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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与师承之外,方以智的学同更重要的是向耶稣会士学习所得，(通雅)(物理小识》多是如此，《浮山文集》也留下了痕迹，其中为游子六(天经成问》写的序言，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对万历时进人中国的耶稣会士板为赞许，也指出他们在“通几之理”方面有所欠缺:

《天经或问》，建阳游子六所约以答客者也。概言历象，取泰西之质测，以析世俗之疑。往年良孺熊公作《格致草》《原象原理》。晚隐书林，而子六学焉。子六沉潜好学，角立渊渟，遇乱弃举子业，隐于历算日者,以养其母。专精天人之故，室福塞，风雨掩户，不汲不戚，萧然自得。愚者闻而敬之。读吾三世之(易》，反复鼎薪，致书见问，愚者答之曰:神无方，而象数其端几也，准固神之所为也，勿以质测坏通几，而昧其中理;勿以通几坏质测，而荒其实事。人者，天地之心，人不尽人，而委天乎?人不明天，乌知所以自尽乎?不通象数，乌知天人之本一而享秩序之不乱乎?……万历之时，中土化洽,太西儒来,脬豆合图,其理顿显,胶常见者骇以为异,不知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特其器数甚精，而于通几之理,命词颇拙，故执虚者辟之。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立静天以考度，定黄赤之两轴，穆天心主之冒如斯也，原不孩也。

容肇祖说，方以智早年留心西洋科学，后来，他和汤若望友好，对于西洋天文算学亦精，有他儿子的话为证。他的儿子方中通的《与西洋汤道未先生论历法》诗注:“先生崇祯时已入中国,所刊历法故名《崇祯历书》，与家君交最善。家君亦精天学,出世后绝口不谈。”由此可见,他承

①(清)方以智:《增舟先生传》(浮山文集后编》卷-《药地愚者随笔》。

@(清)方以智:《游子六《天经或同)序》《浮山文集后编》卷二《药地愚者智随笔》。430

谓诸子文辞太盛，无束帛丘园之义,疑与偶老不合。然则天鞋非圣人作乎?委巷之言，君子所鄙，言久行远，四国赖之。中

毕竟是“社兄”、“社弟”，志同道合,真正读懂了《几社壬申合稿》作者们急切地想大声发出声音,表明纠正时弊的意见,即使“与懦者不合”也在所不惜。这种心境，另外两位作序者也看出来了。姚希孟说:

近有云间六七君子，心古人之心，学古人之学,纠集同好。约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课，仿梁园、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进而受简，则勇竟倍于师中;聚而献规,又讥弹严于柱后。此二百年来所创见也。

徐凤彩则从另一个角度窥探出几社诸君子写这些诗文的心态:"天下尝苦于鲜才,以诸君子观之，多卓乎之彦矣。平素之所讲论,皆古今之故，当世之急也……至于文章之事，非诸君所急也。各怀异才而无所用，壮心难抑，则假柔翰以解之,然其寄寓遐深,情见乎辞，古人所不免矣。天下多事，有可用之才而不见知,徒使其放情文史之林,良足悼也。”3因为怀才不遇，放情于文史之林，而文章讲论的主题看起来是“古今之故”，其实都是当今之急务。

3. 剖析朝政利弊的《几社壬申合稿》

这份“壬申合稿”的作者有十一人，比起初的“几社六子”--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周立勋、李雯、彭宾，多了五人:朱灏、顾开雍、宋存楠、王元玄,宋存标。按照几社的规矩，“月有社，社有课”，其课艺不可避免带有科举应试的色彩，围绕同一个题目做文章,然后互相切磋，取

①):《云诗文)《七录诗文合集·古文近》一(几社王谢合稿》卷首《张溥序》。

② 《儿社壬申台稿》卷首《姚希孟序》。③ 《儿社壬申台稿》卷首《徐凤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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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补短，是这本"合稿”的最大特色。例如陈子龙、李雯、你远同题的《皇明同姓诸侯王年表叙》陈子龙、李雯、周立夏光影宾、顾开雍都写了同题的《中州灾异对》陈子龙、周立勋、像享远灏、李雯、夏允彝、顾开雍都写了同题的《拟山巨源答嵇叔夜绝交书》子龙、除孚远、周立勋、李雯、夏允彝、顾开雍都写了同题的《感定远

铭并序)。

这些文章的立论与辞藻各有色彩，却有共同之处，用徐风影的话头说，就是“寄寓遐深，情见乎辞”，说得更直白一点，都着意于部析明的利弊。明太祖朱元璋封建同姓诸侯王，原本想为皇权构筑屏障，求得了治久安结果适得其反,引来了燕王朱棣的反叛，显然，没有接受西汉家楚“七国之乱”与西晋“八王之乱”的历史教训。陈子龙《皇明同姓语侯王年表叙》写道:

昔之建侯求其利，今之置王畏其害，何则?机变既繁，猜情日急,往事多戒，而后防益深也……汉家统千里之封,晋室擅三军之势，而七国合逆，八王逞凶,原其丧乱,起于无制………至于骨肉相怨,肺腑摧裂。唐宋以来更酌时宜，亲近则虚崇名号,开邸京师,既鲜逾条,亦无重任……

明兴，高皇帝以海内殷远，天下新定，即位之三年，大封诸子以镇抚之。十三年复封，几二十余国。当此之时，诸王皆亲高帝子，或从高帝定天下,无不有帝制心。虽跨州连邑,与汉不侔，而厚壅资财，盛设兵卫,纵横之资具矣。莫不冕旎透蛇。龙章缤纷，护卫皆腾健之徒,官属有精采之士,庶子、子侯、尚王、支郡、上公、丞相拜伏下尘，俨然一国主焉。至于建文君之时，缘饰太平，隙开诸叔，晁错之谋益亟，田叔之火无闻，缚以裨将，幽之请室。文皇帝积不堪之心，藉可乘之业，奋兵北平，奄有天物。嗣是而后，虚礼攸崇，昔权益脱。夫既以此得国，448

即以此而疑人，人情不其然欤!

