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江南,江南的棉布业市镇出产的精品棉布,号称“衣被天下”不仅行销全国,还远销海外。1580 年代至 1590 年代,中国商人运往马尼拉的商品,排在首位的是生丝、绸缎,其次就是棉布、夏布。中国的棉纺织品还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往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早在 16 世纪末，中国棉布已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1600 年，从澳门开往日本长崎的葡萄牙商船运去 3 000 匹棉布,见于博克瑟(C.RBoxer)的着作。其实,中国的徽州海商,早已从宁波走私棉布前往日本。刊印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筹海图编》就已记载,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第一位是生丝,第二位是丝绵,第三位就是棉布。而这些棉布的产地就是江南的棉布业市镇。

随着欧洲商人的步伐,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通过澳门这个渠道，进入中国。他们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传播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使得中国在文化上融入世界。“西学”以前所未见的巨大魅力，深深吸引一大批正在探求新知识的士大夫们，短短几年，就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高潮。无怪乎西方学者把利玛窦称为“科学家传教士”,中国士大夫则把他叫作“西儒利氏”。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佛学传入对于中国文化影响之深远，人所共知;而明末西学东渐的影响可以与之媲美，或许更胜一筹，使得中国人看到了欧洲先进的天文历算、数学物理、衣田水利、机械制造等领域的新知识。

在耶稣会士的影响下，中国人开始真切地了解世界，涌现出第一代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瞿汝夔、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方以智等,他们与耶稣会士合作编译各种欧洲科学着作，向国人普及新的科学理念，一时间钻研西学蔚然成风。裴化行神父在《利玛窦神父传》中说，16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场文化伦理革命，其先锋“并不是出国考察

者,因为谁也不能走出帝国之外去异邦寻求这些新科学，他们只是译者或编者,是他们让读者得以接触外来的着作"。他推崇瞿汝夔“把西方文明的成就系统引入远东世界”;赞扬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的徐光启,可以和英国人文主义最纯净的代表人物托马斯·莫尔相媲美。徐光启起用耶稣会士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吸收欧洲先进的天文学知识，使中国传统天文学转型，开启了中国人认识宇宙的新阶段。李之藻把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刊刻出版，并且加上许多文字说明，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观念，让中国人认识到人类居住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圆球,中国只是地球的一小部分。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人们知道了地球上有五大洲，大大开拓了士大夫的眼界,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崇祯五年(1632)浙江宁波的天主教徒朱宗元把中国与欧洲相比较,感慨系之:“天载之义,格物之书,象数之用,律历之解,莫不穷源探委……则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自鸣之钟,照远之镜,举重之器,不鼓之乐,莫不精工绝伦，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贾万国，五金山积，我中土之富饶不如也”。人们在惊讶之余，不能不反思，以老大自居的天朝，应当急起直追了。

西学东渐的成功，还得归功于晚明社会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接受氛围。周振鹤教授说，此次天主教来华的运气比较好，客观环境正处于晚明“天崩地解”时代，有利于基督教义的传播。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大大解放了读书人的思想。思想愈解放，就愈需要新的资源。天主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除了其他吸引力，新鲜感本身就是一种号召。晚明的中国大环境让传教士们感觉到如鱼得水。

王阳明思想的精髓，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他认为，学问是天下的公学，不是朱子可以私有的，也不是孔子可以私有的，拒绝拜

5

种否料是中国所需要的，但需要量不大。中国不依赖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商品……所有的贸易都应通过进责体系开展,这是永乐皇帝的父亲的决定，永乐皇帝加强了这一体系而没有做任何的变动。"

海禁战策严禁人民私自出海与外国贸易，只留下了一个官方的通道，保持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过它被严格的限制在朝贡体系之内。正如王赓武所说: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切都通过进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官方角度来说，进贡也是唯一可行的外贸形式。……强调所有的对外关系都是臣民与君主的关系,强调所有的礼物都是送给中国皇帝的贡品,皇帝送出的礼物则被看做居高临下的皇帝赐给臣服的统治者的礼物。”②

