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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韬略》作者：徐兆仁（四）

突破精神防线：心力论

击垮敌方有两大途径：一是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二是从精神上将其摧毁。前者为力取，后者为心攻。三国韬略中的心力韬略，有着崭新的时代内容，是中国韬略理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三国时期的心力韬略沿着《孙子兵法·军争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的思想，继续向纵深发展，韬略家们提出：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九·董刘马陈董吕传》注引《襄阳记》)

此论经诸葛亮征南中时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实践，而得到了高度评价，攻心思想也因此被吸收为心力韬略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受到后人的重视。

三国攻心原则是作为力取原则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而被运用的，据《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诸葛)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并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通“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七擒孟获之事不见于陈寿所着《三国志》，司马光《资治通鉴》则予以采用。根据诸葛亮自《隆中对》以来一贯主张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政策，南征中采用马谡“攻心为上”的计策和孟获后任蜀汉御史中丞的事实，七擒七纵孟获，攻心服人之举不至于是捕风捉影之谈。诸葛亮对孟获展开的心理攻势，是以有利的政治、军事、外交环境作为后盾的。而强大的力攻已经给对方造成了心理压力，使之产生心理动摇，陷于心理崩溃状态。诸葛亮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使得南征顺利结束。诸葛亮以心力韬略，取各族强壮者为兵，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取各族贡赋，弥补蜀汉物资的不足。稳定南中，“夷汉初安”，为日后北伐奠定了较好的后方基础。

郑浑广开降路击破梁兴，钟会先声夺人、攻心为上等战例，均属心力韬略的巧妙运用。

三国心力韬略除了心攻力取双轨齐下，互补互用的原则之外，就是单独发挥攻心、心战的作用，去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伟大胜利。同是攻心韬略，形式则多种多样。

攻心韬略的第一种形式是发挥传统力量。传统之力，足以撼动人心，激发群情。董卓听说关东起兵，迁天子定都长安，自留洛阳，并烧毁宫室。对此行径，曹操一针见血地说：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武帝纪》)

董卓原本可以利用汉代皇帝的巨大号召力，使关东联军之举在舆论上成为叛逆行为，从而赢得全国民心，至少是暂时地赢得，立住脚跟，以图进取。结果却坐失良机，反而使自己被推到舆论的对立面，极大地失去人心。相反，曹操有此认识，机会一旦出现，就及时抓住不放，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大批智囊人物远来相附，也使中原民心投向己方。

攻心韬略的第二种形式是深入敌人的内部，实施分化瓦解，破坏对立阵营的心理结构，使事态朝有利于我方的趋势发展。三国韬略家们大都能够设法了解对手的性格、气质、特点和弱点等心理因素，对症下药。刘备争取张松、法正、孟达等刘彰部属之心，吕蒙、陆逊计袭荆州，曹操间离韩遂、马超，王允分化董卓、吕布，曹操退兵激化公孙康、袁尚矛盾……无不深入敌人之心，不露破绽，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预先设计好的圈套，完成攻心大计。

此外，通过交往、语言、事理、外力、形势等各种形式，收取攻心奇效。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三国政权，鼎立而存，实为天下人心归属分流所致。

三国心力蹈略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充分发挥智与谋在其中的作用。“上兵伐谋” 之谋，包括谋取人心。王肃治民以信，贾逵得道多助，刘备得人死力，张鲁以教治国，田畴保民而王，曹操招降纳叛，孙权征少数民族为兵，都充分表现了智与谋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兵强于心，不强于力。攻心之法，必以智为本，以谋为用，方能奏效。解剖每一个集团，其最初的凝聚，后来的发展，经历的衰盛，最后的成败，无不可以心的聚散为标志、以人心的归属为尺度加以衡量，作出结论。

冲突双方的最大也是最后的防线，是精神筑就的防线，无论武力也好，舆论也好，无不对准这一点而发。各个集团的任何韬略，也无不是为了加强或冲击这一防线。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三国心力韬略的价值、意义，以及变幻莫测的三国形势、人生百态，无疑会有横扫风云，廓清天宇，洞若观火，豁然开朗的畅透明快之感。

拨云见日：谋决论

三国时代，是斗智斗谋的时代；三国的历史，是韬略家左右命运的历史。

韬略家们服务于各大集团，他们与所在集团最高统帅者的关系，是谋与决的关系。三国时期各大集团的发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关系。

