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在中国》(一)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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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发展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个时期(民国二十一年至三十四年)
  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在广州的制共定乱,和十六年四 月十二日的全面清党,对中共颠覆本党,假借国民革命来赤化中国之 阴谋与暴行,予以致命的打击。中共此後的苏维埃路线,至民国二十 四年,更走到日暮途穷的绝境。於是他在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指 使之下,提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采取中立战术,先求 政治解围,再图武装发展,使其死灰得以复燃,更企图在我抗战最艰 苦的阶段,以散播失败主义来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达到莫斯科独占 中国的目的。今日莫斯科对自由世界所提的「和平共存」口号,及其 对民主各国所用的政治攻势和中立战术,都是以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 三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共对我国民政府所用的方法为蓝图,因此我认 为这一段历史事实,在今日尤有重加检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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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节 中东路事变与李立三路线
[58]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 正是史达林於击败托洛斯基「左派」之後,转向布哈林「右派」斗争 。为了进攻「右派」,史达林的政策转向左倾。在他这左倾的动向之 下,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继续其过去已告失败的暴动政策, 并且更加激化。大会决议案以「推翻国民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 级的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府」为中心的「十大要求」,便是「 李立三路线」的根据。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军队 侵入我东北之满洲里与海拉尔,压迫东北地方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二 日订立伯力协定。苏俄承袭帝俄时代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至此更是表 面化了。莫斯科更对中共加紧鞭策,要他们承认「革命高潮是到来了 」,要他们配合城市暴动与农村暴动,「夺取几个政治和工业的中心 」,「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匪区内部也仿效俄共,其政治 组织叫做苏维埃,其土地政策由农民平分土地转向农奴式的「集体农 场」。十九年(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匪军乘我们中央讨伐西 北叛军的时候,乃侵入长沙,并企图进攻武汉。莫斯科共产国际兴高 采烈,炫耀其「工农兵联合行动的胜利」。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匪军 被我们当地的部队进剿不支,乃於八月三日从长沙溃退,同时他进攻 武汉的企图也化为乌有了。
[59]   李立三执行莫斯科的命令,如果是胜利了,那就是史达林的成就 。现在是失败了,就是李立三的罪恶。於是这年九月,中共的党乃转 入米夫(Pavel Mif)所领导的留俄的国际派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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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节 从城市暴动到农村暴动
  民国十六年,中共「八七会议」的指导者纽曼,亦名纽堡,乃是 苏俄的暴动专家。中共当时的南昌暴动、汕头暴动和广州暴动,都是 采用他俄共暴动的理论和方法来实施的。十七年以後,纽堡的「武装 暴动」(A.Neuberg, The Armed Upris ing)乃成为中共的城市暴动和农村暴动的教程。从我政府所搜获 的共匪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於各地组织「行动委员会」煽动 群众、实行武装暴动之「通告」和「命令」,完全是依据这个教程为 其组织与行动的准则。
  当时共匪对於城市,组织「赤色工会」为工人的基本组织。一方 面在总工会之下,组织各种产业「同盟罢工行动委员会」,发动总同 盟的政治罢工;另一方面,组织赤色先锋队,使其党员受军事训练, 准备武装暴动。对於农村,仿效苏俄的贫农团(Kombyed), [60] 组织农民委员会,夺取当地团队武装,以武装其匪党农民队伍,实行 「农民协会专政」。然後由其所谓「工农军事委员会」纠合城市与农 村的武装暴力,组织「工农革命军」,来「争取数省或一省的首先胜 利」。
  但是共匪学会了俄国式的武装暴动方法之外,还采取了中国旧时 流寇式的暴动方法。据共匪自己的军事训练教材「中国红军发展小史 」,说明民国十六年间共军流寇化的起源,是这样的﹕
  「井岗山是湘赣边区的罗霄山脉。山区原有两股土匪,一个叫王   佐,一个叫王文才。毛泽东同志的红军到了这里,不能不和他们   讲统一战线。」
  此後共匪所谓「红军」的任务,就是杀人、放火、勒赎、筹款, 和煽惑群众。而其政治纲领就是「杀地主,分田地,武装群众,建立 苏维埃政权」。
  最初在「李立三路线」之下,共匪还是相信「以城市领导农村」 的原则,而其在农村中所制造的武装暴力,仍以夺取大都市为其最後 目标。这个时期,俄共的暴动方式还是占着优势。到了十九年九月「 立三路线」被清算之後,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在中共匪徒 中,就渐次抬头,而流寇式的方法,乃亦成为中共暴动的主要路线了 。
[61]   不过中国农村是以家族为其基本组织之自治团体。同姓的家族以 血统为其纽带,异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联系,即使地主与佃农之间, 世代相处,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浓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们 这和平的农村中,制造斗争,发起暴动,若单是宣传煽动的一套方法 ,乃是不能发生效力的,所以他们要特别采取打家、劫舍、绑票、撕 票,与洗村、裹胁的流寇方式。他们在乡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来做 他的工具,使他们屠洗地主富农,杀害儿童,蹂躏妇女,逼迫受刑者 自掘坟坑来活埋自己,以及实施其灌水、灸火、轮奸、剖腹等等残忍 的暴行。就是这样,他们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环境,而其在地主与 佃农间,更制造其仇恨的心理。并在他们放火焚烧地主富农的家宅时 ,一面引起贫民的抢劫,制造贫富间的斗争;同时一面又延烧贫民的 家宅,强逼他们离乡别井,跟着其匪军,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尤其是他们要在农村家庭间,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间的斗争,使他 的党团在群众中得以发展组织,而确立其控制。所以对其青年两性生 活的放荡,特别鼓励;所谓打倒廉耻、扑灭道德的口号,更是共匪诱 惑他们破坏家庭,毁灭伦理,而甘受匪党役使的唯一方法。
  於是匪军每当侵入一个乡镇之时,他们就肆行其烧杀劫掠,煽动 其清算斗争,到了他从这一乡镇撤退之时,当地的壮丁被其裹胁以去 ,而残存的老弱妇孺,仍受其地下组织的控制和监视,不敢与国军交 [62] 谈,更不敢与国军合作。
  特别是其共匪所盘据的地区,他对於民众的控制与消息的封锁, 乃是以原始的野蛮手段和现代的科学方法,混合使用,来发挥其暴行 的效用。至於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总要使其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 能,而发生心理的变态和生理的畸形,为惟一的手段。他们这样的刑 具,据当时各地民众向我政府所控诉的,乃有七十二种之多。
  今日我亦不忍详举这种恶毒秽亵,残无人道,惨不忍闻的刑具名 称及使用的残酷方法。这是他们自民国十六年以来,其在各省匪区制 造暴动,以及今日大陆上,在各乡镇中控制民众的情景,自始至终, 还是有加无已的在那里实施。我们在这一点上,认为中共匪徒对民众 残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於俄共不只是毫无逊色,而且可说是 青出於蓝,变本加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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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四节 九一八以後之剿匪安内
  国民政府於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两次集中兵力,围剿湘 赣山区的匪军,都没有得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十月,第 三次围剿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无端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於渖阳。於是 [63] 国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调剿匪的部队北上布防;另一方面,共党 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东北的机会,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煽 动学生,集合首都,假借「请愿」的名义,对国民政府毁谤侮蔑,无 所不至。同时更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挑拨离间,造成「非蒋下野,无 法对日」的局势,使我不能不於当年十二月下野。於是共党匪军重新 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此後中共匪军的活动,就是对准这日本军阀的侵华行为,着着进 展,无异是其双方对国民政府,内外夹击,互相策应。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 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 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 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於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 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 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这严重的危机, 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国难。我乃於淞沪停战之後,宣布攘外 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於六月十八日,在牯岭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 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画,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 [64] 十一月,国民革命军击溃了豫鄂皖边区,徐向前匪部西窜川北。同时 鄂西洪湖贺龙匪部亦败窜鹤峰。但是正在国民革命军决胜的关头,而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又侵入了榆关;三月,长城之战 继起。国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调大军北上增援。於是第四次围剿计画又 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到了长城之役停战以後,我即於当年十月,复在南昌召集剿匪会 议,订定第五次剿匪计画,对江西匪区,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方针,一面禁运物资,封锁其经济,建筑碉堡,截断其交通;一面 开拓公路,步步为营,节节进剿。正当剿匪着着胜利的时候,共匪乃 策动十九路军陈铭枢和李济琛等的叛变,在福州组织所谓「人民政府 」。但是事变不到一月,迅归平定,剿匪工作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至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夏季,而湘赣鄂豫皖五省匪区乃束小至赣南 山岳地带,其面积不过四千方里,与二十一年相较,几乎是五十与一 之比。
  及至二十三年十月,其赣南的所谓苏区,外受国民革命军的压迫 和封锁,步步缩紧其包围圈,而其内部的农业集体化又造成农业生产 的衰落,和农业人口的减退。到了最後,就只有流窜与崩溃的一条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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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3-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五节 匪军的西窜
  当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期,共匪奉行其共产国际命 令,作成决议,认定革命高潮已经来到,企图进攻长江中部的大城市 。但是这种军事冒险主义究竟能否成功,俄共与中共内部屡起争执。 莫斯科派罗明纳兹再度来到中国,视察匪区。罗明纳兹回俄後的报告 ,认为中共的苏维埃路线必归失败,主张中共放弃瑞金,西走四川, 作长期斗争的打算。史达林对他的建议没有采纳。到了二十三年,在 我国民革命军围剿之下,八个游击区完全瓦解,残余匪军不能不化整 为零,突围流窜。於是莫斯科共产国际过去在其六次大会指使中共的 武装暴动、苏维埃组织、「土地改革」、对中国整个的赤化计画,至 此乃告一结束。
