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易逝：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的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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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杰弗里·罗伯茨

翻译：李晓江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本文选自《朱可夫:斯大林的将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5月）

在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 朱可夫元帅的一生中，所有胜利的时刻都无法与1945年6月他在红场胜利阅兵仪式上接受致礼的那天相比：朱可夫，骑着名为“茨皮基”的白色阿拉伯骏马，伴着多达1400人的乐队演奏的格林卡的《光荣》（属于祖国俄罗斯），从斯帕斯基大门进入广场——克里姆林宫在他的右侧，正前方是圣巴希尔大教堂着名的洋葱形圆顶。等待着他的是由若干混成团组成的、代表苏联武装力量各兵种的一个个方阵。在广场中央，朱可夫与K.K.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会合。后者向接受检阅的部队发出立正的口令，然后陪同朱可夫策马走向每个混成团并向他们致敬。

致礼完毕，朱可夫和约瑟夫· 斯大林一同站在列宁陵墓上方的主席台上并发表讲话，庆祝红军对纳粹德国的胜利。此时的天空乌云密布，并下起了细雨，而且越下越大。朱可夫曾想把自己被淋湿的帽子摘下来擦一擦帽檐，但看到斯大林并没有这样做，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骑兵出身的朱可夫对阅兵仪式中的致礼环节还是非常期待的，但发表讲话就不同了，那可是世界上无数的人都会看到和听到的。想到这，他就有点儿紧张。他尽自己所能做了充分的准备，甚至还在女儿叶拉和埃拉面前进行了试讲。她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禁不住使劲地鼓掌。发表讲话是经过精心安排的，稿子的边上都有提示，告诉朱可夫在讲的时候要抑扬顿挫，以及什么时候语调要庄严。

朱可夫表现得比较紧张，不过很威严。他的讲话磕磕巴巴，但很有力，最后还用这样一句话掀起了高潮： “光荣属于我们英明的领袖和统帅———苏联元帅、伟大的斯大林！”此时，礼炮齐鸣，乐队奏响了苏联国歌。

讲话之后，朱可夫站在斯大林身旁检阅了部队。在这中间，阅兵队伍还停了一会儿：200面缴获的纳粹旗帜在鼓声中被堆靠在克里姆林宫的墙边，就像1812年库图佐夫元帅的手下打败拿破仑之后把法兰西旗帜扔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脚下一样。阅兵式结束的当天，最后还进行了盛大的焰火表演。

对于斯大林让朱可夫来领导这次阅兵，没有人说三道四。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而且被普遍认为是苏联战胜希特勒德国的主要设计师———那场胜利不仅使苏联，也使欧洲避免了纳粹的奴役。阅兵式新闻片在世界各地放映，这进一步加强了朱可夫作为二战中最伟大的苏军将领的地位。

1941年夏天德军入侵苏俄的时候，是朱可夫领导了红军的第一次成功的反攻，迫使德国国防军后撤，从而向全世界证明，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并不是战无不胜的。1941年9月，当列宁格勒遭到德军的围攻时，被斯大林派去解救那座危城的还是朱可夫。一个月后，为了指挥保卫苏联首都的战斗，朱可夫又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朱可夫不仅遏制住了德军向莫斯科推进的势头，还在1941年12月发动反攻，从这座城市赶走了德国国防军，从而粉碎了希特勒要用闪电战一举击败红军并征服苏俄的妄想。

六个月后，希特勒企图对红军再次施以重击。这次的攻势是在南方，目标是占领苏联的巴库油田。在德军向南推进的势头正劲的时候，朱可夫发挥了核心作用，策划了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那是一场包围战，把30万德军士兵困在了那座城市。继这场辉煌的胜利之后，他又在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坦克大战中大获成功，消灭了德军仅存的装甲后备力量。1943年11月，朱可夫和未来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驱车进入被收复的乌克兰首府——基辅，受到了成群结队的人们的热烈欢迎。1944年6月，朱可夫负责协调从德军手中解放白俄罗斯的“巴格拉季昂行动”。“巴格拉季昂行动” 使红军兵临华沙，并于1945年1月占领了波兰首都。“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 由此拉开序幕，朱可夫的军队在这次攻势中横扫波兰，进入东普鲁士，并将柏林置于打击的范围之内。1945年4月，朱可夫指挥苏军向柏林发起总攻。夺取德国首都的惨烈战斗让苏军付出了8万条生命的代价，但到4月底，阿道夫·希特勒自杀了，苏联旗帜飘扬在帝国国会大厦的废墟之上。1945年5月9日，正是朱可夫正式接受了德国的无条件投降。

