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国共纷争 19毛泽东为什么和在什么时候决定向苏联“一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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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毛泽东为什么和在什么时候决定向苏联“一面倒”
  眼下四十岁左右的大陆中国人,对“苏联老大哥”和“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恐怕都还有相当深的印象。总的说来,由共产国际动议、具体策划创建、并一直受到它的资助的中共,自然而然应该“一面倒”。但我们又知道,由于国民政府当年所具有的“合法性”,以及外部世界对它的认可(并非由于辛亥暴动而在于它与清廷的议和),1949年以前,苏联并不希望中共公开这一亲密关系。从中共的一方讲,也绝对够不上请旌表水准的死心塌地。比如1944年,当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时,毛泽东就曾热切地希望向山姆大叔靠拢。那么,从“倾心相与”的1944年,到骂不绝口的1948年,究竟什么因素起了变化?
  应该说,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共核心对美国与苏联的好恶或许尚在伯仲之间,这是因为,表面上看来,这二强都“一碗水端平”地力主中国不可打内战,而中共原本对自己人苏联的期望要高得多。校场口事件之后,苏联虽然与国府交恶,对中共和已经取得党内权威的毛泽东也没有太热乎。这是因为,第一它自己在欧洲和南斯拉夫问题上正焦头烂额;第二它不愿意让西方和国民党觉得自己是中共的大哥;第三对中共和毛那根深蒂固的藐视与戒心(“农民起义头目”、“游击队长”,不能读原着马列,也未必如王明般言听计从)并没有消除。这就是为什么从1947年中共准备和国民党决一死战(并确认一定打赢)之后,毛泽东三次热切要求秘密赴莫斯科,“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而三次遭到拒绝。在这期间,中共虽然军事上节节获胜,但心里仍有不少惶惑:除了拿不准怎么对付曾经帮同合作反蒋的资产阶级外,对自己反复蛮干过的“土地国有化”和完全没门的工业与金融管理,也想当面请教(起码探出口风),而首要中之首要,则是苏联的物资支援,特别是那三亿美圆贷款。
  很快地,到了1949年。在北平已经丢失、南京上海也危在旦夕时,南京政府又摇起橄榄枝,即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战犯求和”。斯大林不想再担一次“不许(中共)革命”的埋怨(读者应该记得,上一次是他逼毛到重庆去谈判),终于于该年一月底派要员米高扬到西柏坡去见“中国同志”。为期8天全面、深入也相当坦率的意见交换之后(如米问中共,斯大林这回给他们出的破坏和谈的阴招儿是不是走漏出去了?中共也直接问米,为什么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静观局势发展未采取行动时,唯苏联大使馆跟随国民政府搬到广州),毛泽东在两个日夜折磨他的问题上有了底,第一莫斯科对共产党在中国武装夺权的肯定;第二对他本人是中国革命领袖的肯定。有了这两条在胸,虽比终日揣揣然(这样的日子毛忍受了多少年!只从他不管形势多紧急险恶,都绝对亲自控制对“远方”的联络即可知)要好得多,但还不足以使他在战后世界新格局建立的过程中,走上“一边倒”这类成熟政治家原则上不取的地步。
  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他下了这样的决心?
  当时,更具体说,在南京攻克之后的五、六月间,有两个人物——两个处在对立的营垒却都不希望见到中国被孤立在世界之外的人物——周恩来和司徒雷登(我们都知道他那时虽然已经不是驻华大使,但仍是桃李满“国共”的传教士教育家)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不使中美间游丝般的联络一下子断个干净,周恩来几乎在南京一攻克,就派司徒的高足黄华进驻这前国都,还安了个“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侨事物处主任”的名目,以便与恩师正式联络;而司徒也正通过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还有一个主动请缨的陈铭枢等,努力了解新政权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和高层接触的可能。
  事实上,在积极地活动着的双方的后边,都有着强大的、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制约力量。中共方面是反帝、灭资喊了几十年的“左”;美国方面是在国会很有势力的麦卡锡潮流。双方数渠道几经接触,包括小心翼翼的探询、解释、预测和讨价还价,最后找到一个好借口:6月24日,请这位燕京创始人像往年那样回北平学校过生日。
  这确实是一个借口,因为黄华前往“拜望司徒雷登,转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讯息:如果司徒希望访问燕京大学,则毛、周欢迎他来北平”时候,已经是那生日之后的四天6月28日。但就在这时,一个令中共意外的局面发生:本来取主动态度的美国突然踌躇不前、司徒对这个他所盼望的结果的回应也相当低调。他回答说:他“虽然希望回燕京,但目前似无可能。而且像他那样的‘衰弱老人’长途乘坐火车太过劳累。”但正如我们今天通过阅读历史文献已经了然的,这并不是他本人的态度,因为在他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他说的是:“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的更好了解,并增强中共内自由派反苏分子的力量。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唯一的机会与中共首脑进行非正式的谈话。此种机会可能从此不再。这将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象征,显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的开明姿态,并使今后中美关系获益。”
  和后来中共常常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不同,为挽回局面,黄华再一次表示诚意,说“所有铁路可以供他使用”,甚至司徒要乘坐自己的飞机,也可以安排——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所尽的最大的努力。
  当时最为焦急的人是以私人秘书身份为司徒操持一切的傅泾波(傅出身满族破落贵胄家族,曾是燕京品学兼优的穷学生,对淀积千年的中国高层政治运作具天生感悟)。他得到黄华答复后,劝司徒雷登先斩后奏、立即动身。耿介的司徒骂他“小玩闹”,随即按部就班报告请示。他心里有数:会见周恩来的指示本来自美国。他没有考虑到政局的瞬息万变。如果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不是艾奇逊,而是别的有担当的势力人物,批复可能会如司徒所期待地适时到达。无奈艾奇逊不敢擅自做主,将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拿到国会去讨论,回复到达:干干脆脆的“不许可”,并命令他立返华盛顿。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热脸贴到冷屁股上”,这是放到谁身上都觉万分屈辱与恼火的事,何况正经历着“天翻地覆慨而慷”、已经拿稳了苏联不会换马、对老美扶持自由派早已瞧在眼里记在心里、好不容易有条件地向党内温和派让了一小步的毛泽东。用不着等到7月2日傅泾波将美国的这一决定正式转告黄华,毛泽东已于三天前在他载入册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决绝地为新中国外交定了向:“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当美国一个月后发布了那份《中美关系白皮书》之后,由伟大领袖亲自撰写的气势恢弘的“五评”随即出台。中美关系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二十年后——越战。二十三年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那时连路都走不稳了,却迫不及待地要亲自到机场去接。
  虽然他的子女都说俄文,毛泽东终生学英文而不碰俄文,并坚持用西方训练的私人医生(即后来写了回忆录的李志绥)。“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在他心里究竟是怎样的呢?


戴晴 2013-08-19 16: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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