所谓官方的通道，就是洪武三年(1370)设立的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此后虽然一度关闭了这三个市舶司，但是永乐元年(1403)重新开放这三个市舶司，并且在这三个市舶司所在地，设置宾馆招待外国朝贡使节。宁波的宾馆叫做“安远”,泉州的宾馆叫做“来远”,广州的宾馆叫做“怀远”，一概带有居高临下的口吻--安抚与怀柔。这些宾馆的职责,除了接待朝贡使节,还附带转运朝贡方物,安排随船外国商人与当地中国商人在宾馆附近进行有限制的小额贸易。

负责朝贡事宜的礼部，先后在首都南京和北京设置接待使节的宾馆--会同馆，安排各国使节朝见皇帝，献上贡品之后，领取皇帝的赏赐，一应礼仪完成之后，允许随船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在会同馆附近进行贸易,时间是三天或五天，只有朝鲜和琉球可以超过三五天的限制。

关于会同馆，万历《大明会典》是这么记载的:

旧设南北两会同馆，接待番夷使客。遇有各处贡夷到京，

① 王赓武:《永乐年间(一四〇二~一四二四)中国的海上世界》《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 144 页。

2 王赓武:《永乐年间(一四〇二~一四二四)中国的海上世界》，《王赓武自选集》。第150页。

12

纽带就是该国国王派遣使节定期朝贡,并且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明朝建立伊始，朝贡体系就开始运作，朱元璋一方面派遣使节出访各国，一方面接受各国使节的朝贡。在《明太祖实录》中留下了许多记录:

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诸邦国，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株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①

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南贾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瑰球、三佛齐、渤尼、彭亨、百花、苏门答利、西洋、邦哈刺等，凡三十国。

日本学者檀上宽的《明初的海禁和朝贡》指出:从本质上来说，朝贡制度是把中国国内的君臣关系扩大到周边诸国，把国内的政治统治照搬到周边诸国。伴随着朝贡的交易方面的经济利润是次要的，中国方面的“出超”是常态。明朝要求周边国家呈献的贡物是简素化的，它所强调的是朝贡的政治礼仪;与贡物相比,明朝皇帝的“回赐”数量是巨大的,往往是贡物的数倍，并且对朝贡国的附带品实施免税的恩惠。对于明朝方面而言,通过朝贡关系,确立东亚“礼的秩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万历《大明会典》用了整整五卷的篇幅来谈朝贡，分别是东南夷(上)、东南夷(下)、北狄、东北夷、西戎(上)、西戎(下)等。很显然，对周边邻国与民族的这种称谓，反映了中国皇帝的世界观:自己是“中央之国”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君临天下,周边的蛮夷戎狄,必须对中央之国表示臣服,而表示臣服的方式就是定期的朝贡。所以朱元璋的“祖训”开列了“不征诸夷”: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尼等十五国。

①《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戊寅。

②《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四，洪武三十年八月丙午。

③ 参见森正夫等主编《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年,第 215 页。④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百五《礼部六十三·朝贡一·东南夷上》。

14

不可收拾。

郑晓就这样评论:给事中夏言上言:'祸起于市舶’，礼部遂请罢市舶。而不知所当罢者市舶太监，非市舶也。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以故祖训虽绝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废。郑晓的话讲对了一半，应当罢去的是贪腐的市舶太监赖恩，而不是市舶司这个机构。至于他所说的“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只知其一不知其

一、其实外商更加需要中国百货，需求量十分庞大，比中国对外国百货的需求量大千百倍。不过郑晓作为当时的大臣(郑晓官至兵部侍郎兼漕运总督、兵部尚书),能有这种见识,已属难能可贵了。

崇祯年间的吏部候选监生许重熙在《嘉靖以来注略》中引范守己言评论道:“郑晓有云:夏言谓倭祸起于市舶，遂请罢之。不知当罢者内臣,非市舶也。祖训虽绝日本,而市舶不废,盖以通华夷之情，使利权在上也。市舶罢,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内词,海上无宁日矣。噫,晓言不为无见。然使番舶不至，则奸豪何从诳取其货以阶厉耶?夷货非衣食所急，何谓中国不可缺耶?朱纨严其禁令，而言者纷纷，则衣冠之盗甚于夷狄也。”范守己前几句话说得不错，尤其是罢废市舶造成“海上无宁日”的分析，颇为精当。但后两句--“然使番舶不至，则奸豪何从诳取其货”云云，见识显然不及郑晓。纵观郑晓的其他言论可见，他是主张开海禁的,而许重熙则倾向于严海禁。立场不同，观点自然相异。