谋决理论在三国时期发展的侧重点是实用性、创造性、灵活性、久远性和渗透性。

谋与决的价值，早被人们所认识，《尉缭子·兵教下》记载：“伤气败军，曲谋败国。”军队中士气低落、沮丧，必然失败；而谋略错误，就会危及国家。《左传》曾总结过决断的重要，“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在斗争激烈的战乱年代，谋与决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个人、集团、国家的生死存亡、成败祸福，因而人们对谋与决的重视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三国时代，谋决理论十分重视自身的实用价值，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迫切感和使命感，而较少虚幻色彩。三国时代，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实践表明，成败的双方，实际上是重视谋决与忽视谋决，谋决水平的高与低，谋决结合的好与差等因素造成的。何进、董卓、吕布、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刘彰、刘禅、孙皓等，均为无谋而败，误决而亡。相反，曹操、刘备、孙权等则因有谋而胜，善决而存。谋决理论中的实用性原则促使运用者去建立庞大的智囊团，韬略家们正是在这个组织机构中发挥其才干。

实施谋决的最大难点即在于创造性，因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狠下功夫，并作出了突破。首先，注重设法网罗智囊。曹魏的智囊团人员多达八十余人，水平之高，人才之众，阵容之强，作用之大，在争霸的集团中首屈一指，成就也最大。第二，积极发挥智囊的作用。蜀汉诸葛亮采用集思广益之法，发展霸业，·其中诸如以攻为守，心攻为上等战略，均通过集思广益的途径创发。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均注意到“智不备于人，谋必参诸群士”的戒律和“谋之欲众，断之欲独”，“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的古训，走上胜利与成功之途。第三，运用逆向思维。孙策、孙权和刘备等人跳出中原激战的旋涡，向西南、东南发展，以图成功。曹操在群雄割据，视朝廷、皇帝如弃履的情况下，尊王攘夷，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并在军事上也进展顺利。刘备凡事与曹操对着干：曹以狭，刘以宽；曹以急，刘以缓；曹以残，刘以仁。由此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吸引更多的支持者。逆向思维的运用范围极广。成果也极为突出，对谋决理论效益的体现也很大。第四，谋决主体的紧密团结，使得谋决的创造性原则达到最佳状态。董卓与吕布谋丁原，王允与吕布谋董卓，曹操、荀彧、荀攸、郭嘉等谋袁绍，刘备与诸葛亮、庞统谋荆州、益州，孙权与吕蒙谋关羽，孙权与陆逊谋刘备 ……正是这种亲如鱼水的融洽性，使得谋决的创造性得以爆发出强大的能量，作出惊人的奇谋妙决。

谋与决能否保持灵活性，是三国韬略家积极思考并付诸实践的重要问题；客观情况瞬息万变，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保持正确的状态，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三国韬略家对谋决理论中的灵活性原则，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们探索的结论表明，灵活性实为谋决的生命线。曹操对袁谭的联合，孙权对曹魏的称臣，诸葛亮对东吴的立场等重大政治、外交、军事事件，充分表明了三国韬略家们对灵活性原则的认识高度。

“谋先事则昌”(《说苑·说丛》)，事先谋划，就会成功，这表明谋划与决断相对于现实中的发生的事、计划要去实施的事存在着时间上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若从谋决角度而言，则存在久远性。俗语说，深谋远虑，当机立断。一旦浅谋、则临时无策；人无远虑，则有近忧。谋与决的久远性，是任何一个韬略家所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这在实际上，是具体的谋与决的指导方针。曹操听取一批智囊之论，放眼社会历史发展大势，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策略，谋深虑远，坚定不移，从而击败强手，统一北方。刘备听从诸葛亮隆中对策，百折不挠，终于在西南部中国称霸，成为鼎立之足。诸葛亮南中政策的制定，孙权联刘计划的敲定，吕蒙袭夺关羽荆州的思想，曹魏统治集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策略……无一不是谋决久远性原则的体现。三国时代的韬略之士对于谋决久远性原则的理论贡献在于：精通历史大势，洞察社会现实，掌握多种思想工具，把握问题的实质，他们对于物理、哲理、事理、情理的深入了解，对于体制、传统、形势、环境的准确把握，保证了谋划的深远性，一旦决策者采纳这些方案，就会显示巨大的威力。三国时代那些高水平的韬略家中，都具备高瞻远瞩的素质，原因即在于此。正是这种谋决理论中的久远性原则在三国时代得到高度重视，从而使既定的割据形势能长期地维持下去，直到这一原则在决策者手中废弃。

渗透性原则是谋决理论付诸实践、走向成功的关键。所谓渗透性，是指谋决主体、谋决双方的高度协调。正是由于这种渗透性，才使谋划和决策得到不断的修正、调整，从而发挥其最大的效能。渗透性原则使谋与决能适应形势，作出最快的反应；使谋决双方能承担最大的压力，发挥内在力量的极限。曹操集团中智囊云集，这与曹操奉行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同智囊的理想、目标存在着一致性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决定了智囊为曹操霸业献计献策，不遗余力。刘备与张飞、关羽、诸葛亮、庞统、法正等韬略家的关系，也充分表明谋决双方存在着高度的渗透性。这种渗透性的状况再进一步发展，即转化为融合性、一致性，从而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否则，诸如沮授、田丰等一流水平的韬略家，在袁绍阵营中却一筹莫展，因为谋决双方的渗透性程度极差，甚至到了阻断不通的地步。不过，谋决过程中渗透性原则被践踏，也就根本无法指望决策的正确与行动的顺利。

