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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韬略》作者：徐兆仁（三）

挟雷霆而行：攻守论

攻与守，就是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御。三国时期，战争频繁，军事韬略人才辈出，攻守的理论也有长足的发展。

从攻的角度而论，三国韬略家们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状态，攻的方式、内容、形态、途径都有了全新的尝试。

两军相抗，基于实力的拼搏，力攻是战争的基本内容，是取胜的前提与保障。各大军事集团无不想方设法增强实力。扩大兵员，以便进行正面的打击。但三国时代的心攻，却别具特色，与力攻相辅相成，在某些时候，甚至比力攻更富成效。因为人们认识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三国志·马良传》注引《襄阳记》)郑浑在平乱中，发动百姓，以牙还牙，教育匪民，立功赎罪，广开降路，孤立梁兴。强大的心攻威力，使匪首梁兴的部下逃亡殆尽，在夏侯渊和豫章郡兵的打击下，梁兴终于被杀，匪患荡平。张辽以病危之躯、远征东吴。以其威名，使吴军闻风丧胆。实际上，曹丕命张辽南征，采用的是一套攻心韬略。田豫在南阳太守任上，以攻心之法，使囚犯效力，以致盗贼解体，郡内清静。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攻心为上，采用的是马谡和抚怀柔、征服其心的策略。笼络各族豪帅，使各族自治，征其强壮者为兵，取其贡赋，弥补蜀汉财政。攻心政策的成功，使得蜀汉在北部边境对魏作战能够全力以赴。张嶷执行诸葛亮的南中策略，恩威并施，攻心为上，成功地解决了越嶲郡少数民族反叛事件。

与力攻、心攻形态相接近的是战攻、势攻。通过作战形式达到既定目标是三国时期显着特点，因为外交途径、政治途径都不起作用了，只有诉诸武力。一旦武力十分强大，各方面又占有绝对优势时，势攻就成为可能。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均十分成功地运用过势攻。在强大的声势面前，敌手或缴械投降，或落荒而逃，或化敌为友，或跪迎称臣。曹操扫荡群雄，统一北方，就是利用军事上的强大，政治上的主动，以顺击逆，事半功倍。刘备攻入益州，刘璋不战而降，前提就是刘备击斩刘璋干将，长驱直入，声势显赫。刘璋感到大势已去，只有投降。关羽挟势而攻，大破曹军。西晋顺江而下，多路出击，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吴国很快被剿灭。三国时代，攻战之际，常常发挥势攻的作用，所谓“传檄而定”，就是以势攻人。势攻的前提和条件是战功，否则势亦不成，功也不立。

火攻与水攻的方式，在三国时期得到充分的运用。三国时期几次重大战投中，都曾巧妙地运用过火攻。皇甫嵩利用火攻，以弱胜强，摧毁了波才黄巾军，使黄巾军死亡数万人。官渡之战，曹操两次袭击和焚烧了袁绍的军粮军草，捣毁了袁绍的后方基地乌巢，釜底抽薪，使袁军由此走向崩溃。曹操统一北方，这是一场关键性的大决战。孙吴与刘备联手发动赤壁之战，火烧曹军，使三国鼎立的局势成为可能。猇亭之战，陆逊火烧刘备营寨，使刘备的惨淡经营毁于一旦，三国鼎立的格局最后完成。至于水攻，更是十分普遍。公孙瓒破青州黄巾军，就是使用半渡而击的策略，利用水的特性，取得成功。钟繇大破郭援，也是以未济而击取胜。周瑜发挥水军优势，阻曹军于赤壁。关羽水淹于禁七军，声威显赫。曹操听取荀攸、郭嘉之谋，决泅沂之水灌下邳，使吕布束手就擒，解除了一大劲敌。在冷兵器时代，韬略家们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增强自身的打击力，取得了人力难以企及的成功。

除了以水火佐攻之外，三国时代的攻战主要依靠攻其无备、攻其所必救、攻其所不守的谋攻。曹操大破于毒的用兵韬略，就是攻其必救，使得围困东武阳的于毒军队回救其大本营，曹操乘势进军，取得眭固大捷。公元215年，夏侯渊进攻韩遂，韩遂退走略阳城。诸将认为应当进攻兴国城的氏族兵，以便肃清略阳城周围的韩遂势力。而夏侯渊却率军攻打羌人聚居、防守薄弱的长离。迫使韩遂军因内部羌人之危出兵相救，结果放弃险要，到平原交战，被夏侯渊打得大败。此外，孙策攻取会稽，是攻其无备。曹操攻杀吕布，是攻其未固。

从守的角度而论，三国韬略家们化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守其所必攻，使敌不知其所守，因此，守而必固。

作为防御的一方，一旦发挥内在的最大潜力，人自为战，以一攻十，就能使守地固若金汤。三国军事家防御韬略的重大理论贡献，就在于分人之兵，以攻为守，此守彼攻，借力而守。将单纯的防御改变为进攻中的防御，战略上的防御，战术上的进攻，军事上的防御，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进攻。

官渡之战，曹军以弱胜强，反守为攻，关键在采纳荀攸分人之兵的策略，声东击西，伪装要渡河进攻袁军的后方。袁绍中计，急忙中调部队西进迎击曹军，而曹操乘机引军东袭，援救白马驻地的曹军，阵斩袁绍大将颜良，大破袁军。诸葛亮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北伐曹魏，在战略上采用的是以攻为守计策。而袁绍计夺冀州，孙策攻取会稽，曹仁击走刘备，乌巢袁军之败，杜畿河东之行，邓芝出使东吴，邓艾、钟会灭蜀之战……都是此守彼攻，或此攻彼守，守攻相佐，以守助攻，以攻坚守。至于借力而守，使攻者见势而走，则运用得十分普遍，这也是三国时期各种力量发生逆转、各大集团内部、外部重新组合调整的—大原因。