从嘉靖二年(1523)浙江市舶司关闭后，日本的朝贡停止了十七年。嘉靖十八年(1539),日本国王派遣使节来宁波朝贡,《皇明驭倭录》如此

①(明) 郑晓:《皇明四夷考》卷上《日本》。

② (明)许重照:《嘉靖以来注略》卷一，嘉靖四年“而曰”条。

3 郑晓《乞收武勇亟议招抚以消贼党疏》(《郑端简公奏议》卷二)有言;“华夷之货往来相易,其有无之间贵贱顿异,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赢;居者倚门,而获牙行之利。今欲一切断绝,竟至百计交通，利孔既塞，乱源遂开,驱扇诱引，徒众日增。"因此,他主张在"诛剿”之后恢复市舶。

25

2.海禁的突破口:月港与双屿港

在这种背景下,闽浙沿海的走私贸易习以为常。最突出的事例是漳州的月港，早在成化、弘治年间,月港民间的走私贸易十分兴旺，带来了非凡的繁荣景象，号称“小”如果有期的积累，决不可能形成这种景象。崇祯(海澄县志》写道:“有力者往往就波涛为阡陌,倚帆植为来耜。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资,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十倍，故民乐之……十方巨贾竞鹜争驰,真是繁华地界……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该志还写道:“以区区之澄在海滨,而贪人聚焉,驵侩辏焉，大盗睨焉。其民非有千亩渔陂千章材，千亩桑麻卮茜也。以海市为业,得则潮涌，失则沤散。不利则轻弃其父母妻子,安为夷鬼;利则倚钱作势,以讼为威。至用常难治也。”。该志还说:月港周边“夷艘鳞集,游业奇民捐生竞利，灭没风涛间,少抵牺辄按剑相视,剽悍成俗,莫可禁遏”⑧。

漳州府的月港镇(嘉靖二十七年升格为海澄县)之所以能够凭藉走私贸易而繁荣，是多种势力协同促成的，单凭富商巨贾(包括外商)难以成事，必须得到当地势要之家的支撑，还必须获得官府的默认或纵容。关于这一点，嘉靖二十六年(1547)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任浙江巡抚兼摄福建地方军务的朱纨深有体会，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多次提及在《请明职掌以便遵行事》中，朱纨说:“大抵治海中之寇不难，而难于治窝引接济之寇;治窝引接济之寇不难,而难于治豪侠把持之寇。闻此地事未举而谤先行,效未见而肘先掣。盖山海渊薮视为表里,衣冠剑戟相为主宾，利于此必不利于彼，善于始必不善于终。此海道历年养乱，所

① 崇祯《海澄县志》卷十-《风土志》

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九(艺文志·赠桃海澄奏绩序》。国 蛋祯(海澄县志)卷十七(艺文志·新建梅澄县城碑记》

30

以至于此极也。”"在《阅视海防事》中说:"(漳州沿海)贼船番船则兵利甲坚,乘虚驭风，如拥铁船而来。土着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漳泉地方本盗贼之渊薮,而乡官渡船又盗贼之羽翼。臣反复思维，不禁乡官之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也。故不恤怨谤，行令禁革、以清弊源。”然而“禁革”谈何容易!

