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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在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交往中深刻认识到,西学是国家致盛治保太平之策。毕得信说:“徐(光启)所发现的一种治学方法--向上天学习的方法，这一方法正如传教士们所示范的那样，这一方法又使他在继承传统的道德价值之上增加了重要地位和约束规条。"天学”集各种学问之大全,并非孕育于任何人的头脑,而是美基于被概括为"天”的整个外在世界之上。同时这些学问不是受制于当局的法令批准,而是从于每个人自身的查究实证。四徐光启之所以成为一个科学家,与他成为一个天主教徒以及对天主教教义的信仰密不可分。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耶稣会士，没有天主教，就不会有科学家徐光启。裴化行在写到徐光启受洗时,激情洋溢地说:“就在这时,未来的图老保禄·徐光启确定不移地归属于教会,以后他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光明。中国理想中最合乎人情、最高度平衡的一切,绝妙地集于他一身，至今也无人不折服(《天主教月刊》1933年为纪念他逝世三百周年用汉语出版的专号,刊载了许多表示崇敬心情的文章)。事实上，当我们静观“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看见他位极人臣而始终保持谦逊平易、在比我们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努力不懈地运用其影响为基督为教会服务的时候’，我们不禁联想到与他同时代的那个人--英国人文主义最纯净光辉之一，即圣托马斯·莫尔。”他还说:“就是在这种相当混乱的情况下，利玛窦率人数不多的弟子(其中以后崭露头角的是保禄·徐光启)，英勇无畏地继续其促成西方基督教文明和远东儒教文明之间文化伦理接近起来的工作，其深度、强度和影响,现今的史家才开始予以正确估价。”②

《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崇祯历书》，已经使徐光启的名字永远彪炳史册。如果时代为他提供更好的环境，也许他可以做出更多的贡

①[美]毕得信:《杨廷筠、李之、徐光启为何会成为基督徒》《文化杂志》(中文版)第

21 期(1994 年)。 411

② [法]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第 482 页。

最，为地立传,对此颇为感叹:文定公固文武全才，即其所学，出人天人.上下经史、而身当篼切，一拂意于珰人，再触忌于司马，遂不得意其大丽,殊可错也!后之论世者，屈指两朝纶扉辅佐，文章节义，盖不志人,而求其农通深博,足为万邦之宪，如公岂有二哉!"@他所说的"拂意子珰人”是指天启五年间魏忠贤专权,指使御史弹劾徐光启,致使他落职闲住:““触忌于司马”,是指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遭到御史弹劾，移疾而归。万斯同谈到崇祯五年(1632)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人参机务，也有类假的感叹:“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是柄用，而年已老。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亦不能有所建白。”。未免令人遗憾。

3.“以西法为宗”的李之藻

李之藻,字振之,又字我存,号淳庵居士,一号存园叟,杭州府仁和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出生于杭州一个书香门第。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及第，次年就开始与利玛窦交往,为利玛窦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服天主教教义。他与徐光启、杨廷筠并称明末天主教三柱石，在“西学东渐”中的贡献，可与徐光启相媲美。他刊刻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与耶稣会士合作编译《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简平仪说》、《名理探》、《寰有诠》等西学名着,编辑出版第一部天主教丛书《天学初函》，为后世学术界开启接受西学的门径因此，方豪说:“西学传人我国,徐、李并称始祖。”③

万历三十五年(1607)，汪孟朴在杭州重刻《天主实义》，李之藻为之作序,对利玛窦的传教给予高度评价:“利先生学术,一本事天，谈天之所以为天甚晰，睹世之天佞佛也者,而倡言排之;原本师说,演为《天主实义》十篇,用以训善坊恶……彼其梯航琛贽,自古不与中国相通,初

①(明)邹漪:《启祯野乘》-集卷六《徐文定传》。⑦(清)万斯同:《明史》卷三百五十六《徐光启传》。

③ 方豪:《明末清初天主教比附儒家学说之研究》,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十一期。412

不闻有所谓羲、文、周、孔之教,故其为说亦初不袭吾濂、洛、关、闽之解，而特于知天事天大旨，乃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在他眼中，《天主实义》与儒家学说是不谋而合的。正如他在刻印《天学初函》的题辞中所说,天主教的“天学”,“不脱六经之旨”。他对天主教的信仰是十分虔诚的,但是经过了整整九年，一直到利玛窦去世前两个月，他才在北京受洗,正式成为天主教徒。