  徐向前部窜入川北,企图入陕,我国民革命军迎头截击,并由军 事委员会参谋团联络川中各军,督率会剿,匪部乃逃向川西。毛泽东 部亦由赣南窜到贵州,企图偷袭贵阳不成之後,潜渡大渡河,与徐向 前部会合於懋功松潘一带,两路残匪在毛儿盖会议中又告分裂。徐向 前部南下川西。朱德转入云南。毛泽东彭德怀率部北上,展转流窜, 转入陕北,投靠当地土共刘子丹与高冈的老巢。其所残余部队共计不 过五千之数,在军事上实已不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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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3-6.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六节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势
  民国十八年苏俄侵略者的满州里事变,与二十年日本军阀的九一 八事变,明白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中华民国的独立自由,要从日 俄两个邻国夹攻之中,打开一条血路前进。中东路事件虽以「地方事 件」而暂告解决,但是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以武装暴动策应日阀 的侵略行为,仍然是这两面夹攻的变形。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安内攘 外」的政策,先剿共匪,再谋抗日。这一决策的坚持不变,就是第五 次围剿成功的根本因素。
  朱毛匪军对於国民革命军的围剿政策,到了最後只有分股流窜。 他到了军事已走到绝境的时候,乃假借「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口 号,求作政治的解围。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之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 在莫斯科开会。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在 大会上提出「统一战线」的报告,对於中国主张成立「广泛的抗日反 帝统一战线」。这当然是史达林的决策,也当然成为大会的决议。中 共此後的工作,就是依据这一决议,在史达林指使之下,执行其「统 一战线」与中立主义的新战略了。
  这时候,朱毛匪军转徙川黔,渺无出路。八月一日,他们从毛儿 [67] 盖发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要求组织其所谓「全国人 民联合国防政府」。
  二十五年二月,朱毛为了解救陕北的粮荒,派刘子丹部,伪称「 红军抗日的先锋」,渡河侵入晋西产粮地带。但匪军在同蒲路被国军 击败,刘子丹就歼。朱毛至此自知无力再作军事冒险,便不能不向国 府乞降,要求「停战议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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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七节 共匪的中立战术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有所谓「上海抗日救国大同盟」,发表「 九一八」四周年宣言,以中立的姿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口号。这种中立团体在共产国际操纵之下,迅速普遍的在全国各大 城市青年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立和发展。
  就华北来说,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学教授和学生为了 反对日军在华北设立「冀察自治区」,游行示威。这本是爱国运动, 却被共党及其同路人利用,来执行其中立战术。单在北平天津和华北 各省,就有所谓「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 、「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平津文化界救国会」三十个以上的团 体,出版各种报刊,千篇一律,为共匪国际指使的「人民阵线」作宣 传活动,平津华北如此,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样的不能例外。 [68]
  「人民阵线」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展开政客式的活动,挑拨地 方军与中央军的感情,唆使地方军,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国人 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之下,对政府与匪军,采取中立路线,来破坏政 府剿匪安内的政策。
  「人民阵线」的作用是孤立国民政府与中央军,让共匪得以生存 和发展,重整武装,准备下一次的叛乱进攻;而其所标榜的主张却是 「抗日救国」,更显然是企图引起中国抗日全面战争,使共匪在抗战 阵营的背後,扩大武装,乘机坐大,达到其颠覆政府,控制中国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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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八节 中俄复交与中国的国际环境-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五次围剿的胜利,使国民政府解除了军事上两面作战的危机。此 後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对日与对俄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九一八事变之後,日本军阀在我东北制造伪「满洲国」,接着又 制造内蒙自治,制造冀东特区,并且制造冀察的特殊化,我在民国二 十三年之秋,发表一本「敌乎?友乎?」的小册,对日本提出警告。 其中说明日本军阀如不彻底觉悟悔改,停止其对华侵略,则中日两国 [69] 斗争的结果,就是同归於尽,并且一再明白的说﹕「日本必能明悉, 窥伺於中国国民党之後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 生如何之影响?」但是日本军阀并不能接受我的警告,仍然继续施用 压力,企图孤立中国,以遂行其军事的侵略。到了民国二十五年(一 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壮军人在东京发动政变,威胁其天 皇及政府。广田内阁成立之後,把他们侵华的计画,综合为「善邻友 好、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的三原则,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当时的 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 就是灭亡。这是我们对日外交的一面。
  九一八之後,莫斯科即不断的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两国复交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颜惠庆与李特维诺夫在日 内瓦公布中俄复交。但此後中苏关系没有进步,并且苏俄侵犯我中华 民国主权的行为继续发生。二十四年三月,苏俄不顾我国抗议,出卖 中东铁路於伪满洲国。这对於日本侵略政策,当然是一种鼓励。到了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季,日本提出了广田三原则,我认为对苏 交涉应该积极进行。我外交部长张群屡次与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 会谈,觅取中苏共同维护东西和平的途径。但是到了三月十二日,俄 蒙互助协定是公布了。鲍格莫洛夫企图阻止我国民政府的抗议,竟到 [70] 外交部肆其咆哮,且以宣布秘密谈话相要挟。我政府对於他这一无赖 的插曲,置诸不理,仍於四月五日,向苏俄提出严重抗议。
  这时候苏俄的对外活动是两重的。他的政府外交部竭力缓和国际 间对他的防范,故他对外进行着「和平外交」。而他的国际共产党部 却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之下,对西方各国进行着反战运动和颠 覆工作。他的远东政策也就是这两重的作法。他的政府对中日冲突表 现一种中立的姿态,并且对日本力谋妥协;他的共党对中国则通过其 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的各种团体,要求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同时发起「联俄」运动。这是我们对俄关系的一面。
  然而当时环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并不是单纯的日俄两国的斗争。 具体的说﹕日本要求我们与他「共同防共」,并不是要求中日两国共 同对付苏俄。共匪及其外围团体的联俄运动,也不是要求中俄两国联 合对付日本。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要迫使我们 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 割。日俄两国固然各有其独占中国的野心,但是他们为了共同对付西 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所以当时如果 我们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又或 [71] 於抗战发生以後,接受德国的调停,与日本停战议和,则日本究竟是 北进,还是南进,乃不可得而知。如果我们国民政府为了抗日而联俄 ,使中国重蹈十五年广州的覆辙,则莫斯科究竟是为了独占中国而对 日作战,还是挟持中国,采取中立路线‧而促使日本南进,亦是不可 得而知的。总之,当时我们中国无论是降日,或是投俄,而其最後受 祸者总是西方国家。如果这样,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是将要 改变一个写法了。
  当时我们政府乃撇开这两条危害国家生存,并破坏世界和平的道 路,而最後的决心,认为中国的外交方针,应当在国际联盟组织之中 ,促进民主国家的合作,并在这一方针之下,促进中苏的关系。二十 五年十月,我特派蒋廷黻继颜惠庆为驻苏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 等的基础上,对苏交涉可以积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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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九节 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侵占芦沟桥事变发生。 中苏的谈判更是加紧进行。八月二十一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 协定。其主要的条款就是﹕
    「两缔约国重行郑重声明﹕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 [72]   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   具。并依照此项诺言,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   国家,对於彼此为任何侵略。」(第一条)
    「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   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於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   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施行   不利於受侵略之缔约国。」(第二条)
  我中华民国是受侵略国。我国此後与日本的「冲突全部期间」是 八年,中苏协定应该是这八年之内,两国和平共存的准则。我们且看 协定订立後,莫斯科对於这个协定,实行到如何程度,并且看他这八 年期间的作为,及其所发生的事实与结果,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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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节 西安事变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 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於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 解除,而後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 治任务。
[73]   民国二十年,中共特务工作领导人顾顺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 匪在京沪的所有机关和组织,先後被我们完全扑灭。他们的所谓「中 央委员会」亦整个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赣南匪区,重新组织。到了二 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 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 且他们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他条件。周恩来又於九月 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 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 个报告,对於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後, 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 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 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74]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後他们终於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 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後作最後之核示。
