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宁波的“百年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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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是２０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在日前举行的我市社科界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辛亥革命与宁波”的主题，从多个层面解读辛亥革命中的“宁波元素”，研讨宁波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辛亥革命对宁波近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
　　宁波作为辛亥革命的前沿城市，在辛亥革命的历史上书写了怎样的光辉一页？辛亥革命又给宁波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且听专家言。
　　宁波的辛亥光复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５日，宁波与省城杭州同日发动起义并成立革命政权。宁波光复对于推动和发展全国尤其是东南地区的革命形势，以及援助南京的光复，意义重大。　　
　　与众不同的是，宁波的光复可谓是水到渠成，波澜不惊。就如英国的《字林西报》当年１１月８日电讯所言：“星期天（１１月５日）的中午，宁波被革命党人平静地占领。城里没有任何反抗和骚动的迹象。很明显地，所有的事情都经过了最最精心的策划。……市民中普遍怀着极其良好的心情，保持着良好的秩序。”
　　宁波大学王慕民教授认为，宁波能够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平稳有序地光复，并维持良好秩序，原因很多，但士绅和工商资产阶级的同情、参与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清末宁波是全国对外最为开放、资本主义最为发达和资产阶级力量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民族资产阶级和与之有着血肉联系的士绅在宁波传统社会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力。作为对外开放程度高的港口城市，宁波的绅商较早就感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思想开明，而且自明末以来就有反清传统。随着清政府“立宪”骗局的日渐破产和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同情、倾向甚至参加革命。比如，许多在沪的甬籍工商业人士，着名的如虞洽卿、朱葆三、周金箴、李云书、李薇庄、李征五等，就曾参加或支持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他们不仅从财力上赞助革命，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掩护，而且直接参与了上海光复之役。
　　１９１１年７月３１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与会的３３名各省代表中就有周淡游等３名宁波人，其后，陈其美派赵家艺回宁波，成立同盟会宁波支部，赵任支部会长，陈训正任副会长。然后相继在宁属各县成立分支部。被公认为对宁波光复具有开创之功的赵家艺和其兄赵家藩，祖籍慈溪，后迁宁波城内，父亲系工商业家。陈训正出身慈溪工商之家，本人于１９０２年中举，后任浙江省咨议局议员、宁波府教育会副会长，为地方着名士绅。
　　正是上述诸人利用他们的地位、身份和广泛的社会影响，积极在宁波上层人士中活动，并先后控制了教育会、地方自治会、商会、国民尚武分会、保安会等组织和民团武装，迅速扩大了革命影响，并渐次将政、军、绅、商、学各界团结争取到革命旗帜之下。正是这种气势，逼走了道台文溥。而光复前夕成立的保安会，实际上已成为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的临时性过渡政权，表明革命光复已成为宁波上层社会的共识。唯其如此，１１月５日宁波神奇般地平静光复，也就不足为奇了。
　　宁波人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中的作用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辛亥革命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市委党校乐承耀教授提出，宁波人在临时政府组建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南北和谈所起作用。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民国政府，出现了南北和谈局面。但议和地点在上海还是武昌，双方有分歧。同盟会会员、奉化人王正廷为此做了工作。他认为南北和谈在上海好。上海不仅交通便利，为中外耳目所寄，易造影响，而且能和已经光复的苏浙地区联成一气。同时，对唐绍仪做了工作。并以胡瑛、王正廷名义发了《致各省代表团函》：“瑛等与唐即日赴沪，宁会选举，务乞稍缓俟唐、伍会商后再举，必得美满结果。”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３日，王正廷等陪同唐绍仪等前往上海。１５日，南北和谈在上海举行，王正廷以中央政府名义参加。１２月２５日，随着孙中山归国，南方代表出现了变化，汪兆铭（精卫）成了首席参赞，王正廷也成为“参赞”之一。