先谋后事者逸，先事后谋者失。然谋而不决，多谋少决，优柔寡断，好谋无决，则枉费心力，徒劳无功。三国韬略家们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谋决的分寸，改变了命运，也改变了前途。他们十分丰富的谋决实践，为谋决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

向虎豹借取胆魄：勇怯论

两军交战，如何使怯者不得独退，勇者不得独进，发挥整体优势，取得最大效益，是三国韬略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使怯懦者有刚猛胆魄，勇猛者有文韬武略，更是三国韬略家改造形势，扭转敌我力量对比的难题。

何进握有重权，面对宦官专政局面，却束手无策，怯懦如鼠，以至调动京城之外的军队，加以镇压。结果纷纷扬扬，走漏消息，被宦官设计，斩于宫闱之中。造成董卓进京，引狼入室，废黜少帝，改立献帝，京都大乱。在此之前，曹操听说何进的对策，大加耻笑，以为：

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以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而袁绍诛杀宦官的情形是：

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何进之策，为怯者所为；曹操之论，为智者所言；袁绍之行，为外勇内怯者之举。决策者的气度品性，雄勇怯弱之异，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依曹操之智，何进擒宦官“一狱吏足矣”，袁绍制宦官“不当假(通‘借’)以权宠”即可，根本不必兴师动众或大张杀伐。而曹操之智的价值所在，是启发人们作这样的思考：智谋韬略可以赋于人极大的勇气，也可以节制鲁莽刚暴之勇。换言之，在韬略家手中，勇怯的情状可以逆转。利用这一逆转，即可创造勇怯韬略。

韬略家们认为造成勇怯的区别，除了人的自然禀性之外，还在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外部形势的认识与否。曹操深知董卓无道，不顾兵力单薄，西进荥阳汴水，虽败于董卓将领徐荣，但豪气冲天，表现了非凡的勇敢。相反，关东联军十万之众屯兵酸枣，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不敢进兵，其统帅对形势的认识浅薄，决定了行动上的畏惧怯懦。荀彧之所以在官渡之战曹军兵力为袁军的十分之一，被围缺粮，岌岌可危之时，连曹操都要打算退兵之际，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关键在于他认识到“先退者势屈”之理，曹军扼袁军之喉使其不能前进之势，袁曹双方已对峙半年，袁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之机和出奇制胜之时。

赤壁之战前夕，孙权接到曹操的一封书信，上称：

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东吴上下震恐，胆破心惊，议者都认为：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指孙权)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东吴大臣如张昭、秦松等人慑于曹操的强大威势，纷纷认为双方实力悬殊，主张投降曹操，表现了怯懦的心理。而诸葛亮、鲁肃、周瑜等深入分析双方，不被表象所蒙蔽，认为曹操南下，利少弊多，双方交战，取胜可能性极大，因而生出无限胆略，力主抗战。正是因为诸葛亮等韬略家的真知灼见，高瞻远瞩，才带来抗战的百倍勇气。勇怯之别，受认识的影响，由此更可察见。

魏吴合肥之战，也是能阐述勇怯之别受智略影响的深刻道理。曹操征伐汉中的张鲁，留七千人屯守合肥，孙权率领十万之众，将合肥团团围住，张辽、乐进、李典遵曹操之计，奋力抵抗。张辽表现尤为出色，披甲执戟，冲锋陷阵，叱孙权于万军之中，拔部众于重围之内，勇猛如虎，使得吴人夺气丧胆，合肥城十余日保守完好。张辽固然为魏勇将，但更因为他是智将，所以敢于信心百倍，以寡击众。战前，张辽有一个思想认识：

公(指曹操)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 (《三国志·张辽传》）[奇+书+网]

三国韬略家们还认识到，勇怯之别，在于外部压力的大小与否。于是，勇怯韬略的使用，便讲究营造各种压力，使勇者为怯，怯者为勇。曹操反击刘表、张绣联军，运用步骑夹击，大获全胜。荀彧询问原因，曹操指出：“虏(指刘、张联军)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三国志·武帝纪》)原本曹操前后受敌，形势十分不利，然而曹军为返国之兵，士气奋发，又陷入死地，不力战则无路可走。外部的高压，激发了士兵的潜在能力，人人浴血奋战，终于变怯为勇，击败敌手。曹仁励众胜敌，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部将牛金。赵云面对强敌，急中生智，设空城计破敌。三国时期，在强敌面前，危急之中，使怯者为勇之例，是相当多的。至于虚张声势，声东击西，示形作伪，设为疑兵，迫使强敌退兵，勇者丧胆之例，亦不胜枚举。

