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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当生活的复杂性增长，控制它的手段也增长了：“电脑”的一部分。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缓慢的过滤过程正在进行，它有帮助人们较轻松地完成选择的任务。

一次位要的思想家在一个长时期内获得他的着作所不配享有的那种声誉，终究是少见的；

尽管另一种情形也发生了，即重要的人物被不公正地遗忘了。

19世纪晚期的标志，是一些曾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风气的新发展。

首先是植根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旧生活方式瓦解了，技术力量的蓬勃增长使生活一反常态而极度错综复杂起来。

那里，有一个时期单个人掌握几门学科是可能的；而现在对于任何人来说，甚至要获得对单一领域的透彻把握，也变得愈来愈困难了。

科学的生活方式连同其实验室和实验，似乎抑制了艺术家所需要的自由的和冒险的精神。

当代科学家在哲学中的漫游与唯心主义哲学家在相反方向的远足，常常都是不愉快的。

像当代的其他许多事务一样，战争现在已经变得大大地有效了。

迄今为止，试图把世界从完全的毁灭中拯救出来，只有指望其统治者日复一日的无能。

但是，使公众事务的领导权落入到某个当今的阿基米德手里，他的战争机器是原子的，

而不是枪炮，我们将很快发现，我们自己会成为碎片。

可是，19世纪后期还完全没有预见到这些变化，相反，在那个时候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科学的乐观主义。

它使人相信，天国行将在地球上出现。

科学和技术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似乎使所有问题即将解决成为可能。

在艺术方面，浪漫主义生气勃勃。

然而，这种科学的乐观主义在某些方面在当代仍然存在。

的确，从科学和技术方面改变世界的范围似乎是无止境的，同时，

甚至在专家们中间也有越来越多的怀疑，即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也许不完全是那么纯净的上帝赐福，

如其过分热切的鼓吹者想象的那样。

归根到底，这种情形或许会使我们不受乌托邦幻想设计者们不断设计出来的那种目标的损害。

科学控制的巨大范围提出了具有伦理特征的新社会问题。

科学家的发现和发明，就其本身而言，在伦理上是中性的。

正是它们赋予我们的那种力量，可能被善意地或恶意地加以利用。

作为一个问题，它确实并不是真正新的。使得科学的成果在今天变得更危险的，

是目前可利用的破坏工具的可怕功效。

另一个差异看来在于，权力和控制的现代科学的来源在用于破坏时不加区别的特征。

确实，我们距希腊人的时代已经很远。

一个希腊人在战争时代可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恶之一，是砍倒橄榄树。

但是，在倾听了所有这些警告之后，或许我们应该记住，正确地观察自己的时代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何况，在我们文明的整个历史上，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形，

即当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已丧失的时候，有眼光和事业心的人们，最终总会出来进行纠正。

此外，我们还可以说，我们正面对的处境完全不同于以往已发生过的任何事情。

最近一百年来，西方已经经历了在历史上无法预见的物质上的变迁。

理论科学的方程式，通常被解释为操弄符号而已。

他写下了大量论历史和文学的着作。他的哲学探索的特点是注重美学，认为凝视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心灵沉浸于具体经验。

错误和真理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密切的联系，因为一个单纯的和彻头彻尾的错误是无法想象的；