显然对明太祖的“封建”诸子有所非议,因为此举查成尾大不掉之势 “厚理资财，盛设兵卫”,终于导致燕王朱棣以高皇帝祖训”为物子,声讨仿效晁错削落的齐泰、黄子澄,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版乱，夺取帝位。成祖文皇帝上台后，“既以此而得国,即以此而疑人”，生怕此后的诸王如法炮制,从反对削落一变而为积极削落,使得以后的诸王不再拥有重兵,削夺其政权与财权。正德年间宁王宸濠的叛乱，迅即平定。原因就在于此。这样的分析不但否定了明太祖“封建”诸子的必要性，也否定了燕王(即后来的文皇帝)发动““靖难之役”的合法性。

李雯的同题文章也着眼于此:

高皇帝崩，太孙即位，群叔挟开章之谋，朝廷乏主父之算。动躁变起。而文皇用兴,大业既就,则精畏之虑亦颇相深矣。虽太祖诸王狃于自擅,见事既大,未循厥轨,然藩力之削,自此其始也。@

和陈子龙一样，他对明朝“二祖列宗”的“二祖”--太祖、成祖,没有什么好感。

这样的史识，也反映在明太祖杀戮功臣这种敏感话题上，对其后遗症感慨系之。陈子龙说:

明兴,高皇帝无尺寸之资,诸将皆起徒步,莫不并志一力，艰难尽瘁，或系身肺腑之间，或生长子姓之列，不独资以摧散。盖将托之机务，岂有侯王之号招徕，以就权宜驰驱之势，据足而分强弱裁……胡、蓝(胡惟庸、蓝玉)株累,醯废绵联，至今二

① (明)陈子龙:《皇明同姓诸侯王年表叙》,《几社壬申合稿》卷十二《序》。②(明) 李雯:《皇明同姓诸侯王年表叙》，《几社王申台稿》卷十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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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企图以“结党”的罪名陷害君子。但是他没有考虑周全,如果皇帝站在温体仁一边,岂不是支持小人陷害君子吗?崇祯皇帝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勃然大怒,大声呵斥:“胡说!御前奏事,怎这样胡扯?拿了!"震惊朝野的这场辩论，李雯是记忆犹新的，于是乎写了这篇《朋党论》:

朋党者何?君子小人之分也。其族既异，则势不得而同。不同则必争，争则君子必负其名以败，小人虽败而可以复胜。负其名以败者，君子之不幸也。小人虽败而复胜者，君子之不断也……盖天下君子之类寡，而小人之徒众，为君子者不务精其识，而务博其途听悦耳之浅言……故曰:小人之党精于小人,精则纯;君子之党不精于君子,不精则离,离则败。今天下小人有胜君子之心，而无可以为胜之名;君子有可以胜小人之名，而又无不败之实。则朋党之论恐纷纷其未有已也……汉唐以前,朋党之名恒在小人;汉唐以后,朋党之名恒在君子。然则人主将疾朋党乎?疾之，则小人受其福，而君子蒙其祸。2

在李雯看来,既然小人用“朋党”之名来整君子,那么皇帝不分是非,一概打击“朋党”,其结果必然是“小人受其福,而君子蒙其祸”,这已为天启末崇祯初的政争所证明。何况当时有人指责几社也是“朋党”，李雯当然要辩论个一清二楚。

《南吴旧话录》写到几社时,有这样一条信息:“几社非师生不同社。或指为此朋党之渐,苟出而仕宦,必覆人家国。陈卧子(子龙)闻而怒,夏考功(允彝)曰:'吾辈以师生有水乳之合,将来立身,必能各见渊源。然其人所言,譬如挟一良方,虽极苦口,何得不虚怀乐受?"卧子曰:兄

①(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

② (明)李雯:《朋党论》，《几社王申合稿》卷十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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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其齿牙”,并非戏言,崇祯十一年(1638),几社诸君编成一部五百余卷煊煌巨着《皇明经世文编》,震惊文坛。几社的青年才俊主张学同必须经世致用,在王朝走向末路的危难之际,把本朝有识之士的经世致用文章汇编成书,供当朝执政者借鉴。正如编者徐孚远在字言中所说:“当国者览此书,以为有裨于盐梅之用,庶几因是推其由来，以渐窥高皇帝之渊薮，或有弘益哉,或有弘益哉!”①

陈子龙在该书序言中指出:“明兴二百七十年,海内治平驾周漂汉,贤才辈生,勋在竹帛,而遗文绪论未有统汇,散在江海。盖有三患焉:一曰朝无良史,二曰国无世家,三曰士无实学……积此三患，故成书也。”接下来他说:

予自幼读书,不好章句，喜论当世之故,时从父老谈名公伟人之迹，至于忘寝……夫王业之深浅，观于人才之盛衰。我明既代有翊运辅佐之臣，而主上旁求俊乂,用人如江湖，则是编也，岂惟益智，其以教忠哉!②

字里行间流露出追求“当世之故”、“名公伟人之迹”，是编辑此书的旨趣,因而它的作用不仅仅是“益智”,更在于“教忠”,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宋征璧为此书撰写的凡例，虽然略显繁琐，其宗旨与陈子龙并无二致。开宗明义指出,徐孚远、陈子龙、宋征璧三人,选取本朝名臣文集，撷其精华,编成一书,“志在征实”,所以题目叫做“经世”。接着他阐述了编辑的主旨，不妨选录若千条，以见一斑:

夫国家之景运既如彼，我皇之圣明又如此，必有异人并出，以助缉熙，不愧肃皇之世者。当拭目观其盛耳。予与徐

①《皇明经世文编》卷首《徐孚远序》。崇祯年间出版的《皇明经世文编》，颇有广告意识与版权意识，封面上端横写着:“方禹修陈眉公两先生鉴定”,右边竖写着:“陈卧子先生评选”。左下方写着:“云间平露堂梓行”、“本衙藏版翻刻必究”。