　　其次是起草立国文献。辛亥革命目的是推翻清朝，结束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权。为此，必须仿照西方政治制度，重建中国的国体和政体，起草政府的组织大纲和宪法。王正廷根据孙中山的一贯主张，决定仿照美国政治制度，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与雷奋、马君武一起成为三人起草小组成员，而王正廷为第一执笔人。
　　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９日，立法机构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王正廷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兼任参议院法律审查委员会委员长。为适应形势，孙中山决定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改为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任务又落到了王正廷身上，他与宋教仁、王宠惠、马君武等人密切合作，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为参考，仅用１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工作。
　　再次，参与临时大总统选举。参与南京临时政府组织的１７省代表为４５人，其中３个为宁波人，他们是浙江代表、鄞县人陈时夏，湖北代表奉化人王正廷及原籍鄞县的江苏代表袁希洛。
　　孙中山与宁波
　　浙江和宁波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从宣传革命到建立革命团体，从资助革命到投身革命，从策动起义到苏浙皖光复，浙江和宁波的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作出了重要贡献。浙江万里学院吕育浩副教授论述了宁波与孙中山的渊源。
　　孙中山曾三次来浙江，１９１６年８月２２日到２４日，孙中山亲临宁波，以“地方自治”为题，发表演讲。首先，他对旅居海外甬商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孙中山又对宁波寄予极大希望。他说“宁波人之实业，非不发达，然其发达者，多在外埠。鄙见以发达实业，在内地应更为重要。试观外人，具商业发展于外者，无不先谋发展于母地。盖根本坚固而后枝叶自茂也。宁波人对于工商业之经验，本非薄弱，而甬江有此良港，运输便利，不可独运销于国内沿海各埠，且可直接运输于外洋，若能悉心研究，力加扩充，则母地实业，既日臻发达，因之而甬人之营业于外者，自无不随址地而益形发展矣”。“故兄弟今日只所望于宁波者，以宁波既有此土地，有此资力，苟能积极经营，发奋自强，即不难成为中国第二之上海，为中国自己经营模范之上海。是在诸君子勉为之耳”。
　　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对于宁波人，实在太刻骨铭心了，宁波至今还留有诸多纪念的印记。如中山东路和中山西路，中山广场、中山公园及园内的逸仙楼和总理遗嘱碑，东恩中学内“孙中山先生演讲处”碑，奉化中山公园和总理纪念堂，慈城镇的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三民路等。
　　辛亥革命志士陈季衡
　　市民革原主委袁元龙表述了辛亥革命志士陈季衡先生事略。
　　陈季衡（１８７６－１９２８），字时夏，以字行。鄞县人。他在浙江光复、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反对军阀分裂的斗争中，功不可没。
　　陈季衡又是中国法学界先驱者之一。他接受西方思想较早，赞成平等、自由、博爱、民主和法治，因此拒绝走科举道路，选择留学东瀛，入东京法政大学。早年加入同盟会。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浙江是最早响应省份之一。１１月５日，亦即与上海光复的同一天，在浙江省会杭州也宣告起义，成立浙江省都督府。陈季衡任秘书长，后有短暂时间（约一星期）代理过省主席。当时军饷极度困难，陈季衡慷慨捐银元一万，济燃眉之急。他还担任过浙省司法长、政法学校校长，较长时间担任着浙江省参议会副议长。
　　１９２３年，曹锟贿选，甬籍议员陈季衡、张申之均毅然拒贿，与浙籍其他议员褚辅成、沈钧儒、陈黻宸等一起拂袖返浙。不久南下广州，担任非常时期国民政府的参议会议员。后因积劳成疾，返回故里，未几病逝，享年五十又二。
　　先生是我岳父李子诺的胞妹夫，关于他参加辛亥革命浙江光复这段历史，岳父生前对我说起过：“省城光复，公推吕公望代督军兼省政府主席，但也有人要推汤寿潜为主席。汤原是立宪派，并非同盟会员会员，既是大家有这个意思，吕公望也没有什么意见，就派秘书长季衡先生去沪邀请。季衡原与寿潜相识，说服了他，没几天，就陪同汤寿潜来杭。此后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吕公望离职了，汤的莅职尚未完成选举立法手续，这时由季衡代理过极短暂时间的督军和省政府主席。”这个说法，是其它史料中所未见的。