在他心目中,利玛窦是一位“异人”,不远万里甘冒各种风险来到中国,而不企求任何回报,实在是一位“智人”，也是一位"博闻与韬术之人”:崇拜真理,反对谬说,勤奋读书，过目成诵,懂得如此之多有关玄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前辈大师未曾明了的学问。在利玛窦的感召下,他在公务繁忙之余，从事有关天文学、数学着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崇祯二年(1629),伴随《天学初函》的出版,他的努力达到高峰。该书收录了当时几乎所有在中国印刷的西学重要书籍。全书分为“理编”和“器编”两大部分，“理编”以《天主实义》为首,主要是有关教义的着作九种(附录一种);“器编”以《几何原本》为首,主要是有关科学技术的着作十一种。

毕得信分析李之藻皈依天主教的原因,指出两点:一是他和相当数量的士大夫们都为传教士带入中国的“科学”所吸引;二是他和许多人一样,被利玛窦的人格力量所征服。而这两者又是密不可分的,李之藻欣赏利玛窦的,是科学与美德的完美结合。李之藻说,他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目睹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之后,做过计算,证实地球真的是大小如利玛窦所称的那样一个圆球。当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出版之时，他认为那是“万世不可易之法”。花了一时间来计算那些经纬度与天字轨径相对应,以推测其形制合理。他在为该图所作的注释中，将地图上的事物与中国有关大千世界分为多极的古训联系起来。他感兴趣

①()李之:《天主实义重刻序》《利玛窦中文着译集》,第 99-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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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科学”，以及“天学”,谋求学习更多学问和知识。因此他在“天学”的名目下，把科学着述和宗教着述一同出版。他在探究“永恒不变之法”,通过有关天体的数学和计算,通过对“东海”与“西海”具有相同精神和本性的意识，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永恒的万能的“天主”。①

李之藻的治学特点很明显,可以概括为五个字:“以西法为宗。”万历后期,礼部整于“大统法浸疏”,主张修订历法,上奏皇帝,把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明来北京,与西洋人庞迪我、熊三拔等“同译西洋法”“备参订修改”,其理由就是李之藻“以西法为宗”。

万历四十一年(1613),已经改衔为南京太仆寺少卿的李之藻,向皇帝详细条陈““西洋法”,强调向西方学习,指出中国所不及者十四条:“伏见大西洋国归化陪臣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诸人,慕义远来,谈书论道,俱以颖异之资,洞知历算之学,携有彼国书籍极多,久渐声教，晓习华音。在京士绅与讲论,其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所未及道者，凡十四事。”在详细列举这十四事之后，总结道:

此十四事者，臣观前此天文历志诸书,皆未论及。或有依稀揣度，颇与相近,然亦初无一定之见。惟是诸臣能备论之，不徒论其度数而已，又能论其所以然之理。

接下来，他从天文历法说开去，纵论西学关于水利、数学、地理、医学等方面的优越性:

今诸陪臣真修实学，所传书籍又非回回历等书可比。其书非特历术，又有水法之书，机巧绝伦,用之灌田济运，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书，不用算珠，举笔便成。又有测望之书，能

21期(1594 年)。

①[美]毕得信:《杨廷蒟、李之藻、徐光启为何会成为基督徒》，《文化杂志》(中文版)第

七(腾人传·李之藻》。

(清)阮元;《李之藻》《畴人传》卷三十二《明四》。亦见光绪《杭州府志》卷一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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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山岳江河远近高深，及七政之大小高下，有仪象之书，能极论天地之体，与其变化之理。有日轨之书，能立表于地。到定二十四气之影线，能立表于墙面，随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节气。种种制造不同，皆与天合。有《万国图志》之书，能载各国凤俗山川，险夷远近。有医理之书，能论人身形体血脉之放，与其医治之方。有乐器之书，凡各钟琴笙管，皆别有一种机巧。有格物穷理之书，备论物理事理，用以开导初学。有《几何原本》之书,专究方圆平直,以为制作工器本领。以上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总皆有资实学，有裤世用。

这是李之藻一篇很重要的奏疏,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西学的看法，表明他的“以西法为宗”,决非泛泛而谈,而是建立在对西学深入细致研究基础之上的,宽阔的视野,精辟的见识,当时的一般官员难以望其项背。可惜的是,崇祯四年(1631)他病逝于任上,留下了才情未尽的遗憾。《杭州府志》为他立传，写他“卒于官”，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之藻没后,新法算书成，有许胥成者着《盖载图宪》,纯以西书为据。盖自之藻创其说,光启等继之,欧罗巴之秘尽泄矣。”@这句话也许并不全面,却道出了李之藻.徐光启等人向西方学习的成效是明显的--后继者着书立说“纯以西书为据”,便是一个证据;“欧罗巴之秘尽泄”，则是另一个证据。

李之藻放眼看世界，在“西学东渐”中的贡献，不仅在科学史上，而且在思想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迹，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却长期被官方忽视。裴化行感慨系之，写下一段颇动感情的文字:“这位谦逊的开拓者迄今还被官方传记家几乎全然忽视，即使那些不得不给予他的好友保禄·徐光启以一席地位(虽然是极小的地位)者,也似乎千方百计不

