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评传》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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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历书》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关心宇宙形态、地球在天空的位置,亦即它与其他天体的关系。古人相信天象与人世间的政事是互相影响的,天象会干预人间,人事也会感应上天,因此天文学的研究一直不曾间断。明朝使用的《大统历》,是对元朝的《授时历》稍加改动而成的,受科技水平的限制,推算日食、月食屡次不准。明中叶以来,朝廷上下主张修改历法的呼声相当高涨。

利玛窦来华后,也有志于修改历法,未能如愿。直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利玛窦逝世,礼部只是推荐徐光启、李之藻“同译西法”,协助改历,并未付诸实施。

关于此事,颇有一番曲折。早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河南按察司佥事邢云路就已指出,推算日食不准,建议修改历法。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一月初一日,发生日食。礼部右侍郎翁正春重弹“天人感应”老调,认为是“灾异尤甚”;“君德象日,宜照临宣布,不宜暗汶闭藏”。兵部职方司员外郎范守已批驳钦天监推算日食时刻差误,指出问题所在

① 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 194 页。② 曹增友:《传教士与西方科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65-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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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差之法既有错误,则日食之时又安得与天符合也。于是官员周子愚上言:“大西洋归化远臣庞迪我、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乞视洪武中译西域历法例,取知历儒臣,率同监官,将诸书尽泽,以补典籍之缺。”四(明通鉴》对此有一个补充说明:“先是,大西洋人利玛窦进贡土物,而(庞)迪我、(熊)三拔及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等先后至,俱精究天文历法。礼部因奏:“精通历法如邢云路、范守已为时所推,请改授京卿,共理历事。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历理,可与(庞)迪我、(燕)三拔等同译西洋法。俾(邢)云路等等参订修改。然历法疏密,莫显于交食,欲议修历,必重测验。乞敕所司修治仪器,以便从事。疏人,留中。未几,云路、之藻皆召至京,参预历事。云路据其所学,之藻则以西法为宗。西法人中国,自此始。“@

万历四十一年(1613),已经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的李之藻,向朝廷条陈西洋历法。他说:“伏见大西洋国归化陪臣庞迪我、龙华民、阳玛诺等诸人,慕义远来,读书谈道,俱以颖异之资,洞知历算之学,携有彼国书籍极多,久渐声教,晓习华音。在京士绅与讲论,其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所未及者。”以下他列举了十四条“所未及者”,然后总结道:“此十四事者,臣观前此天文历志诸书,皆未论及,或有依稀揣度,颇与相近,然亦初无一定之见。惟是诸臣能备论之……观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即使郭守敬诸人而在,未或测其皮肤,又况见在台监诸臣,刻漏尘封,星台迹断,晷堂方案尚不知为何物者,宁可与之同日而论,同事而较也……昔年利玛窦最称博览超悟,其学未传,溘先朝露,士论至今惜之。今庞迪我等须发已白,年龄向衰。遐方书籍按其义理,与吾中国圣贤可互相发明,但其言语文字绝不相同,非此数人谁与传译?

《万69》万历三十八年爽戌捐,十一月壬寅;《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三《修明历

注)(明通室)楼七十四,万历三十八年手窗。

中(明通室)每七1四,万历三十八年壬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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恃今不图,政恐日后无人能解。”@因此,他向皇帝建议,由礼部开设馆局下来一直要到崇祯二年(1629)才开始启动。

崇祯二年(1629)五月月食,徐光启依照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而用《大统历》推算顺天府见食三分有奇,用《回回历》推算顺天府见食五分有奇。届时事实证明,徐光启的西法推算是准确的,其他推算皆有误。皇帝因此切责钦天监官员。于是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修改历法,任命徐光启“督修新法”。皇帝批准此事,下旨:“西法不妨于兼收,诸家务取而参合,用人必求其当,制象必核其精……责有攸归,尔其慎之。”@