三国勇怯韬略的使用，还讲究互变之术：大勇若怯，大怯若勇，勇生于怯，怯生于勇。大勇若怯旨在使对手解除思想上的武装，不以为意，然后猝起，予以致命的打击。陆逊反击刘备，司马懿谋除曹爽，吕蒙、陆逊对待关羽等，均属此类。大怯若勇，是营造虚势，恫吓敌方，以便撤退。陆逊从襄阳退兵，孙坚击海盗胡王，于鲁阳城收兵等，均为典型。而勇怯之变，则由势而成。

三国争霸，离不开力的拼搏、智的较量，力搏以智为本，智斗以力为用。而力斗中勇怯异势，则胜败有别。由于三国韬略家们创设的勇怯韬略能改变争斗双方的原有力量对比，使勇者丧魄，怯者壮胆，因而被广泛运用。而那些影响历史发展、形势格局变化的重大设计，则是高明的韬略家的杰作，非一般人士所能效法。

化解千钧之力：刚柔论

三国以前，人们对刚柔的认识已形成一些重要的观点。《老子》上说：“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淮南子·兵略训》指出：“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三略·上略》）以柔克刚，成为弱小集团或势力寻求的有力武器。

三国时代，群雄争霸，更多的是以刚克刚，实力碰撞，但那些掌握刚柔韬略的势力，则发展迅速，所向无敌。一旦敌对的双方旗鼓相当，不相上下，那么刚柔韬略的运用则更为重要。因为刚强而无柔韧，部队的战斗力势必丧失殆尽。当然，纯柔纯弱，则其势必削。只有能柔能刚，不柔不刚，刚不可折。柔不可卷，才 能真正达到以弱制强，以柔制刚。

三国韬略家对于刚柔韬略的理论贡献有三个方面：

一、刚柔相济，优势互补。曹操迎接汉献帝，进而以此为政治资本，是刚中带柔，柔中藏刚。网罗群英，任其所长，不为个人喜怒为断，是藏刚露柔；而赏罚分明，御之以道，是柔中寓刚。诸葛亮说服孙权抗击曹操，言辞中刚柔相杂，促使孙权下定决心主战。南征孟获，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刚柔并重，实效显着。孙权对曹魏的政策，内强则刚，内弱则柔，作为调节器，用于同蜀汉的外交斗争。司马懿对付曹爽集团，外柔内刚，先柔后刚，刚以柔为用，柔以刚为体，终于取得权力斗争的胜利。

二、以柔克刚，取胜之道。三国韬略家所辅佐的集团，大都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寡到众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面对极其险恶的形势、强大的对手、难以逾越的障碍。从而，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就成了当务之急。严峻的形势，促使了对刚柔韬略的研究，促进了对以柔克刚原则的探索。以柔克刚最先为老子韬略思想的精华和核心。老子从自然界的大量现象观察到了这些结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七十六章》)“物壮则老， 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坚强处下， 柔弱处上。”(《老子。七十六章》)只是“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三国韬略家们积极寻求军事实力以外的途径，发展自己，并逐步将其转化为实力，从而将以柔克刚的原理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法则。克刚之柔的内涵，被三国韬略家们诠释为传统观念，如王权至高无上的思想，仁义道德的理想等。柔的内涵被赋于新的政治模式，如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政治纲领。柔的内涵被理解为软性的、妥协的、和平的方式，如联盟的思想、统一战线的思想。柔的内涵被确认为一种文化内核，如以汉族文化吸引周边少数民族的思想等等。从形式上观察，与军事抗衡相对的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活动的频繁开展，也可以认为是对柔的内涵的一种拓展，总之，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将古代难以实际运用的以柔克刚韬略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取之以刚，守之以柔。韬略家们认为，攻城掠地、克敌制胜，无不以刚为主，以柔为辅。而一旦结束激烈的争夺，则刚退柔进，柔主刚副。董卓以刚继刚，刘彰柔而又柔，袁绍刚柔错位，刘表刚柔无适……最后均遭失败，不能成就霸业。曹魏篡汉，司马氏代魏，均取之以刚、守之以柔。民众并不呼啸反对，社会并不因此而乱，关键即在于其所制定的政策、方针不是以暴代暴，而是以柔克刚。孙权的继承者们，尤其是孙皓，守之以刚，守之以暴，从而加速了灭亡。