  在这同一时期,共党在各省亦开始发动其「和平」宣传攻势,而 以陕西为其第一目标,并对张学良与杨虎城积极勾结。而且张学良所 部的东北军中,发现其「抗日不剿共」的宣传品,并有张杨皆与共党 已发生直接关系的情报,所以他们在西安竭力掩护共党分子及其外卫 组织的活动,於是「第三党」与「救国会」公开作反动宣传,亦毫无 顾忌。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我乃亲往西 安坐镇,并准备在年终召集一般将领开会,宣布中央对剿共与抗日的 方针,说明共党和平攻势,及其所谓「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号的 作用所在,使之不为共党煽惑。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 在西安忽被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暴力劫持。我当时就断定这是张杨二逆 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国家以致命的一击。所以张学良 前来见我时,我就简单明了的训斥他说﹕「无论其为个人利害,或国 家安危,只有立即彻悟痛悔,送我会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 及今悔悟,尚未为晚。」他在这样情势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预定的 八项条件,只说内容复杂,没有如我所说的那样简单,反要求我先行 [75] 息怒,容他尽言。我就斥止他,不许其提任何政治有关的事。直至第 三日,他才含糊其词,半劝半求说出他们所共同议决的八项条件,并 说只要我应允签一个字,他就立刻亲自送我回京。(注)我乃对他说 ,无论你说得任何动听的请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胁之下,绝无商讨余 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张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谋之共匪,必认为 千载一时的良机,也就是他匪党的一个生死关头,非迫我接受他的条 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时,只有下定舍生取义的决心,对叛徒 始终拒绝与他们商谈任何政治条件。国民政府亦不理张杨的荒谬要求 ,立即下命讨伐。
  二十二日,蒋夫人突然来到西安,我见面第一句话告诉他说﹕「 十日来叛徒每日用各种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条件上签字,就可以送我 回京。你来共患难,是为公而非为私,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如有叛徒 以任何条件,托为转劝,必严厉拒绝。我们宁死,亦不可答应。」 蒋夫人此行下了决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视我的人格,甚於我的生命 ,他决不劝我有违背素志的行为,他只愿与我同生死。过了三天,到 了圣诞节二十五日下午,我们终於无条件脱险回京。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後才得完全明了。此事 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为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 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 [76] 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 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程度,又因为他们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 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的秘密接洽,乃在陕北的延安举行(当时延安 守军还是张的所部)。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报馆主笔,亦是我们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张季 鸾,来华清池见我,谈及陕北共党勾结东北军的不稳消息,他认为这 恐是共产党使用反间的一种手段,须加注意。我就对他说﹕「你是陕 北人,关於你家乡问题,自必格外关切,请问你们在延安的记者,最 近有什麽重要消息麽?」他说,谣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这些无稽之 谈。其他就吞吐其辞,欲说复止,他只说这些谎言,不要说他,自然 会止息的。我乃自动的问他说,「你所谓谣言,是否亦听到了张汉卿 与共产党在延安面商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麽?」他忽现惊骇之 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着他又说,他不相信这个消 息会是真的,他且对我分析的说﹕如其他们是真是拥护中央,一致抗 日的话,那张汉卿必会坦率的报告中央,决不会越过了中央,与共党 私自勾结。所以他认为这个谣言,至少亦是共党的反间阴谋作用,然 而最近谣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范。我听到他这番话,更觉此事严 重了。他乃又继续的谈下去说﹕目前倒是另有一种情势,不能不特别 注意的。就是西安社会上弥漫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气。他 [77] 此次来西安视察已有十日,感觉这个问题严重,比其他一切问题更为 紧要。他就问我对於这个「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如何?我对 他说﹕「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贯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 以後,既定的方针。但是大家应知共党的用意,其目的并不在「一致 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谓「一致抗日」 ,不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 如何乃可使共党真能一致抗日的问题。你们报馆主笔,应该将这个意 思彻底阐明给一般社会了解。」他说可否将你的意思,先告诉他在西 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 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後来西安事变发生时候, 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所散发劝告张杨与东北军的传单,其大意就是当时 我在华清池与张季鸾谈话的要领。这是在西安事变约一星期以前的事 。现在回忆,更增感慨。
  至於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作反动宣传,进行策反工作的,亦并 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外围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 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份子。可是这些中 立份子,确实不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亦不要他们加入其组织,取得 党籍,只要他们采取中立态度,或以第三党名义发言就够了。正因为 [78] 他们不是共产党,所以都能够明目张胆的在西安散播谣诼,煽惑军民 ,并对张学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围挑拨的伎俩,发动其攻心战 术,时时予张以不断的刺激,最後张学良卒以其「剿共」与「抗日」 的矛盾心理弱点,竟被他们攻心战术所突破。但张学良并不承认他被 共党所煽动,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复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党力量来 一致抗日。从张学良自述其事变以前的经过,分析他被共匪诱惑生效 的原因,并不是共党有什麽真正伎俩,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 矛盾,自己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共党才得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 盾与弱点,来尽量扩大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单 当方面军任务以後,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 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敌对作战的,但 由他收编以後,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 人,後来和谈後,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 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 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为与共匪停战以後, 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 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他 且说这种错误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过去好些将领,犯了这个 错误的人,亦不在少数。他又接下去说,当时对共党实无深刻的研究 [79] ,只认他们所说「停战抗日」是出於一片爱国的诚意,那里知道对共 党根本上认识已错,自然亦就拟於不伦,所以其他一切推断,亦就大 错特错了。
  最後据张学良又自述其在事变期间的心境,最初发生事变之後二 日内,与我数次谈话所得的结果,及见我的态度与决心,无法转移, 自知其预定的计画已无实现希望,其内部亦发生问题,并不如其在事 前所想像那样容易;而当时特别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 讨伐的电报,更觉情势险恶,已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乃於第三日才决 心派机接共党代表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他们所谓东北军、西北军 (杨虎成)与共产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至此西安事变乃就完全 变了质,而其中共本身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其外围组织的中立主义活 动,互相策应,乃构成其所谓「一面联合,一面斗争」的作战方式, 来达到其对张杨所预期的目的。

(注)张杨通电所提的八项条件,就是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救国会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    (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七)确实遵行 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八项条件显然就是当时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号。其实质    的意义就是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军事,放任共党及其外围团    体的活动,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召开所谓党派会议,改组国民    政府为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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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3-11.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一节 中共问题的解决-「共赴国难宣言」
  二十六年二月,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着手收编共军;其关於党与 政治的问题,由周恩来到南京续行商谈,仍以四项原则为根据。二月 十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据商谈的结果,致电本党三中全会,提出如 下的四项原则﹕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      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
  (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受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      共同纲领。
本党三中全会於二月二十一日通过「根绝赤祸案」,针对共党的四项 原则,决定四点原则如下﹕
  (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      断无一国家,许可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      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义之武力;
  (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 [81]      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      苏维埃政府」及其他破坏统一之一切组织;
  (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不相容,与      我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      赤化宣传;