徐光启随即上疏,详细陈述依照西法修历的道理:“三百五十年来,并(郭)守敬之书亦皆湮没,即有志之士殚力研求,无能出(郭)守敬之藩。更一旧法,立一新义,确有原本,确有左验者,则是历象一学,至元而盛,亦自元而衰也……迩来星历诸臣,颇有不安旧学,志求改正者。故万历四十年有修历译书、分曹治事之议……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盖大统书籍绝少,而西法至为详备,且又近今数十年间所定,其青于蓝、寒于水者,十倍前人。又皆随地异测,随时异用,故可为目前必验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后测审差数,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后之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也。”③

皇帝同意他的意见,批示道:“这修改历法事宜四款,俱依议。徐光启见在本部,着一切督领,李之藻速与起补,早来供事。”徐光启接旨后再上一疏,详细开列具体事项,比如“历法修正十事”,包括议岁差、议岁实、每测。是“修历用人三事”。除了李之藻

@《明)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李我存集》卷-《疏》。②(明)徐光启:《新法算书》卷-《缘起》。

《明)徐光启:《历书总目》《徐文定公集》卷六《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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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蒙录用,其他专门名家,亦宜兼收。此外特别强调“用西法”:“万历间西洋归化陪臣利玛窦等,尤精其术,四十等年,曾经部复推举。今其同伴龙华民、邓玉函二臣见居赐寺,必得其书其法,方可以较正旧法,与之会通归一,则事半而功倍矣。”①

他的“用西法”修历,起用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参与修历的主张,得到皇帝许可,于九月间开设历局,正式启动。遗憾的是,这年+-月李之藻从杭州抵京不久病故,邓玉函也于第二年四月病故,徐光启继续推荐耶稣会士汤若望、罗雅谷参加历局的译书演算工作。

徐光启从利玛窦那里学习到不少西方天文历法知识,认识到修历非“用西法”不可,用西法则必须先从事翻译。这时归国述职的耶稣会士金尼阁从欧洲带回七千部书,为翻译欧洲的数学、天文学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良好底本,也为修历提供了基础。②

已经升任礼部尚书的徐光启大权在握,修历工作进展顺利。崇祯四年(1631)正月,他向皇帝呈进《历书总目》一卷,《日躔历指》一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表》七卷,《黄赤道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二卷。继而又向皇帝呈进《测量全义》十卷,《恒星历指》三卷,《恒星历表》四卷,《恒星总图》一折,《恒星图像》一卷,《揆日解订讹》一卷,《比例规解》一卷。崇祯五年(1632),又呈进《月离历指》四卷,《月离历表》六卷,《交食历指》四卷,《交食历》二卷,《南北高弧表》十二卷,《诸方半昼分表》一卷《诸方晨昏分表》一卷。崇祯六年(1633),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徐光启病逝,他所主持编修的《崇祯历书》,洋洋一百多卷,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还有《五纬历指》九卷,《五纬表》十卷,《元史揆日订误》一卷,《通率立成表》一卷,《割圆八线立成长表》四卷,《黄道升度立成中表》四卷,《历学小

①(明)徐光启:《恭承恩命谨陈愚见以祈圣明采择事》《徐文定公集》卷六(流)。②[日]薮内清:《西欧科学与明末的时代》,在(日本学士院纪要)第四十四卷第二号。③ 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三《修明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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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一卷,《历学日辨》五卷。中阮元评论道:“自利氏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洎乎督修新法,殚其心思才力,验之垂象,择为图说,洋洋乎数千万言,反复引伸,务使其理其法足以人人通晓而后已以视术士之秘其机械者,不可同日而语矣。”阮元身为乾嘉时代的学者型高宫,评价如此精当,毫无迂腐偏见,令人心怀敬意。