无敌之敌：内外论

董卓气焰嚣张，结果，部下吕布被王允吸引，两人联合攻杀了董卓。袁绍 “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而杀田丰，黜沮授，官渡败后，二子争强，惨淡经营，毁于自家。曹操南征北战，创立曹魏基业，数代之后，被司马氏取代。刘备集团经营蜀汉，不遗余力，诸葛亮竭尽智谋，死而后已，铁打江山。毁于刘禅，蜀汉霸业，二世而亡。东吴孙氏，盛时能抵御曹操数十万南下大军，衰时杀戮良将大臣，自毁长城……三国时代，那些富有战斗力的集团，不是被敌对势力所兼并、消灭，就是被自己或者自己培养的势力所葬送。而那些曾几何时无敌于天下的势力，无一不是首先被自己所击垮，然后被敌对势力所击败。当事者的困惑，旁观者的不解，成为韬略家下大力气去探索、解决的课题。而内外韬略的提出，就使这些困惑烟消云散，使不解之谜迎刃而解。

内外韬略将攻击的爆破点选在敌方内部，使其内部震荡，然后以外力摧之。皇甫嵩遣突击队冲出重围，在波才黄巾军包围圈内放火，造成震动，然后率兵冲击，取得胜利。官渡之战中，曹操接受前来投奔的袁绍谋士许攸之计，率领精骑五千，深入袁军后方乌巢，烧毁袁军屯粮。乌巢粮谷被烧的消息传到官渡，袁军上下军心浮动，张合、高览等率部投降曹操，袁军其他将士不听从袁绍指挥节度，夺路逃命，袁绍、袁谭父子率领仅存的八百骑兵匆忙渡过黄河，逃回到冀州。曹操为了稳定河东，派杜畿插入内部。赤壁之战中，黄盖诈降，取得曹操信任后，以蒙冲斗舰装置干荻枯柴，灌以油膏，乘风而进，发动火攻，突入曹营，打开缺口。刘备夺益州，有张松、法正等在刘彰内部潜伏。赵俨稳定韩遂、马超旧部，以分而治之之计．在其内部釜底抽薪。曹操篡位，在汉朝廷中另立魏国，夷灭密谋搞垮曹操的董承等人，杀了董贵人、伏皇后、皇子及汉室百官，架空汉王室，以便取而代之。诸葛亮北伐之际，东吴乘魏西进而北上。司马懿发动旨在攻灭曹爽的政变，是乘曹爽与魏少帝往谒明帝高平陵，使郭太后下诏关闭城门，以腹心之地的占领为优势。举凡祸起萧墙、釜底抽薪、里应外合、取乱侮亡等计策，均可属于内外韬略。

内外韬略将信息的触角伸向敌方内部，使其任何变化，均能及时反馈回来，从而迅速设计应付的策略。其中具体事例遍于史书，此不赘述。

三国内外韬略十分重视内部的建设。各大集团的决策者及其智囊，在其开初的发展阶段，均极其注意加强内部的凝聚力。扩大智囊规模。增强人才的素质，荀彧脱离袁绍阵营，归依曹操。曹操大悦曰：“吾之子房(即张良)也。”曹操得荀攸，接谈之后，大悦，对荀彧、钟繇说：“公达(荀攸之字)，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曹操召见郭嘉，谈论天下大事后，曹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曹操集团的智囊是三国各大集团中阵容最强大的。曹操刻意追求内部建设，是其精通内外韬略的突出反映。刘备三顾草庐，得诸葛亮出山相助。当关羽、张飞对诸葛亮表现出一些不服心态时，刘备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东吴孙权同样精于内外韬略，延览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一时间人才鼎盛，蒸蒸日上。三国早期的最高决策者还致力于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外交的建设，努力发展、壮大自身。而后期的最高决策者则与开国者相差悬远，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或昏庸无能，或柔弱寡识，或目光短浅。或刚愎自用，以致山河日败、形势日危，最终被强敌消灭。而强敌之敌，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日趋腐败的他们自己。

三国时代，内外韬略在对待内与外的关系上，是侧重于内的。诸葛亮的大策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改理。”陈寿评其为“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四大原则中，有三点是针对内部问题而提出的。曹操与袁绍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就前途问题，曾作过对话，袁绍以为：“吾南据河(黄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侧重外在因素。而曹操则认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侧重内在因素。曹胜袁败，不由战定，二人对内外韬略的识力即可判明。孙策临终之时，对其弟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氏对内外韬略的认识深度，由此可见。而孙策重外，孙权重内。因孙策早死，东吴政权的重外一线，进展缓慢。而因孙权执政，重内之举，则较孙策时大有突破。

内外韬略十分讲究内与外的配合一致，无所偏废。蜀国由于关羽之败，包围魏国的战略形势非但不能形成，国内也受到来自东吴的压力。加上刘备失策，猇亭之战遭到惨败，元气大伤，内部再怎么发展，也难展鸿图。曹操由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过份追求内的一面，将相当一部份精力用于争权夺利的斗争，发动赤壁之战，以求—战而胜，企图在统一全国之时实现篡汉愿望，结果促使孙、刘结盟。形势向三国鼎立的格局发展。三国时期，各国相对重内的政策导向，也强化了三国鼎立的形势。

