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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入话题，我先引述一段我的旧文。

　　2008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中国的强大与软弱》的文章，指出：许多人认为问题是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专制国家，侵犯人权（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忽视公民的权益。说到西藏问题和镇压法轮功问题，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当今中国更大的问题来自于这个事实：中国中央政府在某些方面过分软弱，根本无法保障人民的权益。福山举例说：大量出现的侵犯普通中国公民权益的事件出现在北京政府下面最低层级的政府上面：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却得不到公正的补偿，工人被迫在血汗工厂干活，非法倾倒的污染物毒害村民的健康，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福山的解释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是1978年以后由乡镇企业带动的，地方政府被给予自由来建立企业，进入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这些政府机构取得很大的成功，许多（人）发了大财，势力强大。他们和私营开发商和公司串通一气，创造出类似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魔鬼工厂那样的悲惨条件。中央政府通过一切手段试图严厉制裁这些地方政府，但是根本做不到，一方面缺乏这样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依靠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和税收。中国共产党很清楚自己骑虎难下。每年都发生数千起社会抗议性的暴力事件，每个事件都被当局控制和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办法控制（产生）暴力事件背后的根源。福山得出结论：民众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的愿望只有在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这个中央政府必须十分强大，足以强制地方精英遵守国家的规定。福山进一步强调：国家软弱（会）伤害到自由的事业。

　　从一般学术观点上来说，不能说福山的论述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人在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的观察中，显然过于表面化了，或者说太倚仗中国以外的经验了。在一部分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中，这是一个通病，这个通病导致某些人很弱智。如果福山是一个浸淫在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中的人，如果福山同志和我们一样在当下体制中存活，我想他会质疑自己的观点。

　　这里涉及几个重大问题：中央政府真的很软弱吗？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政治结构比喻为制作精良并有效运转的机器，那么，这部机器的动力源究竟在哪里？它是以怎样的方式传送动力的？在动力传送的过程中，哪些动能被耗损了，哪些动能被加强了？针对这些问题，我写了《权力的动力传送》（2011-1-7）一文。我认为，中国金字塔形的政府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国中央政府一定是超级强大的，我们的日常经验早已经见证了这一点。为此我论证了作为政治系统动力总成的国家（中央政府）是怎样通过一整套复杂的权力运作机制来确保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转，即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机制让下一级权力保持对上一级权力忠诚，从而维护其超级强大的。我归纳出了保障这种结果的三种政治机制：一、组织人事任命机制权力对权力的筛选机制；二、社会特权保障机制权力对权力的关照机制；三、物质精神利益分配机制权力对权力的激励机制，并分别做出了详尽的分析（详细观点请参照拙作《权力的动力传送》）。

　　直到现在我也不悔悟我的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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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就在想，福山是一个很有洞察力的学者，在中国问题上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想来想去也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世界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是理念的内容或者说思维的对象，就像是一个画家面对远处的一片山野，山野是他的客体，虽然他对于山野也会形成自己的见解，在泼墨晕染之间，也能够把精气神准确地传达出来，但是在另一个层面，譬如在最直接的知觉层面，他就一定会缺失一些东西，比如，他一定无法感知山野中的寒冬酷暑，无法感知交替出现的风雪雷电，无法感知令人窒息的毒雾和阴霾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山野中的局部或者说细节出现某种程度的误读甚至曲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际，不是还有人点灯耗油地论证中国目前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制度和严密控制思想的文化制度的合理性吗？倘若美国有一个家伙突然疯掉了，写文章鼓吹说全世界都应当走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文章甚至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被中央电视台邀请到台子上侃侃而谈，你也没办法，正是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飞，你总不能砰的一枪把狗日的打下来。

　　前几年就有这样一个家伙，在中国高层人物中间窜行了一段时间，然后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叫什么他改变了中国，在一向严格管控书籍出版的中国，这本却受到了舆论控制部门的鼓励，不但大行其道，而且甚为畅销！我不记得有什么人来反驳这个来自美国的东东，大概是舆论控制部门不允许吧？这就等于让这位胡说八道的洋东东骑在中国人民头上拉屎撒尿，你作为屁民却没有任何办法，你只能湿淋淋地忍受着。

