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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

   1.你提的，“一旦克已复礼，天下归仁而不是归周”，确实打中了孔子的要害。
孔子梦想的是西周秩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具体一点说，他梦想的是一个周天王在发号施令，这个周天王下面有等级森严的一
套贵族、诸侯、卿、大夫。从天王到大夫，尊贵的等级有差别，然而他们都不同于
庶人，是庶人之上的一个贵族阶级，他们的尊严都是不可侵犯的。维持这套秩序的
办法是正名，是教化。从孝梯开始的教化，使得庶人对贵族和贵族阶级上下之间相
互之间都井然有序，贵贱有别，就像儿子对父亲，幼弟对长兄一样。问题在于，在
春秋的大乱之世，礼乐崩坏，兼并盛行，犯上作乱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的时候，怎么
办？孔子在《春秋》中虽然“天王”长，“天王”短，晋文公召周王到河阳，他还
要写成“天王狩于河阳”，但却肚里有数，这个天王不行了，“我其为东周乎”，
要另起炉灶，弄出一个代替周天王的天王，或者像管仲那样，兴起一个把天王变成
至尊的偶像，旁边有一个事实上至强的霸（主）。所以所谓东周，是把鲁弄成霸主，
或者干脆鲁称天王来代替周王朝了。公山不狃和佛囗见召，他跃跃欲试，无非是想
以此为开端来建立这个霸业。当鲁司寇后杀少正卯，囗三都，无非是想削平三桓
（鲁的公族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先尊公室，然后强鲁称霸。周游列国，到处
留心政治，无非是想看看有什么机会“出售”他的一套政治主张。
   在这里，他的政治主张，和他达到这种主张的手段是矛盾的。手段是仁、恕，
目的是霸业。你批评得很中肯，仁、恕一套谁也不会听他的。不过他若真的当起权
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杀少正卯，囗三都，已见端倪。他自己
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
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他对管仲的称道，已经为我们当代人的“大节小
节论”做了榜样了。
   孔子对秦政的称道，和苟况的称道是一模一样的。虽然称道的对象，在孔子是
大胆用了五羊大夫的缨公，在苟况是用了商鞅的孝公及其后请王。
   后代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或苟）而外孔，以孔做羊肉，
挂招牌，以苟或法做实际。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子本人。
   这是孔子本人的言论与行动的矛盾及其必然的结论。中国历史正好符合于这个
逻辑。
   比较起来，孟轲比孔子要“一以贯之”得多。孟轲强调仁义，不惜得出“民为
贵，社稷次之，君又次之”，以及“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若寇仇”的结论。这
种结论，是孔子绝对不会达到的。这就是他的归宿必然是法家的道理。孔子的嫡传
是苟况，苟孟对立其实就是孔孟对立。
   2.但是，根据以上矛盾，说孔子就是一个假仁假义的人，那不免把他过分小丑
化了。在我看来，他对他自己的思想是忠实的，他栖栖逞逞过一生，悲叹自己没有
机会行道，并不是“仅仅为了面包”。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把他和苏秦、张仪对
比一下。
   他有许多十分庸俗的话，“学而优则士”，“耕馁，学禄”之类都是。但是，
这是专制政体下官僚机构盛行的一般意识形态。孔子以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的“文
士”教训他的儿子，说的话，和孔子这些话，连措词都差不多。再说，他带那么一
大帮学生，事实上靠他们吃饭，他能不为这个子曰店做做广告吗？
   要不落到这个陈套中去，在古代条件下，唯有个人主义盛行的政制才行。我现
在动动就说希腊。早期古希腊执政者是土地贵族，国家是蕞尔小邦的城邦，当官的
是荣誉职不支薪饱，要发财，你去航海，你去开辟新殖民地，你去做买卖，别在现
成的一锅饭中去跟别人争更大的份额。学问不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
而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这才能够产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
思想家。专制政治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知识无非“求禄”，你能怪孔子吗？
   你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用语“禄蠹”来批评孔子。贾宝玉不做禄蠹，只好
出家。我又要问，“娜拉走后怎样”——出家以后怎样？如果活下去，而且还要维
持一种清高的生活，怎么办？