① (明) 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李我存集》卷-《疏》。2 光绪《杭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七《畴人传·李之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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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及他。然而，没有他，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诸如顾炎武，阎着璩等等大学者就无从发展思想,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全然抹煞，难道公正吗?这种密意遗忘，我们愿意归咎于哲学史家黄宗羲，既然黄宗我过于受佛学愉见的影响。诚然,李之藻基本上是一位翻译家,不仅仅翻译科学着作,还到译哲学、神学:但是,部分地缺乏独创性,难道就可以使普鲁塔克的译者安米约这样的作家不名列十六世纪法国文学光荣榜上吗?特别是假如我们把这位杭州进士的译述同乾隆大百科全书《四库全书》)收人的那些叫人难以下咽、催人人眠的着作相比较!"虽然该书译者的翻译文笔实在令人难以恭维，我们还是看懂了裴化行的意思，他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没有李之藻的文化遗产，顾炎武、阎若璩等大学者“就无从发展思想”。这样的论断，恐怕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很少想到的。

4.由佛教到天主教的杨廷筠

杨廷筠,字仲坚,号淇园,杭州府仁和县人,生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祖父和从弟都是进士出身。他本人于万历七年(1579)乡试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及第。作为明末天主教三柱石,他与徐光启,李之藻都是进士,仕途却有所不同--他的大部分仕途生涯是在地方基层度过的。不知什么原因，关于他的传记资料，杭州地方志所记很简略，且多错误。乾隆《杭州府志》写道:“杨廷筠,字作坚,仁和人。万历乙未?进士,授安福知县,擢御史,巡太仓,会中旨取太仓库金三十五万,廷钨奏曰:“祖宗积贮至今尚存八百余万,陛下御极以来支用七百余万,今一且又支若干,脱有急需,何以应之?”时矿税之使四出,廷筠数以

@ 【法]装化行:《利玛案神父传》,第 300-301 页。 按:当为“字件坚”@ 核:当为“万历壬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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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谏,尽发陈奉、马堂、陈增等奸状。出按江西”,以三吴民重困榷税，上减榷疏，迁按察副使，请告归。以荐起河南副使，迁顺天府丞。会魏忠贤用事,遂乞归。”光绪《杭州府志》与之大同小异,也有不少错误,如把“字仲坚”误作“字作坚”,把“江西安福”误作“湖广安福”把“出按松”误作“出按江西”。清代杭州人已对杨廷筠不甚了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杨廷筠进士及第后,历任地方官,政绩都很好。出任江西吉安府安福县的知县,“缓催科,均徭役,尤加意学校,月课岁试,奖进不倦……久早,廷筠兼程至,雨亦随降,父老欢呼,称为'仁侯雨’”@。万历三十三年(1605),出任苏、松等府巡按御史时,向朝廷建议停止编派绫纻与河工加赋。《松江府志》如此记载:“三十二年巡视漕运,又二年巡按苏松,论改织绫纻,苏松不下三十万(匹),向无额编,何以供命?请悉罢止。又论河工加赋,苏、松、常、镇四府当天下什三,焚林竭泽,民岂堪此!言甚剀切，不报。”此后,他督导学政,为方孝孺在松江的后裔作了不少善举。《松江府志》写道:“求方正学嫡裔在松江者,复其姓，捐三百金,建求忠书院,祀正学衣冠。其子孙奉烝尝不绝。”⑤

杨廷筠与李之藻是同乡挚友,关系密切,然而两人接受天主教与西学的心路历程截然不同。杨廷筠有深厚的儒学、佛学修养,使他难以超脱或割舍。他在为官时期的言行，处处透露出他的这种修养。比如整顿学校风纪，改良文教设施，表彰节妇孝子，厚待大儒后裔,高扬道德意识,为顾宪成复兴东林书院出一臂之力。脱离官场退隐时,则提倡结社,弘扬道学,鼓励讲学活动。在乡里设立类似同善会的“仁会”,救济贫民。陈继儒为他的母亲立传,提及他“首捐资为倡”建立“仁会”，“馁

① 按:当为“出按苏松等府”。

② 乾隆《杭州府志》卷八十-《人物一·名臣二·杨廷筠》。③ 光绪《杭州府志》卷一百三十四《人物·仕绩三·杨廷筠》。④ 乾隆《吉安府志》卷三十七《秩官志·安福名臣·杨廷筠》。③ 嘉庆《松江府志》卷四十二《名宦三·杨廷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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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饩,寒者襦,疾者药,暴者殓,以逮孤茕故旧，皆倚为外府。其他倾廪以活饿人、积贮以需平价，助创先觉讲院，以纳远近负笈之门人"