② 《皇明经世文编》卷首《陈子龙序》。 455

子、陈子论昭代人才之概,而于名公贵卿深有望云。

天下有一定之理，有万变之事，正心诚意之言，亲贤远佞之说，治忽之分，罔不由兹。然义简而直，数语可尽，故集中惟元臣正士，入告我后者，载数十首，以概其余。

而治体事功，人文国典，关系一代。夫采野史则多失实，搜家乘则恒溢美，斯编折衷两端，间有标识，庶窃取乎识小之义，为异日作史之资云尔。

本朝文士，风云月露,非不斐然,然求之经济,十不一二。至若宋文宪(宋濂)之精粹,李空同(李梦阳)之谅直,王浚川(王廷相)之练达,王弇州(王世贞)之博识,宁非卓尔之姿，济世之彦哉!罕有通才，未当一概。其他若丘文庄(丘)、霍文敏(霍韬)、冯文敏(冯琦)、徐文定(徐光启),学术渊深,足为世用，一称立言立家，一为实用之准。

高皇诏废中书，文皇政归内阁，三杨秉钧而后，势以益重，至嘉隆之间，几几真相矣。若洛阳(刘健)、余姚(谢迁)之谠亮，永嘉(张璁)、丹徒(杨一清)之才略，新都(杨廷和)、华亭(徐阶)之弘博，新郑(高拱)、江陵(张居正)之英毅,山阴(王家屏),归德(沈鲤)之端方,内辅君德,外总机务，朝政之清浊,海内之安危,职任綦重,裒辑尤详。

当世所急,民穷本患,至征兵输饷,所在驿骚。然乞活鼠窃，已经数见，虽同飚风,旋即草薙。当时绦索在我，剿抚互施，取则不远，皆为前鉴。其谋可垂远，事多切今者,摭采无遗，庶励志请缨仗剑讨贼者知所审焉。①

看得出来,此书着眼于现实,突出“征实”与“经世”色彩,得到了为

① 《皇明经世文编》卷首《凡例》456

于道……然则今天子之所为固合于求治之方矣,而成效不见,何与?臣以为知威权之可以御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道,故令屡出而人疑，威尝试而反挫，求治甚速，而道远弥甚也。@

以上这些逆耳忠言,都是对当时朝政积弊的透彻分析，可见倡导“绝学有再兴之几"的几社君子们，并非一群只会吟诗作赋的书呆子。

关于几社,有一事需要厘清。复社成立之后，几社和其他文社都以团体成员加人,因而成为复社的一分子，不过他们的活动是有分有合的,或者说,复社的活动并没有取代其他文社自身的活动。在崇祯年间,复社的名声很大，几乎掩盖了几社，但几社在松江的活动依然有声有色。对于这一点,谢国桢说得非常好:

在崇祯初年，几社虽然与复社合作,但是复社对外，几社对内。复社整天地在外边开会活动，几社的同志却闭户埋首读书。复社开了三次大会，风头真是出够了，但是张天如已死，复社就嗣响终绝，而几社的文会却繁盛起来。杨钟羲《雪

桥诗话》云:

“云间几社,李舒章(雯)与陈卧子承复社而起,要以复王、李之学。共七十三人,王玠石为首,青浦邵景悦梅芬继之,与张处中、徐桓鉴、王胜受业于卧子，时称四子。少受知于知府方岳贡，岁科果试第一，问业者甚众，同时入学至十七人。王却非司空日藻、张蓼匪布政安茂皆出其门,与方密之、陆讲山、陆鲲庭皆订文字之交。当陈、夏《壬申文选》后，几社日扩，多至百人。”

那时几社的同志日渐众多,所选的制艺除宋存标《几社壬

①《明)陈子龙:《振主权(丙子)》,《安雅堂稿》卷十《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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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文选》之外，还有《几社会义》初集……《几社会义》人数比较多了，我们知道的有宋微舆、张安茂、徐孚远、张密、张宽等人。所以杜登春说:“《几社会义》初集扩至百人。”……但几社由极盛而渐变成分裂之势，就分成求社、景风两派。

杜登春所说“扩至百人”，并非夸张。嘉庆《松江府志》在写到徐尔铉、徐汲承父子“皆以诗文名几社”之后,专门提及不能立传的几社成员名单:“几社中声望最着者，同郡又有:郁汝持、陆亮辅、莫暨、杜林、读璘、李延架、李淑、徐铭敬、陆广、朱积、张寿孙、唐允谐、徐期生、盛翼进宋卓、陈梦梅、杜甲春、翁起鹗、宋家祯、李是楫、陆公枢、王有孚、王钎金震龙、杜骏徵、骐徵、李苞根、大根、何德着、徐恒鉴、彭师度、徐炜、王宗熙、顾必达、范彤弧、蝥弧、夏鼎、张宪、赵侗如、陈尔振、章飏、高何竹。唐铉、唐镕、汤涵、郁继垣、骆金声、徐度辽、章、吴桢、王元一诸人，或终明世，或人国朝，间登仕籍，亦有失其行事，不能立传者，故附着之。”②

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社

1复社的尹山大会、金陵大会与虎丘大会

晚明文社中规模最大、名气最响的无疑是复社，它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个含义:前者是指作为众多文社之一的复社，后者是指作为众多文社联合体的复社。朱彝尊写道:

①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 155-156 页。谢着中《几社始末》一章的后半部分写得很详细，请参看该书第156-166页。

② 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五《古今人传·徐尔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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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怀恨在心的宵小之徒--托名徐怀丹,捏造一篇声讨复社十大卷状的檄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请看这篇奇文:

复杜之兴主为张溥，佐为张深，下说群情，上摇国是，祸变日深，愚衷哀痛。尝着其论于数年之前，而因强莫悟，今复学其十罪，开诉四方，共析鸭鼓焉。

一曰僭拟天王。春秋之法，诛心为烈;素王之政，正名为先。惟天王至尊，称天以临之,莫有匹也。今张溥何人?敢得号天如，其心之妄肆可知矣!且世有鹿马之指，而溥公然任之。张王治、张源、张质先、张浚等十人，时称“十常侍”，谚呼“十大王”。挟以江南小天子之威，聚财纳叛，隐姓埋名(一名李樽，一名沈景应)，意欲何为?此罪之一也。