《崇祯历书》编成后还来不及刊印,明朝就灭亡了。清朝初年,由汤若望加以删改,以《西洋新历法》为名刊印出版。看起来更像是一部丛书,详细介绍了第谷的《论新天象》、《新编天文学初阶》,托勒密的《大综合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论火星的运动》等西方天文学着作。科学史专家江晓原指出,《崇祯历书》编纂的时候,正是欧洲近代天文学确立阶段。当时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还不到一百年,此后伽利略这些人都赞成了。但是《崇祯历书》体系的基础是第谷天文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不很成功,当时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态度。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环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 18 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崇祯历书》采用第谷体系是可以理解的。③

毋庸讳言,《崇祯历书》仍有种种时代的局限性。不过平心而论,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论,毕竟引进了西方的先进天文学理念,因此它的意义已经越出修历本身,标志着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转型,开启了中国人认识宇宙的新阶段。

江晓原还指出,《崇祯历书》编成的时候,中国跟欧洲天文学的差距很小。但是此后两百多年几乎不变,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而欧洲在这两百年间天文学发展迅猛。《崇祯历书》使得我们有一个机会

①(清)阮元:《徐光启》《畴人传》卷三十二《明四》② (清)阮元:《徐光启》《畴人传》卷三十二《明四》。

③ 江晓原:《徐光启与《崇祯历书》》,《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除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28-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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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国际接轨,却很快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天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两百年。这是今人研究《崇祯历书》,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四 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向长期封闭的中华帝国吹进了一股清新空气,让人们接触到了前所未闻的新思想、新事物,一些敏感的先进知识人把耶稣会士看作自己的朋友和老师,如饥似渴地向他们学习,从他们那里汲取新的精神营养,从而改变了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不嫌过分。

1.第一个结识利玛窦的名士瞿汝夔

瞿汝夔,号太素,苏州府常熟县人,出身于高级官僚家庭。其父翟景淳。字师道,八岁能属文,久困诸生,教授里中自给。嘉靖二十三年(1544)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授编修,典制诰,清介自持,官至礼部左侍郞兼翰林院学士。瞿景淳有四子:汝稷、汝夔、汝益、汝说,但明人文集与地方志都没有瞿汝夔的记载。原因在于,汝夔与长嫂--汝稷之妻通奸,遭家族除名,后人避而不谈。《常熟昭文合志》的瞿景淳传,载其子三人:汝稷、汝益、汝说,不见汝夔,原因就在于此。黄一农考证,

集》,第 28-30页。

 江晓原:《徐光启与《崇祯历书)》,《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

 参见王世贞《瞿文懿公景淳传》,《弇州史料后集》卷一。

③光绪《常熟昭文合志》卷二十五《人物志四·耆旧·瞿景淳》

跟国际接轨,却很快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天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两百年,”这是今人研究《崇祯历书》,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四 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向长期封闭的中华帝国吹进了一股清新空气,让人们接触到了前所未闻的新思想、新事物,一些敏感的先进知识人把耶稣会士看作自己的朋友和老师,如饥似渴地向他们学习,从他们那里汲取新的精神营养,从而改变了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不嫌过分。

1.第一个结识利玛窦的名士瞿汝夔

瞿汝,号太素,苏州府常熟县人,出身于高级官僚家庭。其父瞿景淳,字师道,八岁能属文,久困诸生,教授里中自给。嘉靖二十三年(1544)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授编修,典制诰,清介自持,官至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瞿景淳有四子:汝稷、汝夔、汝益、汝说,但明人文集与地方志都没有瞿汝夔的记载。原因在于,汝夔与长嫂--汝稷之妻通奸,遭家族除名,后人避而不谈。《常熟昭文合志》的瞿景淳传,载其子三人:汝稷、汝益、汝说,不见汝夔,原因就在于此。黄一农考证,

① 江晓原:《徐光启与(崇祯历书)》《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8-30页。

② 参见王世贞《瞿文路公景淳传》《弇州史料后集》卷一。

①光绪《常熟昭文合志》卷二十五《人物志四·者旧·瞿景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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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奸”一事,瞿汝稷的《瞿冏卿集》卷首所收钱谦益写的《瞿元立传》,略有提及:“公仲弟夔与妇徐(氏)以奸闻,公叱妇徐,去之。””汝夔之侄儿翟式耜为老师钱谦益刊印《牧斋初学集》,删去了《瞿元立传》中“公仲弟夔与妇徐以奸闻”一句,改成:“徐有通问之奸,公叱去之。”

