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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先生编的《历史的先声》日前在港再版，集中再现了1940年代新华社等中共媒体刊发的毛泽东等人支持宪政民主的言论。这本书所引用的都是共产党领导人及左派人士的原话。

　　每每看到今日中国的困境，便不禁联想起往日失去的机遇。清末是一次多好的机会！民初又是一次多好的机会！国共二次合作何尝不是一次真正的机会！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丢失这些机会，不能只怪慈禧或醇亲王，不能只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或毛泽东。毕竟，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是我们把他们扶上位的；至少，他们是在我们的普遍麻木和无动于衷下执掌权力的。我们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是何其兴高采烈、毫无保留，但是等到我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正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被推翻的旧政权总是比替代它的新政权更好”，一切为时已晚；这个民族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命运交给它的新主人，因而只有忍受更深重的苦难。一次又一次不智的选择让我们沦落到今天，每一次都让我们陷入离宪政更远、更深的漩涡……

　　假如当时国民党愿意坐下来好好谈，完全可能按其所提的宪政方案去做，并似乎已经采取了一定的实际行动。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在内战开打之前，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相比老蒋的盲目乐观，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倒是相当清醒。更不用说从中共建党到“西安事变”，从来只有国民党“老大”打共产党“小弟”的份；虽然中共在八年抗战中养精蓄锐、不断做大，但还不至于有后来三年打垮国军的自信。国共合作对它是有利的，提倡宪政、民主、分权、联邦的效果是限制国民党老大的权力，对它也是有利的。国民党要回到抗战前的一党专政格局、重新“统一”中国，共产党则只要能“划江而治”就很满足了，何乐而不为呢？

　　你可以说当年的宪政言论是一种“策略”，至少不能排除宣传“策略”的成分，但是没有必要把“策略”解读成谎言。毛泽东当时主张宪政，很有可能是出自真心，但这也不是说他就是一个“宪政斗士”；他显然不是，但是当时的国共实力格局使得他认为宪政对中共有利，于是就支持宪政。今天，我们已没有必要纠结于中共支持宪政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这个问题已经不相关，因为现实很清楚，
　　你可以从道德上批判它出尔反尔，但是没有实力支撑，道德批判是苍白无力的。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所有生杀大权都交给一个我们认为“先进”无比的政党，我们已经把自己降格为“政治奴隶”。主人能欠奴隶什么“承诺”？你现在站起来向主人“讨说法”，那就表明你已经不是奴隶了。不过，主人还没有适应这种变化，他还和从前一样把你定位成奴隶。当代中国大陆的宪政意识已今非昔比，约束公权的必要性已经成为官民常识，但是深陷于威权政治的不幸遗产之中，宪政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要让当年的承诺成为今日的现实，你该做什么？

　　不夸张地说，近代中国所有“更坏”的政府都是因为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的不智选择而登场的。每当我读到某个满腔热血的归国精英惨遭“反右”或“文革”迫害的悲剧，心里就泛起一阵悲哀。这是一个幼稚政治传统所得的报应，因为他们所憧憬的乌托邦，其实就是一个公权不受限制的地狱。也许，这一切都是这个政治幼稚的民族所不得不付出的昂贵学费。农民的轻信是无可指责的，但知识精英的天真烂漫是不可原谅的。

网载 2015-09-07 19: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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