一曰妾称先圣。夫仲尼万世莫京，而溥、采何人?窃其位号，并以赵、张、王、蔡名“四配”(赵自新、王家颖、张谊、蔡申)。孚、肇、焕等称“十哲”(吕云孚、吴伟业、周肇、孙以敬、许焕、金达盛、吴周嘉、周群、吴国主、穆云桂十人)，其诞妄如此，罪之

二也。

一曰煽聚朋党。夫大道为公，而溥、采惟私声气，至于千里赴会，万艘停桡。僧道优倡,俱入社中;医卜星相，莫非友人。其品行如此，罪之三也。

一曰妨贤树权。夫赏罚为君柄,今溥、采擅之，入其社者功名可操，在社外者摈逐迭加，使人俱震其权。罪之四也。

一日招集匪人。夫实行之士，杜门自守，今溥、采社中，或号神行太保(孙孟朴)，或称智多学究(曾同远)，种种奸匪，聚匿为群，有司莫敢过问。罪之五也。

一曰伤风败俗。夫圣王首重彝伦，今则托名士子，熏心利欲。富贵是图，子可以逐其父;名势相轧，弟可以倾其兄。其480

余长幼朋友，以及君臣，又何知乎?习以成风，恬不知怪。其

罪六也。

一曰谤讪横议。夫有言贵者自当建议，今复社中同已者则亲之，异已者即谤之。遗其诋毁，虽公候可骤失贵，邀其吩睐，虽寒酸可立致身。嘻，盟社如此，使人有履霜之警矣。罪之七也。

一曰污坏品行。夫士为四民之首,今社中游博马吊之戏，老传而童习;中黄贾竖之言，途诵而口占。夸豪举于一掷，错铢动兴诟詈;买欢笑于千觞,别袂已见睚眦。其劣薄如此,罪之八也。

一曰窃位失节。夫有才干者必建功名,今复社自称名士者几数万人，未见文追管乐之猷,武比颇牧之绩。以致有志之士,不肯与社中人同应制科,盖羞与为伍也。其为人摈如此。罪之九也。

一日召寇致灾。夫灾盗贵乎能弭,今社党布结,横于朝野,主司无非社友,道府多是社朋。苞苴所遗,不问而收;拳勇之徒,不呼而集。大则肆其愤毒，小则开其衅端。故愆阴伏阳之变,有召而来,近日风蝗,亦由其所感。罪之十也。

读者诸君看了这篇奇谈怪论，一定对其信口雌黄而感到震惊,居然能够编造出如此离奇的谎言来蛊惑人心，甚而至于把近日的风灾、蝗灾都归咎于复社--“亦由其所感”,简直匪夷所思。无怪乎此人不敢署真名,而假托“嘉定徐怀丹”,造谣者毕竟心虚。不过，他还是有点贡献的,至少让我们明白了,原来关于张溥、张采自比于孔子,把太仓自拟为阙里,还有什么“四配”、“十哲”“常侍”“五狗”之类,不过是谣言而

①(明)陆世仪:《复社纪略》卷四。 481

去，张风丽以外转去，悬案未结，事会致然，罪不在溥与臣也。乃夏五月初八日溥病身死，惟臣仅生，谓复社是臣事。则出处年月不符#谓复杜非臣事，则溥实臣至交，生同砥砺，死避罗弋，负义图全，臣不出此。

窃惟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义所不废。推广溥志，不过欲稽模文体，羽翼经传耳，未会有一毫出位跃冶之思也。至于《或问》及罪檄，此忌溥者罗织虚无，假名巧诋,不惟臣生者不闻,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怀丹果有其人，臣愿剖心与质;倘其人乌有，则事必诬构。独念溥日夜解经论史，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虽与世隔越，孤立杜门，而兢兢勉学，颇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岂敢一字欺皇上!①

张采强调复社是为了科举应试而倡立的文社，宗旨不过是“楷模文体，习翼经传”而已，没有一丝一毫“出位跃冶之思”，陆文声、周之夔之流“罗织虚无”，托名徐怀丹者“假名巧诋”，表示愿意和他对簿公堂，谅他不敢,故而说:“倘其人乌有,则事必诬构。”

皇帝终于明白真相，下达圣旨:“书生结社，不过倡率文教，无他罪，置勿回。”儿据杨彝《复社事实》说,崇祯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给事中姜,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复社一案准注销。”③

①《明)张采:《具陈复社本末疏》《知提堂文存)》卷一

@(清)邹骑:《启桢野乘》-集卷七《张座常传》。邹氏写道:“公死后,复有攻公希跳狱

文教，无他罪，置匆问。”

者，再得严旨，责公及张公采各自陈。采具疏备述颟末……蔬上，上亦鉴书生结社，不过倡率

@ 杨鲜:《复社事安》，转引自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 137 页。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九十五(金毓岗传》:“因言复社一案,其人尽缝掖,不可以一夫私怨开祸端。帝多采纳。”邹丽(启祯野旁》-集卷十一《金御史传》;“其解党锢一流,尤诤于群小罗织清流之日,而为海内所传语者也。”万斯同《明史》卷三百七十-《姜堔传》;“温体仁与复社之狱，七年未结，

偶已复召当国,事乃大解。"

(姜)深言:’诸生率用明经史,无可罪,而张溥一代着述才,贵志以没,宜贵易名之典。时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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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由成也。”1

这是周钟为《楼山堂集》所写的序言。吴应箕所说的“不得志则以其所见者着明之”，就是他所写的《国朝纪事本末论》《东林本末》《两朝剥复录》等当代史,为洞察崇祯年间的“党争”提供一面镜子。

