决第二个问题，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大讲１８１２年俄法战争中，俄军在莫斯科的大撤退。
　　据说，在林彪很喜欢的几位外军将领中，既有在这次战争中惨败的拿破仑，也有成功地指挥俄军撤退，终获大胜，功成名就的库图佐夫。林彪在锦西避免决战，指挥撤退时，脑子里那个车轱辘上是否转过库图佐夫的这一杰作，谁也不清楚。但他能在四平撤退后迅速抓住普遍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迅速地大讲莫斯科撤退，肯定不会是即兴之作。这无疑是成功指挥四平撤退这一杰作后的又一杰作。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并不是部队士兵的丧失，而是希望的丧失。”
　　无论看没看过利德尔·哈特的《战争论》，古今中外一切杰出的军事家，都是深谙这位英国军事理论家这句话的念义，并致力于使他的士兵像坚守最后一道防线一样，决不丢掉希望。
　　很多老人都谈到当时林彪讲莫斯科撤退的故事，说明四平撤退的意义。林彪还让人写篇介绍莫斯科撤退的文章，很长，登在《自卫报》上。还通过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搞到一部记录片《库图佐夫》，给部队放映。
　　一些老人印象颇深的，是林彪在舒兰一家戏园子的一次讲话。
　　大意是：大家一定以为我跑得太快了，丢的地方太多了。我说我跑得还慢了，丢得还少了。
　　这不是开玩笑，我讲的是真话，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东北情况是敌强我弱。我们只有一个拳头，敌人有好几个拳头，一个拳头是打不过好几个拳头的。怎么办？就是要把敌人的拳头变成手掌。怎么变？就是把城市丢给他们。城市一丢，人们的包袱就没了，身子就轻了，敌人和拳头可就伸开了，我们就可以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吃掉他们了。
　　解决东北的问题要靠战争。战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敌人。胜负不能从一时的进退看，也不能从一城一地的得失看。我们力量小，城市只能是旅馆（林彪在各种讲话中，经常讲“城市是旅馆”——笔者），暂住一时。
　　把敌人拉散了，把敌人一股股地吃掉了，城市自然就是我们的了。如果我们现在舍不得城市，和敌人硬拼，那我们只能有两条路：或者被敌人吃掉，或者走抗联的老路——退到苏联去。
　　刚才我讲了，拿破仑的军队开进莫斯科时，也是很猖狂的，可他们的失败在那时候已经决定了的。今天也一样。我们已经通过大规模撤退，换取了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这并不是个新问题。我们当年在中央苏区和敌后=屏蔽广告=根据地，就是这么做的。
　　现在，我们要把眼光转一转，从大城市转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把大气力用到建设根据地去。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家。有了家，就会要兵有兵，要武器有武器，要粮有粮，要衣服有衣服——在座不少人还穿着棉衣哩。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会有全东北。
　　从“拒敌于国门外”，到“保卫马德里”，在“万花筒”时期那些像放花一样的比喻中，把四平撤退比作“莫斯科撤退”，还是较为准确的。
　　不过，对于一个扛着步枪的士兵来说，他们更注意的不是说，而是干，是跟着你林彪到底能打胜仗还是打败仗。
　　“东北王”《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中，关于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６日这一天的文字，是这样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56)
　　关于黑土地１０个月来情况的一次组织总结，当然也是思想路线总结。
　　林彪——“东北王”。
　　据说，林彪看完电报，沉思一下，就继续踱步。那步履和神态，与过去一般无二。
　　而毛泽东在决定林彪当“东北王”时，对于这个当年的“娃娃”，会想些什么呢？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就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兵分三路，启程进关时，东北局在沈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其中有这样一段：当我们开始进入东北，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帮助下，曾经利用和平烟幕，进兵东北，接着又依靠其当时军事上的优势，配合东北反动势力，向我作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我们于立足未稳之时，当时情况，极为困难。尤其是当时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所存在的错误思想，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