   要不做禄蠹，要有一种合适的社会条件。不同于古希腊的现代条件是，尊重每
个人的事业，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居里夫人的科学业绩，一个诗人的好诗，都受
人尊重，政治家的地位不比科学家高。当然，这又是精神贵族的语言，而且，说老
实话，我承认，清洁夫的工作，怎么样也不会受人尊重得和教授一样。我老实承认，
我的平等主义，对待清洁夫的是怜悯而不是尊重。不过，无论如何比一切人都俯伏
在天王或公室前面要好得多吧？
   3.关于“信”，你的评论也十分尖刻。但是，“民无信不立”之信，和“言必
信，行必果”之信恐怕意义并不一样。一是政令之信，一是待人接物之信。政令之
信是商鞅植木悬赏之信；待人接物之信，其必须遵守的程度恐怕确实与此有差别。
当然，如果待人接物中提倡背信弃义，那是应该谴责的，但是把待人接物之信提高
到政令之信，或者把政令之信降低到待人接物之信也未必妥当。而且，政令之信的
重要性，我们不是亲身体会过的吗？
   4.还有一个小问题。四书朱注，是朱熹的着作而不是孔子的着作。凡朱注中如
“义理”、“夫理人欲”之类的东西，完全是另外一种哲学体系，以此解孔子是不
行的。
   5.我还发一个奇想。孔子求售的地方，鲁、宋、卫、陈、蔡，都是周的中心地
区而不是僻地（到过齐，那是田氏代齐前夜，齐景公实在不像样）。战国的强国，
秦、晋——后来的赵、齐、楚，都是边缘地区，中心故国，全被并吞。并吞了中心
地区的魏强盛过一时，到最后还有一个信陵君，那也是继承了自称为狄的晋的遗业
的。孔子不到边邦去求售，他的“周”要是“东周”，最好是建立在殷的故地，周
公后裔的鲁，也是目的与手段矛盾的一例。普鲁士、奥地利都是日耳曼的边邦，苏
联与美国，500年前在世界上不占地位，新的历史往往是在新地方开头的，满脑子旧
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这一点的。
   6.“父为子隐”一条，与“举直错诸枉”诚然是矛盾的，然而和“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则并不矛盾。历来的评论家，都把孔老二的“爱有差等”、“能近取比”
列为他思想体系的重要前提。既然他的“天下国家”是家庭的推广，他当然要把家
庭中的“团结”列为一切“团结”的前提，所谓“以孝治天下”就是这个意思。这
样，姑不说父亲揭发儿于的隐私，儿子揭发父亲的阴私起码是大逆不道的。
   孔子的这个前提与西方政治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那儿有亚里士多德的《政
治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城邦中的结合是达到至善的唯一途径。其实，唯有从
这个前提出发，我们现在天天在嚷嚷的“集体主义”才算找到了根据。若以家庭为
出发，向外推，推到天下国家，一旦忠孝不能两全，你取舍据何标准？而且，君臣
一伦不过是父子一伦的推广。这还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可推辞的义务，其间又
哪里能够引申出什么集体主义来？历来的思想家认为中国人的统治哲学是“父道主
义”，即抚百姓如抚赤子，中国人的义务观念，脱不了对另一个人的忠孝。这是中
国人团结不起来，一盘散沙的根源。现在的人，谈到个人责任的时候，总把“国家”
放在第一位，这是政治与伦理哲学的根本前提已经变了的证据。然而评孔的人，却
很少评到这一条。也许因为要痛斥“忠君”，又有点投鼠忌器之故。
   7.你的两篇东西并非思想批判，而是人物评传的性质。孔子这个偶像应该打倒，
写他的评传，可以把他小丑化，你的评传似乎也有点这种倾向。这两份评传，机智
隽永，比“时论”深刻多了。但是我不免有点因其过分“时论化”而略感遗憾。这
是难免的，因为你手头的书大少，比如，《春秋》三传，是理解孔子思想体系的历
史背景的基础，你手头并无此书，关于孔的身世言行，大体只能根据《史记》的
《孔子世家》和《论语》之类的注解，所写只能是随笔。从随笔开头，当然会一步
一步深入下去。
   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有拿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所
似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对此我也有我的辩解；若无欧风东渐，五四运动何能掀起，
孔子怎能打得倒？科学与民主我们还是太少。第三世界的兴起，若靠传统的老本钱，
我看还有问题。沙特阿拉伯的巴鲁迪曾经慷慨陈词，西方人打到东方去结果还是要
滚蛋，这诚然是历史事实。但是，穆罕默德也曾带领第三世界西面打到法国的西班
牙边境，东面打到匈牙利的边境，到底这个第三世界还是在发源于“航海、商业、
殖民”之上的“科学与民主”前面比下去了。可不能忘掉“内因论”啊！

                                       1974年4月14日16时
                                  原载《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网载 2015-09-02 22: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