这种史论,其实就是政论,用历史委婉地批评当时的朝政。看一下侯方域所写的《朋党论》便可以明白。由于孔尚任的《桃花扇》的流传。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留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掩盖了他的见识与才情。其实他是很有思想的才子,请看他的这篇文章:

君子小人之不能不分也久矣。其祸必成于小人，其罪必归于君子，此二者相持不并立之势也。而小人必胜，君子必败。其小人之所以胜者,大率自称孤立;其君子之所以败者，必以为朋党……夫主上居深宫之中，与臣庶隔绝，常恐天下之欺己，而密以为防，群天下之人而有朋，群国家之臣而有党，此岂人主所乐闻哉……自世之既衰也，而党人之目在下，盖小人既逐君子，则朝廷之上可以惟我所为，而恒恐君子之在下者得而非议之。于是因其议论而指为讥刺，观其风节而诬为标榜，群天下名彦之士，而尽陷之语言文字之中，使其辨之无可辨，而逃之不可逃，则小人之势成矣!②

他在文章末尾，特别写了一句画龙点睛之笔:“人主奈何不之悟也!”据文集编者徐邻唐的点评:“此系朝宗少年作”，文集的另一位编者徐作肃的点评也指出:“明朝门户自四明(沈一贯)始分，至乌程(温体仁)而后，

①(明)吴应箕:《楼山堂集》卷首《周钟序》

② (明)侯方域:《朋党论》,《壮悔堂文集》卷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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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集。其集也，自其素所期向者遴之，称名考实，相聚以类，亦自然之理也。计其时为聚者三，主之者刘伯宗、许德先、沈崑铜也。癸酉(六年)则杨龙友、方密之。再一举行，而莫盛于姚北，若丙子(九年)之役。夫吾党自庚午后,汇聚之士半为升用，其本末固已见于天下矣，攻之者且四面至，物盛而忌，夫何怪乎!于是天下方以社事为讳，而姚子独于忧疑满腹、谗口方张之日，大聚吾徒,而盟之曰:“吾党所先者道也,所急者谊也，所讲求者异日之风烈事功，所借以通气类者，此文艺而假以宣彼我之怀者……”姚子独毅然行之,一无所畏,固为其难者哉!

最能反映复社理想政治的,是吴应箕写于崇祯九年(1636)的《拟进策》。他从邸报见到臣民纷纷进言，皇帝都有批示,有的人因此“骤荷进用”。但是在他看来,这些奏章“于天下大计俱有未当也,私以为言者皆负上”,因此草拟了十策。由于他是无名之辈,无法呈进朝廷,后来收入文集，成为书生论政的一个记录。这篇《拟进策》包括十个方面:持大体、别邪正、谨信任、审言术、励廉耻、重变更、储边材、罢无用、养民财、塞贪源。略选其中若干，以飨读者:

持大体

总纪纲、挈要领，一切兵刑钱谷各责之所司而已……此所谓大体得也。体失而后务为操切,操切之过，臣下奉行不及，则益工为欺蔽，而丛胜因之。至于丛胜,则操切亦有时而穷，而废隳因之，究之，柄且为人所旁操而不觉。是故得体而治，失体而乱，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也……臣观神宗初年，张居正为相,其荡涤振刷不可谓无功，然亦似稍刻矣。神宗一以宽

① (明)吴应箕:《国门广业序》，《楼山堂集》卷十七《序》。② (明)吴应箕:《拟进策并序》，《楼山堂集》卷九《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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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继之，迹若倦勤，而政实得体，故海宇晏如者几五十年矣。迨其末年，不无废弛惰窳之象，亦其势然也。因而(熹宗即位)口口边屑孳生宫禁,逆珰之祸，海内沸然。幸陛下神明践祚,然后人心始有所恃,于是惩先朝之失驭,创群工之积弛,手揽万机,躬亲庶政,至于间阎铢两之奸，皆勤诏旨,虽汉宣之精励,岂能及陛下之万一哉!然臣固有虑焉，事无大小，俱自上操，使天下皆重足而立者，欺罔之藉也;言无是非,俱得达陛,使天下皆裹足不至者，奸佞之丛也。大臣无所执持，小臣相为朋比者,衰乱之征也。是故欲惩贪而愈以风之，欲革弊而愈以启之，何也?失体也。

他用张居正的操切来反衬神宗的宽大,看似倦勤,其实是“得体”,所以几十年海内晏如。再谈到当今陛下手揽万机、躬亲庶政，励精图治的汉宣帝不及陛下之万一。然后话锋一转,崇祯一朝九年来,皇帝大权独揽,过于操切,天下重足而立、裹足不至,欺罔奸佞丛生,贪弊愈演愈烈。根源就在于“失体”，亦即皇帝没有“持大体”。

别邪正

今夫国家之患，莫大于人臣之自为朋党，而其病由于人主之不分邪正。夫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杂进,于是君子以小人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为小人;小人指君子为朋党,君子亦自以为党而不辞。始未尝不从国家起见,后不过争竟门户。迨争竞门户，而君子常易衰弱，非易衰弱也，君子难进而易退，难荣而易辱。于是小人揣得其情，攻之以必忌,持之以难久。不幸君子或授之以间，又不幸附君子者或因之为市，而君子之势孤矣。君子之势孤，国家之事去矣……陛下试观即位以来，谁为顺悦，谁为憨直?谁重气节而轻于祸福，谁矢念于国家，谁快心于报复?其挤掇阅历不可谓不熟矣，又试观神店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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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身在朋党横被攻击者，其后之孤忠劲节、甘死如饴者何如?又观天启中所谓志在进取、力攻朋党者，其时之诵德称功、嗜利无耻者何如?而邪正之数有不较然乎?今之时势又与先朝不同，则夫希名而附和，与夫惩迹而矫饰者，其苍素黑白诚难遽别，然而泾渭之源流自在也。陛下诚能穷治之源，而登进斥逐，一以其权归之于上，使众正汇进，而检险小人无所缘而售其奸，将国家之治理可以计日而待。

他和李雯、夏允彝、侯方域等人一样,提及当时热门的话题:朋党与君子、小人，尖锐地指出，病根在于皇帝“不分邪正”，结果是君子日趋孤立，“国家大事去矣”。如果能使“力攻朋党”的阴险小人无以售其奸，国家何患不治!