与月港南北呼应的另一个走私贸易基地，是宁波的双屿港。

双屿是一个岛，又名双屿山,位于“昌国东南海中”。昌国是定海县东北二里的招宝山近旁的一个小山。嘉靖《宁波府志》写道:“招宝山，县东北二里,旧名侯涛,后以诸番人贡停舶,改名招宝……山之东南峙一小山,仅高寻丈,名昌国山。”“中中、中左千户所,郡治东南海中二百里,即古翁州,亦名舟山,今定海县昌国四里地……洪武二十年改昌国守御千户所。”@简单地说，双屿就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由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成为海外各国前来宁波贸易的最佳港口。嘉靖《宁波府志》对于定海县的形胜有这样的描述:“至如高丽、日本、琉球、三韩之属,峙列岛屿,若凫若鹭,若隐若见,纳质贡琛,帆舶踵至,鱼盐商贾，航瓯舶闽,浮会达吴,率以是为通衢,万灶云屯,舟师鳞萃,扼险而守,于今最称重镇焉。”④

双屿港在中外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完全可以与月港相媲美。主张严厉海禁的浙江巡抚朱纨，上任伊始就捣毁了双屿港的一切设施，他向朝廷申明理由时说:“浙江定海双屿港,乃海洋天险,叛贼纠引外夷,深结巢穴。名则市贩，实则劫虏。有等嗜利无耻之徒交通接济，有力者自出资力,无力者转展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

① (明) 朱纨:《请明职掌以便遵行事》《皇明经世文偏》卷二百五。② (明) 朱纨:《阅视梅防事》,《皇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五。

③ 嘉靖《宁波府志》卷六《山川志》;卷八《兵卫志》。按;此后,昌国千户所升格为昌国卫,从定海县移驻象山县。

① 嘉靖《宁波府志》卷四《疆域志·形胜》。

31

月,拜敕改命巡视，遂与疾督兵追贼，下温盘、南亮诸详……赵文华陷以南京侍郎、胁以身后之祸，说以市舶之利,与屠乔、屠大山内外交煽尤多。乃连疏请骸骨，申辩寒塞。已百自温进驻福宁,漳海大捷，擒佛郎机名王及黑白诸番喇哒诸贼甚众。度其必变，乃传令军前执讯，斩其渠魁，安其反侧。先后以闻，浙闽悉定。五月，得请生还，困卧箫寺。屠乔嗾御史陈九德。论以残横专擅，众欲杀之。赖圣明在上，姑视职候勘。窃自叹，一介书生,叨冒至此,静思称塞,不过数事……①

当逮捕他至京讯问的圣旨下达之时，朱纨已经自杀身死了。对于他的死，人们大多表示惋惜,王士骐说:“国史谓纨张皇太过,又谓功过未明,尚非曲笔。”万斯同说:“纨清强峭深,勇于任事,不恤人怨，故及于祸。……纨在事三载,号为有功,徒为滃訾者所挤,而勘官务深入,不恤国典,致劳臣受祸,朝野为之太息。”③不能说毫无根据,但流于表面，各人立场不同视角亦异。深层的问题在于，他所全力维护的海禁,究竟是否合理?究竟是否符合时代潮流?他至死都不明白。

徐光启说得好:“朱秋厓纨，清正刚果，专以禁绝为事，击断无避，当时哗然。卒被论劾,愤懑以死,至今人士皆为称冤。冤则冤矣,海上实情实事未得其要领，当时处置果未尽合事宜也。此如痈疽已成,宜和解消导之法，有勇医者愤而割去之。去与不去，皆不免为患耳。”历史就是这样奇妙,拉开一段距离,才容易看得明白,徐光启对朱纨充满理解之同情，却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政见颇有问题。那么徐光启所批评的

①(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六十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秋厘朱公圹志(自撰)》。按;文中提到的屠乔、屠大山都是高官。屠乔,字安卿,号东洲,宁波府鄞县人,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大山,字国望,号竹墟,宁波府鄞县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应天巡抚。

② (明)王士骐:《皇明驭倭录》卷五。

③ (清)万斯同:《明史》卷二百九十五《朱纨传》。④ (明)徐光启:《海防迂说》,《徐文定公集》卷四。

37

“海上实情实事未得其要领”,究竟是什么意思?请看他的分析:“有无相易，邦国之常。日本自宋以前，常通贡市，元时来贡绝少，而市舶极盛,亦百年无患也。高皇帝绝其贡，不绝其市。永乐以后，仍并贡、市许之。盖彼中所用货物，有必资于我者,势不能绝也。自是以来，其文物渐繁,资用亦广。三年一贡,限其人船,所易货物,岂能供一国之用?于是多有先期入贡，人船逾数者，我又禁止之，则有私通市舶者。私通者商也,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又从而严禁之,则商转为盗。盗而后得为商矣。”