这种背景,使他有别于李之藻。正如沈定平所说:“最能反映李、杨二人在学术志趣和素养上的差别，从而影响到他们接受西学的不同方式的,莫过于杨廷筠专注于形而上”的伦理道德宗教领域，希望从阐明人生性命的真谛和克己自律的道德实践中，重塑儒家的传统价值，以达到匡时救世的目的，充分显示了一个道学家的本色。而李之藻则在恪遵儒家价值观的前提下，更多地关心“形而下’的具体实用之学，关心传统科学技术的现状和发展,俨然博物家的胸怀。”@

杨廷筠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出生在杭州，受明末三大高僧之 --云栖寺的宏法师影响巨大，杨府一家都笃信佛教。他的父亲杨兆坊用来教导子弟的《杨氏塾训》，其中就有“戒伤生”的篇目，内列四十八则，显然受了宏法师宣扬“放生功德”的感化。杨廷筠本人熟读《华严经》《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无量寿经》、《楞严经》《药师琉璃经》等。他如何由一个佛教徒转化为基督徒，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毕得信有精深的研究。

万历三十年(1602)，杨廷筠在北京会见了利玛窦，讨论“名理”问题，似乎谈得很投机，大有称兄道弟的趋势。但是他对利玛窦所谈的西方数学方面的内容，一窍不通;利玛窦也认为，杨廷筠没有徐光启、李之藻那样“聪明了达”。十年之后，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

万历三十九年(1611)四月，李之藻丁忧回到杭州,郭居静神父、金尼图神父同行。杨廷筠在吊唁李父时,遇见了郭居静、金尼阁，表示非常乐意探索他们宗教的奥妙。当他看见“"主”的形象时,恭敬地朝向他，又如置身于“天主”面前,而“主正给予他指引。为了学得更多,他抛开

①(明)陈继儒;《武林杨母吕恭人传》(陈眉公先生集)卷四十五。

②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第687 页。

葛谷登;(奉教士人杨廷鸿》(上),日本一桥大学(一桥研究》第17卷第1号。418

了其他一切事务，潜心探索“天学”的基本原理。郭居静和金尼阁神父向他讲解教义，他承认天主是天上和地球万物的主宰，但对它将会给信仰佛教的地方带来何种损害，感到疑惑。一天，金尼阁神父和一位来自广东的中国教徒，向他解释基督教的仪式，他有些焦虑地问:这些都是怎么想出来的?上帝降临人间是为了赎回世人的罪孽，我怎么竟然还对此表示怀疑呢?其时，他已经准备好去相信这一切了。当杨廷筠向神父表示希望立即受洗时，金尼阁没有答应，因为他除了妻子，还有一个侍妾,并且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他随即向李之藻诉苦，他作为一个以前的高官，心甘情愿为他们服务，而他们却以有侍妾而拒绝了他，佛教肯定不会如此对待他。李之藻解释说，这恰恰是佛教僧侣不能与来自西方的传教士相比的原因，传教士希望拯救别人，但不愿为了你破坏教规;他们希望改造这个堕落的世界,但不敢不尊重教规。杨廷筠放弃了侍妾,依教规行事。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6月,传教士为他人教受洗,赐予教名弥额尔。

据杨振锷《杨淇园先生年谱》援引的一些西方资料显示，正是李之藻的鼓励,加深了他对天主教的认识,才使得杨廷筠放弃佛教,投入天主教的怀抱。这种认识大约有五个方面:第一隐匿于天堂和地球万物之后的天主，不仅属于遥远的西方,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主宰着世界的每个角落;第二,任何关于释迦牟尼“擎天蔽日”的说法，由于不承认天主的万能,而被视为愚蠢,应该摈弃;第三,在“主”的品格中，至善”和对人类的关心最为突出，这在“主”用自己的身体去赎回人类的罪孽，可以得到印证;第四，明白了此点后,他不再怀疑，迅速领悟天主教的真谛，十年之后他撰写《代疑编》绝非偶然;第五,从传教士因他蓄妾而固执地阻止他入教,他体会到，教规是不容改变和妥协的。

①【美]毕得信:《杨廷筠、李之藻、徐光启为何会成为基督徒》(文化志》文版)第21 期(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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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成为天主教徒，他就义无反顾地宣扬天主教教义，写了《代疑编》、《代疑续编》、《圣水记言》、《鸮鸾不并鸣说》《天释明辨》《广放生说》等。在《代疑编》中，他主张,儒者不必把天主教看作异端。在“畏天命”、“事上帝”上，天主教徒与儒者是一致的。在为耶稣会上庞迪我的着作《七克》所写的序言中，他认为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是“脉脉相符”的。在为耶稣会士艾儒略的着作《西学凡》所写的序言中。他说中国传统的“天学”几近晦暗，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能使“天学”重放光芒。