谨信任

臣闻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疑其臣之心，而信任之不专，尤莫

患乎臣有要其主之心,而信任之太笃。不专之与太笃,皆足为患，而第其轻重则无所别,而笃任之者其为祸甚深也……高皇帝神武开天，犹失之胡惟庸;肃皇帝英明绝世,犹失之严嵩。是故信任之不可不谨，其在英主为尤甚。皇上躬戡珰祸,手揽万机。念夷寇之交讧也，尚方之赐时出;悯财赋之日匮也,司农之任独久。总纪纲于中丞,归操柄于冢宰,不专之患,可幸无之。且陛下始欲借内镇以风励诸臣，未几撤之如脱稿，即昨日召置辅相，士大夫方举手加额,而旋以一人之言弃之。人方疑陛下信任之理太轻，臣即窃于此有虑者……故臣愿陛下益去其菲薄臣下之见，程力量能，执虚公以驭下。

①(明)吴应箕:《拟进策并序》《楼山堂集》卷九《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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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又假借意气，多散金钱，以至四方有才无识之士贪其馈赠，倚其荐扬,不出门下者盖寡矣。①

在想露了阮大铖种种劣迹与野心之后,最后写道:

杲等读圣人之书,附讨贼之义,志动义慨,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若使大铖罪状得以上闻，必将重膏斧锁，轻投魑魅。即不然，而大铖果有力障天，威能杀士，果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而况乱贼之必不容于圣世哉!谨以《公揭》布闻，伏惟戮力同心是幸。2

真是大快人心事，复社同人举杯庆祝。夏燮如此描述当时的盛况:“时四举国门广业之社，凡揭中之一百四十余人,大半人会中,周仲驭(钟)亦至焉。于是留都防乱之揭传播南中……金沙周仲驭抗疏归,有重名，时以谢丧来南都,集门徒五百余人于高座寺。于是揭中之执牛耳者,布衣则推先生(吴应箕),缙绅则推仲驭(周钟)，贵则推定生(陈贞慧),而东林之后推子方(顾杲),忠臣之后推南雷(黄宗羲)。日置酒高会,辄集矢怀宁(阮大铖),嬉笑怒骂以为常。”3

阮大铖慑于清议的威力，不得不躲进南门外的牛首山，暂避锋芒，派遣心腹四出收买《公揭》文本,孰料愈收愈多,传布愈广。彷徨无计之时,他想到了刚刚来到南京的侯方域,阮与其父司徒公(侯恂)有年谊,算是侯公子的父执辈，企图利用这一人脉来缓和与复社的关系，由亲信王将军代他出面示好，不惜重金撮合侯公子与秦淮名妓李香君。侯方域严词拒绝，他后来写信给阮大铖重申自己的立场:

执事(阮大铖)仆之父行也，神宗之末与大人同朝，相得甚

① (明)吴应箕:《留都防乱公揭》《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 148 页。②(明)吴应箕;《留都防乱公播》《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 150 页。③(清)夏燮:《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请》，崇摘十二年已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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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忽一日，有王将军过仆甚恭。每一至，必邀仆为诗歌、既得之,必喜雨为仆贯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股殷积向不倦。仆初不解，既而疑，以问将军。将军乃屏人告仆曰:"是曾阮光禄所愿纳交于君者也。光禄方为诸君所诟，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吴君次尾,庶稍湔乎。”仆敛容谢之曰:“光禄身为贵卿，又不少佳宾客，足自娱,安用此二三书生为哉?仆道之两君,必重为两君所绝。若仆独私从光禄游,又窃恐无益光禄，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绝矣。”凡此皆仆平心称量，自以为未甚太过，而执事顾含怒不已，仆诚无所逃罪矣。

侯方域为李香君所写的传记提及此事,措辞更加直白:“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李香君)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

令人赞叹的是侯方域在崇祯十六年(1643)已经察觉到，日后阮大铖一旦得志，必定大肆报复的心态，他写道:“仆今已遭乱无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独惜执事忮机一动,长伏草莽则已，万一复得志，必至杀尽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则是使天下士终不复至执事之门，而后世操

①(明)侯方域:《癸未去金陵与阮光禄书》《壮悔堂文集》卷三《书》。

(明)侯方域:《李姬传》《壮悔堂文集》卷五《传》。夏燮《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记载,此事后来为孔尚任《桃花扇》渲染,以杨龙友替代王将军而王梅军一事遂为孔东塘《桃花扇·却奁》 涮之蓝本,又以杨龙友代王将军。传奇之体,装点排场，巧配脚色,义亦无嫌,惟以侯生纳李姬，大铖办装,系之癸未三月，则不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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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书以议执事者，不能如仆之词微而义婉也。①不幸被他言中，后来阮大钺在弘光小朝廷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

可惜的是,复社君子们的努力,难以挽回明王朝日暮途穷的末路。这或许是生不逢辰的悲剧吧!

