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说文开的就说:“推时有李势号卓吾者，壮岁为官，晚年例发，已自外于名教，不足齿矣。近又《藏书》《焚书》《卓吾大德》每书,流行海内，想院人心。是其人不可一日容于圣明之世，其书必不可一日不没去。一句其人不可一日容于圣明之世”,露出了杀机，看来题目中所说

的“一行区道”不过是一个统子，“重加怎治"才是本意。

张同达首先声讨李赞“刺谬不经”的观点。

吕不书、李国浊观言闹，潜移国姓,此万古大好巨盗也，今乃曰“智谋名臣”，以此为训,是使人起非分无望之想也。李斯抗儒生焚诗书百家语，桥诏擅立君别，以贻千万世无穷之惯，此国之贼也，今乃曰“才力名臣”。以此为训，是使人长份更专擅之好也。

冯道历事五朝，朝君臣而暮仇故,此人臣万古之戒也，今乃曰“此史隐也，社稷为重也”，不知由梁而唐而汉而周而契丹，社樱凡几更矣,道之所存者果谁家之社稷乎?以此为训，是使人不知有君臣之义也。

卓文君不奉父命，而私奔相如，此失身之妇也，其父卓王开恶而绝之，今乃曰“非失身乃获身也。卓王孙斗筲小才，安足与计事，孤负良缘，遂失佳偶”。以此为训，是使人不知男女聚之耻也。

秦始皇行事载在史册,为千古覆辙可鉴,今乃曰“自是千古一帝"。以此为训，是以残忍为英雄也。

孔子以直道为是非,万古人伦之至也,今乃曰“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则无是非”，是又以孔子为不足法，而敢于非至

①(明)张问达:《邪臣横议放店乱真败俗恳乞圣明严行驱逐重加惩治以维持世道硫)(历现纱)巷三十五(崇偶类》。

圣也。

他的结论是:“书之狂诞悖戾,未易枚学,大椰多得不经。与失醒三耳、鸡三足、白马非马之说何异?是其书不可一日不毁者也”在批判了离经叛道思想之后，张问达犹嫌不足，又对李货进行人身攻击,极尽污蔑之能事:

至尤可恨可丑者,寄居麻城,肆行不检,始容无良辈游于庵，已而无良辈拉妓女裸身,当白昼同浴于池。其究也，道勾引士人妻女,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之内如醉如狂。

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皆名曰菩萨。一时士人之妻女,果尽皆真菩萨耶。灭礼义，渎伦常。坏风俗,盖至于赞之行也极矣。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而乐其放肆,相率相煽,以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公然同于夷貊禽兽,而不之恤。

他的结论是:“是皆贽之邪说异论浸溃转移而诱之迷也,嗟嗟,是可一日容于圣明之世哉?”

奏疏的最后亮出了他的意图:伏望皇上洞察“邪说之非”、“流祸之远”,命通州地方官将李贽押回原籍治罪,不许再聚生徒讲学惑世;并且降旨南北两京及各省,将李贽刊行诸书与未刊手稿,尽行烧毁,毋令贻乱于后世。

神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达圣旨:“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行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治罪。"。

①(明)张达:《邪臣横议放恣乱真败俗恳乞圣明严行驱逐重加惩治以维世道疏》。《万历疏钞》卷三十五《崇儒类》。

②《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九,万历三十年闻二月乙卯。

337

锦衣卫缇骑奉旨前来通州。其时李贽抱病为《究正易因》定稿，书稿完成,病情加剧。得知缇骑已至,力疾起床,大声说:是为我也，为我取门板来!随即躺在门板上疾呼: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马经纶欲随行,他劝阻说:逐臣不人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马经纶坚持随行，说: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是藏妖人者,死则俱死，不能让先生前往而自己独留。

次日,锦衣卫审讯卧于阶上的李贽:“你何以妄着书?”李贽答:“罪人着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拒不承认朝廷对他的指控“敢倡乱道,惑世诬民”。