他的代表作《代疑编》《代疑续编》是对儒者疑问的逐一解答，不妨略举一二，以见一斑。《代疑编》说:

西国之法,极重书教,以此系民之耳目,关民之心志。-讹则无所不讹，故先圣特预防之。掌教事者必当代圣贤，聪明睿智，高出人群，而传世之书,必经掌教亲目鉴定,毫厘无差，然后发镌。

若不农不贾，身必常贪。衣食既窘，不得不仰面求人。求

之不遂，未免辗转营求，或装饰行径，或恢张言语。眼前流弊，诚可概见。《代疑续编》说:

惜哉,世人营营朝夕,不越目前,无异蜉蝣蟪蛄,懵然而生，倏然而死。

夫死者必至之期也。高年者死,稚年亦死;多病者死，无病者死;困穷者死,荣富者死。死事无人替得,好歹只自承当，妻子父母、亲戚朋友如我何哉!

自己只有一身，更无二身。此身只一生死，无二生死。

中豪:《明末清主比家说之研究》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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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释明辨》以天主教徒的立场彻底批判佛教:

今舍四民之业，径入空门，而身衣口食不免仰食十方。其势不得不生希冀，生希冀便增荣谋，增荣谋便入装饰，而掩恶着善之事无不有矣……一郡之中，披剃者数万人，失数万人之业,须倍得数万人之力作以养之。无功世间，虚叨供养。

今学佛者,或为窘迫事故,或为利人衣食，全非慕道之心。为之师长者，止令之供役使、守庵院、了应赴，绝无法嗣之意。求田问舍,不异俗人,而秽媒不可言,又俗家所未有者矣。

人之行仁,自有次第……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此次第法也……释氏却不从此理会。无论疏远，即至亲瓜葛，亦漠然等之路人。

他的耶稣会士朋友艾儒略的两本着作《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与他有着密切关系。

《西学凡》是第一本简要阐释有关欧洲耶稣会学校教育专业设置、学校体制和“建学育才”的纲要及其课程大纲的着作，被认为是向中国人介绍当时西方教育的一本教材，同时也是最早介绍西方近代学术分科知识的一本专着，可以视为一部西方学术与分科知识的“概说”。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曾经酝酿一个庞大的译书计划。利玛窦传教策略的忠实执行者金尼阁,万历四十一年(1613)奉命回到欧洲,在教皇支持下,收集了有关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西书七千部,于六年后运到澳门。以后他与艾儒略杨廷筠、李之藻等商议全面的译述计划。天启三年(1623)艾儒略以答述的形式,将欧洲学校所授各科课程，按照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六部分,编成《西学凡》，对七千部书作了提纲挈领的介绍。他还打算，用十几年时间,把这些书翻译成中文,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①:典译通与影第25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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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三年(1623)《西学凡》在杭州刊印，杨廷筠为它作序。他在序言中说:“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皆中华先圣之学也。《诗》、《书》所称，炳如日星，可考镜已。自秦以来，天之尊始分;汉以后，天之尊始屈。千六百年，天学几晦，而无有能明其不然者。利氏自海外来，独能洞会道原，实修实证，言必称昭事，当年名公硕士皆信爱焉。”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一千六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天学”几近晦暗，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使得“天学”重放光明。他还指出，这七千部西学书籍的传入，是以往传入的佛经无法比拟的:“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具在可译。此岂蔡愔、玄奘诸人近采印度诸国寂寂数简所可当之者乎?”因此他决心与艾儒略等人把它们翻译出来:“假我十年，集同志数十手，众其成之。”

《职方外纪》，艾儒略的一本世界地理着作。《四库全书》的提要如此介绍:“《职方外纪》五卷,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其书成于天启癸亥。因西洋利氏赍进《万国图志》,庞氏奉命翻译,儒略更增补以成之。盖因利玛窦、庞我迪旧本润色之不尽，儒略自作也。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故曰《职方外纪》。其说分天下五大州……”这个提要大体沿用艾儒略为该书所写的自序。艾氏写道:“吾友利氏赍进(万国图志》，已而吾友庞氏又奉翻译西刻地图之命，据所闻见，译为图说以献,都人士乐道之者,但未经刻本以传。迨至今上御极,而文物重新,骎骎乎王会万方之盛矣。儒略不敏，幸厕观光,慨慕前庥,诚不忍其久而湮灭也。偶从蠹简得睹所遗旧稿，乃更窃取西来所携，手辑方域梗概，为增补以成一编，名曰《职方外纪》。”在自序的末尾，他特别强调:“淇园杨公雅相孚赏，又为订其芜拙，梓以行焉。”也就是说，这部书是在杨廷筠协助下完成的。据邹振环说:《职方外纪》的明刊本,“原署名”西海艾