  (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      种种之对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雠,故必出於夺取民众与      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      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全面抗战开始之後,中共中央於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 ,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诺言如下﹕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      底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      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      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82] 我为了中共「共赴国难宣言」,於二十三日发表谈话,其要旨如左﹕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   。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   ,皆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   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   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   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於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   ,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我发表这个谈话,当时实在相信共党是有悔祸归诚、共同御侮的诚意 。而且我讨伐匪军的宗旨,一向认为中共党徒是中国人,终必爱中国 。只要政府加以相当制裁,不难使其就范听命;只要他放弃武装暴动 ,自可与其他政党一样通力合作,为革命救国来努力。所以自十九年 剿匪开始,直到二十五年为止,我对共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 我认为共党这次共赴国难的宣言,就是我们政府精诚感召的实效。当 时一般爱国有识的人士,都相信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 战胜利的朕兆。
[83]   不料共党此後的行动,完全与他的诺言相反。这固然是我自信太 过,卒至重大的挫败,亦可证明共产党徒毕竟是共产党徒。他们决没 有所谓祖国爱与民族感。他共产党徒不仅是不爱国,而且是蓄意卖国 ,甚至为了他共产主义祖国苏俄,即使亡国灭种,亦所不惜。这一事 实的严重教训,虽对於我个人是一种无比的耻辱,而对於今日自由世 界反共斗争,却不无贡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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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二节 国府改编投诚的共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於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发布收编投诚的共 军命令如下﹕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 指挥;共辖三个师,其兵额是二万人。军事委员会并指定第八路军列 入第二战斗序列,归阎长官锡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
  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祖涵与张国焘分任正副主席。
  此後又收编叶挺项英的江南各地共军,成立新编第四军,以叶项 为正副师长,共辖四个支队,其兵额是一万余人,列入第三战斗序列 ,归顾长官祝同指挥。
  以上所述本党的「根绝赤祸案」,中共的四项诺言,以及共军编 [84] 入国民革命军,就是抗战时期国共「和平共存」的根据。现在我们就 拿这些根据,来检讨此後共党在和平共存的背後,他是怎样发展和转 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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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三节 国民参政会议与抗战建国纲领
  二十六年七月,长期抗战决策之初,中央召开牯岭茶话会,实即 为国内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集会。抗日战事既已开始,中央复邀约 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国共产党,以及文化界领袖,成立国防 参议会,为政府的咨询机关。二十七年七月六日,设立国民参政会, 由各党派、各民族、各职业、各地域的代表人士组织之。其第一次大 会即通过抗战建国纲领。
  这一纲领确定了三民主义为救国建国最高指导原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最高统率的统一领导权。
  这一纲领确定了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支持国际和平机构,促进国       际合作之外交方针。
  这一纲领确定了战时民主制度和战时政治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的原       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培养国民道德,维护中国文化的方针。
  这一纲领更是各党派和平共存的最高根据。
[85]   国民参政会可以说是抗战时期的议会。每当开会时期,政府提出 军事政治报告;如有重大事件发生,政府亦随时提出报告,徵询大会 的意见,并取得大会的支持。国民参政会的建议案虽是供政府采择或 参考,但其重大的决议案,是由政府制定法律,公布实施。
  一般人常以为国际共产党反对议会政治,中共也不是例外。实际 上,在这抗战期间,中共所坚持的战略原则及其最後目的,虽为「召 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但是他亦与其他政党一样,仍然指派 代表来参加国民参政会。我们看得出此後八年中间,四届国民参政会 里,共党的议会战术是这样的﹕
  (一)把国民参政会当做宣传讲台,使一般国民相信共党是坚决      抗日的,共军是勇敢作战的
  (二)联合各党派无党派一部分参政员,以中立的姿态,在共党      对政府作斗争,及共军与国军冲突时,转嫁其责任於政府      ;
  (三)在他的宣传不能发生效果,或一般参政员不予以支持时,      共党即拒绝出席,或中途退席,来破坏或阻碍大会的进行      。
  但是国民参政会仍然得到一般国民的信任。抗战建国纲领更是全 [86] 国国民在抗战中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准绳。
  我国民政府对於这个会议始终是尊重的,对於这个纲领始终是信 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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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四节 抗战初期毛泽东的姿态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 队讲话,其要点如下﹕
  (一)「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      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这一决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      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      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      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      攻。」
  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於「抗战前途及中共的路线」 的决议,又确定其工作方针如下﹕
[87]   (一)「扩大并加强统一战线,将组织与活动,由秘密变为公开      ,由局部变为全面,为党(即共党)取得合法的平等竞争      的地位。」
  (二)「在中国政治上的决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战过程中,尽量      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
  这就是中共在抗战过程中的路线。此後八年之间,他的行动,当 然是跟着这一路线。但是他还有一个更高的指导者,那就是俄共的首 领史达林。而且苏俄的利益始终是高於中共本身的利益,更可由他今 後的行动,得到确切的证明。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是布鲁舍尔九国公约会议开 会的时期。史达林对我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事张冲破例接见时 ,表示﹕「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卓越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 可以向日开战。」
  二十七年,日德义三国缔结同盟已具体化。莫斯科对於我们中国 对日抗战,认为可解其东顾之忧。莫斯科这时对中国抗战的长期化的 希望,更是迫切。在南京撤守之後,日军企图进攻武汉之时,苏俄与 中国的密切友谊,及其对抗战的援助,都是基於他这一希望。而中共 对政府的态度不过是其中反映之一。六月十日,史达林来函对中国抗 [88] 战的必胜,表示其「坚决信念」。九月间,中共所谓「中央六次全会 」在延安开会。周恩来不待会毕,即携毛泽东函到武汉来见我。其中 说道﹕
    「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新   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   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於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   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   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领导之下,严防与   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   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   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
    「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   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   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   终必能於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   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於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
  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是「两党之长期合作」,闭口 [89] 是「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的口吻,反使我发生疑 虑。而且他所谓「长期合作」,另有其实质的要求。周恩来这时向我 们本党建议四点﹕(一)是停止两党的斗争;(二)是共产党员可以 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 (三)是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份子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 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籍。於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 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间的惨 痛经验,是不再上当的了。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共面对着民族抗战所激 发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以及全体民众心理与舆情压迫之下,他自 不能不信守其诺言,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抗战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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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五节 史达林的转变
  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内阁总理达拉第,为了安抚希特勒,而举 行慕尼黑会议。这个会议助长了纳粹德国的气焰,欧洲局势已临到爆 炸的边缘。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史达林突然在俄共第 十八次党大会发表演说,指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进到第二 年,这个战争从上海到直布罗陀,卷入了五亿人民。」他强调苏俄今 後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安全;并且说苏俄为了和平而努 力与一切国家保持和平,与邻邦建立亲切的友谊。这一演说就是史达 [90] 林从「统一战线」转变为「保卫祖国」的信号。
  史达林这一演说,显然鼓励了纳粹主义的侵略行为。三月十四日 ,希特勒分裂捷克,接着就把捷克整个并吞了。史达林此後与德国秘 密交涉,同时仍然公开与英法谈判。我们国民政府当然希望苏俄与英 法的谈判成功,来阻止欧洲的烽火。这时立法院院长孙科在莫斯科, 於六月十六日与苏俄订立商约,他向史达林转达我的一封信。我在这 封信里对英苏合作寄予希望。七月九日史达林的回信,其中有如下的 语句﹕