几天后，礼部尚书冯琦给皇帝呈上奏疏,题目是《为重经术祛异说以正人心以励人才疏》,支持张问达的指控,拥护皇帝的圣旨,说道:“顷者皇上纳都给事中张问达之言,正李贽'惑世诬民’之罪,尽焚其所着书,其于崇正辟邪，甚盛举也。”2他的这篇奏疏反映了朝廷“崇正辟邪”的观点,看起来义正词严,实际上迂腐得很。“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不妨细细读来。

他洋洋洒洒地展开论证,居然从“春秋大一统”谈起:“春秋大一统，统者,统于一世,统于圣真,则百家诸子无敢抗焉;统于王制,则卿大夫士庶无敢异焉。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性》《鉴》、正史而外，不列于学官,不用以课士,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盖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此所谓圣真,此所谓王制也。”他要营造“百家诸子无敢抗”“士庶无敢异”的局面,不容许异端思想产生、流行。然而,现实并非如此:“自人文向盛,士习寝漓,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骛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

①(明)袁中道:(李温陵传》《同雪备近集文钞)卷七

@:重正心入材》《宗伯集》五十七《奏流·礼部》。338

二氏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程朱……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恣论为神奇，以荡弃行检、扫灭是非廉耻为广大。”1在冯琦看来，这就是李贽的罪状，“背弃孔孟,非毁程朱”,“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皇帝定他“惑世诬民”之罪,当然就是“崇正辟邪”的盛举了。

但是，思想解放的潮流不可阻挡,情况并不乐观。他忧心忡忡地问道:“世道溃于狂澜,经学几为榛莽。部科交列其弊,明旨申饬再三,而意未能廓然一大变其习者,何也?”即使遵照圣旨“尽焚其所着书”，也不能解决问题:“即如烧毁异说,去年亦奉有明旨,督学而下何曾禁止一处,烧毁一书?等经学于弁髦,得诏书而挂壁。如此,即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复何益?”究竟怎么办,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说:“容臣等细思考酌，再行题请。”?

皇帝对他的奏疏看得很认真,立即批示:“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取士,表章宋儒。近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子,扫灭是非,荡弃行检,复安得忠孝节义之士为朝廷用?”@

几天之后,冯琦再次上疏,就整顿“士风文体”,维持“世教”,开出药方,一共十五条:经术、文体、行检、后场、提学、岁考、人学、冒籍、祠祀、典试、程式、参阅、关节、禁匿名帖、刻书。涉及经学、科举、学校、出版各个领域,企图扭转“世道溃于狂澜,经学几为榛莽”的局面。其中与李贽直接相关的是第一条和第十五条。

第一条名曰“经术”:“士子肄业,必经术明而后学术正。我朝明经取士,经书传注以宋儒所订者为准,要在发明理奥,羽翼圣真。近

①(明)冯琦:《为重经术祛异说以正人心以助人才班》,《宗伯集》卷五十七《奏疏·礼部稿》。

②)冯:《为重经术说以正人心以励人才破》《宗伯集》卷五十七《奏疏·礼部稿》。

③(明)冯琦:《为重经术法异说以正人心以励人才流》《宗伯集》谷五十七《奏疏·礼部稿》。

339

日习趋诡异，语尚虚无，甚至背孔孟、非程朱，以怪诞不经之说，黄博进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主张:“以后提学官严谕诸生，先将经书、性》、《鉴》熟读详阅,有余力者可及历代正史、《皇明制书》。其理圣不经及浮华无用之书，不必人目，作文必依经傍注，照圣贤口气发挥。”这显然是想推行文化专制，一是四书五经必须以宋懦所作传住为准,二是不得阅读““诬圣不经及浮华无用之书”,三是作文必须依伤四书五经,“照圣贤口气发挥”。连“口气”都要和圣贤一模一样,专楼而迂腐之极。