因为这样的关系,见诸文献的瞿汝夔资料很少。由于被家族除名,他没有走传统的科举道路,四处漂泊。他来到广东,同耶稣会士交往,与利玛窦成为莫逆之交。他为利玛窦《交友论》写的序言说:“万历己丑,不佞南游罗孚,因访司马节斋刘公,与利公遇于端州,目击之顷,已洒然异之矣。及司马公徙公于韶,予适过曹溪,又与公遇。于是从公讲象数之学,凡两年而别。”@很清楚地回顾他初遇利玛窦时,向他求教欧洲科学的情境。利玛窦对此有详细的记载,他的回忆录有一章,标题就是“瞿太素”。他写道:“瞿太素是我们将有机会常常提到的人,他是一个被称为尚书的第二级高官的儿子,苏州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如果继续学习的话,他肯定会得到最高的荣誉。相反地,他变成了一个公开的败家子。”④瞿太素在韶州拜会利玛窦,“他请求利玛窦收他当学生,第二天他邀请老师在他家里吃饭,送给他绸料为礼……在结识之初,瞿太素并不泄露他的主要兴趣是搞炼金术……但他们每天交往的结果倒使他放弃了这种邪术,而把他的天才用于严肃和高尚的科学研究。他从研究算学开始……接着从事研习丁先生的地球仪和欧几里得的原理,即欧氏的第一书。然后他学习各种日晷的图案,准确地表示时辰,并用几何法则测量物体的高度”。这些学习使得瞿太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瞿太素“这个雄心勃勃的贵人是一位欧洲传

1参见黄一衣:《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49-50 页。黄一农影印了《瞿问卿集》卷首的《元立瞿公传》,以及《牧斋初学集》卷七十二的《瞿元立传》,比较两者的文字异同。

@(明)瞿汝夔:《大西域利公友论字》(利玛窦中文着译集》,第117 页。3 瞿太索之父瞿景淳死后,皇帝赐予其礼部尚书头衔。④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安中国礼记》,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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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的学生,欧洲的信印始终是他所谈论的和崇拜的对象。在韶州和他浪迹的任何地方,他无休无止地赞扬和评论欧洲的事物"中。

费赖之认为,利玛窦名声大彰与瞿太素的宣扬有很大的关系:“有名士瞿太素者,初识利玛窦于肇庆,至是至韶州,愿奉玛窦为师。太素初冀人玛窦得仙丹,然所习者为宗教真理等科目。太素得玛窦之熏陶,颇有心得,迨至其受洗(1605年)后,玛窦之名遂以大彰,盖太素学者而兼名士,影响舆论实深也。“@

确实如此,瞿太素的巨大影响,可以追溯到利玛窦初人中国之时的本土化传教方针。精通儒学的他深知天主教要在中国发展,必须首先符合儒家传统熏陶出来的士大夫的眼光。瞿太素向利玛窦建议,放弃先前的和尚打扮.改穿儒生的服饰“标着利玛窦的传教路线在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瞿太素为宣扬利玛窦带来的科学知识,不遗余力,所以利玛窦才会说:“在韶州和他浪迹的任何地方,他无休无止地赞扬和评论欧洲的事物。这也可以在中文史料中得到印证。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学问渊博,第一次见到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时,“不解其义”,听了瞿太素的解释,才恍然大悟他这样说:“前十余载,传闻有番僧航海人中国者,盘诘身中,止怀昊天图像一幅,画天为九瓣……初亦不解其义。近接瞿太素,谓曾游广南,睹一僧,自称胡罗巴(欧罗巴)人,最精历数,行大海中,惟观其日轨,不特知时知方,且知距东西南北远近几何。因携其所制之仪,大不盈尺中分九层,机可转旋。予细玩而绎之,与九瓣图义稍相似。”章潢所说的“图”与“仪”,似为世界地图与地球仪,经过瞿太素的说明,才解疑释惑。