这种深邃的见识，宽阔的视野，只属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徐光启，朱纨哪里可以与之比肩呢?这也许就是朱纨的局限性，正是这种局限性铸就了他的悲剧下场。正如陈文石所说:“朱纨之败,乃明代海禁政策下所酿成的悲剧。……朱纨徒以严急执法，不能就海禁政策与广大沿海贫民生计根本问题上检讨议处，实为失策。而滨海势家，仅知就个人利益，挟制玩弄其间，恩怨相倾,意气相斗，尤足令人叹息。”①

走私贸易与海禁政策的较量，以这样的结果收场，发人深思,海禁政策的不合时宜,已经昭然若揭了。

四 嘉靖倭患的真相

相对于广东沿海对南洋的贸易而言，浙闽沿海对日本的贸易控制更严，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一旦浙江市舶司关闭以后，海上贸易的供求

① 陈文石:《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本上册,第394-395 页。

掠为事。有的原为海商,转而为盗。三十三年前后，诸股渠帅多被诛服，惟王直、徐海等仍为乱不已。"

3.“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明白了海商转而为盗的背景,我们不能不佩服当时人唐枢的犀利目光,他在回答胡宗宪的咨询时,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海禁严厉，商人转而为寇:“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衍,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始系于此。夫商之事顺而易举,寇之事逆而难为,惟其顺易之路不容,故逆难之图乃作。”他特别强调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海上逐臭之夫无处无之,恶少易动之情,亦无处无之。樵薪捕鱼,逞侠射利者,原无定守,不得安于其业，则随人碌碌，乃常情之所必至。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无所效尤，以为适从。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三十二年)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三十三年)之寇,沙上之黠夫、云间之良户复大益之而为寇也;乙卯(三十四年)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迹是而观，能无治其始乎?”四很清楚,倭患最严重的嘉靖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先是海商转而为寇,继之各行各业随之为寇,沿海的黠夫与松江的良户也从而为寇，到了后来四方云集,鱼龙混杂,形势愈发严重。

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对倭寇的分析与唐枢有异曲同工之妙，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成为中国大患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人:“倭夷之蠢蠢者,自

① 陈文石:《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本上册，第399页。

② (明)唐枢:《论处王直奏请复总督胡梅林公》，《木钟台杂集》利卷《海议》。

57

滨海村聚矣。当是时，直不欲负叛逆名,顾托言夷寇,偷而阴主其事。闽浙巡抚朱公纨，督兵剿双屿，据险筑寨而还。而直收余烬，巢烈港，并杀海贼陈思盼”,势益大，而海上寇悉受直节制，且献杀思盼功求市，官勿许。而盗海边益甚。@

王直本有开港互市的愿望，蒋洲、陈可愿一行抵达日本以后，进展颇为顺利。他们在五岛(今长崎县福江市)先见了王激,而后见了王直。王直设宴款待,酒过三巡,蒋洲等道出了胡宗宪的诚意:如能归降,赦前罪不问，授予官职,且宽海禁,许东夷市。王直表示:“我辈昔坐通番严禁,以穷自绝,实非本心,诚令中国贷前罪,得通贡互市,愿杀贼自效……成功之后,惟愿进贡开市而已。”③

王直随即偕同日本商人善妙等四十余人，前来开通贡市，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初抵达宁波外海的岑港。多年遭受倭患的浙江官民,骤然听闻王直等带领倭船前来,十分恐惧。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报告朝廷:王直等“意未可测,纳之恐招侮”。于是,朝议哄然,指责胡宗宪“且酿东南大祸”。④ 王直察觉情状有异,派王激去见胡宗宪,责问吾等奉招而来，将以息兵安邦,理应信使远迎,宴犒交至，如今却俨然陈兵于岑港周围,即使贩卖蔬菜的小舟也不让靠近,胡公岂不是在耍弄吾辈?胡宗宪再三解释，国禁原本如此，发誓本心未变,还让王激看到了他写的赦免王直罪状疏稿，并且答应王直要求，派指挥夏正为人质，随王激回到岑港。王直疑虑打消，偕同叶宗满、王清溪前往胡宗宪的军门，正式接受招抚。