　　宁波帮与辛亥革命
　　宁波大学孙善根教授论述了宁波帮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辛亥革命期间，宁波商人在上海等地是十分活跃的，可以说，他们不仅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程度不同地表示同情和支持，更有不少宁波商人进而直接参与这场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特别是上海及江浙地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宁波商人参与和支持辛亥革命主要分两个阶段。即在武昌起义前支持孙中山、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与反清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则帮助革命党人夺取和巩固政权。支持的方式多以经济为主，政治军事为辅。
　　辛亥革命后，尽管孙中山的政治生涯时沉时浮，但他与宁波商人的关系一直相当密切。正是由于这种密切的交往和宁波商人对革命的支持态度，使以振兴中华、发展民族工商业为己任的孙中山对宁波帮寄予厚望。１９１６年８月２２日，孙中山在赵家艺陪同下考察宁波。在省立四中举行的宁波各界欢迎会上，他对宁波商人予以高度评价。
　　辛亥革命前夕《四明日报》的舆论宣传
　　市委党校冯晓霞副研究馆员提出，１９１０年６月创刊的《四明日报》，是宁波志士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他们抨击清政府的腐败，重视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活动报导，为唤醒宁波民众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宁波志士利用《四明日报》，对清朝统治者的腐朽统治进行揭露和批判。宁波志士还以革命的舆论来冲破封建舆论一统天下，主张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随着宁波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以及革命化步伐的加快，宁波志士的各种政治活动越来越活跃。他们为向宁波民众输入新知识和新思想，在政治、法律等栏目中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和国内革命的活动情况。尤其是利用《四明日报》对于国内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作了较多介绍。诸如，革命党人的口号，中国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孙中山“三民主义”内容，《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及革命党人活动等，《四明日报》均作了介绍。
　　“蜕变”的教育面貌和“裂变”的文化传承
　　辛亥革命带给宁波最大的社会变化是什么？市文广局徐建成副处长认为，是教育和文化。
　　教育面貌发生了“蜕变”。革命最根本的动力来源于思想，思想的先进性来源于学堂。１９１１年１０月辛亥革命后，推翻了封建君主帝制，宁波也废除了府制。旧体制的教育和新体制的教育，根本区别在于普通百姓从“子民”、“臣民”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它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的洗礼是可想而知的。
　　于是在１９１１年，清翰林院编修盛炳纬等将募集的经费银元三万余元作基金，在梓荫山南麓总持寺旧址创建镇海县中学堂。这一年，宁波府中学堂也发生了质变，更名为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堂，就是级别由府级提高到省级管辖。１９１２年，２月３日私立效实中学创办，陈训正、钱保杭、陈夏常等人的办学思想，追随孙中山民主自由。宁波女子中学也同时建立。公立宁波中等工业学校也创设，附设工厂，培育专才。同年，孕育中科院院士摇篮的石碶宁波第四高等小学也得到创办和筹办。原建立于１９０６（光绪三十二年）的宁波法政学堂，于１９１２年改为公立四明法政专门学校，是宁波高等专科教育的发端。
　　宁波的教育面貌焕然一新之后，由此带来的是文化的裂变。这时候，具有先进思想的在外埠奔波的宁波知识分子和在本埠的知识分子铸造了一系列文化育人工程。１９１２年比利时地质学博士翁文灏学成回国，任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主任、所长。“浙江名儒”陈汉章于１９０９年在北京大学任教，钟观光任北大生物系教授。鄞县“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和马廉）北上，尤其是马裕藻任北大国文系主任，提出了“书同文、语同音”文化革命。与此同时宁波人在上海“海派文化”的建设也发挥了出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