三国内外韬略属于规划型韬略，实践证明，这—韬略的成功运用，即能成为无敌者之敌。

成败祸福的原点：动静论

三国时代是个动乱的年代，这种动乱，忽如暴风骤雨，使人难以行动；忽如万马奔腾，使人不可抵挡；忽如洪水猛兽，使人落荒而逃；忽如惊雷闪电。使人猝不及防。个人、集团、乃至一个政权，如何在这种难以逆料的动乱中保持正确态势，就成为—个十分现实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成了三国韬略家和统帅们的最高使命。作为选择的基本型式，动静理论便成为引人关注的课题。

三国时期的动静理论，最大限度地吸取了传统的成果。从态势的营造上，不动如山、动如雷震。从价值观念上，非利不动，合于利而动。从目标的确立上，动而不迷，动而胜人。从运用的灵活上，悬权而动，动于九天之上。此为善动的标志和原则。从动与静的内在原理上，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反过来 将这一原理运用在实践中，便产生形形色色的从静、动、止、行出发而去达到安、危、方、圆的目的。

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新的发展，重点表现在互补性、隐秘性和制约性上。

无论三国时期的军事、政治或外交、一动一静均意味着决策的效益趋向，发展过程中往往也同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力量制约。因此，动静韬略的使用，一般都以决策者的眼光见识来作为选择的前提。察而后动，谋而后动，见机而动，视利而动等原则，几乎成为这一时代韬略家们的规箴。

动静韬略中的互补性原则，被三国时期的韬略家们所充分认识。互补性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一动一静，一静一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整体动而局部静、整体静而局部动；外动内静，外静内动；先动后静，先静后动等等。官渡之战期间，曹军正面动而侧面静，对西部割据势力采用稳定、妥协的办法，以免背腹受敌。前方静而后方动，根据袁绍个性，敢于出兵，击败刘备。正面牵制袁军，出奇兵捣毁袁军后方基地。一动一静、—静一动的动静韬略使曹军化不利为有利，有力地发挥了原有的实力。孙权在对魏蜀的外交策略上，基本型式为联蜀抗魏，但也有时联魏抗蜀，其韬略手法，也不出一动一静和一静一动，避免多方受敌，难以应付。诸葛亮受命于动乱危难之际。运用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较好地处理了东西线的关系、内外关系、军事与政治关系。

与互补性原则密切相关的是隐秘性原则。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得有隐秘性原则作掩护，方能奏效。隐秘性原则的具体内涵为，阴动阳静，阳动阴静。刘备投奔袁绍、曹操，庞统袭夺益州之策，诸葛亮游说孙权抗击曹操，吕蒙向关羽攻击，吕蒙计败郝普，诸葛亮北伐退兵，陆逊撤围退兵，吴杀诸葛恪……无一不用阴动阳静的韬略。而诸葛亮进兵南中，孙吴解决賨越问题，都是阳动阴静韬略的成功典范。动静韬略的制约性原则，主要指以静制动。孙坚静退董卓围攻。张辽静定军中之乱，荀彧反对曹操围击张绣，赵云空城计。诸葛亮在刘备死后的治国方略，司马昭制服钟会，羊祜、杜预的对吴策略……极大限度地发挥了以静制动韬略的作用。田丰、沮授、贾诩、傅干、张范、田畴、崔琰、华歆、司马朗、杜畿、张辽、傅嘏、桓阶、崔林、郭淮、王基、诸葛亮、王平、孙坚、吕蒙、陆逊等韬略家，均是运用以静制动韬略的高手。他们在实践中创设了十分巧妙的计策，将以静制动的动静韬略原则推进到—个新的台阶。

由于三国时期玄学的兴起，《老子》、《庄子》、《周易》思想广为流传，这使以静制动的韬略原则、动静韬略中静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很大的发挥。面对动乱的形势，曹操视之若闲，以为御之以道，则能化乱为治。诸葛亮则满怀信心。宁静以致远，指点江山，规划鼎足之势。在曹操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周瑜神闲气定，部署有方，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表现了宽阔的胸怀和气度。乱世之中，却有无数镇静之士，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形成与时代形势的鲜明反差。所有这些，均表明了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发展。韬略家们坚信暴雨不终朝，乱去治必来的规律，镇静自若，因势利导，从事物发展的内在趋势、世界演变的长远轨迹出发，谨慎地进行选择，大胆地从事行动，努力从事物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因素双方考察，决定动静。使事物的发展沿着既定路线进行，从而取得预期的良好后果。