　　这些同志对于敌人的和平阴谋抱着很大的幻想，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以肓目的乐观代替了冷静的科学分析，对旧政权旧军队敌伪残余分子和阶级本质，缺乏阶级的分析，过份强调少数一时不能取得的中心城市的作用而忽视了广大的乡村，因而使他们违背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在坚决依靠东北人民，坚决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政策上发生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这是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少数同志丧失阶级立场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一开始就遭受到另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坚决反对，但仍给予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以很大的损失。直到一九四六年东北局七七决议之后，才在全东北党内贯彻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克服了党内右倾危险……
　　基本公正中的一个基本的不公正，是把毛泽东的错误“忘掉”了。“独霸东北”，“拒敌于国门之外”，“最后一战”，“化四平为马德里”，“把长春变为马德里（输入者注：此处“马德里”似应为“凡尔登”）”……好像全都是“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提出来的，毛泽东只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
　　“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或者是就这样认识的形势，并积极向中央建议的，或者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这样做确实“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但是，把这一切都归咎到他们头上，这不是人为地把这段历史搞复杂了吗？怎能叫人口服心服呢？应该看到这个决议的毛泽东，当时又会作何感想？
　　没有错误的毛泽东，是另一外一个毛泽东。
　　被掩盖、回避了的历史，不是真的历史。
　　  停战１５天
　　就在共产党人整顿好行装，随时准备弃城出走之际，６月５日，毛泽东来电报了：东北局及林：宁周电称，蒋已允马停战十天谈判，请东北局坚守哈尔滨十天等语。
　　望立即布置坚守十天至要至要。
　　                         中央
　　从６月７日开始，停战半个月。
　　６月２６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地区，中国内战全面爆发。
　　黑土地却一直沉寂到１０月下旬。
　　这四个月，是黑土地共产党人宝贵的春天。他们惜时如金，全力以赴，挥汗如雨地播种，耕耘，两年后就收获了个金灿灿的秋天。
　　从当年的林彪到今天的老人，都说国民党没向江北推进是失算。否则，共产党的日子将更难过。
　　“停战外，我军整补，共军也会整补。而且共军扩充得非常迅速，我军却不能尽量扩充。”杜聿明是个明白人，蒋介石也不糊涂。对于受伤的老虎，当然应该穷追猛打，置之死地，而不可放虎归山，让它养好伤口再扑出来。
　　只是，和日本人打了８年，血流成渠，接着又和中国人打，把黑土地打得雪白血红。共产党打乏了，国民党也打累了，双方都迫切需要坐下来喘口气儿。
　　而且，国际国内舆论都是和平，蒋介石有压力。还有，过江占领哈尔滨，在苏联门口舞刀弄枪，也不大好。或多或少，这也是个原因。
　　关键还是兵力不弥分配。
　　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司编写的《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作战检讨》中，有这样一段：㈠我军以接收之目的，应进出松花江自有必要，惟就作战方针言，欲压迫共军于松花江而歼灭之，则似过远，以分进合击包围于四平地区而歼灭之，尔后向松花江进出为当。其次，就本案压迫松花江歼灭之方针，在兵力部署上，与方针又不相吻合，即逐次使用兵力，致四平街久攻不下，其后增加兵力，亦未着重四平附近歼灭共军之措施。迨攻下以后，即为离心推进，而成为广泛之驱逐，卒未获歼灭共军也。
　　㈡作战初期，我军因兼顾辽东辽南方向之作战，仅以新一军担负四平及解长春之围双重任务，兵力不足，以致四平久攻不下，长春沦于敌手。
　　而后次第以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两军加入，虽获得四平决战之胜利，然已迁延两月以上时间，使敌得以从容脱离战场，未能将敌主力击破，贻尔后东北剿共军事以无穷之后患。
　　㈢我战略受政略影响，专注重城市及交通线之占领，忽略歼灭共军主力……(57)
　　“欲压迫共军于松花江而歼灭之，则似过远。”兵力不足，才感到“过远”。蒋介石也不是不知道，“逐次使用兵力”为兵家所忌。可兵力不足，不能一拥而上，一锤子砸下去，也只有使用添油战术。待“以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两军加入”，连夺四平、长春、吉林，虽“未能将敌主力击破”，也算大获全胜之际，刚刚“平定”的南满又乱了套：６０军１８４师在火线上倒戈了。
　　“八·一五”前的东北，大米为日本人的“专利”，只有少数“高等华人”才能进口。日本节节败退，前方吃紧，后方吃紧，先是吃大米加高粱的“二米饭”，后来就成清一色的高粱米。于是，黑土地就有了句至今在一些老人口中还能听到的歇后语：“小日本吃高粱米——没法子了。”
　　蒋介石大概一辈子也没吃过高粱米，但他也是没法子了。
　　注释
　　⑴⑵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编：《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十五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⑶牋采访中，很多老人都谈到，这句口号是东北局在一封电报中提出来的。原电未查到。
　　⑷牋《辽沈战役亲历记》，５２６页。