此外，当一方力量不足时，就采用守势，养精蓄锐，以待时机后转守为攻，弱守强攻、却防勇战，丢卒保车，张机设阱，努力削弱敌方的强大攻势。张辽守合肥，先战后守。贾诩向李傕、郭汜献计，要求深沟高垒坚守长安，是先守后战。曹洪守潼关，以不守致败。司马懿扼秦川，以坚守为胜。守之艺术，变化无穷。三国时期的历史表明，不以战为胜，不以守为败，而是善战者胜，善守者成。

《孙子兵法》对于军事上的攻守也有过不少理论性、原则性的论述。孙子认为：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者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孙子的意思是，那些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首先设法使自己不会被敌人所战胜，然后等待敌人暴露问题，以致出现那些能被我方战胜的机会……我方之所以能不被敌方所战胜，在于采取了守势，在于防守的严密和完备；敌方出现可胜之隙、可乘之机，有可能被我方战胜，就要靠采取攻势，采取那些行之有效的攻势。决定是否采取攻守，要看兵力状况，我方兵力不足时，就采用守势；而兵力有余的情况下，则采用攻势。善于防守的将帅，隐蔽自己的兵力，如同藏于深不可知的地底一样，使敌人无法察觉；善于进攻的人，调动自己的兵力如同降自高不可测的天穹，使敌人猝不及防。所以，既能有效地保全自己，又能夺得全面的胜利。

综观三国时代的攻守实践，已经突破孙子攻守原则的禁区。由于形势的逼迫，三国韬略家们必须考虑以弱攻强，以寡击众，以轻击重，以不足击有余的问题。并且往往在许多场合，均是以不足击有余，最后夺取胜利。可见，攻守本身并不决定成败，成败取决于对攻守稻略精髓的体认。

军事上的攻守往往显得比较清楚，政治、外交上的攻守，则更加隐秘复杂。攻守不仅是一门军事艺术，同时也是一门政治、外交艺术，曹操迎天子，是守，可是守中却隐含着攻，而这种攻，绝不是一般的军事战术，其攻势之强大、凌厉，只有目睹全部三国韬略的历史，比较多方敌对集团的胜衰，才能深刻领会。但曹操迎天子，本质上采用的以守为攻政治韬略，毕竟被荀彧等人识破，形成对曹操篡位的不利因素。至于外部，刘备、孙权等人以坚决的行动，予以反击，尤其是刘备，坚持汉王朝的立场，与曹操针锋相对，并从这种对立中，获得很大的利益。

吴蜀猇亭之战，吴取守势，蜀取攻势。战后，蜀在军事上由攻转守，但诸葛亮不以少数人的恩怨为转移，匠心独运，派邓芝出使东吴，结仇敌为盟友，化干戈为玉帛，这实际上在外交上展开了攻势，赢得了蜀国东线战场的平静。

三国时代的攻守，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也无论在实践上、理论上，均有独到之处。其独到之处，可题以“谋攻智守”四字，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城。三国之势，实为谋攻智守的产物。

使敌手无力相搏：劳逸论

冷兵器时代，冲突双方在决战中，总是以力相搏，强者为胜。一旦双方旗鼓相当，就会出现艰苦的相持拉锯状态。如何削弱敌人的原有力量，以使其在决战时刻发挥不出优势，就成了三国韬略家们亟需攻克的难题。

先秦兵家着作，曾有过一部分关于劳逸的论述。孙武指出：“佚而劳之” (《孙子兵法·计篇》)，“以佚待劳”(《军争篇》)，“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虚实篇》)上述文字中的“佚”通“逸”。孙膑指出：“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孙膑兵法·威王问》)这些思想，无疑都构成三国劳逸韬略中的主要骨架。许多韬略实践都是在这些思想种子里结出的智谋之果。

三国韬略家们并未停留在前人的思想领域内原地不动，踏步不前，而是开展对劳逸韬略的探索，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第一，沿着孙子的思想轨道，继续向前延伸，将“以佚待劳”的观点拓展为击劳的原则。“待”有被动、消极的一面，而“击”则变得主动、积极。这一原则的提炼，与三国时代的激烈争夺，形势有密切关系，因为冲突的双方总是希望以最短的时间赢得战争的胜利。赤壁之战，刘、孙双方处于以逸待劳的优势地位，如果曹军发动攻势，即可加以有力的回击。但刘、孙双方的智囊们不停留在这一保守的状态，而是积极设法发动攻击，迫使曹操退兵。陆逊抗击刘备的猇亭之战(也称夷陵之战)，蜀攻吴守，东吴处于以逸待劳的一面，但陆逊在找准对方的弱点时，大胆进攻，变被动为主动，使敌方在反击时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

第二，在“佚而劳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出“劳而攻之”的韬略原则。佚而劳之的宗旨是不让敌人有任何安宁、休整的机会，实质上是破坏敌人的战斗力，使其削弱，使其失去最大的战斗能量，而劳而攻之的韬略原则，是不放弃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机会。与以逸击劳原则的不同之处是，劳而攻之中的进攻者一方，并不一定具备整体上的安闲静处优势。官渡之战中，曹操被袁绍包围，后来军粮已尽，给荀彧写信，准备撤军，荀彧不同意，指出：

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指曹操)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三国志·荀彧传》)

曹操听取荀彧之见，实施敌疲我打，乘劳而攻战略，出奇兵袭击袁绍部队，最后取得了胜利。曹操以弱敌强，但这并不妨碍他运用劳而攻之的韬略，而袁军在情势上的疲惫，正是曹军走向胜利的契机和转机。

劳而攻之的另一个着名战役是司马昭困死诸葛诞。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诸葛诞攻杀扬州刺史乐綝，调集淮南和淮北屯田口十余万官兵及扬州新附的四、五万兵力，备足一年粮草，在寿春闭城而守，反叛魏国。与此同时，诸葛诞派遣手下长史吴纲带着小儿子诸葛靓到东吴求援。东吴派将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兵三万余人，暗中与文钦一道来援助诸葛诞。援军中的唐咨于黄初(公元220—226年)年间叛魏，败逃东吴，文钦于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和毋丘俭一起反叛于准南，兵败后逃到东吴。三大叛将汇合近二十万兵力的叛变行动，使得魏国朝野震惊。六月，魏车驾东征，大将军司马昭率二十六万兵力，前往讨伐。在整个反击过程中，司马昭率否定谋臣将士的急攻方案，对叛军围而不打，待惫而歼。最后，诸葛诞单骑逃窜，被魏军杀死。原本一场杀伤力极大的攻城战，由于司马昭劳而攻之的出色韬略，比较轻易地赢得了胜利。