也因为它是不可想象的，它根本就不存在。

错误用两个声音说话：一个肯定虚假的东西，另一个则否认它；

这正是被称作矛盾的是和非的冲突。

这两种巨大的力量——一方面是生命力，另一方面是物质——关系到一个永恒的斗争，

在这一斗争中，生命的活跃的冲动力图克服被惰性的物质设置在途中障碍。

在这一过程中，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物质条件构成的，在物质条件中，它运作着，

但无论如何仍然保留着行动自由这一基本特征。

柏格森假设的这种进化过程，直接取自艺术创造的类比。

正如艺术家受某种创造性冲动的驱使，在自然界运作的生命力也同样如此。

进化的变易通过不断的创造性冲动而发生，这种冲动的目标是某些迄今为止尚不存在的新特征。

对于人来说，进化的过程使我们成为这样一种动物，其中除了本能之外，理智意外地发生了。

柏格森在某种程度上把人的这种进步视为不幸，正如卢梭在他之前曾经做过的那样。

人的理智倾向于窒息自己的各种本能，因而剥夺了自己的自由，因为理智总是把自己的观念的力量强加于世界，

因而给出了一个关于世界的扭曲了的图像。

我们确实已取得不同于理性主义学说的很多进步，后者在理智中看到解放的力量。

本能的最高形式是直觉，它是某种直接与世界保持一致的精神活动，理智扭曲本能的地方，直觉则会按原样把握经验。

生命就其本质而言是连续的，所以理智无法理解它，看来我们必须依靠直觉。

对于柏格森来说，理智和直觉的区别关系到空间和时间的类似区别。

分解或分析这一世界的理智，以无时间的、梦幻般的方式进行。

如果运用我们先前的“理论的”和“实践的”两个词在词源上的对比，理智乃是一种理论的东西。

它以几何学的方式看待世界，对于它来说，存在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

但是，生命是实践的事务，它是在时间中流动的，这正是直觉介入的地方。

当然，理智对空间的剖析的影响有某种意义，但它们又是准确理解生命的障碍。

物理理论上的时间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时间，而是一种空间隐喻。

柏格森把真正直觉的时间叫做绵延。然而，这究竟是什么，并不容易说明。

柏格森似乎把这种时间看作是纯粹的体验，当我们忍住理性思维，而且只使自己随时间的浪花漂流时，它就支配我们。

与此相反，他依靠某种富有诗意性质的语言进行论述。

这当然非常富有趣味，且令人愉悦，却不一定使读者信服。

的确，任何试图贬抑理性作用的学说，都将遇到这一困难。

因为一谈论接受的理由，就已经转到理性的领域中了。

在心理学领域中，最伟大的新发展是精神分析理论。

但在开始对精神分析理论作简要探讨之前，我们必须提到在许多方面反对这种精神分析的心理学中的另一种倾向，

即通常称作行为主义的研究倾向。

每个人都听到过巴甫洛夫和他的那些过量分泌唾液的狗。

这些研究期望证明，具体的、可观察的情境揭示某些联系着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能通过强加的习惯而改变的结合。

在这一点上，这种解释以相当传统的、人文的方式运用了联想心理学。

但是，另外的含义似乎是，没有必要设定诸如思想那样的奥秘实有；可观察的、有关联的事件涵盖所有能被说出来的东西。

从纯粹生物学的观点出发，弗洛伊德最终转向利用隐蔽的无定量实有的心理学。

对于他的理论来说，最重要的是潜意识精神的观念，就其本质而言，它不是直接可观察的。

那些从实证主义出发不假思索否定它的人，无法理解假说在科学方法中的作用。

但是，回到弗洛伊德，潜意识精神的理论及各种操作方式，为心理学理论的若干重要发展提供了方法。

其中第一个是弗洛伊德关于梦的一般理论，1900年以《释梦》为标题出版；

第二个是遗忘的理论，它的通俗性叙述呈现在1904年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一书中。

把做梦同觉醒和意识区别开来的是，前者允许某种自由与幻想，在我们清醒的生活中，

不会勇敢面对我们遭遇的铁的事实。

但是梦者的这种自由毕竟是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的。

这肯定是任何一般梦的理论的结论。

在弗洛伊德的着作中，一般的假说是，在梦中我们达到希望和欲望的实现；

而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各种理论它们被压抑。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讨论压抑的机制和个体的精神器官，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

即梦者具有一定的自由，把基于直接经验的种种因素以及不仅白天的，甚至可追溯到幼年时期一些受压抑的愿望，给予打乱和改建。

解释的任务是揭示梦的真实的意义。这涉及认知某些符号，后者介入压抑过程，以掩蔽一些令人不快的真相；

或在这种真相可能不受鼓励时避免是啥说啥。

在解释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构想出一整套的符号，平心而论，比起他的追随者，

弗洛伊德本人在使用这些符号时更为谨慎。

从治疗学的方面来看，必须记住，弗洛伊德是一个医生，人们普遍认为精神过程的揭露和精神分析，

对于调整由压抑引起的精神病是必要的。

诚然，精神分析对于疾病的治愈来说是不够的，但是没有它，甚至连尝试都不可能。

当然，这种知识治疗的观念并不是新的。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它早已被苏格拉底所采用。

当代的语言分析学家对哲学的难题，也抱着同样的见解，他们把这些难题比喻为语言的精神病，

需要通过分析加以治疗。

至于遗忘，弗洛伊德也把它与类似的压抑机制联系起来。

我们之所以遗忘，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害怕进行回忆。

为了治疗我们的遗忘，我们必须开始了解那些使我们害怕回忆的东西。

当然，与它可能有的关注相比，精神分析引来的更大关注是，对性行为及其压抑的坦率承认。

同时，这种境遇也使得它成了愚昧无知的辱骂的目标。

事实上，它来自柏格森的抱怨，即按照传统逻辑的客观观点，

没有任何真正的新东西会在世界中产生。

正是对新奇东西和社交扩展的需求，鼓舞了这种类型的理论化。

在这方面归根到底有一种混淆，即人的活动的多样性与在其中用语言和逻辑给它以表现的不变框架之间的混淆。

无法承认这些规范，易使人们逾越界限，忘记了他们的权力的限度。

相反，当工业社会开始克服其最初的难题时，社会的通常的生活方式渐渐地变得更舒适了。

最令人注目的例子，很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它甚至直至现在也成功地维护了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信念。