    「我们与欧洲诸国的谈判,如果这谈判可得圆满的结果--   并非不可能--那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步骤,使爱好和平的国家   在远东也可以联合起来。现在时机已到,使这种集团可以成功。   」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含混的。他所谓「与欧洲诸国谈判」与「爱好 和平国家的联合」,可以解释为英美法苏的联合,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一种联合。但是他这句话也可以解释为德日义苏的联合,那就是日本 军阀与德国纳粹所希望的了。
  史达林这时还不希望我们发生过大的怀疑,他另外增加一段说道 ﹕
    「因为两年战争,使日本失去平衡,他已开始慌张,不深加 [91]   考虑的忽然攻英,忽然攻苏以及外蒙共和国。这实际已是日本力   量在衰弱的徵候,日本此种行动将使大家一致对付他。苏联已给   日本以应得的反击,英美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加害日本。我们不   怀疑日本在很短的将来,会得到中国的一个一百倍的打击。」
  他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我们抗战表示好感,并且标榜其俄 日在我们东北诺孟罕冲突的战役,来证明苏俄亦从事反日斗争。但是 他提到日本攻击「苏联和外蒙共和国」,这里面就伏着一个苏日谈判 的根源,并且抵触我中华民国对外蒙的主权。
  八月二十三日,史达林竟公开与希特勒订立苏德互助协定,促成 了欧洲战争。到了三十年四月他又与日本订立了苏日中立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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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六节 中共的转变--第一次商谈
  国际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之下 进行的。此时,他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苏俄,竟一转而与纳粹主义 的德国订立互助协定,促使其对西方民主国家作战。於是国际的共产 党不仅停止其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并且要在「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口 号之下,与纳粹法西斯主义的间谍组织,互相策应,来破坏西方国家 [92] 备战和作战的工作。中共此时亦跟随莫斯科而采取如下的步骤﹕
  (一)在外交上,中共公然赞扬苏德协定是苏俄外交政策的胜利      。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话,以为「这个协      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      争的阴谋,打破了义、德、日反共集团对於苏俄的包围,      巩固了苏德两国的和平,保障了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进      步。」到了欧战爆发之後,中共更公开指斥其为帝国主义      战争。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延安演讲「第二次帝国主义      战争」,明白指出「不论是德、义、日,不论是英、美、      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一个反      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他所      提出的政治主张,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组织革命战      争」。所以中共在这个时期,公开反对美英「帝国主义」      ,攻击我们国民政府与美英合作的政策,而重新发起其联      俄运动,并企图将抗日的民族战争,转变为其所谓「革命      战争」即内战。
  (二)在军事行动上,中共的「七分发展」,乃更趋於表面化,      而在其实质上,就是莫斯科所指使的国际反战运动的一个      支流。同时,毛泽东更企图从此实现他在抗战初期所预定      的「三阶段论」之第三阶段计画。(注)
[93]   二十六年九月,中共指使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改名)进入山 西。此後即自由行动,最先建立晋冀察军区及晋冀豫军区,并继续进 入冀鲁豫平原,更到处围攻地方团队及中央抗日游击部队,将其收编 ,以扩充其实力。并进入冀中的吕正操部,在博野一带围攻中央的抗 日民军张荫梧部。进入冀鲁边区的邢仁甫部,在盐山袭击中央的第五 十三游击支部,杀害其司令孙仲文。刘伯诚徐向前部在冀中鲁西收缴 团队枪枝,攻击河北山东省政府,使其不能行使职权。
  二十八年三月以後,中共的态度更是恶化。他组织了陕甘宁边区 ,成立特区政府,又在镇原宁县一带策画暴动。其「山东纵队」进入 苏北,肆行暴动。其在山西之十八集团军更成立「五台晋冀察绥边区 政府」,又在晋南煽动韩钧部队叛变。
  二十八年六月十日,我召见周恩来叶剑英,规诫共军,应信守诺 言,服从政府命令,执行国家法令,解决各地的纠纷。二十九年一月 ,参谋总长何应钦对共军参谋长叶剑英提示﹕中共违令扩充之部队及 军区应加纠正。但共党的要求是十八集团军的兵额扩充为三军九师; 其「陕甘宁边区」不仅保持,且再加扩展。商谈乃陷於停顿。
  此後河北方面,中央所指派的鹿锺麟部及朱怀冰部,为共军所迫 [94] ,不得不退出河北省境。山西方面,晋西北之赵承绶部,河东之王靖 国部,均为共军所袭击,全省局势更趋混乱。山东方面,鲁西之孙良 诚高树勳各部亦为共军所迫,退至黄河以北。共军更从鲁西向豫东皖 北伸展,企图与江南向北移动的新四军打成一气。
  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统率部为消弭各地的冲突,作成提示案, 由何总长应钦与周恩来叶剑英商谈同意,交周恩来於二十四日到陕北 交朱德彭德怀等遵行。我统率部同时命令各部队避免与第十八集团军 及新四军冲突。提示案之要点如下﹕
  (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为「      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      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      为战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      命令,指挥作战;
  (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於奉令後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      规定地区之内;
  (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      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
(注)参看本章第十四节,第八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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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1-3-17.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七节 新四军事件
  各地军队对於统率部的避免冲突令,虽一体服从,但十八集团军 对於提示并不遵守。这年(二十九年)八月,鲁西共军向鲁南进攻山 东省政府所在地之鲁村。省府主席沈鸿烈为避免冲突,撤出鲁村。同 时新四军又乘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在江北正与日军激战之时,他乃 渡江袭击江苏省政府作战基地之如皋泰兴一带,韩德勤的部队受了重 大损害,但为避免冲突,撤至东台。新四军继续进攻,复陷东台。
  统率部鉴於共军在鲁苏各地造成的严重局势,乃於十月十九日, 由何总长以皓电重新布达这个提示案,限新四军於十一月底以前,开 赴提示案指定的黄河以北作战境内作战。十二月九日,我自己对朱德 彭德怀叶挺项英下令,将黄河以南的十八集团军,於十二月三十日以 前,移至黄河以北;长江以南的新四军,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移 至江北,并於翌年一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黄河以北。
  新四军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图进兵掌握京沪杭三角地带。三十年 一月五日,竟围攻中央的第四十师於三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乃下令制裁,自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将叛军解散。一月十七日军事委 员会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拿获,交军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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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1-3-18.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八节 苏日中立协定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於访德之後 ,访问莫斯科。苏俄外交部次长於三月二十七日对我驻俄大使说﹕「 史达林接见松冈,是纯礼帽问题。」四月十一日,驻华之俄大使潘友 新对我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 是照例招待。」但是苏日中立协定竟於其隔日--四月十三日公布了 。
  这一协定,日本承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苏俄亦承认所谓 「满洲国」,不仅妨害中华民国领土主权,而且是更进一步粉碎了「 解决中俄悬案大纲」与中苏互不侵犯的协定。我们只要看他共产集团 的首脑部--莫斯科破坏国际条约到了这个地步,而其中共对於他的 一切诺言是怎样的翻悔,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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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九节 德俄战争与中共的态度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俄德战争爆发,迫使史达林再转变 。在史达林转变时,毛泽东也就随着转变。中共此後对於国民政府, 保持着一段平稳的态度。
  三十一年八月,德军深入苏俄的高加索,进逼伏尔加河。九月, [97] 德军直迫史达林格勒城,由十月到十一月,俄军与德军就在城里逐屋 作战。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派林彪到西安来见我。林彪陈述意见,极 力表示中共拥护抗战建国,及其「精诚合作,永远团结」的诚意。他 对我陈述有如下的要点﹕
    「毛泽东一再告学生,今後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打成一   片』,以求现在能『精诚合作』,更求将来『永远团结』。此种   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於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   为政治上全党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
    「中共虽信奉共产主义,但决不能照恩格斯马克斯列宁与史   达林之具体办法,依样实行。彼等所主张与实行者,决不能依样   行之於中国。」
    「即如 孙总理在三民主义中所指示革命救国之方略,与中   央对於抗战建国所决定之方针,凡此规定,中共均无异意。」
    「目前因为彼此作风各异,一时尚难强同。吾人唯依三民主   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努力,期无违国民之公意,而共趋团结抗战与   统一建国之鹄的,此则中共所盼於 委座领导之下,奠立稳固基   础以底於最後成功者。」
  毛泽东这一态度仍然是莫斯科对华政策的反映。也就是这年十月 [98] ,潘友新回俄述职。他返任时,携来史达林十二月十一日函。史达林 和平共存的表示,显然就是毛泽东和平共存的意见的蓝本。这封信的 要点如下﹕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在艰苦尝试过程中,处处表现。将   来必能坚而且笃,久而不渝。」
    「在战争完全胜利之後,此种友谊,必能奠定两国人民合作   之基础,树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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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节 苏俄侵略外蒙及其并吞我中华民国领土外蒙一部之唐努乌 梁海。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苏俄乘德苏战争的时机,并吞 我中华民国领土外蒙一部之唐努乌梁海。本节略述苏俄侵略我外蒙古 的经过,及其并吞唐努乌梁海的步骤。
  民国八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发表宣言,明白表示苏俄放弃其在 蒙古的特权。但是民国十年,西伯利亚俄军即藉口追击白党,侵入外 蒙。这年七月,俄军进入库伦,即由俄共所制造的「蒙古人民革命党 」设立其所谓「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民国十年八月,西伯利亚俄军侵占我外蒙所属一部之唐努乌梁海 [99] 。苏俄政府即制造其「土文独立国」,并公布其俄式「宪法」,乃成 为苏俄的第一个附庸。
  民国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解决中俄悬案大纲」成立,其第五 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并尊重在该领 土内中国之主权。」苏俄政府并承诺两国将来商定有关苏俄由外蒙古 撤退其驻军的问题。
  但是这年七月,莫斯科即指使其外蒙古傀儡组织,召开其苏维埃 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其俄式「宪法」,改称「蒙古人民共和 国」,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的条款,一笔抹煞。於是外蒙古乃成 为苏俄的第二个附庸。
  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德军侵入苏俄。土文傀儡组织召开其苏 维埃式的「呼鲁丹」大会,宣布其参加苏俄对德的战争。到了同年八 月十七日,苏俄就指使土文傀儡向莫斯科「请愿」,并入苏俄领土。 十月十三日,莫斯科「最高苏维埃」批准其为苏俄的一个自治区。於 是唐努乌梁海乃从苏俄的一个附庸变为苏俄赤色版图的一个自治区。 这一转变,也就是此後苏俄处理他所有一切附庸的历史先例。(注)