第三，将己方的不劳、无劳、难劳建立在除军事之外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上。《孙子兵法》讲行于无人之地，攻人不备，可使己方不致疲劳，储备足够的战斗力，用以对付敌人。三国韬略家们针对形势和客观情况，将孙子思想的外延作了大幅度的扩展。成功的政治、外交、经济措施，可以营造宽松、缓和的环境，化干戈为玉帛，避免多方作战，背腹受敌，前后夹击，里应外合，是部队不受疲劳的一个重要因素。三国决策人物和智囊们在实践中均已注意到了这一点，积极争取机会，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安逸、平和、静养、休整的良好状态。

劳逸韬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整个韬略的实质，这就是尽一切可能使竞争双方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赛跑。由此为出发点，劳逸韬略旨在要么削弱敌方的力量，要么加强自身的力量，造成搏斗双方在力量天平上的倾斜，从而在决战之前，就稳操胜券。

劳逸韬略是兼具破坏性与创造性功能为一体的韬略。为了赢得决战的胜利，冲突的双方往往将决战转化为间接的破坏与反破坏、创造与反创造的斗争。赤壁之战后，曹操看重孙权和刘备手下文武人才的出类拔萃，对方一旦继续成功地合作下去，南部的中国，决非自己所能有。于是，拆散孙、刘联盟已成为曹操的当务之急。曹操密遣蒋干以个人名义游说周瑜，劝周瑜叛孙归曹，分别给孙权、刘备写信，以图分裂其关系，但均未得手。不过，此后在大的利害冲突方面，终于挑拨孙、刘反目，荆州被袭，关羽被杀，即是十分严重的后果。孙、刘的对立，以致曹魏坐收渔利。敌之劳，即我之逸。曹魏在刘、孙之战中，坐山观虎斗。刘孙任何一方的胜利与失败，都使南中国的北界出现可乘之机。这使得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与魏抗衡的蜀汉、东吴，削弱了相搏的力量。与袁绍不同，曹魏的最高决策从总体上是采纳智囊们对蜀汉、东吴的战略方案的，以逸待劳、以逸击劳、逸而劳之、劳而攻之等劳逸韬略原则，从效益上来讲，原本是强者对弱者的杀手锏。弱者对强者实施劳逸韬略，也只能用于局部，否则，必无成效。

流水无形而无不形：常变论

三国时期，韬略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往往两个对抗的集团，均有高层次、高水平的韬略家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这样一来，使用常规的韬略便不容易取得明显的效果。韬略家们在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创立了许许多多的韬略变体。正是这一点，构成三国时期韬略理论上的特点。

远在三国以前，中国的历史已积累了大量的韬略原则。韬略运用中忌讳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照搬照抄、生吞活剥，讲究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思想，早已形成。至于如此自然贴切、广泛普遍、频繁不断地被运用于政治、军事、外交上，则是三国时代的特色。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无不精通机变；曹操用兵，仿佛孙吴，富于机变。田丰、沮授因机设策，灵活多变。荀彧善于以正御敌，以变取胜。贾诩随时应变，料事如神。何夔因时制宜，程昱因敌制胜，郭嘉临敌制变，董昭通权达变，刘放临机决断，贾逵因利制权。任峻、苏则、张辽、张邰、徐晃、李典、杜袭、赵俨、高柔、孙礼、辛毗、高堂隆、田豫、牵招、王基、邓艾、诸葛亮、李恢、孙权、陆逊、陆抗、周鲂······都曾成功地运用韬略中的变化原则，营造有利条件，夺取胜利。

无论是使用常法抑或变法，均不是目的，决定常变手段的是实际情况，“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周易·系辞》)“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能够因敌变化而取得胜利，就可以说是达到神妙的境界。人们将良将用兵比作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如果病变而药不变，则无法治愈疾病。

三国时代人们运用韬略，打破常规，从理论上概括，其变化方式大致有如下数种：

一是识机制变，即依靠所具有的真知灼见，洞察事物、事态。制定对策，变换方针，这类蹈略原则有因机制变、因机而起、伺机而发、随机应变、因机立胜。变化的依据是机，是—种对谋方行动极其有利的机会。黄巾起义的爆发，大赦党人的策略，曹操孤军击董卓，群雄无视汉王朝的存在而竞相割据。献帝东归，曹操集团对付袁绍二子之策，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孙、刘决定联兵抗魏，发动赤壁之战，诸葛亮在猇亭之战后恢复吴蜀友好关系，谯周对蜀汉政治出路的设计，羊祜、杜预灭吴计划的改向等等，均是反常为变，取得大功。能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识机见势，随之而动，变换策略，变换主客，变换敌我，变换利弊，就能营造大的前途和命运。也正因为如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才识的高超而受到各大集团的欢迎。

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即根据形势、条件、环境、情况而制定方针、变换对策。运用此类变化方式的范例，在三国时代俯拾皆是。