①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 173-174 页。②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33 页。

①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第 337 页。④(明) 章潢:《图书编》卷十六(九天说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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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太素是第一个结识利玛窦的名士,但皈依天主教却比较晚,什么原因呢?利玛窦在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章,标题就是“瞿太素终于皈依了基督”。在谈到他不能人教的原因时指出:第一,他纳妾并生了两个儿子;第二,他对偶像崇拜深有修养。这两点都有悖于天主教教义,因此他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在反复分析研究教义后,他下定决心,要求领洗。他的第一步,就是和他的妾正式结婚;第二步,把家里的全部偶像,以及印刷的刻版和有关书籍,送到教堂,请求把它们付之一炬。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圣母领报节那天接受洗礼,教名依纳爵。瞿太素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信仰声明:“几年前,我有幸遇到泰西远来的真理大师利玛窦和郭居静以及助手钟鸣仁修士,他们是最初告诉我神明的奥秘的人……我谨保证从我接受洗涤灵魂每一种玷污的洗礼之日起,将把残存在我头脑里的对于伪神和环绕它的不合理的教义的信仰彻底扫除干净。我还保证在我的思想中,决不有意地卑鄙地追求不适当的炫耀个人的那种愿望,也不追求世俗的虚荣以及任何其他虚假而危险的诱惑。”@

应该说,瞿太素的皈依天主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改变宗教信仰的问题,而是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深入了解,逐渐改变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西学东渐”的积极反应。利玛窦回忆道:“瞿太素对神父经常是滔滔不绝地加以赞美,还补充说明他所带给中国的科学知识以及他是怎样开阔了知识界的眼界的;在他到来之前,他们的眼界一直是封闭的。根据瞿太素的说法,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之受人欢迎,为什么大家都想见他并愿和他在一起的原因。”利玛窦神父带来的科学知识开阔了知识界的眼界,改变了过去那种封闭的状况,人们开始放眼看世界。

中即1604年3 月16日。

[意]利码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礼记》第 357-359 页。{意]利吗窦[比]金尼阁:《利玛姿中国札记》,第 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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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权威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宋朝已经达到巅峰状态,此后逐渐式微。裴化行神父补充道,到晚明时代出现了复兴:“自从1368年逐出蒙古人以来实际上已经干涸的科学发明之风,就这样一下子又兴起了。不仅如此--而在这方面,利玛窦开创了一个运动,它几经变化之后,最后于十九世纪归结为曾国落,二十世纪归结为现今的文化复兴--据说,瞿太素还"用非常明晰优美的文辞把所学撰写成文拿去给别人看’。这对中国的未来具有至关重大的意义,因为,如果说中国现时已成一场文化伦理革命的场所,那是因为从四面八方早有新思想浸入,深入人心,搅乱人们的固有观念,精神的'资产’(如果可以用'资产’一词的话)已经深刻改变。而在十六世纪,这场运动就有其默默无闻的先锋,他们并不是出国考察者,因为谁也不能走出帝国之外去异邦寻求这些新科学,他们只是译者或编者,是他们让读者得以接触外来的着作。且不说那些福建籍秀才和肇庆的其他文人--利玛窦后来如实说这些人移译他的《万国全图》实在差劲得很,真正开始有用而又谦虚的中介人,把西方文明的成就引人远东世界的,是瞿太素。”①这段话写得非常深刻,不仅肯定了瞿太素“把西方文明引人远东世界”的贡献,还在于他指出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独特方式:他们不可能出国考察,只能专注于编译外来的着作,复兴了已经干涸的科学发明之风。在这方面,瞿太素开了一个头,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继而跟进,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2.可以与托马斯·莫尔媲美的徐光启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松江府上海县人。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在三十六岁时才成为举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十三岁时才成为进士。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在踏人途