第十五条名曰“刻书”,显然是对于皇帝对李贽下达的圣旨“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行烧毁,不许存留”所作的补充发挥,不仅要烧毁,而且要堵塞它的由来:“近日非圣叛道之书盛行,有误后学，已奉明旨,一切邪说伪书尽行烧毁,但与其焚其既往,不如慎其将来。以后书坊刊刻书籍,俱照万历二十九年明旨,送提学官查阅,果有裨圣贤经传者,方许刊行。如有敢倡异说,违背经传,及藉口着述,创为私史,颠倒是非,用泄私愤者,俱不许擅刻。”这是想用行政手段控制书籍出版，严加审查,凡是“非圣叛道”之书,一律不准出版,只有那些“有裨圣贤经传”的书籍才准许出版。这办得到吗?后来的事实表明，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李贽的着作不断再版,其他“违背经传”的着作也禁而不止。

但是,皇帝还是批准了礼部的十五条禁令,下达圣旨:“俱依拟,着实行。士子必谐心圣经,恪守王制,他日方能奉公履正,裨益国家。始学既已不轻,将来有何竖立?今后考试经书，务重圣贤本意,失旨的黜退。话场条对无遗,方称实学。毋以浮文诡语为奇解。卷到时，该部科

9(明)高说:为通李明自开陈务例以惟世教现》《宗伯集》卷五十七《奏魂·礼

340

期此评论。坊间私刻，举发重治勿饶!”

朝廷的这种态度,预示着在狱中的李贽难逃一死。

主持正义的马经纶接连写了四封书信,奋起为李贽辩诬,驳斥张问达的诬陷不实之辞。这四封书信收录在余永宁、陈大来刊刻的《李卓吾先生遗书》中，为历史保留了一丝正直的声音。

在(启当事书》中,马经纶首先指责湖广地方官,驱逐致仕的四品知府之举，有悖于《大明律》:“卓吾不能安其身于麻城,闻檄被驱,狼狈以避。虽以黄堂四品大夫，《大明律》所谓以礼致仕与见任官同者，而地主独不相容。虽以七十五岁风烛残年，孔大圣人所谓老者安之，而顾毁其庐，逐其人，并撤其埋藏此一具老骨头之塔，忍令死无葬所而不顾，此岂古今之异势哉!”然后反驳所谓“惑世”“宣淫”的污蔑:“缘麻城人以'异端惑世’目之,以'宣淫’诬之耳。夫使诚惑世而宣淫也,天道不容,国法不贷，即杀此七十五岁老翁以正一方之风化，此正豪杰非常作用，弟且为圣门护法庆矣,又何疑于驱逐乎……彼盖藉宣淫之名,以丑诋其一乡显贵之族,又藉逐僧毁寺之名,以实其宣淫之事。于是贿众狂吠,若以为公论公恶焉耳。此其机械甚深,而其用心亦太劳矣。”

所谓“宣淫”之说,乃至“勾引士人妻女””云云,其实是无稽之谈。袁中道说,李贽“体素癯,淡于声色,又癖洁,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妾婢。后妻女欲归,趣归之。自称"流寓客子"。既无家累,又断俗缘，参求乘理,极其超悟,剔肤见骨,迥绝理路”@。钱谦益也说:“袁小修尝语余曰:卓老多病寡欲,妻庄夫人生一女。庄殁后，不复近女色，其戒行老禅和不复是过也。平生痛恶伪学,每人书院讲堂,峨冠大带，热经请

①):《为经说以正人心以人才》《宗伯集》五十七《秦丽·礼②(明)马经纶:《启当事书》，《李卓吾先生遗书·附录》

部稿》。 341

③ (明)袁中道:《李温陵传》《河雪斋近集文沙)6七

问,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诸生有携妓女者见之,或破颜微笑曰:'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于是麻黄之间，登坛讲学者衔恨次骨,遂有宣淫败俗之谤。蟾蜍掷粪,自其口出,岂足以污章老哉!”①由此可见,张问达的诬陷不实之辞,实在不堪一击。