三是根据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等综合运用韬略，产生令人高深莫测的变化。贾诩劝张绣与刘表连和，受到曹操的攻击。曹操退兵后，贾诩警告张 “不可追也。追必败。”张绣不听，[奇+[书]+网]果如贾诩所言，大败而还。此时贾诩认为，“促更追之，更战必胜”，张绣不解，贾诩指出“兵势有变，亟往必利。”(《三国·贾诩传》)结果取胜。实际上，这里贾诩之所以料事如神，在于根据曹军处境合性地使用韬略。曹军退兵时，曹操料知将有追兵，故自率精兵断后，贾诩不同意张绣袭击，是因为坚持避实击虚韬略。第二次进击，则本着击其不备，以强击弱韬略。至于重大战役，取胜的一方无不从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出发、综合性地使用韬略。如官渡之战，曹军使用的韬略就有：以正御敌，以奇制胜，争地必取，牵引制约，扩大同盟，争取中立，巩固后方，拔除隐患，声东击西，分散切割，诱之以利，以逸待劳，釜底抽薪，招降纳叛，攻其不备等韬略。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使用的韬略有：取长补短，以长击短，以逸待劳，示形作伪，扩大联盟，以少胜多，知己知彼，以战止战等等。孙子说过：“五形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虚实篇》)，而“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 “五味之变，不可胜尝”，“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势篇》)，因变制变，因变制胜。三国韬略理论对于变的综合运用，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三国时代改变了秦汉以来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使形势走向三极竞争，这本身也是综合运用韬略的结果。

常变之间，有一个制约的关系，如前所述，韬略变体是在不离开、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才能奏效的。吴、蜀末年，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识，倒行逆施，自毁长城，自相残杀，严重违反蹈略常规，等待他们的结果也只有自食恶果，自取败亡。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三国韬略家们正是以此古训为最高境界，在实践中形成了常变韬略理论的丰富内涵。

与潮流俱起伏：顺逆论

顺逆韬略是三国时代的一大发明。人们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了解、接触到宇宙中蕴藏的巨大力量：沧海桑田的变迁，山呼海啸的风雷，燎原烈火的野焚，滔天白浪的冲击……构成种种不可逆转、无法阻挡的力量。中央王朝的失控，战乱烽火的延漫，人心向背的走向。社会组织的解体……汇成强大的时代潮流，使人们无可适从，飘游不定。自然与社会，存在着运行的内在机制，并通过种种形迹、表象，反映着一种铁的规则。自然风云的激荡，社会形势的剧变，更使人们有机会体察其中的规则，总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真理。三国顺逆韬略的创造与运用，即基于上述思想与认识背景。

顺逆韬略首先是一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决策者在认识不清社会潮流的走向之际，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盲目的，徒劳无功的，甚至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董卓、吕布、公孙瓒、袁尚兄弟、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唐咨、曹爽孙皓等人，虽都有机会在当时能够开辟一个好的局面，但终因不认识时代潮流，举措失宜，甚至倒行逆施，葬送了大好时机，最后被时代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

顺逆韬略是行动选择的指南。通过考察三国时期韬略家的走向，可以测出其内在的思想动机。投入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军阀阵营的智囊人数就远远少于投入曹操、孙权、刘备集团的人数，而前者在一定时期的实力还很强大。韬略家们之所以选择后者，与其说是后者个人的吸引力，不如说是后者所代表的政治前途和时代潮流被自己所认同。

三国韬略家们将顺逆韬略的内容概括为以顺击逆，逆取顺守，顺水推舟、逆风行船。

所谓顺和逆的内涵，具体说来，有自然型与社会型两种类型。自然型的顺指天时、地利等各种有利条件，而逆则相反。占据关山要塞、有利地形，凭借风雨雷电、冷热寒暑，富有物产资源、广袤领土者为顺，反之为逆。社会型的顺，指遵循、符合传统的那些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思想观念…… 而与之相反、相违者为逆。

以顺击逆，事半功倍。三国时代的高明韬略家总是不失一切时机地运用顺逆韬略，夺取大面积的胜利。曹操首战董卓，兵以义动，以顺诛逆，虽然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但在政治上、个人形象上却取得意想不到的潜在成功。待到迎汉献帝之后，政治上就处于绝对的顺势。刘备对待附属、民众，让人有仁至义尽之感，打着汉王朝的复兴旗帜，很能吸引大众，他所注重的是对社会舆论的顺向追求。曹、刘的壮大，与其实施顺逆韬略有很大关系。曹魏灭蜀汉，东晋灭东吴，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根本原因即在于以顺击逆。

逆取顺守的韬略原则，由庞统在策划夺取益州的战略方案中点破。《三国志》所引《九州春秋》一书记载这样一段史实：

(庞)统说(刘)备日：“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

所谓逆取，指违背社会传统规范，以武力夺取。而顺守则按照社会规范，予以善后处置。逆取均为暂时之行，权宜之计，靠顺守加以弥补其本身的缺陷。三国韬略家的逆取顺守韬略应用得均十分巧妙，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刘备入益州，孙权据江东，无不运用这一韬略原则。

至于顺水推舟的韬略原则，运用的广泛程度就更大了。仲长统着《昌言》，已阐明顺势者昌的深刻道理，从理论上总结了顺逆韬略的重要原则。在实践上，小到曹操杀弥衡、司马昭害嵇康，大到曹丕称帝、司马炎登极，均使用这一原则。

逆风行船的韬略原则，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冀州刺史王芬谋废灵帝，为逆时而动、逆风行舟，结果身败名裂。毋丘俭、诸葛诞等反魏，亦属此列，无不一一败亡。但韬略家们几乎无不使用逆风行船原则，并且有取得成功的大量实例，原因在于所逆之风不是时代的旋风、主流，而是个别的困难、厄境。其中最突出的，要数猇亭之战后，诸葛亮对东吴外交关系的恢复。蜀汉国主刘备白帝城之死，系被陆逊战败所致，国人之愤，将帅之怒，可以想见。但诸葛亮从全局出发，忍痛复交，承担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诸葛亮坚持隆中路线、蜀汉国策，逆风行船，坚定不摇，从而力挽狂澜，改善关系，使蜀政由乱到治，蜀国由弱转强。

实施顺逆韬略，要求决策者本人的素质达到很高的标准。他们必须目光远大，洞若观火。心胸开阔，包容万象，敢于同陈腐之见、个人感情相决裂，敢于开时代的先河和风气。因为顺逆韬略的成功运用，必须有同时代共俯仰、与潮流俱起伏的真知灼见和胆识气度。