①(明)杨廷筠;《刻西学凡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杂家类·西学凡》。② 庞我迪，当为庞迪我。

③ [意]艾儒略:《职方外纪》卷首《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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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略增译，东海杨廷筠汇记’。'汇记’是指文字加工润饰，所谓“订其芜拙”，使文字显得比较儒雅，合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该书两人同时署名，不难判断杨廷筠在编纂过程中出力甚多。”

以上种种，足以显示，杨廷筠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低估。他的这些着作涉及儒、道、佛三教，激起了巨大的反响--由于他主张儒、道、佛三教的宇宙观原理与天主教教义基本一致，被反天主教阵营攻击为背叛中国传统思想;在天主教阵营内部，因其受佛学影响至深，又被天主教信仰者指责为异端。杨廷筠在天主教信仰的思想史上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人物。

5.“读书必开眼”的方以智

出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方以智,是明末很有特点的文人,与侯方域、冒襄、陈贞慧并称为明末四公子。他出身名门,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都是高官，自然算得上公子哥儿。温睿临说他“为人风流自喜",却没有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襄与董小宛那样的风流韵事。他追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服膺耶稣会士和他们带来的西学，却不是天主教徒,晚年皈依佛门，出家为僧。

桐城方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以学问名世。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没有功名，却是“方氏家学的草创者”，不满于王畿的“四无说”，与顾宪成、高攀龙意见相合，曾到东林书院讲学。朱彝尊说:“方氏门才之盛,甲于皖口,明善先生实浚其源，东南学者推为职志焉。”明善先生即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他的祖父方大镇,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曾在邹元标,冯从吾创办的首善书院讲学,因不满魏忠

①部板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 258-259 页。(清)温春临:《南疆逸史》卷四十《隐遁·方以智》。

券餐纪要)第39号

参见1日]刘岸伟:《围绕西学的中日两国的近世--方以智的场合》《札幌大学教@(清)朱韩尊:《静志居诗话)卷十四(方学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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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专权，辞官归乡。乡居时，与门人讲学不辍，潜心学问，着有《闻斯录》《桐川讲义》《易意》、《诗意》、《礼说》等，邹漪称赞他“"端毅纯正，允为一代大儒”@。他的父亲方孔炤,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天启初为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得罪阉党头目崔呈秀而削籍。崇祯十一年(1638)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后又总督大名军务。京师陷落，南奔留都,因马士英、阮大铖乱政,遂归隐。他一生研究易学，着有《周易时论》《潜草》、涉及天文、历法、博物等,对耶稣会士传入的西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的随笔集《潜草》，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再三引用。@

在这样的家学渊源中熏陶出来的方以智,注定不是等闲人物。温睿临说他“少美姿貌,聪颖绝伦,书无所不读”③。朱彝尊说他“纷纶五经，融会百氏,插三万轴于架上,罗四七宿于胸中”①。《桐城县志》说他“九岁即善属文,比冠,着书数万言,与江左诸贤隽力倡大雅”。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又号浮山愚者。崇祯十二年(1639)举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京师陷落,乘间脱归,前往南京。由于五年前曾参与复社诸君子的《留都防乱公揭》,揭发阉党余孽阮大铖的真面目，遭到已在弘光小朝廷掌权的阮大铖报复,亡命广东。南明唐王、桂王先后起用他出任高官,均不赴,转侧于洞壑间,艰苦备至,旋即落发为僧,法号弘智,字无可。父亲去世,他回归桐城,庐墓三年，“励志砥行,惟与子弟讲业论道,语不及世事”。《桐城续修县志》写道:“家世理学,至以智益集其成。为人操履平恕，不耻恶衣食。博极群书，天人礼乐、象数名物，以及律历医药、声音文字,靡不淹洽精贯。”。_

① (明)邹漪:《启祯野乘》-集卷二《方大理传》。

②[日]刘岸伟:《围绕西学的中日两国的近世--方以智的场合》《札幌大学教养部纪要》第39号。

③(清)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四十《隐遁·方以智》。④ (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九《方以智》。

@ 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十四(人物志·理学·方以智》。@ 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十四《人物志·理学·方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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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着作颇丰，有《通雅》五十二卷《物理小识》十二卷、《药地炮庄》九卷。《易余》二卷、《切韵声源》一卷，另有《浮山文集》(前后编)二十二卷，以及《方子流草》一卷。以往学者研究方以智，多从理学角度开掘，对他关注西学，放眼看世界,关注不够。而这恰恰是他最值得称道之处。他的巨着《通雅》洋洋五十二卷，从写于崇祯十四年(1641)的自字来推断，此书的撰写应该在此前几年。四库馆臣将此书定位为“考证名物、象数、训、声”之作，对它评价高:“明中叶以后以博着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于芜杂。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征,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者矣。””话说得不错，“考证精核”确实超越杨慎、陈耀文、焦竑辈,然而仅此而止,亦未免“千虑一失”,他的“迥出其上”,还另有所在,那就是对于西学的吸收与贯通，不但杨、陈、焦等人不及，连后继的顾、阎、朱也难望其项背。他在书中强调:“读书必开眼,开眼乃能读书……由此言之,苟非专精深几。眼何能开?又况闭而开之，开而闭之，习此坎蹈，丧失性命，故知不少。”@他真的做到了“读书必开眼”，不仅开眼看古书，而且开眼看世界。

