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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大可(学者,文化批评家,作家)
来源 : 网络
医保和养老制度跟民众日常生活,正在面临两大严重错位:重病高发和低额医保,跟高价医疗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调;通胀撬动的高昂消费指数,跟低微退休金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调。这两种失调,是导致中国人晚年恐惧的根源。
“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的方案,剥夺了辛勤劳作的中国人享受晚年幸福的基本权利,引发全国舆论哗然;清华女教授“15年义工论”,企图置数千万中老年人于无法领取养老金的“财务真空”,再度激起广泛民怨;而国务院出台的“以房养老”意见,因面临“七十年产权”等难以逾越的“路障”,更是触发强烈反弹,以致民政部不得不反复解释,以平息公众的怒气。但此类“养老金论战”,显然还将长期蔓延下去,持续折射着中国人对自身命运的严重焦虑。
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而跟经济总量的飙升形成讽刺性对比,国家公积金管理不善,却拒绝民众自主选择优质基金管理机构,政府挪用和管理不善,其后果却要由民众买单,这似乎正在成为政府的基本策略。但它的功效不是为政府解脱困厄,而是腐蚀“中国梦”的内核,令其沦为一个难以企及的幻影。
民族焦虑和社会恐惧,是21世纪中国的最大心理危机。中国人的晚年恐惧正在不断加剧,究其原委,就是对朝令夕改的政策的高度疑虑,它折射出日益严重的政府信用危机。有网民为三十年来的政府口号,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从“计划生育好,国家来养老”(30年前),到“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20年前),再到“养老不能靠政府”(10年前),最后沦为“65岁再退休再说”(当下),政治承诺的戏剧性演变,向我们验证了行政诚信体系的凋谢。
医保和养老制度跟民众日常生活,正在面临两大严重错位:重病高发和低额医保,跟高价医疗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调;通胀撬动的高昂消费指数,跟低微退休金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调。这两种失调,是导致中国人晚年恐惧的根源。
鉴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执行,中国正在迅速成为老龄化社会,老人将成为人口构成的主体,而他们的权利和诉求,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倾听与尊重。中国目前有2亿老人(60岁以上),其中至少1亿人身患慢性病,而中国城市老人的贫困率约为23%,农村则高达近30%。他们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处于不断动摇和消解的危机状态。在今天,如果你没有积蓄足够的钱,或者有孝顺的儿女作为依托,又有哪个养老院和保姆愿意来背这沉重的包袱?
然而,恐惧不是中国老年人独占的心理感受。每个年龄段的中国人,都要面对自身独特的恐惧主题。这些截然不同的高低声部,汇聚成恐惧大合唱的涌流。人们行走在自己的家园,犹如行走在深渊边缘和薄冰之上。1987年,一帧《我要读书》的大眼睛女孩照片,引发了人们对乡村儿童生存状态的强烈关注,从那双好奇的眼睛里,流露了难以言喻的疏隔、戒惕和恐惧。而现在,这种表情已经从儿童转向老人,进而向各年龄层广泛扩散。
幼年恐惧,则导源应试教育体制的严重畸形。在贫困乡村,人们惊恐的是教育缺失,而在发达的城市,人们担忧的却是教育过度膨胀、过度依赖标准答案,过度强调知识量和解题的顺从性,完全无视想象力、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无视正确的公共交往和表达方式、无视以普遍价值为基准的人类德行,由此引致“童年早谢”和“精神早衰”。有钱人可以把孩子送到国外作“教育避难”,而普罗大众却只能被迫跟这种体制长期周旋,最终沦为它的痛苦祭品。
青年恐惧,则多缘于天文数字的新生活预算。大多数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尤其是在非出生地谋职之后,被迫要面对结婚、购房和生育的沉重经济压力,而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北京这样的城市,出现了数十万大龄未婚群体,因为终止婚姻计划,是卸下生存重负的唯一方式。
中年恐惧,是关于迅速增长的癌症发病率的惊骇。尽管卫生部矢口否认,但许多网民在微博交流中都透露,在自己的个人生活圈里,肿瘤患者在不可遏制地迅速增多。这癌症景观是令人惊骇的,它不仅制造死亡,而且描绘着整个民族的悲剧性面容。
本文所陈列的景象,只是所有现实恐惧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政府丢失诚信度,而公民没有安全感,这是国家总危机的危险先兆。在日益逼近的老人化时代,养老金一旦处置不当,可能会成为压垮改革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决策者须以更高的智慧来解决这一难题,而非放任它对国家诚信的侵蚀。所幸的是,恐惧感只是一种心理警报,坐拥11万亿年度财政收入的富庶政府,必然具备足够的社会保障能力,而它的唯一方式,就是放弃以延迟退休和提高缴纳养老金额度来转嫁危机的策略,履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承诺,建立完善健康的社会福利体系,以修复政府诚信体系,让恐惧从民众的眼神里彻底消散。
网载 2015-08-25 16: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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