① [法]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第13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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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有机会接触耶稣会士,接触天主教和西学。

万历十六年(1588),他在太平府参加乡试,落第后,前往广东。在韶州,进入利玛窦在韶州所建的天主教堂,遇见了郭居静神父。利玛窦这样描述当时对他的观感:"郭居静神父在这里居留的第二年,发生了一桩真正重要的事情。教堂这盏明灯保禄"在这个教堂成了一名基督徒……他是一个可以期待成大器的人,上天注定了要他美饰这个初生的教会……他是一名出色的知识分子,天资美好,秉性善良。作为士大夫一派中的一员,他特别期望知道的是他们特别保持沉默的事,那就是有关来生和灵魂不朽的确切知识。中国人无论哪个教派都不完全否定这种不朽。他在偶像崇拜者的怪诞幻想中曾听到许多关于天上的光荣与幸福的事,但是他的敏锐的思想却只能是找到真理方休。”②

有趣的是,利玛窦把中国的乡试(举人考试)称为“硕士学位考试”,把会试(进士考试)称为“博士学位考试”。他说:“1597 年,他在北京的硕士学位考试获得第一名,这是带来极高威望的一种荣誉。他在考博士学位时却不那么走运,他认为他的失败是上帝的殊恩,声称这是他得救的原因。”指的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徐光启参加顺天乡试,为主考官焦竑赏识,选拔为第一名,成为解元。但是此后的会试,却意外地名落孙山。利玛窦之所以说徐光启把这次失败看作“上帝的殊恩”,使他“得救”,是因为落第使他在下次会试及第前,有了充裕的时间,进一步了解天主教,并成为天主教徒。利玛窦说:“由于疏忽,他被算作第301号与试者,而法定人数只限三百名,所以他的考卷被摈斥了。因此他无颜去见他的家人便隐退到广东。正是在韶州,他和当时住在教团中的郭居静神父交谈,才初次和神父们结识,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礼

① 保禄,指徐光启。

②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67页。。[意]利玛窦[比]金尼路:《利玛窦中国礼记》,第 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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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了十字架。"

万历二十八年(1600)徐光启在南京遇见利玛窦,他忙于赶回上海来不及深谈皈依的问题。三年后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他因事返回南京,拜会了罗如望神父。他进屋时在圣母像前礼拜,而且在首次听到一些天主教的原理后,马上决定信仰天主教。那一整天直到很晚,他一直安静地思索着基督信仰的主要条文。他把教义的一份纲要--《天主教要》,还有利玛窦神父的教义问答--《天主实义》的一个抄本带回去阅读。他请罗如望神父尽可能多地解释某些段落,因为他必须在年底回家以前完成领洗。为了弄清他是否真正严肃地对待此事,神父要他每周一天来接受教诲。他回答说:我要一天来两次。他确实这样做了,总是准时到达。在他动身回家的那一天,他受了洗,正式成为天主教徒,教名保禄(Paul),神父们称他为徐保禄。②

次年,他再度参加会试,进士及第,被选为庶吉士,此后历任翰林院检讨、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美国学者毕得信(Willard J.Peterson)认为,他可能是当时担任官职最高的天主教徒他的达官贵人身份并不影响他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他多次运用自己的财富、才智和政治影响,支持和推动天主教会活动,正如利玛窦所言,他成为天主教在中国的“柱石”。

万历四十四年(1616),礼部侍郎、署理南京礼部尚书沈灌向朝廷上疏,主张排斥天主教,以“崇正学,黜异端,严华夷”为借口,扬言天主教“有窥伺之心”,“有伤孝道”,“私习历法”“伤风败俗”,请求朝廷禁止天主教。徐光启挺身而出,写了《辩学章疏》,维护天主教:“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

①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 328 页。

②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28-329页。

21期(1994年)。[美]毕得信:《杨廷筠、李之、徐启为会成为基督徒》《文化杂志》(中文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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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帝爱人之意。其说以昭示上帝为宗本,以保救身灵为切要,以忠孝慈爱为工夫,以迁善改过为人门,以忏悔涤除为进修。”他的结论是:“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也者。”所谓“左右儒术,救正佛法”云云,其实就是“易佛补儒”。①