他的《通雅》多次提及利玛窦。谈到天文时，提到利玛窦带来的西学对于纠正传统天文学的误解，令人眼界大开:“九天之名，分析于《太玄》，详论于吴草庐,核实于利西江。按《太玄经》九天:一中天,二羡天，三从天，四更天，五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沈天，九成天。此虚立九名耳。吴草庐澄始论天之体实九层。至利西江人中国,而畅言之:自地而

①_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二十一《艺文志》。容肇祖:《方以智和他的思想》《容肇祖集》，齐鲁书社，1989年,第447页。

②《四库全书·子部十·杂家类二·杂考之属·通雅·提要》③ (清)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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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月天、金天、日天、火天、木天、天、恒星天。至第一重为宗动天，去地六万(应为亿)四千七百三十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余里，地心至月天四十八万二千五百二十余里。地球周九万里，日轮大于地球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大于月轮六千五百三十八倍又五分之一，而地球大于月者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

关于崇祯设局修历,他提及耶稣会士汤若望罗雅谷参与其事:“崇祯时立局修历，玉山魏太乙奉旨别局改修《授时》《大统》诸法，已并用汤(若望)、罗(雅谷)两西士，立局讲求。”又分析了中历不及西历的原因:“今《大统》本于《授时》，《授时》本于《大明》，千二百余年于此矣，焉得无差?而西历于万历癸亥方经改定,崇祯戊辰尚多测改，其疏密可知也……西历推其经纬,更真于月日，西法更立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线始角对为测量新义，详见《天步真源》…算惟随时,测之乃准耳。”

他从利玛窦那里了解到“地与海本是圆形”:“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同为一球,居天球之中,如鸡卵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天既包地，则二极周度、纬度、赤道皆相应……利公自大西浮海入中国,至昼夜平线见南北二极,转南过大浪山见南极，出地三十二度，则大浪与中国正对矣。又按西书,南亚墨利加玛八作正中国对足处。”

关于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他说:“利玛窦为两图,一载中国所尝见者，一载中国所未见者……真可谓决从古之疑。”

即此数例，已经可见方以智放眼看世界之一斑。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教授刘岸伟指出:他年轻时在南京看似放浪的“狂生”，却始终追求新

①(清)方以智:《通雅》卷十-《天文·历测》②(清)方以智:《通雅》卷十一(天文·历测》@(清)方以智:《通雅》卷十《天文·历测》④ (清)方以智:《通雅》卷十-《天文·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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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问,访问耶稣会士毕方济,质问欧洲的历算和奇器，评论耶稣会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他以后的着作《通雅》、《物理小识》中的学同性格和方法，就是在这时形成的。据刘岸伟统计，《物理小识)引用耶稣会士艾儒略《职方外纪》的文字,达五十处之多。他写于南京时代的《膝寓信笔》提到利玛窦,对这位西洋学者渡海来到中国，读中国书，感服孔子,表示钦佩。他说，自己读过李之藻编的《天学初函》，还和精通西学着有《格致草》的熊明遇讨论过此事。

其实,方以智不仅在《物理小识》中引用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此前的《通雅》已经多次引用此书。最显着的例子就是“五大州”，即欧逻巴州(欧洲)、利未亚州(非洲)、亚细亚洲(亚洲)南北亚墨利加州(南北美洲)、墨瓦腊泥加州(大洋洲)。方以智写道:“……又以地势分五大州:日欧逻巴,南至地中海，北至卧兰的亚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曰利未亚,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东至西红海、仙劳冷祖岛,西至河折亚诺仓,即此州,只以圣地之下微路,与亚细亚相联。其余全为四海所围;曰亚细亚,南至沙马大腊、吕宋等岛，北至西增白腊，及北海,东至日本岛、大明海，西至大乃和、墨河的湖大海,西红海、小西洋;日南北亚墨利加,全为四海所围，南北以微地相联;日墨瓦腊泥加,尽在南方,惟见南极出地,而北极常藏焉……”

方以智的着作中，尤以《物理小识》为最着名，影响也最大。四库馆臣的“提要”这样定位此书:“《通雅》之余绪,掇拾以成编者。”方以智自己把它归结为学习西学的成果:“万历年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儒者守宰理而已，圣人通神明、类万物,藏之于易,呼吸图策,端几至精,历律医占皆可引触，学者几