在1945年6月检阅了红军陆海空部队之后，作为苏联的顶级战士，朱可夫的战后生涯似乎注定会同样辉煌。1946年3月，他被任命为苏联所有地面部队的总司令。可是，三个月的时间都还没到，斯大林就解除了他的职务，并把他贬为敖德萨军区司令。

朱可夫之所以被解除职务，表面上是因为他对斯大林不忠、不敬，并把苏联人所谓的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过多地归功于他自己。但实际上，朱可夫忠于斯大林，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说有谁该得到“斯大林的将军”这一称号的话，那就是朱可夫。的确，在自我吹嘘方面，朱可夫不甘人后——至少私下里是这样——可那是全世界高级将领的通病，其中也包括他在苏军统帅部的支持斯大林解除其总司令职务的许多同僚。事实上，让斯大林真正感到不满的是朱可夫独立的个性以及他按照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真话的习惯。这种品质在战时对独裁者是很有用的，但在和平时期就不怎么值得称道了。因为此时的斯大林感到，除了自己，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议。像朱可夫一样，斯大林也可能有虚荣心。他对自己的副手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结束时受到的关注感到嫉妒，尽管在树立朱可夫作为一名伟大的将军的威望方面，他本人也曾经推波助澜。斯大林如此对待朱可夫，也是向其他将领传递一个信号：既然他们中最有名的、与斯大林关系最紧密的朱可夫都会遭遇这样的命运，那么，他们中的任何人，要是不老老实实，也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据朱可夫的女儿叶拉说，哪怕是在家里，朱可夫也不喜欢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是，被贬到敖德萨这件事却令他十分痛苦。后来，他曾对苏联作家康斯坦丁· 西蒙诺夫说： “当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保持自我。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认输，以为我在军区司令的位置上一天也待不下去。我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当然，名声就是这么回事。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有时会伤到你自己。经过这次打击，我竭力保持曾经的我。从中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救赎。”

然而，朱可夫的麻烦才刚刚开始。1947年2月，他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理由是他有“反党情绪”。惶恐不安的朱可夫恳求斯大林，想私下里当面向独裁者为自己辩白。不过，斯大林未予理睬，于是，反朱可夫的运动继续进行。1947年6月，朱可夫受到严厉批评，原因是他在歌唱家利季娅· 鲁斯拉诺娃于1945年8月访问柏林时给她颁发了军功章。不久，鲁斯拉诺娃和她的丈夫V.V.克留科夫将军就被逮捕并关押起来。“1947年的时候，我成天提心吊胆，害怕被逮捕，” 朱可夫后来回忆说，“我还准备了一只袋子，把我的内衣放在里面。”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越发不妙：对朱可夫在驻德期间攫取的战利品的调查开始了。根据苏共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朱可夫个人囤积了大量的战利品，其中包括70件黄金珠宝、740件银器、50幅小地毯、60幅画、3700米丝绸，而且还有———想必是用行家的眼光看的———320件皮草（他年轻时做过毛皮匠）。朱可夫申辩说，这些东西要么是礼物，要么是用自己的钱买的。但委员会查明，他的说法是想推脱责任的不实之词。委员会的结论是：虽说还不至于开除他的党籍，但他要把自己的非法所得上交国家。1948年1月，朱可夫被降为总部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军区司令。

对朱可夫的进一步惩罚是，就当他这个人没有存在过一样。书面的卫国战争史中没有他，描写1945年胜利阅兵的绘画中也没有他。在1948年的一部讲述莫斯科战役的纪录片中，几乎没有看到朱可夫的面孔。在1949年的一幅描写斯大林和他的高级将领们策划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招贴画中，也看不到朱可夫的身影。