尽管从那时起种种骚乱已经倾覆了这个世界，然而它仍然是维护了这一天真的信念的唯一政治理论。

从其灵活的教条和乌托邦的世界观来看，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遗迹。

在维多利亚时代，生活看来是殷实、老套和稳当的。

世界组织有序，而且是稳定的。

但是，一个人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变得更好的观念，却是最近出现的观念。

在中世纪，人们公认，每个人都被上帝放置在一个确定的位置上，

改变这种通过神圣的方式确定的秩序是有罪的。

这些陈旧的观念已被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质疑，19世纪则完全破除了这些观念。

就单纯的规模而言，古老的波斯帝国远比希腊庞大，但最终它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对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受到进步思想鼓舞的人来说，很自信地、超前地进行规划似乎是可能的。

足够稳固的条件，使得人们能合理地估量全部未来生涯。

同时，这些计划也完全只是私人的事情。

正是通过一个人自己的持续努力，他获得了地位和安全。

至于没有权势的贫困的人们，其态度是情操高尚、有责任心的公民的慈善救济和自愿资助。

特别古怪的是，实施社会福利的第一个步骤正是俾斯麦采取的，

他为工人引入了一种健康保险，以先发制人的手段使其社会主义的对手处于劣势。

在勒内 克莱尔的电影《幕间休息》（1924）中，送葬行列：旧价值观受嘲受，稳定消失了。

国际联盟的条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在世界上爆发的这次大屠杀，是以前任何时代都没有经历过的，

与这一灾难相伴随的是进步的信念的陨落和怀疑气氛的增长，世界从来没有从这种气氛中再恢复过来。

从纯粹技术的方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武器的改进多大程度在速度上超出军人的战术观念。

结果是可怕的、连续不断的屠杀，极大地削弱了西欧。

在国际联盟建立的20年内，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专政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范围和破坏程度上来看，它超过了历史上先前的任何战争。

军备更大的技术力量和更强的意识形态动机，在危急关头把军队之间的战争事务转变为总体战，

它直接影响了市民和战士。

原子战争在日本做了最初的惊人示范，这种破坏力量的最高成就，现在已把自我毁灭的可能性放在人力所及范围内。

我们是否足以聪明地抵制这种诱惑，还留待以后观察。

寄予希望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取代了老的联盟，它将成功地遏制人们放弃生存而相互轰炸。

仅仅在大约80年前，一个人在80天内环绕地球一周还是幻想，现在用一样多的小时就可以做到。

随着航空联系的增长，距离缩短了。

同时，国家的活动已严重地侵害了曾经属于个体的行动自由。

首先，工业国家经济生活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使它们对各种干扰变得非常敏感。

其次，为了抵制确实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波动，提供某种平衡支配力的问题也产生了。

第三，独立获得安全的丧失，在某种程度上由国家提供的服务补偿。

在现代生活中，组织上使人受不了的力量，在哲学中引起非理性主义思想的新旋律。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力量的爆发是对已鼓舞了当代专制统治的权力哲学的一种反动。

这也是一种造反，反对已意识到的、科学对人的自由的威胁。

迄今为止，使西方文明能统治世界的东西是其技术，连同产生它的科学和哲学传统。

当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工艺技术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时，我们的优势就减少了。