①[曰]刘岸伟:围绕西学的中日两国的近世--方以智的场合》《礼视大学教养部纪要》第39号。

② 现今所称“五大洲”,艾儒略写作“五大州”,方以智沿用此写法,作“五大州”。

③(清)方以智:《通雅》卷十 -《天文·历测》。 427

能研极之乎!”因此，书中引用耶练会士有关西学的言论，比比皆是。列于首位的无疑是艾儒略和他的《职方外纪》，且率数例于下:

西齐里亚沸泉如醋，物入便黑。翁加里亚有水喷出地即凝石者,有冬月流而夏冰者,有投鞭成泥,再镕成铜者，有色绿而冻成绿石者。勿里诺山之泉，物坠其中,半月便生石皮，周裹其物。福岛无雨，而大树酿云气，夜生甘水,满树下之池。度尔格有一海，味碱性凝，不生波浪，而皆不沉，不生水族，命日死海。水性不同如此，将怪而不信耶!

度尔格内有国曰亚剌比亚,有一海,长四百里,水碱性凝。不生波浪，常涌大块如松脂，不能沉物，不生水族，名曰死海。

多勒多城在山上作一器，盘水直至山城。延平有水老为一城人视水，入厨管朽频易，开则水至，塞则水止。

提到其他耶稣会士的也不少,如引利玛窦的话,关于“岁差”:“万历中,利玛窦入,仍约六十六年八阅月而差一度,每年不及周天一分五十秒。”又如关于“日大于地”:“利玛窦曰:地周九万里,径二万八千六百六十六里零三十六丈，日径大于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距地心一千六百零五万五千六百九十余里),木星大于地九十四倍半(距地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四里余)，土星大于地九十倍又八分之一(距地二千七百四十一万二千一百里余)，金星小于地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距地二百四十万六百八十一里余)，月小于地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距地四十八万二千五百二十二里余)，水星小于地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一倍(距地九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里余)。经星有六等,皆大于

①(清)方以智:《物理小5)卷首《自序》。② (清)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天类·水》。

③ (清)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二《地类·弱水死海》。① (清)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二《地类·水激成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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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远故,望之小耳。

关于温泉是否与硫有关,引用m三拔、金尼图的话:先儒曰:地中阳气遇湿而结为硫,雷火亦有硫气,阳气也。唐子西取硫置水，水不温，以此驳之。熊三拔谓:别无朱砂与矾之别。金尼阁曰:西国有七十余汤,各标主治。布那姑山皆硫,不闻泉汤也。”②

关于《崇祯历书》,他提及徐光启,也提及他的父亲方孔炤:“自徐元扈·奏立历官,而《崇祯历书》成矣。老父以学者从未实究,故作《崇祯历书约》。”@反映他们父子两代对于徐光启的崇敬之情。书中多次引用方孔炤的《崇祯历书约》,例如,谈到“日月行度”的一段文字:“日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全数恒星天过一度。月一日行一百五十三度，迟周天十二度,恒星天国十三度。月二十九日六时三刻,合于日而同度,为朔日。照月侧为弦十四日九时余,日月对望而见全圜,曰望。日光在月上,其魂不见为晦,日与天会,一年而多五日三时,曰气盈。月与日会,一年而少五日七时三刻,曰朔虚。其月行疾,日行迟者,以历算自东行西纪度也。月九行者四方,出入黄道者八,与黄道者为九也。”以下特别注明:“五星行度，详老父《历书约》。”@所谓《历书约》即《崇祯历书约》

方以智的学问，除了家学渊源，还源自老师虚舟先生。虚舟本名王宣,字化卿，金溪人，生于桐城。方以智为他作传,称道先生“迈志好古，为诗歌文词,凌轹晋唐,上轧周秦”。科场失意后，放弃举子业,倘然高蹈,自号虚舟子，以《易》为终始之学。方以智少年时师从于他:“智十七八,即闻先生绪论,旷观千世,尝诗书歌咏间,引人闻道,深者征之象数。其所杂着,多言物理。是时先生年七十,益深于《河》、《洛》,扬、京、关、邵,无有能出其宗者。智方溺于词章,得先生之秘传，心重之。自以为

①(清)方以:《物理识》卷《历类·岁差星度与日差而岁实无差》。② (清)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二《地类·暖谷温泉》。③ 徐元庭当为“徐玄庭”,清人为避康熙帝讳,改“玄”为“元”④ (清)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历类·圆体》。③(清)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历类·日月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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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当发明,岂意一经乱世，遂与先生永诀裁!中方以智的着作中，经常引

用虚舟的论断，加以发挥。

2022-12-08 19: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