① 引者按:“陈思盼”,嘉靖《宁波府志》作“陈四盼”,唐枢称作“陈思泮”。② (明) 张蘸:《吴淞甲乙倭变志》卷上《纪歼渠》。

③ (明)王士骐:《皇明驭倭录》卷七,嘉靖三十五年。(明) 比越:《嘉隆两朝闻见纪》卷九，嘉靖三十五年四月。

④ 参见《嘉靖倭乱备抄》(不分卷),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庚戌。6 参见《嘉靖倭乱备抄》(不分卷),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庚戌。

63

风外还有200，月商的宋售中国货物,返回时大多不破是你，而是一起白锅资乐，唯以在收的的,我府的没一种特别说,叫(和”海本建村日省一百五十56成为一五二十两)口

天安新说为:“6建天记年”在收东西二样”到万5年间，月港对外网赛 32余年、城有地方将包的管理体制,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与能外技强中发用要要作用，解先，为福建地方车饷以及财政开牌二大要可康实源，不及三年开础引心时，我新6000 两，万年四年至十5国收策增至2下款网，万5二十二年,税购达之9万余两，其2，房有中保地修现了的中后期税收到度放实物税到向货币税制转变治开生随旁，其和收蛤构也为调代外贸税收提供若干制度准备。此外，后速开海近中了明后要程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津泉民众出海贸系经共一条合法果道。福建南民正是利用这一通道，大规模出海经商照易、够舍青样，日本，不仅在华商中一枝独秀，而且是南海贸易强劲的海有势力。这恐伯是“月法体制”最使得称道的客观效应。心

月通贸易的意义并不同限于被建一地，请如发展了地方经济，增加了多少税收，它的意义带有全同性--最高当局第一次批准民间商人可以出海,可以与外商贸易，否定了治用达二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在深州月施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此后，随着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带动了的辉地区经济繁荣，从到面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全球化的大航海时代，开放海禁是唯一可取的选择。统治者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

而广东地方当局以乎更单认识到这一点，在民间海外贸易方面采取途越海禁的笑话政策，这就是所谓“广中事例”。当年王直接受招抚

专()张座:(东西洋河)电七(9栋考)

0 李庆新:(用汽海件贸易制度)，地会科学文部出版社。2001年，第10

之人卢黄四等,私通交易。嘉靖庚子(十九年)继之许一许二许三、许四勾引佛郎机国夷人,络绎浙海，亦市双屿、大茅等港,自此东南衅门始开矣。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宁波知府曹诰以通番船招致海寇，故每广捕接济通番之人,鄞乡士夫尝为之拯救,知府曹诰曰:今日也说通番。明日也说通番,通得血流满地方止。明年,邓獠等寇掠闽海地方所海寇盗亦发。海道副使张一厚，因许一、许二等通番致寇，延害地方，统兵捕之。许一、许二等敌杀得志,乃与佛郎机夷竟泊双屿，伙伴王直，于乙巳岁(二十四年)往市日本……”①

葡萄牙人从 1524 年起,在中国东南沿海闽浙一带进行贸易，他们活动的地城--宁波外海的双屿岛,是远近闻名的走私贸易据点。它孤悬海外,岛民早在明初已经内迁,长期无人居住,极有利于走私贸易。许栋(许二)李头(七)王直等,此为据点,进行易葡萄牙人贸易之余,在那里栖息越冬,许栋,王直从葡商手中买进各种番货。转手倒卖,还从他们那里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自己的船只,用来对付官军。从1524 年到 1547 年,葡商在双屿岛上建造了千余座房屋,设立了市政厅、教堂、医院、慈善堂，居民达3000人，其中葡萄牙人1200人，其余是各国的天主教徒。当时的走私贸易十分兴旺，以致形成港口拥堵不堪的景象。据说葡萄牙人每年在双屿岛的交易额达到300万葡元以上，绝大部分交易用日本银锭作为支付手段，交易的商品主要是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粮食，以及从东南亚运来的胡椒等土特产。因此之故，双屿岛一时号称葡属东方殖民地最富庶的商埠。西方史家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说:“在其繁荣兴旺的日子里,双屿成为中国人、