划向黑洞的闪电：明暗论

根据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践，在理论上可以作三个方面的分类和总结。

首先，明暗韬略中的明，属于公开的、显而易见的活动；暗属于秘密的、隐藏不露的活动。韬略家们运用明暗的原始状态，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这种意义上的明暗韬略，是以明暗的原始状态去服务于军事、政治、外交。三国以前，人们就已总结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明升暗降，明助暗损等原则。三国时期，这些原则被使用得更加广泛、频繁和巧妙。东汉末年，张角发动大规模的反朝廷起义，以太平道来作为掩护，在合法的状态下从事“非法”活动，就是利用明暗韬略的一个绝好范例。统治者以为张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谁知张角使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韬略，瞒天过海，“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张角一声令下，“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资治通鉴·卷五十八》)刘备、庞统率军进入益州。明处是替刘璋解决北部边防的危机，而暗处则运筹帷幄，夺人地盘。陆逊袭关羽，明处卑躬屈膝、暗地里磨刀擦枪，准备大动干戈。曹操明尊献帝，暗除枝叶，以清君侧，展开颠覆活动。钟会、邓艾攻灭蜀汉后，矛盾尖锐化，司马昭明处派兵协助钟会，暗中却以此军箝制钟会……明暗如同形影相随，声音相和，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对立者稍一不慎，就会有覆舟灭顶之灾。

三国时期，明暗韬略的第二个类型是对于智力的评判。明代表了智慧所达到的—定高度，表现着对于哲理、事理、物理、情理的正确、深入的认识；而暗则相反，昧于道理，拙于见机，反映了识见的平庸，目光的短浅，智力的低下。在这种意义上，以明击暗，百战百胜。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施，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不是以一人之明，一己之智来克敌制胜，而是重在智囊决策和营造智囊团。

实际上，东汉末至三国，各大政治、军事集团周围均云集着一批高层次的智囊，由于各集团中核心决策者的素质不同，使得这些智囊人才发生聚合分散的变化。这些人才的走向，形成了各派势力的消长变化。原先，董卓控制了朝政，因其无道，使得智囊人才星散，关东联军势力壮大，董卓集团由明转暗，终于变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袁绍在起初阶段实力雄厚，大可作为，只是他奋一己之智，埋群贤之明，终于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曹操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智，网罗群英，广蓄智囊，以明击暗，势力大盛。然终以未至大明，或失智囊于交臂，或泄私愤逼杀智囊，明中之暗，使其霸业受到了限制。刘备、孙权等人，莫不是得智囊投明弃暗，使霸王之业蒸蒸日上。

三国时期明暗韬略的第三种类型或内涵是，明表示一种表面的、暂时的、虚假的状态，而暗则反映一种深层的、长久的、真实的意向。这种内涵，可概括成韬光养晦、和光混俗等原则。刘备在曹操面前的掩饰、司马懿在曹爽阵营中的伪装，均是运用这一类型的明暗韬略，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明与暗的关系，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可以是对立的、对抗的关系，如以明击暗，弃明投暗。也可以是互动的、依存的关系，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可以是相互渗透的关系，如明升暗降，明助暗损。也可以是相互转化的关系，如以明为暗，以暗为明，装聋作哑，韬光养晦。

三国形势的变化，历史发展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抗集团决策者对于明暗韬略的认识和作用。明者以天下人之听为听，以天下人之视为视，兼听则明，虚心则明，故能由弱转强，反败为胜，而暗者则刚愎自用，固执已见。

明暗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发展，在于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明察秋毫，洞若观火，才能积极创造条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找到接近目标的捷径，夺取胜利。而暗弱无能，纵有铁打江山，也必败无疑。ｗωｗ奇Qìsuu书còm网

制人而不制于人：先后论

先后韬略的运用，往往与能否迅速达到目标直接相连。正因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三国韬略家们均将其作为重要的致胜手段而加以使用。

三国韬略家注重在三个层次上使用先后韬略。

首先，是运用于对时机的认识。先见为明，后识为暗。先知为哲，后觉为凡。在这一层次上，先为贵，后为贱。着名的韬略家，无不具备远见卓识。董卓之乱后，荀彧弃官归家，对父老乡亲们讲：“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而乡人怀土，犹豫不决，只有荀彧率领宗族到冀州。后来，董卓派遣李傕等将领出兵关东，所过之地，多所虏略，直到颍川、陈留，荀彧乡人当时被杀死的很多。此外，荀彧预见董卓必败，指出：“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作这一断语之际正值董卓威临天下，不可一世之时，此后，果如荀彧所言，董卓身败名裂。荀彧单身见郭贡，分析曹袁优劣的“四胜”之论，寝曹操九州之议，无不识于机先。荀攸发奸吏，和袁谭，贾诩力劝张绣降曹操，刘备识民心，诸葛亮测形势，孙权知虚实，陆逊料兵势……先见致胜、致福、致成之例，不胜枚举。决策者、韬略家思想认识的深度、广度，决定了个人或集团的前途、命运。先识者部署在先，行动在前，往往轻而易举地击败后识者。曹操击袁绍之子，而敢于不顾刘表的釜底抽薪，击刘备而敢于不顾袁绍的长驱直入，刘备取益州而敢于从容部署等重大决策，都是建立在对手的后识、缓识、误识和无识基础上。

其次，是运用于决策程序之中。“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吕氏春秋·先己》)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形篇》)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在决策程序中，使用先后韬略是极其频繁的。决策者大量搜求智囊，成为三国争霸的一大特征。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均在事先经过多次反复的谋划，而后付诸实施。相反，那些不善于运用先后韬略的决策者，往往临时断决，仓促应付，缺乏周密的磋商，其结果无不失利。即使有少数偶而成功的例子，也帮助不了他们取得最终的胜利。

第三，是运用于行动过程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先发制人原则往往收效更大。曹操、臧洪、郑泰、刘劭、胡质、钟会、张昭、周瑜、庞统等韬略家，在这方面均有成功的实践。先发制人，往往出人意料，夺人先机，争取主动，获得优势，在敌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已经制他们于被动，甚至于死地。决定先发，需要有第一、二阶段先后韬略的奠基，只有认识超前，谋划超前，才能保证行动上先发的成功，否则，先发之举就可能成为轻举妄动，盲目行事。而与先发制人的情况相反，后发制人则往往更具打击力，因为先发是基于认识与谋划的超前，是与对手抢夺时机等有利条件。后发则基于对敌方薄弱点的制约，更多的是对敌方已有优势或实力的反击。吕蒙、陆逊袭荆州、陆逊败刘备、司马懿制曹爽、司马昭防钟会等，均是很着名的后发制人范例。