但是，早在1949年10月就有了朱可夫要复出的迹象。当月的《真理报》刊登了F.I.托尔布欣元帅的讣告，朱可夫也在签名者之列。1950年，朱可夫和其他许多高级军官一起，再次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年，在官方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出现了关于朱可夫的词条，虽然不长，但内容却是正面的，强调了他在战争期间对于实现斯大林军事计划的重要作用。1952年10月，朱可夫作为代表出席了苏共十九大，并恢复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即试用）委员资格。不可思议的是，朱可夫当时竟然以为斯大林准备任命他为国防部部长。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在独裁者的国葬仪式上，朱可夫是军方仪仗队伍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员。在后斯大林时代，任命朱可夫为国防部副部长，是新的苏联政府最早宣布的决定之一。随着1955年2月朱可夫被继斯大林之后担任苏共领导人的赫鲁晓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对他的平反工作也继续迅速展开。1955年7月，朱可夫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英、法、美、苏大国峰会。这也是战后的首次峰会。他在那里遇到了战争刚结束时曾在柏林共事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与之进行了会谈。让当时的《时代》杂志感到好奇的是： “两位老兵的友谊能否成为美苏紧张关系真正缓和的基础？”

作为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在苏联成了引人关注的公众人物，其地位仅次于赫鲁晓夫。1957年6月，在反对以前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为首的强硬派企图剥夺赫鲁晓夫领导权的斗争中，朱可夫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幸的是，对朱可夫而言，他在与莫洛托夫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使自己成了赫鲁晓夫眼中的政治威胁。1957年10月，朱可夫受到指控，说他阴谋削弱党在武装力量中的作用。在那些指控朱可夫最力的人当中，有许多都是战争期间曾与他并肩战斗的将军和元帅。朱可夫被赫鲁晓夫解除了国防部部长职务，并于1958年3月在六十一岁这个还相对年轻的年龄时退役了。

就像在斯大林时代被外放一样，朱可夫在赫鲁晓夫时代剩余的时光里，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从历史书籍中除名。例如，苏共在从1960年开始出版的大部头、多卷本卫国战争史中，在极力夸大赫鲁晓夫的作用的同时，对朱可夫几乎只字不提。朱可夫失势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把他与外界隔离开来。1963年，美国作家科尼利厄斯· 瑞安在为他的那本研究柏林战役的书而访问苏联的时候，唯一被禁止见到的苏联元帅就是朱可夫。

让朱可夫聊以自慰的是，他可以写自己的回忆录。他的作家角色的榜样是温斯顿·丘吉尔。他读过后者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的二战史——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出版并限制发行的俄文译本。丘吉尔写那部书时的座右铭是，历史会证明他是对的——因为他将会书写历史！朱可夫似乎也抱有类似的想法，他不仅要用回忆录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还要用它来回击和反驳赫鲁晓夫那帮人对他的批评，尽管那意味着会为了对自己有利而影响到历史记录的准确性。

只要赫鲁晓夫还在继续统治苏联，朱可夫的回忆录就不可能出版。当他的女儿埃拉问他为什么还要劳神费力的时候，朱可夫说自己是为书桌的抽屉写的。不过，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了，为恢复朱可夫作为重要军事人物的名誉的工作也开始了。最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媒体又开始发表朱可夫的文章了，包括他对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和柏林等战役的记述。

朱可夫的第二次平反重新激起了西方对他的兴趣，这种兴趣曾在他当初被免去国防部部长职务时有所消退。1969年，美国记者和历史学家哈里森· 索尔兹伯里在一本名为《朱可夫元帅的最伟大战役》的书中发表了朱可夫文章的未经授权的译文。索尔兹伯里在引言中对朱可夫有一段很有名的描述，说他是“20世纪大规模作战的大师”。多数评论家对此都表示认同。在英国，苏联红军研究方面首屈一指的权威约翰· 埃里克森曾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写道：“20世纪迄今为止所出现的最伟大的军人，是苏联的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稍稍数一下就可以发现，他是个从未输过一场战役的将军……长期以来都是德意志将军掌握了发言权，吹嘘他们自己的技艺……现在轮到朱可夫元帅了———他出现得是晚了些，但可以一锤定音。”