在《启当事书》中,马经纶抨击所谓伪学之禁:“伪学之有禁也,非自今日始也。宋朝不禁朱元晦,世庙之朝不禁王阳明乎?卓吾生今之世宜乎为今之人,乃其心事不与今人同,行径不与今人同,议论不与今人同,着作不与今人同。夫彼既自异于今之人矣,今之人其谁不以彼为异为颇。此固情所必至，势有固然,无足怪者。夫既以彼为异为颇矣,赠忌者诬之曰淫纵,便信以为真淫纵;忌者诬之曰勾引,便信以为真勾引。何也?其心诚疑之也。疑蛇则蛇,疑窃则窃,此亦情所必至，势有固然无足怪者。夫以七八十岁垂尽之人,加以淫纵勾引之行,不亦可笑之甚乎?”@

张问达对于《藏书》的诋毁，没有一条站得住脚，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完全是学术问题,为什么要把它政治化，上升为一种罪状?说秦始皇为“千古一帝”，李斯为“才力名臣”，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何罪之有?马经纶把他驳得体无完肤:

夫评史与论学不同，《藏书》品论人物，不过一史断耳，即有偏僻。何妨折衷，乃指以为异为邪，如此则尚论古人者，只当寻行数墨,终身惟残唾是咽,不敢更置一喙耶……卓吾先生乃阳明之娟派儿孙也,行己虽枘凿于世人,而学术实渊源于先正，平生未尝自立一门户,自设一藩篱，自开一宗派，自创一科条，亦朱尝抗颜登坛，收一人为门弟子。今李氏刊书遍满长

1(请)铁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国集《异人三入·卓吾先生李贵》@《明)马经纶:《启当事书》(李卓吾先生遗书·附录》。

342

安，可覆按也。乃不摘其论学之语，商量异同，而顾括其评史之词。判定邪正，何也?吾观自来评史之异者，亦不少矣。秦罄子古好臣也,丘仲深(丘溶)以为再造于宋:太公望万世大圣也,王元美(王世贞)以为不及管仲;严光以一丝维汉九鼎,谈节义者必首称之，而我太祖高皇帝亲洒宸翰，特为着论曰:“吾观天下之罪人，罪人之大者,莫大于严光。”噫，何其异也!夫大租当干戈倥偬之时，而读史能破拘挛，妙发心得，迥绝老生常谈，此亦足以发明旧说之不必尽泥，不必尽同矣。惟不同所以为《藏书》，惟宜藏而不藏，所以有今日之禁。

说得有理有据，逻辑严密,评论历史不应当一再拾前人唾余,寻行数墨，丘溶、王世贞已有先例，何况太祖高皇帝(朱元璋)“读史能破拘挛，妙发心得，迥绝老生常谈”，为什么李贽的“妙发心得”要斩尽杀绝呢?

在给刑部尚书萧大亨的信中,马经纶为李贽鸣冤:“惟是流言止于智者，观人决于素行。卓吾先生之素行何如也?宦游二十余年，一介不取,清标苦节,人所难堪,海内荐绅,谁不慕悦?夫以如是人品，如是操履,而以逾闲荡检之事诬之，亦大不伦矣。至于着述,人各有见,岂能尽同,亦何必尽同!有同有异,正以见吾道之大,补前贤之缺。假使讲学之家一以尽同为是，以不同为非,则大舜无两端之执,朱陆无同异之鲜矣。他诚恳地希望主管司法的萧大亨主持公道:“大抵今日之事,惟们赖二祖八宗之灵,天地神明之灵,贤人君子之保护,元老大臣之曲全,固国体国脉所系,百世万世所传，确乎非一身一家之私议也。”。

但是,皇帝圣旨已经定论,任何人都无能为力,马经纶的都还虽然伸张了正义,但是改变不了李贽的命运。

2022-12-08 18:5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