先后韬略的三个不同层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是综合、交叉、连续使用的，无论是哪个层次、阶段，这一韬略的核心和目的均在于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时机面前，“先即制人，后则为人制。”(《史记·项羽本纪》)在严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前，先思后行，万无一失。在具体的行动过程，先后随时，动静无咎。在三国韬略家眼中，可以采用先下手为强之法，又可用后来居上之计。群雄争霸，三国鼎立，谁也不会输给谁，其全过程，就有先后韬略的重大影响存在。董卓、袁绍先强后弱，曹操、孙权先小后大。刘彰先居益州之地，刘备后来占据其境，…… 先后韬略实际上起着转移空间、掉换主客、改变胜败的非凡作用，因而使得一切行动都能游刃有余。而不致于进入死角，受制于人。

除了在认识、谋划、行动中使韬略主体具备全面的、整体的思维方式之外，三国韬略家还特别注重先后韬略的另外一大侧面，即其思维的内容。军事上，究竟是先攻后守，抑或先守后攻；先声夺人，抑或后发制人。先内后外，还是先虚后实。外交上是先合后分，抑或先交后离，政治上是治道为先，抑或征伐为先；立本为先还是以末为先……一旦将先后韬略的形式与内容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就能打出一个新天地，就能转危为安，起死回生，就能稳步、迅速地接近既定的目标。

春风化雨：情理论

由于韬略家们的超前意识和深邃见解距离眼前的问题较远、较深、较晦，一般人难以立刻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韬略家们从情感与道理两个方面出发，阐幽释微，打动对方，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计策。三国时代的韬略理论体系中，情理韬略占有较大的比重，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利器。

情理韬略的核心定理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主观体验，情感是各种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对人的思想和行动起着带有决定意义的指导作用。三国韬略家们发现了这一通道，就从中输送各种信息，改变对方的初衷，使其能按照谋方的意图办事。

情感之所以具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实质上蕴含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情感一旦表达人类的共同要求、愿望、心理和认识等等，便能够发出强而有力的冲击波，引起对方的共振。正是这一共振所形成的震撼力，唤醒人们的良知，从而改变其思想和行动。

韬略家们在动之以情之际，往往随即晓之以理。这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理，具有无限力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迷者不知，胡作非为，轻举妄动。一旦揭明，则从之如流，迎之若宾。

@奇@韬略家们运用情与理结合的力量，能挽狂澜于既倒，解生命于倒悬；能化险境为坦途，变艰难为平易。从三国时代运用情理韬略的实践中进行分析，即可探知这一韬略的份量：

@书@——张范之子张陵和张范弟弟之子张戬被盗贼逮住后，张范径直入贼营请求放还二人，盗贼将张范之子释放。可是张范却说，你们释放我的儿子，这份好意是很重了。人之情虽爱其子，但我可怜张戬年龄更小，请恩准我用张陵换回张戬。盗贼闻言，觉得张范义重如山，最后将张戬和张陵一并释放。袁涣拒绝吕布要求写信辱骂刘备的命令，田畴哭刘虞之墓险遭公孙瓒的杀害。司马芝避乱途中遇盗，同行之人均抛弃老弱逃亡了，而司马芝则独自坐着守卫母亲，盗贼以刃相临，司马芝叩头说。母亲已老，我死之后，只有拜托各位了。盗贼们说，此人是孝子，杀之不义。于是司马芝母子得以免除被害。韬略家们以至情感人，至理动人，迫使对手放下屠刀，改弦更张。情理韬略在这里成了生命的保护伞，反击的杀手锏。

@网@——刘晔对吴杀死关羽之后，蜀国动静形势的分析，对吴派使节到魏国称臣内幕的洞察，对魏文帝伐吴之举的评价。杜袭对曹操攻杀许攸想法的劝谏，诸葛瑾对于关羽死后，刘备东伐吴国的劝告……无一不是从情与理的角度得出中肯的，也是极有力的结论，使得论说对象有所感悟。情和理的分析、探讨，也是韬略家们棋高一筹的奥秘所在，这些分析，使得他们能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情与理是相对立的，由于人的素养不同，对立的程度也很不一致，为了夺取天下，必先夺取人才，特别是智囊型人才。但这些人中，有一大批与自己的政治主张、立场、观点不相一致，而且有时候是截然相反的，如何克制私忿，按理行事，以情殉理，则成了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决策者们运用情理韬略，成功与失败，这是一个试金石。三国时期，袁绍、袁术、刘表、董卓、吕布、刘彰等人的失败，从根本上说，就败在不能成功地运用情理韬略。他们周围原本是智士如云，猛将如织，可最后的成功者却是起于微末的曹操，走投无路的刘备，寄人篱下的孙策……

三国时代的情理韬略不仅只是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达到真知灼见的一个手段。懂得人的情感，进而影响、打动、牵引、控制这一情感的走向，就能使对方自觉步入事先设定的轨道。在孙权面对曹操大军压境，是降是战的关键时候，诸葛亮、鲁肃以强化刺激，引发认识。诸葛亮以激将法唤醒孙权对利害的认识，使其作出正确的决策。贾诩回答曹操立储的问题、诸葛亮指点刘琦避祸的办法，都是强化事件对于情感的刺激，使对方猛然醒悟，选择正确的解决办法，三国时期大量以弱击强，以寡击众的战争，都受环境刺激的影响，投之死地后生，置之绝境而不亡，就是强化环境刺激，使战斗者调动全部情感，从而获得解救。打开情感的通道之后，必须以理随之。事理、物理、哲理、伦理、情理……本身都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指示着通往成功之门的途径。一旦认清其理，便具不凡见识，解决问题的办法、手段也就随之而生。