(注)苏俄一面控制外蒙,一面又分割唐努乌梁海,并为其一州,实    为帝俄侵略外蒙之故智。辛亥革命时期,帝俄策动哲布尊丹巴    呼图克图宣布成立所谓「大蒙古帝国」。民国元年(一九一二 [100]    年)十一月三日,帝俄公布其所谓「俄蒙协约」,并要求其驻    华大使要求中国承认其协约有效。民国二年十一月,北京政府    与帝俄订立「中俄协定」,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中    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民国四年六月,北京政府又与俄蒙签订    「中俄蒙条约」,规定外蒙为中国领土,中俄不干涉其自治,    而实际上,帝俄已在外蒙取得其独占贸易与建设铁路的特权。    同时复将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古分离,而纳入帝俄的版图,直    接由帝俄政府管理,称为唐努土文。民国六年,俄国革命爆发    。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乃依其人民的志愿,重回中华民国怀抱    。但苏俄仍袭取帝俄的传统手段,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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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一节 新疆归向中央
  苏俄并吞我国领土唐努乌梁海的翌年,新疆脱离苏俄的控制,而 归向我中央政府。
  在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盘据东北,窥伺冀察的时期,也 正是苏俄侵入新疆,操纵行政,掠夺资源的时期。民国二十二年(一 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苏俄策动新疆政变,以盛世才为督办。苏俄 对新疆的军事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可以说是步步加紧。
  二十三年一月马仲英部队围攻迪化,苏俄派遣红军进入新疆,助 [101] 盛攻马,这就是他对新疆的初步军事控制。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 年)苏俄以防止日本侵略为藉口,派遣正规军「红军第八团」进驻哈 密。於是苏俄对新疆的军事控制计画,及其隔绝中央与封锁新疆的计 画,完全实现了。
  苏俄对新疆的侵略,是军事与经济并进的。二十四年(一九三五 年),苏俄假借「苏新贸易公司」名义,与盛世才订立五百万金卢布 借款合同,中国政府事前交涉制止,未获效果。二十七年,苏俄引诱 盛世才赴莫斯科,加入共产党。此後苏俄对新控制更为加强。全省各 机关密布苏俄人员。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十一月,苏俄乘德苏协 定之後,欧战方殷之际,特派密使到迪化,迫令盛世才签订「租借新 疆锡矿条约」,托词开采锡矿,将新疆全省随地设置铁路、公路、电 话、电台,及测量、探矿、建筑、居住,与驻紮武装守卫等权,一律 归於苏俄,其期限为五十年。此无异是苏俄并吞全新野心的一个铁证 。
  前面(注)说到毛泽东残部,於二十四年八月,从川北向西北流 窜,他的目的地就是新疆。他企图从新疆取得苏俄的支援。後来因为 他在陕甘边境被我国民革命军中途阻截,才转往陕北,依附刘子丹和 高冈的土共。
  新疆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久已列为行省之一。新疆又是亚洲 [102] 心脏部的战略基地,只有完全隶属於我中华民国主权之下,才有贡献 於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国民政府虽在这抗战期间,全付力量 都用到对日作战,而对於我大西北领土主权行政的完整,仍尽力保持 ,决不许苏俄肆行其侵略,也不容中共打通其国际路线,与苏俄打成 一片,来改变整个亚洲的形势,构成世界和平的威胁。
  自三十年上半年起,苏俄对新疆压迫愈甚,盛世才受到切身的威 胁。三十一年四月间,苏俄在新疆的领事及特工人员共同制造政变, 企图推翻盛世才,来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我在是年八月间,巡视 西北陕甘宁青各省,并派蒋夫人同朱少良将军飞往新疆省会之迪化, 慰问当地军民,乃与盛世才商决保全国家领土主权,与还政於中央问 题。於是盛世才乃乘德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即接受中央命令 ,完全输诚了。此时苏俄闻讯,立派其外交次长赶赴迪化,要求盛世 才履行其在一九三四年向苏俄所作的在新疆施行共产主义之诺言,并 以此相要挟,未得结果,怅然而返。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一月, 中央所委派之军政各机关主管长官入新到任,於是新疆之收复工作, 大体就绪,乃由我中央要求苏俄将其驻哈密之红军第八团,及在迪化 郊外头屯河飞机装备厂之驻军及其他机关,一律撤退,勿再妨害我行 政与主权之完整。三十二年四月,苏方乃始承允撤退。六月中央军进 [103] 驻哈密。此正苏俄宣告第三国际解散的时候,也是苏俄正向世界反侵 略国家强作笑貌的时候。
  但是史达林手段是毒辣的。他知道新疆局势已不可挽回,乃令苏 俄大使潘友新於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向我政府递一 个节略,指责盛世才对俄的措施为「非法的及仇视的行为」,另外他 把「盛苏密约」交给我政府。他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要破坏中央对 盛世才的信任,同时制造盛世才对中央的疑惧。但是这个密约,盛世 才在决定归顺中央的时候,已经全部报告了,所以他这种反间计不曾 得手,徒然显出他自己邪恶的无赖手段而已。
  自中央收复新疆以後,莫斯科立刻策动苏俄与新疆阿尔太山区域 的哈萨克游牧民族,发生边界上的武装冲突,来寻找他侵略的藉口。 到了三十三年八月间,苏俄留在迪化的特工人员,又发动其挑拨反间 的惯技,从事活跃,几酿政变。但是中央立即采取宽大政策,公正处 理,旋即平定;并调盛世才到中央服务,将新疆军政事权直接听命中 央,纳入常轨。就在那年的十一月,苏俄认为其在迪化,已无隙可乘 ,乃只有利用其潜伏在伊犁之俄谍及共产分子,给以大量军械,突袭 伊宁城市,成立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嗣後并攻陷我飞机场军 事据点。三十四年迪化苏俄总领事馆人员,又用其「和平共存」的姿 态和方法,促使伊犁叛党对新疆省府要求和平解决。省府为谋取暂时 的平定,乃允其叛党首领,加入省府,任为副主席。在中央以为此一 [104] 宽大之处置,可以化除当地反侧的心理,惟莫斯科侵略主义者的阴谋 ,自有其一贯的步骤。及至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原战局不利之 际,这一「联合政府」中所收容的分子,遂首先策动叛变,推翻中央 所任命之省政府主席--维吾尔族的麦斯武德。我们必须指出﹕这第 一个俄共所倡导的小型「联合政府」,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後,他们 在其附庸国家所设联合政府之典型。
(注)本章第五节,第五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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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二节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在华特权的撤销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同时进攻 菲律宾、香港及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造成了中美英并肩作战 的形势,也注定了日本侵略主义失败的命运。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我中华民国与美、英、苏等 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共同宣言,重申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 表示共同作战,争取最後胜利的决心。我们认为这一共同宣言签订之 後,全世界只有一个战争,一个同盟和一个前途。而我们中华民国的 任务不仅是与同盟国共同「解决日本事件」,并且要与同盟国共同建 立世界永久和平。
[105]   这年十月九日,美、英两国政府分别向我国驻美英的大使馆表示 ,两国政府为了加强其对中国盟友的友谊与合作,决定放弃其在中国 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并将於最近期内,向我国提出新的草案。次 日为我中华民国国庆日,美、英两国政府复同时就此一决定发表声明 。
  我在战时首都重庆各界庆祝国庆纪念大会上,宣布这个消息,并 且说明﹕「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 除, 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 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 ,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期无愧为同盟国的一员。」这 时我全国国民,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更激起了建国必成的热望。
  但是莫斯科对中国的政策却是因此全面更改。在太平洋战争未爆 发以前,俄共希望中国长期抗战,阻止日本的北进。中共更要在长期 抗战过程中,发展他的武力,扩大他的地盘,达到他分裂中国和征服 中国的目的。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国参加华盛顿同盟宣言以後, 史达林就要打算怎样破坏中国抗战胜利的成果,阻止我们独立统一而 强大的中华民国的复兴。毛泽东也就要替莫斯科这一全面转变作准备 。而其首先的一着,要使美英两国政府宣布其撤销在华特权的重大步 骤,不影响中国国民,使其发生任何亲西方的倾向。莫斯科及其国际 [106] 共产党都知道,一九一九年苏俄政府宣布其撤销在华特权,引起中国 国民对俄的好感,乃成为中共组织建立与发展的契机。而美英两国在 中国抗战艰苦的时期,作此重大的宣布,这在俄共对我们中国正在进 行及将要进行的野心企图,不只是对其政治阴谋上的一大阻力,而亦 对於其历来虚伪宣传上一大讽刺。所以俄共与中共从此集中其全力, 要在国际间,破坏我们国民政府的地位及其信誉;并在中国国民中间 ,破坏我西方盟友对我国的友谊,与平等新约的重大影响。而其最显 着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内,及其在各国使节中间 ,多方扬言中国政府已与日本秘密进行单独停战交涉的反宣传。此其 目的,全在影响美国使其对我政府断绝援助,促成我抗战军事早日崩 溃,以达到其颠覆政府之阴谋。
  但是中国全体国民都珍视盟国美英这一历史性的友好行动,而且 竭诚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对於他们这些反宣传,都认为是谎谬 怪诞,更知其用心叵测,故在社会上并没有发生丝毫影响。不过国际 共党及其同路人的恶意宣传,却指摘这一平等新约的行动,是英美「 对中国统治阶级的安抚政策」,是「为了阻止国民政府向日本投降」 ,并且是「为了增高国民政府的威望,帮助他战後对於全国的控制」 。这一派的国际共党同路人的论调,可以爱卜斯坦所着「中国未完的 革命」一书,作为他们的代表。(注)这当然是对於我们国民政府有 [107] 意的毁谤,同时也是对我们盟国歪曲的诬蔑。
  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与中英平等新约公布。我全国各界人 士热烈讨论战後建设的各种问题。我政府确立战後第一期经济建设方 针。我更提出战後十年建设计画,要求全国国民集中其意志与力量, 争取抗战的胜利,并准备抗战胜利之後,善用独立自由的地位,欢迎 国际资本与技术的合作,建设中国为统一民主的现代国家。这一要求 ,得到全国国民一致的支持,却受到国际共党恶毒的攻击。当然,我 们如能在抗战胜利之後,以独立完整的主权,本於平等互惠的原则, 与西方盟友合作,来开发我国家丰富的资源,提高我国民生活的水准 ,建设中华民国为现代的民主国家,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自是我们 全国国民所企及的。这一计画却是莫斯科及其侵华工具中共党徒所不 能容忍,而必须加以阻扰和破坏的。
(注)爱卜斯坦所着「中国未完的革命」一书对於盟国撤废其在华特    权之诬蔑,乃有露骨的叙述。    (Israel Epstein,      The Unfi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  pp.341-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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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三节 第二次商谈
  三十一年十二月之末,俄军驱德军於史达林格勒之外。三十二年 [108] (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俄军开始肃清高加索区的德军。就在这个 时候,中共的态度又转强横。江苏山东的共军乃重新起而袭击各地的 中央抗日部队。
  其在长江北岸新四军残部,复乘我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率部与 日军正在激战之际,他们就在我江北作战基地之涟水,袭击中央军的 预备队一一二师。同时十八集团军亦在山东方面袭击中央所指派的于 学忠部队。
  而其周恩来林彪在三月二十八日晋谒何总长时,亦提出四项新的 要求,即(一)共党取得合法地位;(二)其军队希望编为四军十二 师;(三)其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四)黄河 以南各军开入中央指定之作战区域,请俟战後。何总长重申二十九年 皓电提示的原则。周恩来表示其对原则业已接受,但对开拔的时间与 军队的数量,要求重新商谈。
  这次商谈,周林显然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因而没有得到具体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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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四节 中共全面转变的准备--整风运动