万历后期,明朝与后金的战事屡遭败绩,徐光启多次上疏,建议“京师宜筑重层墩台,铸巨炮;蓟州、辽左诸台堡宜仿此修建”。所谓“铸巨狗”,就是引进西洋的火炮技术,大量制造。在一份奏疏中说:“臣之愚虚以为,勘定祸乱,不免用兵;用兵之要全在选练……选用教师,群居聚处,日夜肆习之,又博求巧工利器,如车乘、甲胄、军火、器械等,尽法制造,以配给之。”@在另一份奏疏中,详细设计了“都城万年台”的计划:“臣再四思维,独有铸造大炮,建立敌台一节,可保无虞。造台之法,于都城四面切附门垣,用大石垒砌,其墙极坚极厚,高与城等,分为三层,下层安置极大铳炮,中层、上层以渐差小。台径可数丈,每台约用惯习精兵五百人。其最大炮位平时收藏内府,第二三等藏之戎政衙门。闻有警急,既行修整安置,贼寇攻围,相机施放,虽有大众,一时歼灭矣。”@此后又遵旨陈述“急切事宜”六条,其中“议征求”条说:“军中所需精好器甲,大小神器及军火器材料,教师巧匠,有远方所有,近地所无者,须 -一征求,以便传授制造。”主要是指“西洋大小诸色铳炮”,亦即通常所说的西洋大炮。可惜的是,这些建议没有得到采纳。

崇祯二年,徐光启鉴于辽东形势日趋紧急,上疏请饬当事诸臣,筹备西洋大炮,由西洋人担任教练。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旨:“着西洋人留京,任制造教演等事。徐光启还与总提协商酌行,仍择京营将官军①究(史报》第。

② (明)邹狗:《启祯野来》一集卷六《徐文定传》。 ③)以《》

④)左危已》《徐文定公》(》。 心()徐光启:《恭承新命谨陈急切事宜疏》《徐文定公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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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应用,但不得迂缓,多事劝谕。”1同年十一月,清军突破长城要塞,兵临北京城下。朝廷上下在“守城”与“城外扎营”之间犹豫不决,徐光启坚决主张“守城”,反对“城外扎营”,他说:“昔辽阳之变,臣再遗书诸当事云,城外列营置炮,万分不可,只凭城用炮,自足拒敌。宁远之捷,凭城用炮,歼敌万众,事可证焉。”皇帝当场采纳这一主张。说:“既如是,定于守城,乃令安民厂造西洋炮,从西士法。”徐光启遵旨,“昼夜练兵,饥渴俱忘,风雨不避,手面皲瘃,提点军士。二十三日,德胜门外三发大炮,戕敌甚众。十二月初九日,公奏请造大鸟铳二三千门,用资战守二十二日,疏陈训练造铳四策。不一月,敌兵连遭挫折,公之力居多”。。此事可以看作徐光启把西学用于军事最为成功的尝试,也使他最受皇帝赏识的事功。

徐光启晚年作为礼部尚书最大的事功,毫无疑问是用西学修历一事。他自始至终强调向西方学习:

……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盖大统书籍绝少,而西法至为详备,且又近今数十年间所定,其青于蓝、寒于水者,十倍前人。又皆随地异测,随时异用,故可为目前必验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后测审差数,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后之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也。……万历间,西洋天学远臣利玛窦等尤精其术,四十等年,曾经部复推举,今其同伴龙华民、邓玉函二臣见居赐寺,必得其书、其法,方可以较正讹谬,增补缺略。盖其术业既精,积验复久,若以大统书法与之会通归一,则事半而功倍矣。

①李秋:《徐文定公行实》,《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第241页。② 李秋:《徐文定公行实》,《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第 243页。③(明)徐光启:《新法算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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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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