三国韬略家运用情理韬略调整意识，控制情感，根据环境、需要、目标制定对策、渡过难关，营造优势：

——诸葛亮强忍刘备身亡白帝的巨大隐痛，从蜀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控制、调整蜀国将领的情绪，与吴国恢复外交关系，这是基于对事理的认识，调整情感。

——刘备败于吕布，依附曹操，运用韬晦之计，以示胸无大志，等待时机，与曹操分庭抗礼。司马懿在不利形势下，韬光晦迹，装疯卖傻，蒙蔽曹爽。而一旦机会降临，则突然反击，一举成功。这是压抑情感，以符合身处危急时不引人注目，从而被打击的道理。

——刘备百折不挠，杜畿深藏不露，张昭犯颜直谏，都是以理想、信仰、志向、目标去控制情感，使之合于理。

总而言之，三国情理韬略的运用范围，从对人而扩大到对事、对己。从一般的劝说价值，上升到对于识见的有力帮助。从普通韬略原则，提高到事关前途、命运的总体对策。从个别的对象处理，演化为对历史发展、形势格局的洞察预示。

山外之山，天外之天：强弱论

自《孙子兵法》提出“以弱击强”的韬略名言后，历代智士竞相探索，到三国时代，已成就斐然。

三国时代，以弱击强几乎成了韬略家必须要完成的使命和履行的职责，否则，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事实上，韬略家们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以及许许多多的军事、政治、外交事件，强与弱的逆转、变化是令人震惊不已的。解剖三国韬略家手中的特殊武器——强弱韬略，将使我们能洞悉有关质与量的优劣多少之间的奇妙转变。

事物的由弱至强，有其自身的一套规律，例如：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逐步演化等等。同理，一个集团、一派势力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内外条件与时间空间。一旦各自独立发展的两种力量发生冲突时，其实力的比较，就会有强弱之分、大小之别。在一般情形下，弱肉强食。但每当双方冲突时，弱方有高明的韬略家参与决策，结果就不会那么简单，而是出乎常人所料，发生以弱胜强的奇迹。

三国韬略家们敢于以弱击强的第一个途径是找准敌方的致命弱点。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元缺，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天衣无缝。汉末黄巾起义烟炎蔽天、如火如荼，波才黄巾军围皇甫嵩于长社，皇甫嵩兵力单薄，与黄巾军强弱异势。全军震恐，危亡在即。但此时皇甫嵩发现波才军的致命弱点：依草结营，适逢大风。于是命令士兵各备束苇登城，命勇士乘间突围，在外纵火大呼，城上士兵也一齐举火相应，在这—突然事变中，皇甫嵩率军队从城中呐喊而出，直奔波才军，波才军惊乱逃奔。后逢曹操率军救援，并与朱儁军联合，同波才军拼搏，波才军大败，被杀数万人。强弱逆转，只在波才军的要害被皇甫嵩发现。董卓被杀、吕布被擒、孙策被刺、关羽被破、诸葛恪被暗算、曹爽被诛灭……无一不是其自身的致命弱点被敌手发现，结果显赫声势，灰飞烟灭；惨淡经营，溃于一旦。

以弱击强的第二个途径是集中己方的整体优势，攻击敌方的局部劣势。敌我双方强弱之势判然若揭时，不等于胜负结局的明白无误。敌方的整体之强不等于没有局部之弱。官渡之战，就是曹操以整体优势攻击袁军的局势劣势，取得胜利后，逐步扩大战果，以致全面影响整个战局。刘备率军进入益州，也是以整体优势攻击刘璋的局部劣势，先消灭葭萌守军，然后挥师南下。贾诩建议张绣袭击曹军、吕蒙取荆州、司马懿袭孟达、魏在合肥抗吴的反击战……均属这一类。

以弱击强的第三个途径是借天之力，反击强敌。韬略家们深知，最强大的人力也敌不过自然之力，如何使强大的敌方之力与自然之力相碰撞，而我方兵不血刃，即可安国定邦，平息敌军的威胁，已成头等重要的大事。其中，人们首先想是天险，魏之广、蜀之险、吴之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三国鼎立的重要因素。其次，在以弱击强的过程中，或以水淹，或以火攻，借自然界的不可抗拒之力攻敌军，一举而胜。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弱方均采用火攻，赢得成功。公孙瓒破青州黄巾、关羽水淹于禁七军、赤壁之战等，均运用水攻，助成声威，乘势而进，夺取胜利。《孙子兵法·火攻篇》上讲：“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不仅水火，风沙雷电、寒暑冷热等自然现象、宇宙之力，无不被三国韬略家们所借用，成为手中打击强敌的最佳武器。

以弱击强的第四个途径是联合弱小，击败强敌。关东联军共同抗击董卓，张绣、刘表联合对付曹操，刘备、孙权一致抵御曹操等，都属于弱小势力联合，相对地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尤其刘、孙两弱相连，克敌制胜，成为以弱胜强的典范。这一典范表明了韬略史上盟军作战、统一战线形式具有巨大的反击能力。

以弱击强的第五个途径是分化瓦解敌人的阵营，使对手不攻自破。王允计间董卓、吕布，刘备招纳张松、法正，曹操在赤壁战后破坏孙刘联盟，陆逊因隙使间，迫使魏江夏太守途式免职。解除一大对手。

总而言之，以弱击强的根本途径在于智谋韬略。敌强则用智，敌弱则用势，即以智谋韬略攻击强敌，以武力形势威慑弱者，“庙胜之策，不在强弱。”(《后汉书· 袁绍传》)诸葛亮《隆中对》中的一段文字，可以作为以智敌强的典型结论：

自董卓已(通“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所谓“人谋”，即人的智谋韬略。

以上所论，均为强弱定格后，以弱击强的情况。至于强弱韬略的其余内容，如“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六韬·武韬·三疑》)强敌不可怒，弱敌不可侮。“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管子·治国》)“兵不强，不可以摧敌。” (《商君书》)得士者强，失士则亡。以强示弱，以弱示强。兵无强弱，而将有能否。兵强者，攻其将……三国时代均有大量的案例可寻。