  三十一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起整风运动。这整风运动乃 是中共准备全面叛变的基本工作。在这抗战期间,民族意识发展到最 高潮。中共要背叛国家,要破坏抗战,要反抗我们领导抗战的国民政 [109] 府,必须从他每一个党徒的思想中,毁灭其民族性;为了毁灭民族性 ,必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民族感情,因而更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感情的根 源之人性。中共的整风运动,在其所谓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清算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势主义的「自我批评」和检讨之下,对於民 族思想与自由思想,痛下攻击,而其对於党徒的最後要求,就是「以 阶级性克复民族性」,乃至「以阶级性代替人性」。在整风运动中, 王实味说了一句话﹕「史达林伟大,只是缺乏人性。」他就受了严厉 的检讨,最後是失踪了。这「以阶级性代替人性」就是中共的整风运 动的第一个宗旨。
  中共这次的整风开会,参加的干部前後总计三万人。自三十一年 二月毛泽东的「整顿三风报告」,至三十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 中间还举行了四个月的「高级干部会议」,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 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元领导」。这建立「毛泽东的一元领导 」,就是整风运动的第二个宗旨。
  苏俄布尔雪维克以其自己的模型,来制造各国共产党。所谓「毛 泽东主义」就是史达林主义的中国版,「毛泽东的一元领导」也就是 史达林个人独裁的中国型。自史达林格勒之战以後,史达林更加彻底 使马克斯主义俄罗斯化。他把一九一七年革命废弃了的帝俄时代一些 [110] 偶像重新标榜起来。例如彼得大帝、古图佐夫(Kutuzov)、 沙伏洛夫(Suvorov)、米宁(Minin)、波兹哈斯基 (Pozharsky),这些俄罗斯民族战争的人物,至此都成为 民族英雄,而史达林亦俨然自比於彼得大帝,於是共产主义也就成为 大斯拉夫主义的外衣。中共为什麽要克服人性和民族性?为什麽要建 立「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元领导」?这显然出自史达林的指 使,要共党把权力集中於毛泽东一人之手,好叫他翻云覆雨,卖国害 民,不仅要将现在四亿五千万人民供俄共侵略奴役之用,并使我中华 民族灭绝人性,世世充当他大斯拉夫的奴隶牛马,而不复自觉其为黄 帝子孙。这就是他整风运动的真正意义及其实质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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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五节 共产国际的「解散」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宣布解散共产国 际,使全世界为之震动。我亦信以为这是俄共对美国精诚合作的表现 ,而决不是伪装的姿态。因为我相信,如果像共产国际这样各国共党 的司令台,并且是他们共同信仰的中心,而史达林竟将其撤销,这还 不是真实的而是伪装的话,那就是他对世界的信用要完全破产,此後 就没有人再能相信他俄共一切所作所为了。所以我当时曾对罗斯福总 统说﹕「这是你美国外交在这第二次大战中最大的胜利。」 [111]
  不料史达林解散共产国际,在表面上,是针对着德日义三国反共 盟约,而促进世界反轴心的民主战线之团结。但在实际上,这仍然是 史达林的政治战术与宣传手法,也就是他在史达林格勒之战得到胜利 之後,对世界施展其国际阴谋的张本。因为共产国际既已「解散」之 後,各国共党在莫斯科的战略计画的指使之下,肆行其阴谋暴行,而 莫斯科就可不负任何政治责任了。
  自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通过其统一战线 的决议以後,共产国际系统之下的劳工国际、青年国际以及妇女国际 这一类的组织,逐渐改变为区域组织并改变其名称,以便利其在外卫 群众中发展。直至此时,共产国际本身亦转入地下工作,而向世界宣 布其解散,完全是史达林当时运用其「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政治战 术与宣传的手法。
  在俄共的世界战略计画之中,我们中国仍然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他为了开始对这一目标进行攻击,首先就要隐蔽莫斯科与中共的直接 隶属关系。於是延安的整风运动,提出了「马克斯主义中国化」的口 号,指出「毛泽东思想」,认为他就是「中国的马克斯主义」。这一 着亦是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作准备。所以中共的整风运动是从三十 [112] 一年二月到三十二年五月为止,而共产国际也就在这年五月宣布「解 散」了。
  自此时起,在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宣传上,中共不再是一般共 产党,不再是苏俄的工具,而是中国农民的「民主党派」和「土地改 革者」。自此时起,莫斯科与延安就开始对我国民政府毫无忌惮的作 猛烈的政治攻击。
  美国共产党这时亦改名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以掩蔽其苏俄 间谍的本质。但莫斯科赋予美共及其同路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美国 舆论和政府中,直接破坏中华民国政府的信誉,与中美两国的友好关 系;间接为中共宣传其抗战努力,实力强大,和「土地改革」与「新 民主主义」,描写陕北匪区的「民主自由」和「康乐进步」,几乎是 乌拖邦的理想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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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六节 罗果夫通讯--「两个」中国之说的由来
  三十二年八月八日,莫斯科出版的「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 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Vladimir Rogov)批评 中国政府的长篇通讯,诋毁我政府里面有「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 及投降派所进行的阴谋活动」,阻止军事改革和工业建设,削弱战斗 力。并且说「他们挑拨各种冲突与事变,一直到武装冲突,极力想破 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煽动迫害与消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行 [113] 动」。他在通讯中明白指出中国将发生「内战」,导致美国朝野误信 中国国民党内,真有一班制造内战的「顽固派」。这就是俄共的塔斯 社积极为中共全面转变时作宣传的准备。於是美共的机关报「工人日 报」及其他二三报纸转载罗果夫的通讯。中共的通讯社「新华社」更 引用这篇通讯,说是「同盟国家的舆论,猛烈攻击重庆当局的倒行逆 施」。
  太平洋学会这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远东研究」,刊载毕生 (T.A. Bisson)「中国在联合作战中的地位」,更提出 「两个中国」的论调,指中共匪区是「民主的中国」,中华民国是「 封建的中国」。今日国际社会中所流行的「两个中国」的论调,也就 是这十三年前的美共及其同路人的旧调重弹。
  自此以後,国际共产党努力在美国舆论及其对华外交上打击中华 民国与国民政府的信誉。一切「贪污」、「无能」、「反动」、「独 裁」的名词,反覆积累,加於我中华民国国家、政府和我个人,其目 的全在破坏中美两国的关系,使中国陷於孤立,并乘国民政府对日抗 战最艰苦的阶段,使抗战归於流产,其政权由中共取而代之。这就是 莫斯科在中俄「和平共存」中唯一的企图,而至此亦就暴露其真相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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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3-27.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七节 日苏瓜分中国的蓝图和两个战争合流的徵象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革命之後,列宁乘德军的神秘棚车,穿过德 军的前哨,回到俄国,策画政变。「十月革命」初告成功,列宁立即 发布两道命令,一道是土地归於农民;一道是对德表示和议。这一种 利用失败主义来取得政权的阴谋故智,中共於民国三十二年整风运动 结束之後,即企图其在中国照样实施。
  远在民国二十六年八月,淞沪战争爆发之後,苏俄驻上海的总领 事馆由虹口迁到法租界。二十八年八月,苏德协定激起了欧洲战争, 俄总领事馆又由法租界迁回日军军事区虹口的原有馆址。此後日本军 部特务机关与俄领馆之间,联系日密,亦并不因苏德战争而有所间断 。其实当时南京汪伪政权之成立,乃是受到苏俄的鼓励。因为俄总领 事透过日军特务机关,表示莫斯科对汪伪组织,将於适当时间予以承 认。
  日本与苏俄秘密谅解的基础,就是两国瓜分中国领土的计画。二 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战爆发。日本参谋本部驻在上海的特 务机关,立即与汪兆铭积极进行其「组府」的谈判。日方所提的「日 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说明了日本军阀与俄共分割中国的全盘企图。 他们在北方以东北伪满洲国为其大陆政策的根据地,而割取其所谓「 [115] 蒙疆自治区域」及「华北紧密协力地带」,包括山西、河北与山东各 省;对华中以吴越平原为根据地,沿长江而上,直达宜昌;在华南, 以台湾与海南岛为其海洋政策的根据地,而以福建广东为其外缘。至 於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关以西之大西北区域,则承认其为苏俄 的势力范围。这就是日本所提出而为苏方所谅解的条件。当时我获得 这个情报,并不为奇。我相信苏俄之志,决不在此,日本军阀出此一 着,徒见其幼稚而已。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一月,「日支新关系 调整要纲」的秘密文件在香港披露出来,而日苏瓜分中国的阴谋乃大 白於天下。三十年四月的「日苏中立协定」不过是这个野心计画的一 角。上海苏俄总领事对汪伪组织的支持,更是不成问题了。
  三十二年底,湘西及鄂西之战,三十三年平汉路南端之战,中共 将我国国军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画,透过日军特务机关交给日军。中 共企图诱导日军深入中国抗战大後方之华西,使共军得以乘机突破国 军的封锁线,向西北扩张其地盘,并且再进一步,与日军夹击我川黔 抗战根据地。所以国际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的全面宣传攻势,其幕後 还有全面军事攻势,着着进行。
  在中共与日军呼应的时候,苏俄亦与日军侵华战事相呼应。三十 [116] 三年三月,日军对华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从平汉路蔓延粤汉路。 其时陕北共军集中兵力,企图乘此时机,侵入甘肃,打通延安与苏俄 的交通路线。苏俄驻迪化的总领事馆也就在这一年内,策动新疆一联 串的事变。(注)
  这是中俄及国共「和平共存」中的一个真相的暴露,也就是日本 对华直接而公开的战争,与苏俄对华间接而无形的战争,这两个战争 合流的一个事实及其内容。
(注)本章第二十一节,第一零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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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八节 第三次商谈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苏俄对德军的夏季攻势,恢复了俄境以 内的失地三分之二。德国的最後失败已见端倪。史达林对战後世界的 全盘计画,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确立。他拒绝参加开罗会议。他於这 年十二月,怀抱着整套阴谋,到德黑兰与美英首长举行会议。在欧洲 方面,他击败了邱吉尔所主张的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提议,促成盟 国在法国登陆的计画。这是史达林世界战略第一回合的胜利,注定了 战後东德沦亡的命运。
  三十三年一月,俄军解了列宁格勒之围。二月至三月,俄军收复 [117] 了畿夫,从德尼卜河向德尼斯特河前进,并击退了克里米亚的德军。 在这个时期,中共对我国民政府的全面政治斗争,当然也更进一步的 积极展开了。
  三十三年西安商谈,中共的要求,愈谈愈高,最後更完全变质。 从这一谈判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全面政治斗争的动向。
  中共代表林祖涵於五月四日至八日与政府代表王世杰等会谈中, 提出十七条,其内容还是与过去两次要求,相差不远。关於军事问题 ,中共要求四军十二师之数,於战後转移至指定的防地。关於边区, 要求改为行政区,隶属行政院,不受陕西省政府指导。关与党的问题 ,要求政府予中共以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此外则首次提出「 撤除陕甘宁边区军事封锁」。
  到了六月四日,林祖涵忽提出其中共所提「关於解决目前若干急 切问题的意见」十二条,乃将历次商谈的内容,几乎完全推翻。
  他提出的条件如下﹕
  一、关於共军数目,改变要求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二、关於陕甘宁边区,改组行政区,改变为要求政府「承认陕甘     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     认其为抗战所需要的各项设施」。
[118]   三、关於移防问题,改为「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     抗战结束後,另行商订」。
  中共关於边区问题,新提出如下要求﹕
  一、「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应请政府公平分配於     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二、「请政府饬令军政机关取消对於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     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此次更提出「关於全国政治」的条件如下﹕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     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这次商谈,因中共的要求一次一次的改变,其所提条件一次比一 次苛刻,当然得不到何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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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9.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九节 史迪威事件-中共对魏德迈将军的排斥