①(明) 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六《海市》。

② 参见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华书局，1988 年，第 87-88页。亦见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88 页;黄庆华《早期中葡关系与澳门开埠》,《史学集刊》1997 年第 4 期。

89

遇罗人、婆罗洲人、琉球人等等的安全地带，使他们免遭为数众多事于整个海城的海盗之害。这个地方向来繁华但自1542.年(嘉略二)年)起由于对日本贸易而变得特别富庶。其地有两座教堂。政厅、两家医院,以及超过1000幢的私人房屋。尽管这组属中国查辖，但实际上由一个自治市政机构统治着,这个机构由行政司法官。审计官、法官、市议员以及其他六七种官员组成。”中

这种繁荣状况仅仅持续了几年,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迅抚风浙,为了消除倭患,调集军队把双屿岛的走私贸易据点彻底捣毁，随后又有漳州的走马溪之战,葡萄牙商人不得不从浙闽沿海退回到广东。

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事当属王直引导葡萄牙商人前往日本。据日本文献《铁炮记》记载，天文十二年即嘉靖二十二年(1543),一艘从中国驶来的大型船舶，抵达九州东南部的大隅半岛南面的种子岛，船上一百多名船员服装与语言都很奇特。其中有一名大明儒生，名叫五峰,以沙滩当纸，与当地人笔谈，介绍这些人是“西南蛮种之贾胡”。。所谓大明儒生五峰,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峰船主王直。此举的意义非同小可，从此开启了中、葡、日的三边贸易的新格局。日本文献《大曲记》说:“有个名叫五峰的从大唐来到平户津，住在现在的印山邸址修建的中国式房屋。他(指平户领主松浦隆信)利用了五峰，于是大唐商船来往不绝，甚至南蛮的黑船也开始驶来平户津。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西都。”

广东方面的情况稍好一些。由于广东方面对佛郎机“悉行禁止”，导致“番舶几绝”，对广东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嘉靖八年(1529)新任广

①[瑞]龙思泰着，吴义雄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5页

②参见洞富雄《铁炮--传入及其影响》,思文阁出版,1991 年,第 463-464 页。亦见松浦章《中国的海商和海贼》，山川出版社，2003年，第 50-51 页。

③[日]木宫泰彦着，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18页

90

的生丝需求最很大。从战国时代以来,由于国内统一社会秩宇渐次化复,生活安定各地的机织业勃兴,大内氏城下町山口的机织业名道迹,最大的机地莫过于京都的西。17世纪初，日本的生丝总需求量约为三四十万斤,几乎完全印赖葡萄牙人从中国运来。由于罗朝严厉打击楼寇,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走私贸易趋于断绝，从澳门前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解融占了与日本的贸易，因而被称为长崎贸易的独占时代。中1600年前后,一艘葡酶牙商船从澳门运往长崎的中国货物，其数量、格、都有记录,有案价值由此可以清楚看到当时澳门一长崎贸易的一般状况。请见下表:

表11600年前后澳门-长崎贸易状况一览表

货名 数 量 进货价格(银) 日本售价(银) 销售收入(银)

白色生丝 500-600担 80两(担) 140-150两(担) 79 750 两

丝线 400-500担 特级140两(担) 370-400两(担) 86 250两

普通 55-60两(担) 100两(担)

次品40两(担) 90两(担)