6.报国无门的悲剧

吴应箕没有进入仕途，始终是一介文士，报国无门令他很无奈,写信给阁老钱士升，一吐胸中的郁闷:

相公阁下,某虽不肖,尝有志于天下之故,自恨不得稍藉尺寸,使有所发抒其志气。又尝欲以当世所急,及胸中所筹画可行之事,上书于公卿大僚,及巡方守土诸官,徒以势分悬绝，雅无知故，虽言之，恐不见省录，故卒郁郁,不得一吐。

甲申之变以后，他又写了长篇大论,反思亡国之痛。其中《原君》《原相》两篇最有见地。

客问:“古有君明而国亡者乎?”他的回答，陷入了两难境地，一则说“乌有是哉”，再则说“非主不明而亡”。其实他对崇祯皇帝是有所批评的，一是过于明察，二是过于操切。他说:“夫主贵明而忌察，察则伤明也，故多恃,恃而莫予抗也,于是下务为蔽匿则生疑,疑而莫予当也，于是上益务。夫操束，则滋扰,卒于法不必信,用违其才,朝出令而夕责成,前见贤而后获罪,奸雄适以藉资,庸下趋之仆负,譬之木心已蠹而枝叶尚在,方以为此翘然者可资栋梁而假荫庇也。讵知大风过而干摧根拔，遂已全无木哉。”③但是面对客人的提问:“然以先帝之忧勤,犹无救

①(明)侯方域:《癸未去金陵与阮光禄书》《壮海堂文集》卷三《书》。② (明)吴应箕:《上嘉善钱相公书》《楼山堂集》卷十三(书》。③(明) 吴应箕:《原君》《楼山堂集》卷十九《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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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亡,则岂有莞暗淫虐者足又安保世乎?"他又为崇祯皇帝辩解，充满了同情与惋惜:“崇替者运也，废兴者数也。天之所去，谁能留之?且夫以(泰)昌(天)启之末运,而承阉祸溃决之余,丞辅覆悚，列职负乘，独恃此一人者，兢唐业虞，挈此将赢极敝者，以累存枵枝于十七年之久。”在他眼中的先帝,仅凭一人之力支撑十七年之久,已属难能可贵;更何况他“殷然身死社稷,其风烈足以视二帝三王而无愧哉”。因此他的结论是:“国不幸而亡也，非主不明而亡也”，“吾君非亡国者也”。

在《原相》篇中,回答客人的问题:“崇祯十七年,所置相几五十人,岂无贤者?而任不专,专不久,岂无专且久者?而益不治，其谓之何?"他说得很干脆:“崇祯时谓之无一相可矣,何谓数十人哉?”在他看来,崇祯一朝的内阁辅臣没有一人值得称道:“夫蒲州(韩)岂非君子哉,先帝初立,即召之，天下方望其风采，而不能使人主信且惮者,则道不足而术疏也。于是乌程(温体仁)以矫行愎,而见谓精忠;阳羡(周延儒)以柔济贪,而舞其机用;武陵(杨嗣昌)资悍,以兵败而计穷;韩城(薛国观)意忌,卒谗行而身死。此数人者，方其人主信之，同列下之，天下士大夫附之，所谓专且久者是也。挟全盛之余资,负英主之方向,岂难强国庇民,创弊夷患,而乃强敌在门，重宝人室,封疆日蹴，门户牢持。”然后他一一列举:

温体仁执政八年,“蕴崇滔天之大变”;

杨嗣昌督师前线,“遽增饷至七百余万,用兵无丝毫功,岂惟藩国覆、巨寇张、骄镇叛,而大势亦自是不支矣”;

薛国观“未穷厥慝，卒蒙恶声”;

周延儒复出，“惆然自以为姚、宋(姚崇、宋璟)而不疑,方其起废籍。蠲积逋、撤内缉、出久系,探怀纳说,捷若转圜,岂不亦救时雅望哉?而牢笼翕张,以恩为市,如京师大贾,所居积转贩倾天下,天下廉耻,益以

①(明)吴应箕:《原君》，《楼山堂集》卷十九《客问》。506

重坏”。其结果是严重的--“于是使人主切齿,以为人臣无一可信，故

一切按诛，而国家之事去矣。"

吴应箕分析得鞭辟人里，精彩之极!由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复社虽然是一个文社,却并非不问世事的象牙塔,间或议论时政,抨击弊端,目光之透彻,言词之锐利,一般官僚望尘莫及。

吴应箕的人生结局和大多数复社成员一样,是慷慨激烈的。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南京陷落。闰六月,金声在徽州绩溪起兵抗清,吴应箕在池州起兵响应。那时的他，获得了平生第一个官职--福建隆武政权授予的池州推官监纪军事,不过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兵败被清军俘虏,牺牲于家乡贵池县之石灰冲。壮志未酬的五十二年人生以悲剧告终。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一百多年后，处死他的大清王朝已然进人盛世，忽然大发慈悲，追谥他为“忠节”。这样的皇恩浩荡未免晚了一点，不过对于吴氏后人而言,多少是一个安慰。

四余 论

晚明的文人结社活动，随着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在政治高压与文化专制的双重打击之下，已成强弩之末,日趋萎缩。顺治十五年(1658),皇帝在给户部的谕旨中,明确表示要对江南乡绅、进士、举人、贡监、打击。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这些赋税重地,查出拖欠赋税者一万三千多人，以

① (明) 吴应箕:《原相》,《楼山堂集》卷十九《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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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粮”的罪名，革去功名、官职,并处以重罚。所谓“抗粮”，近乎吹毛求疵,刚刚成为“探花”(进士一甲第三名)的叶方蔼拖欠税银一厘,折合制钱一文,竟被革去功名,民间哄传:“探花不值一文钱。”被新朝任命为国子监祭酒的吴伟业，也以少量欠税而遭到革职处分。可见当局此举并非着眼于区区一点欠税,而是借故迫使江南乡绅、士子就范。正如松江人董含《三冈识略》所说,其结果是“鞭朴纷纷,衣冠扫地”。这正是奏销案所要追求的目标。与此相伴随的科场案，也是借题发挥，意在打击江南文人以及他们所依托的家族和社会。江南乡试案比顺天乡试案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两房主考官、十八房考官被处死,家产充公,妻子籍没为奴;参与舞弊的考生锒铛人狱，发配充军。杜登春《社事始末》说:江浙文人牵涉丁酉乡试案的不下一百人,一向兴旺的围绕科举应考的社事活动，从此萧条，几乎停息。一年之间，人们忙于为囚车送行李，为躲藏者送衣食，没有消停的日子。