[119]   我对这次中共所提要求之中,要特别说明的,就是中共关於盟国 军援的分配及边区封锁之解除两点。这两点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症结。
  史迪威将军到中国工作,在缅北作战,我时时感怀他的劳绩,对 於他平时的各种建议,亦无不信任有加。但是他在中缅战场的时期, 正是美共及其同路人宣传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和「爱国民主党派」 ,同时诬蔑我个人是顽固和反动法西斯的时期。他也是受了这种宣传 的影响之一人。他误信中共部队可以服从他的指挥。他向我要求把国 军和共军同等装备起来,将共军开出边区作战,同时也将晋、陕两省 被共军牵制而防备其叛乱的国军,开出作战。可惜他对於共党的阴谋 毫无了解。他不知道过去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破坏中国国民革命 的事实。他也没有预想共军得到装备,开出「边区」之後,将取何种 手段来破坏抗战,颠覆政府。史迪威将军後来对我的争执,完全是共 党及其同路人所一手造成的。中美两国军队在中缅战场上的合作,几 乎因此而完全破坏。
  我自己觉得我对史迪威将军最大的遗憾,就是在他来华服务之初 ,不管他对我所说的话,信与不信,我应该把俄共对中国革命与抗战 的阴谋及其目的,以及经过事实,明白告诉他,使他事前能够了解和 预防。但是我以为自己与他初次共事,互信的关系并未完全建立,所 [120] 以没有向他切实说明。惟有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是我的一个错误。这 一不幸的事,直到今日仍使我为之痛心。
  三十三年十月,魏德迈将军(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继史迪威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任中 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魏德迈将军来华就职之後,纯粹尽心於军事的 反攻,而中共问题则由赫尔利大使接洽和处理。
  但是魏德迈将军对於中共问题,仍然继续研究其实情,把握其焦 点之所在,并且赫尔利大使就其对共商谈所得的经验,和史迪威将军 在华任职的经过事实,予以分析,作为佐证。所以魏德迈将军深切了 解中共的阴谋,而毫未受其任何宣传於包围的影响,他与赫尔利大使 二人,在华任职期间,对我中国军政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合作无间, 而其成绩更是优越显着了。
  三十四年五月,魏德迈将军为了策画全面的反攻,巡视华北,遍 历陕西绥远的前线。他途径延安,却拒绝了中共的邀请,没有在延安 下机访问朱毛。因为共党最恨的是了解他的阴谋诡计的人,魏德迈将 军就是了解共党真相的一人。於是中共对他怀恨在心,而国际共党及 其同路人也就毁谤他,反对他在华任职。
[121]   所以三十五年之初,正是美国在中国调解国共,统编共军的时期 ,而魏德迈将军亦就不得不调任离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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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节  中共的军费和政治资本
      (一)军费转作政治活动
  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指责国民政府歧视十八集团军,不按照 他扩充的兵员给予待遇,并且不给以国军同等的待遇。实际上,国民 政府所核准为第十八集团军,其所编成的三军六个师及五个补充团, 即是依照国军同等的待遇,按期发给军费的。但是中共从国民政府所 领取的军费,并没有用到他的军队,却在就地津贴其外卫团体和文化 机构,用作破坏国家统一,分裂抗战阵营的组织、宣传、渗透与颠覆 工作的政治作战经费。如重庆新华日报,各地的生活书店,以及群众 杂志、解放周刊,延安的抗日大学、陕北公学等,都是由我国民政府 发给他十八集团军的军费来支用的。而其各地共军的粮饷,乃是他非 法向其「特区」和「边区」民众,以及就地用土改斗争与制贩吗啡等 各种税捐徵发而来的。
      (二)走私为其经费来源
[122]   中共的政治作战经费第二来源,是日军占领区与自由区之间的走 私贸易。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封锁日军占领区,中共却由五条路线走 私。
  第一条路线是由包头经绥德入陕北,再由陕北往陇东宁夏。如绥 德的「抗敌商店」与延安的「光华商店」,就是买卖日货的总机关;
  第二条路线是陕北边区沿黄河的渡口,凡是十八集团军驻防的渡 口,都有日货运入河西,向陕西的中部及陕南倾销;
  第三条路线是从济南向西,到豫北与晋南;
  第四条路线是从芜湖向西,到皖西与鄂赣一带;
  第五条路线是从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带。
  中共走私贸易所筹得的利润,就地使用其为对自由区作宣传战、 组织战和颠覆工作的经费。
      (三)推销鸦片与私发伪钞
  中共走私之中,破坏国民政府禁令,危害国民健康的一种贸易, 就是推销鸦片。鸦片的来源有二﹕
[123]   第一是从日军占领区特别是热河等产烟地区,经十八集团军驻守 的道路与渡口,向自由地区倾销,中共收取过境税,每两鸦片要缴纳 法币八元。
  第二是中共在陕甘宁特区之内,指使农民种植罂粟。至成熟时, 中共派人收取烟土。依土地的肥脊,或与农户三七分,或与农户四六 分。其农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价收购。
  中共由其「特区」向自由区运销鸦片的路线有二﹕一条是由特区 运至宜川韩城;一条是由「特区」运至耀县柳林。
  鸦片倾销所得的法币,一部分作他「特区」擅自私发伪钞的准备 金;一部分就地扩充其对自由区渗透颠覆与组织宣传的经费。
  上述的事实,可以说明中共指责国民政府对其十八集团军不发军 费以及克扣军费,乃是他完全伪造的谎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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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一节 第四次商谈
  中共对国民政府的全面政治斗争,从第三次商谈以後,更加积极 展开,而其分化中美合作的工作,亦无所不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初, 中共不断的邀约美国特使赫尔利将军亲赴延安,商谈要务。赫尔利将 [124] 军乃於七日,偕林祖涵飞往延安。十日赫尔利将军偕周恩来飞回重庆 ,携有毛泽东与赫尔利共同签署的「协定」。这一协定显示了什麽是 中共的政治条件﹕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一致合作,以期统一     所有中国军队,迅速击溃日本,并建设中国。
  二、改组现在之国民政府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党派代     表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代表,立即宣布一新民主政策,规定     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事业之改革,并使其发生实效。军事委     员会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之代表     组织之。
  三、联合国民政府拥护 孙总理之主义,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     府,实施各项政策,以资促成进步及民主,树立正义及信仰     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诉愿权     、保障身体自由权、居住权,并使无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     之自由,两种权利,实行有效。
  四、联合国民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军队,此项军     队应遵守并执行其命令。
[125]   五、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团体     之合法地位。
  这一「协定」草案,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民主」、「自由」 、「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所最爱听的名词,并且把「新 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等西方国家所感觉其为冠冕唐皇的字句, 亦全盘托了出来,而要求其订为条款。当然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失 为国共和平合作的一个很进步的方案,但是实际上就是他莫斯科此後 灭亡东欧各国的公式之中的基本战术。我们今天是在波兰被卖和捷克 政变之後,自然已经熟悉「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作用之所在 ,但是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向国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 ,我们还没有看见他统制东欧的这一个公式,我们只是拿民国十三年 到十六年国共合作的历史所得到的教训来处理。我决定对这个协定中 「联合政府」一点,拒绝同意之外,其他各项尽可一一商谈。但是周 恩来回延安後,致函赫尔利将军,谓中共中央对所商各条都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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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二节 第五次商谈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中共又派周恩来到重庆。这 次商谈,完全是他一种政治的宣传攻势,其所提出的口号就是「联合 政府」。其所摆出的面貌亦愈变狰狞。而他在此次宣传攻势之中,不 [126] 但公然诋毁政府,而且公然诬蔑赫尔利大使。因为赫尔利大使曾经声 明﹕「美国不以武器支助中国拥有武力之政党」,所以他到了最後亦 成为中共攻击的对象。
  这样情形之下,第五次商谈,自然无法得到结果,至五月遂告停 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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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三节 宪政实施的决定
  我们中国国民党秉承 国父孙先生的遗教,国民革命的目的,对 外求国家的独立平等,对内为建设民主政治,实行民生主义。本党的 训政,乃是从军政到宪政的过渡阶段。如果没有对日抗战的发生,早 在民国二十六年,国民大会即已召开,民主宪法早已实施。当抗战之 初,本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会议举行於武汉,发表宣言,预期 抗战胜利之後,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
  在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之间,抗战虽极艰苦,而胜利已经在望。 我战时首都重庆对战後建设计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共惟恐我国民 政府获致胜利的果实,所以他在此时破坏抗战、颠覆政府的阴谋,更 是无所不用其极。当时我为了完成民主政治,准备战後建设,决定提 早实施宪政。三十四年三月一日,我对宪政实施协进会演说,宣布政 [127] 府准备於这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制颁宪法。七 月七日,国民参政会开会,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的议案。但是中共对於 这一决定民主政治进行步骤的会议,反而拒绝出席,并且另筹召开其 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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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四节 中苏谈判中之共党企图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的雅尔达会议中,史达林 又取得了第二回合几乎可以说是全面的胜利。关於波兰问题、德国占 领问题,以及联合国宪章上的否决权问题,都是史达林占了优势。特 别是我中华民国在外蒙的主权与东北的主权行政完整,竟成为苏俄参 加对日战争的牺牲品。同时,史达林对我中华民国的整个阴谋策画之 中,美共及其同路人在美国的任务,是继续扩大其「反华倒蒋」的宣 传活动;同时中共及其外卫党派在中国的任务,是政治颠覆和军事变 乱。此後的事实都是确切的证明。
  这年六月,正是中苏谈判互助同盟条约的时候,陕北的共匪煽动 淳化保安团队,占据县城,与当地国军冲突。同时浙东、浙西与绥南 、绥北等地匪军到处袭击国军。美共及其同路人乃乘机大肆宣传,反 诬蔑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停止以军火援华。美共与 [128] 中共执行史达林所赋予的任务,这还不过是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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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五节 第二个时期的结局
  以上所述,就是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抗战时期,中俄两国及 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平共存」的发展,及其所得的结局。他们在 全面抗战之前,中共对我政府输诚求和时所表现的驯服态度与卑恭的 笑脸,以及其在抗战初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所提出的四项诺言, 毛泽东所谓「永远团结,精诚合作,彻底统一」等谎话,到了抗战末 期,乃就转变为其全面的武装叛乱与颠覆国家的张本。这时候,中共 何尝不想蹈袭一九一七年俄共以失败主义颠覆其临时政府的故智,来 夺取我国家的政权。但是我全国国民的精神力和意志力,始终是集中 的。国民政府对於战局的控制,始终是稳固的。而且我国民革命军对 於共军的防范,始终未稍松懈,再加以抗战胜利之提早来临,未曾给 予中共以颠覆政府的机会。但是莫斯科帝国主义者对於我中华民国从 外部征服与从内部颠覆的整个计画,到了抗战初告结束之际,便全面 展开了。


蒋中正 2013-08-16 1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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