绸缎 1700-2000匹 1.1-1.4两(匹) 2.5-3.0两(四) 5 088两

黄金 3000-4000两 5.4-6.6两 7.8-8.3两 28 175 两

棉纱 200-300担 7两(担) 16-18两(担) 4 250 两

棉布 3 000匹 0.12-8.50两(匹) 0.23-17.0两() 14816 两

汞 150-200担 40-53两(担) 90两(担) 15 750两

铅 2000担 3两(担) 6.4两(担) 12 800 两

锡 500-600担 12两(担) 22两(担) 12 100 两

年第3期。

100

在李旦大世前两年,福建巡抚南居益向朝适议利用李旦的特味努力,驱这群占中国台湾的荷兰人。1624年，李旦的部下海澄人顾息务,之众台。年625)领息济在合湾内死，郑芝龙被推为首领。就在这一年八月，李旦死于日本平户,旦产队为天启年间东南沿海的海上霸主。他先借自己的制海权,向航行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商都发放“通行证”，确保他们的航行安全，由此获得可观的收益。。

2.尼古拉·-官--郑芝龙

万历三十二年(1604),郑芝龙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安平镇。泉州内部的安海港,是宋代泉州两大港口之一,海商云集,生意兴隆，政府在此设置石井镇,负责安与税。明代地有石井巡检，所以史书说,郑芝龙是“泉州南安县石井巡司人也”。这个沿海港口历来海上贸易兴旺发达,为了谋生,很多人一生漂泊海上,郑芝龙也不例外。他的父亲郑绍祖是泉州知府衙门的库吏,舅舅黄程是海商，从事澳门与日本、澳门与马尼拉的远程贸易。天启元年(1621 年),他前往澳门投奔黄程,开始了漫长的海商生涯。天启三年(1623),黄程有一批销往日本的货物,搭载在同乡李旦的商船上,派郑芝龙负责押运。由此,郑芝龙开始与海商李旦结缘。郑氏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一,所以小名叫做一官，弟弟芝虎、芝豹就是二官、三官。当时的澳门已经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拥有三个教会，一所贫民医院和一个仁慈堂,大约有五千多基督徒。在这样的氛围下，郑芝龙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取教名尼古拉

①参见松浦章《中国的海商和海贼》，山川出版社,2003 年,第 63 页。② 参见松浦章《中国的海商和海贼》，第65-66页。

③(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六《郑芝龙受抚》。

105

(Nicotas)。以后他越母房黄程的往日本,受雇于早已发财物就中国

商人李且。

李旦以日本平户、长崎为基地，从事日本与中国福建及台商的R易。商兰人进人台湾后，李旦又把台湾作为与日本，澳门、马尼拉巴达维亚贸易的中转港。李且很欣贵郑芝龙精明狡诈的经商本领，把他为养子,又把几艘商船和巨额资金交给他掌提，让他从事与越南、来境赛等地的贸易。郑芝龙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使他得到了李且加倍的信任。李旦在日本去世后,郑芝龙名正言顺地继承了他的事业。跃成为可以和外国商人抗衡的中国海商集团的首领。

大约在1621年(天启元年)或1622年抵达平户不久，郑芝龙和姓田川的日本女子结婚,生下了儿子郑森，也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郑成功。1625年,郑芝龙接收了李旦的船队和财产后，活跃于闽粤沿海，被明朝当局视为海盗头目。崇祯元年(1628)福建巡抚熊文灿无力对付这个海上霸主，便用“招抚”的手段加以笼络，封给他一个“福建游击”的官街,让他把总部设在厦门，专门对付海商与海盗一身而二任的刘香。当时刘香的势力非同小可，拥有一百多艘船和几千部下1635年败于郑芝龙之手。此后郑芝龙势力如日中天，根本不听熊文灿的节制，我行我素，地方政府奈何他不得。因此博克瑟说:“他实际上成了福建及其邻近海域的主人。”①王赓武认为:“郑芝龙之所以能将其庞大的海上势力统领在一起，靠的是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技巧，靠的是成功的贸易活动更重要的是依靠其大家族和忠实的闽南同乡的支持。”②

郑芝龙在澳门的一段生活令他终生难忘，因而对澳门有特别的偏爱。当时日本发布禁令，禁止澳门的葡萄牙人前往日本贸易，郑芝龙出

Φ 【英]博克瑟着,松仪摘译:《尼古拉·一官兴衰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 年第 3期@ 王春武:《没有帝国的商人:侨居海外的揭南人》(海交史研究》1993 年第1期。

106

2022-12-08 18:5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