智囊锁钥：阴阳论

三国以前的传统韬略均认为，“谋之于阴、成之于阳”，“难知如阴”，“阴以图之”。事实上。古今中外的任何计策，为使其实施成功，必然要求处于阴的状态。阴的状态，即绝密状态。竞争激烈的时代，争夺的双方中。若有一方的行动方案、行动计划被泄露，无异使自己成为别人的刀下肉、俎上鱼。任人宰割，无力反抗。密谋、阴谋的原始意义，即是如此。至于对这种阴的贬斥意义，则为时代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使然。这种意义上的阴阳韬略在三国时代仍然被遵循。违背之，或谋泄而败，或机露而亡；成功者，总是讳莫若深，密不示人。

三国时期阴阳韬略的发展，并不停留在上述方面，而是将阴阳韬略提到智囊锁钥的高度进行认识，加以总结。

韬略家们将阴阳视为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认作包括人类社会、世间事物在内的宇宙规则的消息，看成形势变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主流。因此，谁能把握阴阳，谁就能把握命运；谁能洞知阴阳，谁就能洞察—切，高瞻远瞩。从这种意义上说，阴阳韬略，实质上就是一种获得真知灼见的韬略。

东汉王朝行将崩溃，军阀割据势力的形成，暴政必将被民众推翻，王权的巨大号召力，北方中原的战乱，三国鼎立的形成，魏、蜀、吴之间的既斗争又联合，回归统一的趋势……被不少韬略家所洞知。基于对形势发展的清醒认识，选择或创建各种组织。崛起—方，争夺天下。由于朝廷的失控，起兵割据便是最佳时机。由于军阀蜂起，武力夺取政权便成为最有效的道路。认识到暴政被民众所唾弃，新的政权必须改弦更张才能生存。深知王权的潜在力量，就不因皇帝蒙尘而不予迎请。中原战乱，难解难分，就会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另辟蹊径，另谋高明之策。面对种种社会现象的发生，若能从深处寻找原因，就能把握本质，察知社会、历史、心理、情理、事理、物理等内在因素，就能超前思维，早作准备，提前动作。胜于无形。

阴阳韬略重在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把握。重在对事物本质变化的测度。因此，所有其他韬略，都是以上述前题为起点，进行创设。一旦离开这一前提，许许多多的具体韬略，在实施过程中就会被对方识破，从而无法奏效。

三国韬略家们为了打开智囊的宝藏，首先在掌握阴阳韬略上下苦功夫。他们大都博览群书，吸取精华；体察玄理，直契道要；深入社会，洞知细微；反复比较，权衡轻重。从而对事理、情理、物理、哲理获得超乎常人的独到认识。他们深知事物的矛盾、动力、变化、定势不在其外，而在其内；阴不在阳外，阳不在阴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于是注重从内部认识问题，为解决问题找到了捷径。

三国时期阴阳韬略注重对社会问题的全面把握，对历史的深入了解，对宇宙的独到体察。所用的方法、除了理性的分析、综合、归纳、推理之外，还运用直觉体悟，整合事物本质所暴露的蛛丝马迹、碎片残块，以获得真知。并根据这一从事物对象所得出的准确认知，作出相应的对策。

三国时代一流水平的韬略家及其韬略实践，均清楚地表明了阴阳韬略与其他韬略的关系和区别，阴阳韬略对于一个大韬略家的重要性。试想。一个能直楔韬略堂奥的哲人智士，与不知大道阴阳的江湖术士，他们所分别设计的具体韬略之间，该是具有何等不同的差异。

阴阳韬略帮助了韬略家获得总体认识，荀彧、贾诩、诸葛亮、鲁肃等人的选择，正表明了他们精通时势的变化，表明了阴阳韬略在他们手中的成功运用。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发挥各自的才智，为所在的集团设计了霸业蓝图，或走出困境，或走向兴旺。

前程从此辉煌：有无论

有与无是三国时代韬略理论中的重要范畴。运用有无理论，就可以从根本上改造当前所处的境况，创造辉煌、灿烂的前程。

综合三国时代的韬略类型，有对抗性与非对抗性韬略，有战略性与战术性韬略，有思维性与实践性韬略，有对外性与对内性韬略，有创造性与工具性韬略，而有无理论即属于创造性韬略。

与玄学中的有无理论不同，韬略中的有无理论不注重对世界本体的探讨，而是将重点放在实现既定目标、营造有利格局、改变敌我关系、走向霸业峰巅上。

三国韬略中的有无思想，内蕴十分丰富、深刻。撷其要者，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化有为无，实现本集团的根本利益。二是从无到有，创建新型政权与实力。三是有无对抗，发挥己方优势。四是有无相依，作为对策的两手。