　　⑸牋《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２７４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⑹当时电报分为四个等级：标有一个“Ａ”的为一般电报，两个“Ａ”为急电，三个“Ａ”为加急，四个“Ａ”为特急。
　　⑺即黄克诚、梁兴初、李运昌和沙克。沙克当时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⑻即罗荣桓。
　　⑼“吕”即吕正操，“李”即东北局副书记，北满分局书记李富春。
　　⑽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６，７页。
　　⑾同⑽，１９６页。
　　⑿沈阳市图书馆编印（１９８５年）：《东北名胜古迹轶闻》，１８５页。
　　⒀刘震当时为新四军３师第一副师长，洪学智为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
　　⒁《中国革命史论文辑要》，９８２页。
　　⒂“程”即冀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高”即高岗，“陈”即陈云。
　　⒃即马林诺夫斯基元帅。
　　⒄“詹”即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
　　⒅１２月５日，高岗、陈云覆电为：彭罗：㈠我们对满洲的战略意见，详见未发完的艳致东北局及中央电，马帅谈话内容未见，最近对我们兵力的数量位置也不知道。
　　㈡大歼灭及阻断北宁线，同时以三四万主力进攻沈阳，一万主力威胁长春，如此大兵，已否全部到，并请考虑后果及影响如何。㈢你们转来中央关于改变独占满洲与建立根据地战略指示，与你们来电是不同的。我们意见，亦分别请示中央。高陈微⒆《东北解放战争在事记》，３０、３１页。
　　 ⒇《毛泽东选集》（合订本），１０７５、１０７６、１０７７页。
　　(21)《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１０５、１０６页(22)有的资料说是２月１３日。
　　(23)李运昌等着：《雪野雄风》，７２页。自由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24)东北三年内战中历次战斗双方伤亡数字，所见资料有些出入，有的出入还较大。笔者均以最新资料为准。没有，则以”文化大革命“前最早的资料为准。
　　(30)《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２７６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31)《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４６、４７页。
　　(32)四平市博物馆编（１９８５年）：《四战四平》第１集，８页。
　　(33)５页。
　　(34)史迪威，美国佛罗里达州人。１９４２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１９４９年被美国政府调回。(35)《八·一五前后的中国政局》，４３５页。
　　(36)据江南着《蒋经国传》摘引官方公布的资料称，１９５５年６月初，孙立人和陆总第五署督训组长郭连亮（输入者注：好像是叫郭廷亮。记不清了）等人，欲乘蒋介石在台南检阅部队时，发动“兵谏”。在官方公布的孙立人的辞职书中，称之谓“不肖事件”。郭连亮等人被捕，孙立人被软禁至今。此案疑点甚多，至今众说纷纭。江南先生称“孙立人是政治的牺牲品”。
　　(37)《文史资料选辑》，第８辑，２６页。
　　(38)《文史资料选辑》，第４２辑，７１页。
　　(39)《辽沈战役亲历记》，５５５页。
　　(40)见本书第８章《独霸东北》的《“撤退将军”》一节，１１９页。
　　(41)程世才当时为辽东军区司令员兼３纵司令员。
　　(42)《党史研究资料》，第１、２期，５、６页。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０日）。
　　(43)《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８页。
　　(44)黄济人着：《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９６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45)凡尔登是法国东北默兹省的城市和铁路枢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法两国在这里进行了着名的凡尔登战役，德军伤亡近６０万人，法军伤亡３５万人，故有“凡尔登绞肉机”之称。
　　(4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阵中日记》，１４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47)有的资料说王继芳是作战科副科长，有的老人说他在山东时当科长，到东北后是作战科参谋。
　　(48)《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３５页。
　　(49)即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光。“曹”好像是曹里怀，为长春卫戍区司令员。
　　(50)即饶漱石、伍修权、叶剑英和周恩来，当时都在北平军调部。
　　(51)采访中，有几位老人谈到毛泽东这句话，都记不住出处。
　　(54)“关东三大怪”为：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东北人把孩子的摇篮吊在空中，来回悠，叫“摇车”。
　　(55)“周”即周恩来，“张”和“谭”说不准，待查。
　　(56)《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６５页。
　　(57)《四战四平》第１集，２０页。
 

张正隆 2013-08-20 09:5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