　　推而论之另一件事，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对作家行使意识形态管控功能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我认为同样也是源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读，具体说来是对中国文学的误读。他们忽略了潜流在国家正统文学之下的真正具有精神建构意义的文学的大面积存在，忽略了具有独立品格的作家的坚守，没有看到他们的作品不能被出版，无法走进公众视野的困境，相反，却顺从了极权专制主义对精神事物的价值尺度，在官方文学中找到了一个具有非官方色彩的文学样本供奉了起来。

　　我这样说，完全没有轻视莫言作品的意思，我只是说，在我们这块阴沉沉的土地上，有很多没有获得中国作家头衔的中国作家，在用信念乃至于生命坚守着文学的品格，写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精神品格远在所有被官方支持和纵容的作品之上，然而它们无法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成员的视野，原因很简单：这些活得很舒适的洋人不可能像中国普通人那样感受中国的社会现实，他们也不可能用中国普通人的眼光和角度审视中国的文学现实，他们不太可能艰苦费力地沙里捞金，去阅读就连出版都遇到巨大困难和阻遏的作品，去发现没有进入公众视野的孤独地进行文学写作的中国作家，他们做到目前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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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一位文学界的朋友深夜打电话问我有什么看法。我回答了两句话：第一，这件事具有积极的正面的意义，因为这毕竟意味着世界把目光转向了中国文学；第二，中国人只能自己救自己。

　　这位朋友不理解我的第二句话，其实在这句话中，我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无论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我们都不能指望西方决定性地改变中国现实，他们办不到。他们办不到不是由于他们不想办到，而是由于他们气力不逮你就是把阿伦特请到中国，面对如此庞杂的中国现实，她能做什么呢？她只能抖动着那条极权主义的线，说：审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秘诀就在这里。别的她什么也做不了。同样，你把罗尔斯请到中国，他除了声言自由与正义是社会最高的善以外，同样也什么都做不了。做就是行，是知的递进，这样的事只能由中国人来完成，冠冕堂皇的话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才有资格、有能力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重任。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我上面论及的内容了：在对具体的社会现实的关照中，西方学者的观察与我们从感同身受中形成的见解往往有很大的差异，随着中国社会矛盾像火山熔岩一样聚集，随着可以预感到的历史事件很有可能随时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爆发，在具象的观察上，这种差异只能会越来越大，我最近读到一些（有的甚至是很着名的）西方学者论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的文章，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个人基本上是一个傻瓜。

　　傻瓜很容易犯错误，具体到前面议论的话题，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这次的确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他们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书写了平庸乃至于失败的一笔。中国官方和民众对这件事的看法为什么会大相径庭？这件事为什么会在中国引起大面积争论？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人比中国人自己更有资格评判中国文学，中国人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所有当代事件都会成为历史事件，我相信，当历史大潮漫卷过中国这块晦暗未明的大地的时候，当历史站出来质证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中国文学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那些先生们也许才会承认，他们确曾做过一件很让人羞愧和懊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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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说我们被山野笼盖，很难看到它的全貌，而与山野保持一定距离的西方思想家却能够看清它，他们告诉了我们山野的全貌和山川的走向，这就是波普尔、哈耶克和阿伦特之于我们的重大而深刻的意义之所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他们总是心存感激。你无法否认，在无法控制社会信息流动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的思维更加健全，更加深邃，也更加睿智，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活跃在网络上的思想者的思想，你就会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叹：没有任何人比中国人更懂得中国。

　　没有任何人比中国人更懂得中国，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我们就存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仅仅凭着本能就可以直接感知到这里的寒冬酷暑，直接感知到交替出现的风雪雷电，直接感知到令人窒息的毒雾与阴霾我们只需要一点理性的提醒，就能够直觉到西方学者无法直觉到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就存在于我们卑微的存在之中，它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精神生活，决定着我们灵魂的状态，决定着我们心灵的颜色。

　　我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成为我们自己的。

　　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2013-2-5

2022-12-08 19: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