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是由弱而强，以弱击强的历史。三国时代的强弱韬略有着十分深刻的辩证思想，内涵极为丰富，这一韬略理论的总结和实践的经验，是三国时代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份智慧贡品，因为强弱韬略不仅规定了可供操作性的原则，而且更可贵的还在于替弱小的、新兴的力量为战胜强暴提供了武器，使人们感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使大众懂得了如何发挥自己的力量。

藏于九地之下：真伪论

汉末、三国时代激烈竞争的形势，决定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场合的真伪错位，或以假乱真，或以假乱假；或以真乱真，或以真乱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无智者顿入迷途，无识者难出泥潭。|Qī|shū|ωǎng|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军事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孙子在其所着《孙子兵法·计篇》中指出：“兵者，诡道也。”讲究诡秘，从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曹操注曰：“兵无常形，以诡计为道。”三国韬略家普遍认为，战无其诈，难以胜敌。而先秦两汉的不少智士认为，“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吕氏春秋·义赏》)欺诈的作战方法，可以偶尔为之，绝不可长此以往，一用再用，因为这不是长远能用的方法。这表示了与孙子相反的意见，至少是不一致的意见。这种不同的说法，到三国时代，就没有人再坚持了。人们不是反对这一军事定律，而是积极设法识破欺诈之术，在自身识见上下功夫。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运用十分广泛，大类有诱、迷、骄、误、挑、动、疲、间等法。孙权将领周鲂以兵不厌诈，利之诱之的韬略，大破魏曹休之军。曹操西征，攻打马超，曹军以肥牛健马引诱敌军，使其缓于追击，最后曹军全师渡过黄河，未受损害。此为诱敌。贾诩在危急关头冒充名将段颎外孙，威吓手操生杀大权的叛乱氏人。此外还有赵云空城计等，为迷敌。官渡之战中，曹操解白马之围，至延津南设下埋伏，解鞍放马，丢弃辎重，致使袁军中计，大将文丑被杀，此为示弱骄敌。郑泰阻止董卓征兵，张松、法正劝刘璋迎刘备，孙权致书曹操称帝，陆逊代吕蒙为统帅……均为误敌。三国末期，诸葛诞反魏，司马昭利用敌方矛盾，加以挑动，最后攻下寿春，杀了诸葛诞，用的是挑敌韬略。公元231年，吴将孙布向魏扬州刺史诈降，佯动欺敌，是为动敌。猇亭之战中，陆逊利用刘备求战心切的弱点，与其相持，疲劳蜀军，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中，使蜀军的挑战、求战阴谋落空。当蜀军被拖得精疲力尽时，陆逊寻隙而攻，将蜀军打得落花流水，此为疲敌韬略。王允说动吕布谋杀董卓，杜预设法破坏东吴君臣关系，为间敌。真伪韬略在军事上的使用极为普遍。

政治上，董卓入京，关东联军起兵反对董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懿辅魏……都是出于某个集团的需要，实施真伪韬略的结果。

外交上，刘备对袁绍、曹操、刘表的加盟，吴蜀联盟的建立，东吴向曹魏的称臣，刘备与刘彰的友好，曹操对西部势力的宽容……都是采用真伪韬略，因时制宜的结果。

“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频繁的战争，使政治、外交乃至日常生活都带上了军事的烙印，充满着险恶。何进被宦官杀害，丁原被义子吕布杀死，黄巾军起义前夕唐周告密，刘虞被害，张温被杀，张邈谋叛曹操，祢衡被害，杨彪被诬下狱，杜畿稳定河东，吕蒙夺取荆州，费祎遇刺，钟会、邓艾之死……世人如在刀锋上行走，稍有不慎，便命归黄泉。真伪韬略经三国时代刺激，发育得更为成熟。兵诡必疑，虑疑必败。用兵打仗也好，政治、外交也好，日常活动也好，在充满欺诈的环境下，必有值得可疑之处。当然毫无根据的怀疑，一定会导致失败。

韬略家们必须炼就“火眼金睛”，明识真伪，才能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客观现实的需要，三国韬略家们积极从事真伪韬略的探索，总结了一系列的实践，在理论上形成明确的认识。

首先，真伪韬略运用的成功，必须营造真正的真，因为只有真实，那怕是表面上的真实，才会给人以信心，力量和行动的决心，最后使对方在信以为真的基础上行动，谋方才会受益。曹操离间叔父与自己父亲的关系；董卓虚张声势，设法让他人感觉大批西凉军队进入洛阳城；赵云设空城之计；孙策诱刘勋进攻上缭；东吴数次诱曹军深入腹地，加以打击……都是以真动人，以真打人。

第二，真伪韬略适应于智囊对非智囊，高水平的智囊对较低水平的智囊，适应于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决策者，适用于智囊不起重大作用的军事、政治集团。如果双方智力相当，则双方的争夺会演变为综合实力的竞争，真伪韬略就没有用武之地。诸葛亮的南征北伐，东吴的北攻西拒……均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真伪韬略不能创造永久性的价值，而只能带来暂时的利益。曹魏的建立，蜀汉的历程、东吴的盛衰，均清楚地表明，一个集团、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于更深刻的原因，而不能靠真伪韬略。

第四，真伪韬略的使用会腐蚀韬略家本人，会腐蚀整个社会，曹操虽然霸业辉煌，但在三国时代，“奸雄”、“汉贼”之骂声不绝于书，他的文化形象因其惯于使用真伪韬略，因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私心而受到严重影响。三国社会，险象环生，真伪难分，流风所及，民无诚信，虚伪、阴险、狡诈，残忍的阴暗人格滋生，极大地腐蚀了民族肌体和社会组织。

由于真伪韬略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的有效性和普遍应用性，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应用面，导致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复杂性，增加了社会的磨擦力，增强了各种力量之间斗争的尖锐化，客观上，也使得韬略家们身价百倍，因为他们的真知灼见，是真伪韧略的有力克星。

2022-12-08 19:0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