自从黄巾起义动摇东汉统治的根基之后，英雄豪杰纷纷崛起，他们借重东汉政府的封号，发展自己的实力，条件成熟时，就完全脱离与朝廷的关系，斩断各种对朝廷的义务之索。化有为无，实质上是清除了外在力量对自己的束缚，摆脱了敌对势力对自己的控制。由于新的力量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不暂时依附旧的力量，同时，新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能不脱离旧的力量，化有为无韬略的运用，就成为十分必要和重要了。东汉末年朝廷中的一些政治势力既依靠宦官，又打击宦官。各政治派别既把皇帝抓到手里，又千方百计削弱皇权，各路豪杰反击董卓，却又不敢真拼实打。各大军事集团都利用少数民族的军事实力，却又不断对其加以分化瓦解。刘备到处投奔，寄人篱下，却始终借助外力又限制外力，最后发展自己的实力。魏、蜀、吴三国在外交关系中的立场变化，也频繁地采用化有为无韬略，或粉碎对方的企图，或转嫁矛盾、压力，或在双方斗争中，寻求利益。曹操从丞相到魏公、魏王，步步扩大个人势力，置东汉朝廷于虚设。司马懿如法炮制，安插亲信、党羽，从曹魏手中夺取政权。钟会在灭蜀后寻求个人势力的发展，企图在蜀地建立新的独立王国。无论是大的集团，抑或是小的派别、无不寻求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化有为无的韬略原则被运用得十分广泛。实践证明，这是扫清前途障碍，从内部取而代之，从外部削而弱之的有效手段。

三国韬略中有无理7的另一个原则是从无到有。各派在创建新的政权、扩大实力之前，都在运用从无到有的韬略原则。至于那些未能自觉运用者，不是被别的势力所吞并，就是被击败。魏、蜀、吴三国的创立者，在敌手如虎、强者如林的动乱时代，之所以能自立一国，关键在于他们有一套切实可行的、从无到有的发展规划。曹操取天下，有一套独特的韬略，其从无到有原则，着重体现在“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思想中。曹操收揽天下的杰出人才，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终于赢得旁人难以比拟的胜利，比起曹操来，袁绍就显得大为不如，袁绍看不到人的力量，以为“南据河(指黄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在有无理论的修善上不及曹操，最后优势转变为劣势，终于败北。刘备取天下，历尽坎坷，后遇诸葛亮，终于认清形势，从无立锥之地，到有巴蜀之险，成为鼎足之国。孙策、孙权避实击虚，营建江左，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靠的也是无中生有的韬略思想。 三国时代有无理论中还有一个原则是有无对抗：以己之有，抗敌之无；以己之无，对敌之有。从而注意发挥自己一方的优势，取得主动。曹操迎汉献帝，在政治上以皇帝的名义号令各方，得天独厚。而与其抗衡的各派势力，在这一方面往往被动，失去很多发展的机会，这就是三国时代最典型的有无对抗韬略。刘备利用曹操的残忍暴戾，缺信寡义，事事与之相反，以其无，营已有，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在斗争中取得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吴、蜀的灭亡，若从有与无的韬略视角分析，则一方有德、有识、有智、有力，另一方无德、无识、无智、无力。有与无的悬殊，会形成双方实力的消长，也就最后决定了双方的前途和命运。

有无理论中的第四个原则是有无相依，互补互用。无论曹操集团，抑或刘备、孙权集团，在各自草创阶段，大都是有智谋而无实力，有实力而无地盘。在群雄逐鹿，激烈争战中，他们广泛地运用有无相依、互补原则，既联合，又斗争；既斗争，又联合。依时而变，不一而论。军事上，无论是大的战役，还是小的战斗，都十分讲究有无相依、互补原则。赤壁之战，刘备、孙权任何单方面的力量，都不能抵抗曹操大军的凌厉攻势，而刘孙联合，以长击短，使孙权有刘备这一前线屏障，刘备得孙权水军支持，形成战术优势。政治上，从曹操改编青州黄巾军，到接纳张鲁、张绣、袁谭等敌对势力，从刘孙联盟的破坏到诸葛亮派遣下属出使东吴，恢复外交关系，均以有无互补思想作指导，奠定新的格局，绝无僵化不变、固守一途的愚顽。正是有无相依、互补原则，使得三国时代的各派势力分化、组合，日新月异，也使得当时的形势扑溯迷离，不可逆料。

三国韬略中有无理论、原则的蓬勃发展、普遍使用，是与当时的严峻形势以及社会思潮密不可分的。动荡的社会，迷悯的前途，多变的形势，复杂的斗争，促使人们去思考。许许多多政治蓝图，在严酷的现实中，逐步从无到有，从虚到实，从局部实现到全面实现，其中所依靠的，正是这种创造性韬略。作为创造性韬略，有无理论在三国时代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整个三国鼎立的时代，就是在这种韬略的宏观指导下产生的。

三国韬略家们敢想敢为，富有创造精神。新的势力的形成，新的格局的确立，新的胜利的取得，都离不开有无理论的指导。而创造性是这一理论的灵魂，灵活性是这一理论的生命，利害性是这一理论的价值。

2022-12-08 19: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