生活的目的就是采取一种尽可能有趣的生活方式，今后的目的则是富有空想性的。

此外，在思考的存在主义模式的观念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弱点。

在萨特的学说中，人类自由的存在主义观点被推至极限。

人持续不断地选择着自己的命运，这些选择既不关系到传统，也不关系到个体生活中以前发生的事件。

仿佛每一个新的决定都有赖于某种总体上的承诺。

这恰好是萨特的题为《存在与虚无》的着作的目的。

就诗意的朦胧和语言的夸张来说，它在德语的传统中也是最好的着作。

纽拉特利用图画符号，以克服沟通难题的一个实例。

就时间中开始的每件事，我们可以问在它之前发生过什么。

它与正统的逻辑实证主义同样信奉这一原则，即所有的哲学困惑都是滥用语言的结果。

它们通常认为，每一个以准确的方式提出的问题，都有一个清楚而精确的答案。

分析的任务正是证明“哲学的”问题源于语言的草率误用。

一旦这种问题的歧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证明该问题是无意义的，简单地消失了。

当哲学被准确地加以运用的时候，它将被看作是某种语言疗法。

在提出自己理由的过程，维特根斯坦引入了“语言游戏”的明喻。

按照这一看法，语言的某些部分的实际使用就像游戏，请允许我们说，就像下棋。

它有一些规则，那些玩游戏者必须遵守，对准许的棋的可走方法也有一些限制。

因此，通过学会玩几种语言游戏，通过和借助它们的使用，我们获得了词的意义。

有时表达这种情况的另一种方式是我们学习词的“文法”或“逻辑”，这是当今语言分析中流行的一种术语。

提出形而上学问题，因而是由于没完全把握语词的“语法”。

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已经产生，正如它的中世纪先行者，有点钻进了牛角尖。

大部分语言分析潮流所共有的信念是，日常语言是充分的，问题是从哲学的语法错误中产生的。

这一见解忽视了这个事实，即日常语言充满过去的哲学理论渐暗的色彩。

在清除许多谬误和杂乱的形而上学蛛网时，这种分析确实是有用的武器。

这里不明言的假定是，日常使用的语言拥有某种超级的创造力和潜藏的智慧。

与此间接相连的进一步假设是，允许你可以忽视所有的非语言的知识，它的信徒慷慨赐予的特许。

阅读一本书籍，无论它篇幅多大，也绝不能使读者成为专家。

的确，即使再多的单纯阅读，也不自行改善你对任何事物的理解。

除了获取信息，所需要的是对收集的若干问题作一定程度的认真反思。

对于外行甚至学者来说，有时坐在旁边并作概观，颇有意义。

为此，他需要一个概观，既不庞大亦非详细的，尤其是一个已通过专一脑袋的概观。

我们的叙述不是文字意义上的百科全书，无论人物还是思想，必定有所选择。

充其量你能希望提供一个总趋势的轮廓。

同样，历史的背景材料也是相当纲要式的和浓缩的。

与此同时，本书突出从早期古希腊到我们时代的西方文化传统的连续性。

也许有人会问，在西方哲学史里，为何我们不给通常称为东方智慧的东西一席这地。

首先，东西方世界彼此孤立地发展，因之，西方思想独立自足的叙述是可行的。

因为在某些至关重要的方面，西方的哲学传统不同于东方心灵的沉思。

只有在希腊文明中，哲学运动与科学传统携手并进。

哲学家，当代人的眼光。

哲学所能提供的是检查经验研究成果的方式，可以说，哲学提供一种框架，以便把科学的发现纳入某种秩序。

唯心主义的所作所为只要不逾越这个方式，就完全在它的适当限度之内。

作为研究对象的世界不是我们的创造物。

我们确实制造我们自己的错误和幻觉，并经常难以发觉我们处于错误之中。

但是，绝不是某一信念提供给我们的欢乐和舒适使其成为真。

一个人也许设想他具有无穷无尽的财源，因为这一看法给他带来某些满足。

确实有些人接受这一看法，但是银行经理和法庭一般不会赞成他们的观点。

自然本身不会犯错误，因为她不作陈述。

在柏拉图那里，伦理与科学最终融合为一。善等同于知识。

若果真是这样，那太令人欣慰了。

然而不幸的是，柏拉图的观点总的说来过于乐观了。

那些最富有知识的人，有时也许将知识用于邪恶的利益。

不管怎样，不论一个人所知多少，这本身不能解决将要做什么的问题。

人在机会、能力以及许多其他方面都千差万别。

但就制定伦理判断来说，不必使它们局限于某一群体。

比如，如果有人主张一个人应该行为诚实，那么就要求人们无论遇到什么人，

也无论其地位，那么就要求人们无论遇到什么人，也无论其地位、外形或肤色，都要以诚相待。

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问题产生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

大多数为文明生活制定的原则都具有这种伦理品性。

为什么说肆意残暴地虐待同伴是恶的，无法给出科学的理由。

苏格拉底非常坦率地承认，一个人的知识总量是微小的。

最终显得更为重要的是，人应该追求知识。

不偏不倚的探究就是善。这是肇自毕达哥拉斯的伦理原则。

追求不赖于追求者公认的真理，从泰勒斯的时代开始，一直是科学运动背后的驱动力。

人必须行动，也必须思想。但有一件人人都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允许别人对某些他本人不愿意存疑的事情不下判断的自由。

这同时显示，从事不偏不倚的探究如何与自由相联系，自由被认作另一个善。

宽忍是学术繁荣的社会的必备条件。

言论和思想自由是自由社会的强大推动力，在自由社会里有可能使探究者跟着真理前进。

到这一地步，每个人便能献身于现在受到威胁的善。

这并不意味着对每一件事我们将拥有相同的见解，但这确保没有一条道路被人为的限制阻塞。

对人类而言，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在这里，罗素极尽提要钩玄之能事，以大家之手笔，简洁明快地勾勒出西方哲学史之流变。

而且，罗素始终将哲学史放在社会、政治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故其叙述具有凝重的历史感。

本书的初衷是提供哲学家们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概观。

2022-12-08 18:5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