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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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旨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译文:

    太史公师从唐都学习天文,师从杨何学习《易经》,师从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等所做的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

    原文: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译文:

    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原文: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译文: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原文: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译文: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原则,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原文: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译文: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原文: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译文: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原文: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译文: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取决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原文: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译文: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与时势一同地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kuǎn)。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谈的一个观点,就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才使文化分成一个个的流派,诸子百家本是同源的。    从《汉书·艺文志》中也看到这种说法:“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因时代的变化到了“王道既微,诸侯力政”,而各诸侯又‘好恶殊方’,投其所好者找上门来,从不同侧面展开论述,因各有侧重而发展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分支。这才是诸子之所以出现的原因。


网载 2013-07-23 10: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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