顺治十七年(1660),礼科给事中杨雍建上疏,要求严禁文人结社，他写道:“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宁,拔本塞源,尤在严禁结社订盟。今之妄立社名,纠集盟誓者,所在多有,江南之苏松,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其始由于好名,其后因之植党,相习成风,渐不可长。请敕部严饬学臣实心奉行,约束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倘奉行不力,纠参处分,则朋党之根立破矣。”皇帝接受了这一要求，下达圣旨:“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着严行禁止。以后再有此等恶习,各该学臣即行革黜参奏,如学臣隐徇，事发一体治罪。”1严行禁止”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自是,家家闭户,人人屏迹,无有片言只

①(清)王先谦:《东华录》,顺治朝卷三十四,顺治十七年正月。冯玉荣;《明末清初松江士人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04-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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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敢涉会盟之事矣。”晚明文人结社之风,至此烟消云散,以后也不曾再现。何以见得?请看下文。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号称盛世,却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吹毛求疵,望文生义,以片言只语定罪,置人于死地。一朝比一朝更为严酷,更为强词夺理,愈演愈烈的恐怖气氛弥漫于整个社会。

康熙时代,当局最忌讳的是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文人稍有涉及，便遭杀身之祸。庄廷的“明史狱”,戴名世的“南山集狱”,令人不寒而栗。庄廷鍦是湖州南浔镇富商,顺治年间购得同乡前辈朱国祯的《明史稿》,聘请名士修改，增补了天启、崇祯及南明史事,以《明史辑略》书名作为自己的着作出版。一时轰动,被乌程县知县告发，遂酿成大狱。康熙二年(1663),庄廷已死,遭到断棺戮尸的刑罚，凡是为该书作序、校补、刻印、发售者，乃至与该书有一字牵连者，几乎无一幸免，先后处死七十多人，株连七百多户人家。戴名世是安庆府桐城县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戴名世的文集《南山集》中,把南明福王、桂王政权视为正统。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告发他用南明弘光、永历年号,酿成大狱。不仅戴名世被处死刑,其祖孙三代亲属,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全被处死，受株连的有几百人之多。

雍正时代,汪景祺、查嗣庭、钱名世、曾静等,都因文字遭祸。礼部侍郎查嗣庭在江西主持科举考试,被别有用心的人告发,所出试题中有“维民所止”字样，竟然说“维”字、“止”字是有意砍去“雍正”的首级,大逆不道。这是典型的拆字游戏式样的文字狱。为了找到更为直接的证据,在他的日记中查出“狂妄悖逆”的字句,如他认为侍讲钱名世因为写诗歌颂大将军年羹尧,遭到革职处分,是“文字之祸”。因为这些话是在私下的日记中流露出来的,被定罪为“腹诽朝政,滂讪君上”。查氏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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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杜登春:《社事始末》。

监献,又遭戳尸的刑罚,亲属学生受到牵连。

乾隆时代的文字狱变本加厉。戴名世死后，隔了五十多年，乾隆鱼帝借“南山集案”大兴冤狱,处死举人蔡显,株连二十四人。由头是，有人想发蔡显的着作《闲闲录》，有“怨望谤讪”之词。所谓“怨望谤讪”之词,不过是蔡显引用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原意是说,红牡丹才是上品,把紫牡丹奉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到了那些制造文网的酷吏眼里,看出了另外的意思，指责蔡显影射夺取朱明王朝的满人是“异种称王”。对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状,蔡显只得被迫自首,祈求宽大处理。结果,坦白并未从宽,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上报皇帝,主张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蔡显。乾隆皇帝看了高晋和明德的奏疏以及随同奏疏附上的《闲闲录》，大发雷霆，下达圣旨,把蔡显的凌迟改为斩首,却对高晋和明德大加训斥因为乾隆自己从《闲闲录》中看到了这样的字句:“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羹尧)案得罪。”而高晋、明德查办此案时，竟然没有发现这些非议朝政的字句，是“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该当何罪!@

此后的王锡侯《字贯》案，更为离奇,更加蛮不讲理。江西举人王锡侯,鉴于《康熙字典》篇幅庞大,使用不便,编了一本精简的字典--《字贯》。江西巡抚海成立即报告皇帝，王锡侯擅自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狂妄不法,建议革去他的举人功名。乾隆皇帝原本以为是一个寻常诳诞之徒,妄行着书立说。待到他亲自看了随同海成的奏疏附上的《字贯》，发现该书序文后面的凡例中，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庙讳以及自己的“御名”,都开列出来,大为愤慨。认为是“深堪发指”、408-418 页。@ 参见孟森《《闲闲录)案》，《明清史论着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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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逆不法”之举,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但是海成仅仅主张革去举人功名，大错特错。他在给军机大臣的谕旨中狠狠训斥道:海成既然经办此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草率地凭借庸陋幕僚的意见上报。上述“大逆不法”的字句就在该书第十页,开卷就可以看见，“海成岂双眼无珠茫然不见耶?抑见之而亳不为异,视为漠然耶?所谓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义安在?”结果,王锡侯处死，海成革职，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

乾隆时代,诸如此类的文字狱有一百多起,占整个清朝文字狱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此起彼伏的文字狱,使得文人们噤若寒蝉,处于极度恐怖之中。

美国汉学家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935年出版的英文着作《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所得到的结论是:乾隆大兴文字狱完全是一种心理畸形。乾隆总的来说是个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暴君，他干预学者的独立研究，故意算改历史,残酷地迫害文人，接二连三地禁书、毁版。乾隆朝虽然号称盛世，实际上是清朝衰落的开始，而《四库全书》的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地为了达到钳制思想的目的。富路特的着作出版后，受到西方学界欢迎,有的评论者指出,以往西方人只知道乾隆的文治武功，富路特的贡献在于首次揭示出了乾隆的阴暗面,让人们看到了盛世中隐藏的危机和衰败的萌芽。。

所谓盛世竟然如此色厉内荏,它的由盛转衰也就不足为奇了。

① 参见孟森《《字贯》案》,《明清史论着集刊正续编》，第 398-407 页。

② 参见顾钧(西方学者眼中的乾隆朝文字献》,《中华读书报》2014年4月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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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9: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