1969年4月出版的那版朱可夫回忆录很漂亮，有彩色的地图和许多照片，其中有些是来自朱可夫的个人档案。苏联公众对这部回忆录非常期待。最初印刷的30万部很快便销售一空，接着又卖出了几百万部，还包括几十万部的各种译本。这部回忆录很快就成为有关苏联卫国战争的最有影响力的个人记述，而且现在依然如此。

在争夺卫国战争的历史记忆的战斗中，朱可夫取得了胜利，但他没能活着品尝到胜利的滋味。他死于1974年自己的回忆录修订版发行的时候。朱可夫在1968年有过一次严重的中风，而且再也没能痊愈。他的第二任妻子加琳娜罹患癌症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加重了他的病情。当四十七岁的加琳娜于1973年11月去世的时候，朱可夫自己的健康状况也迅速恶化。1974年6月，七十七岁的朱可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医院与世长辞。

朱可夫的葬礼是自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最为盛大的葬礼。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莫斯科中央陆军剧院瞻仰朱可夫的遗体。在6月21日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体中的时候，扶柩者中为首的是苏共总书记列昂尼德· 勃列日涅夫；在随后举行的追悼会上，主要的发言者是国防部部长A.A.格列奇科元帅。

在俄罗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朱可夫不但被视为二战中最伟大的将军，也被视为俄罗斯历史上最有才能的军事领导人。在西方，朱可夫的声望只是稍稍地逊色一些。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把朱可夫视为英雄。即便在俄罗斯，他也有自己的批评者。有人认为他是个自负而残暴的人，军事上的名声是吹出来的。曾是苏联情报官员的维克托·苏沃洛夫的历史书籍在俄罗斯非常畅销。据他说，“国家的所有高级军队领导人都反对朱可夫。这些将军和元帅们知道，朱可夫虚荣心很强。他们知道，他这人既讨厌，又乏味。他们知道他粗俗，是个篡位者。他们知道，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他那样的野心家。他们知道，他把挡在自己路上的所有人都踩在脚下。他们知道，他有强烈的权力欲，而且总以为自己一贯正确”。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朱可夫在性格上当然是有缺陷的，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的确有许多可供那些与之共事的将军们谈论的负面的东西，但苏沃洛夫突出的只是负面的东西。苏沃洛夫的指责对朱可夫在俄罗斯的声望几乎没有影响。即便有，这种持续的争议也只是增加了朱可夫作为一个取得了史诗般成就但同时又有着深刻的性格缺陷的人的魅力。

对朱可夫的一种最为常见的批评是：他不爱惜自己手下士兵的生命；他不在乎为了胜利所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对于这样的批评，朱可夫坚决予以否认。他指出，坐在扶手椅中的批评者说这个那个战役可以用小得多的生命的代价赢下来，这种话事后说起来很轻松。不错，他是喜欢进攻，但在战争期间，他也学到了撤退的好处。实际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朱可夫当时也在尽力保存他的力量，保护他的士兵。他的战役准备总是一丝不苟，而且只要斯大林允许，他就会集中足够多的资源。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朱可夫的部队的伤亡率绝不比其他苏联将领的高，包括人们认为比较宽厚的罗科索夫斯基。认为朱可夫这人漠视手下士兵的生死，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他有时对自己的部下残酷无情，但那不是他生性残忍，而是指挥风格的问题。而且在受挫或不满意的时候，朱可夫的怒火大多是指向高级指挥官，所以后来有些人才对他如此不满。

在朱可夫出版自己的回忆录时，俄罗斯的档案还未开放，能够查阅到的独立的文献资料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要写他的传记，只能是给他获得官方批准的回忆录做注解，那样一来，对他的生平的记述就会出现偏颇。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新版朱可夫回忆录的面世———书中增加了在20世纪60年代被苏联审查人员剔除的大量材料———情况开始好转。1991年苏联政权终结之后，有无数与朱可夫职业生涯相关的俄罗斯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档案文献都公开了。最近，这些材料又得到了补充，朱可夫的一些私人文件在档案馆中也可以直接查阅了。现在，可以在文献证据的基础上叙说他的生平了。

朱可夫的一生远不只是一张他打过的那些战役的年表。他的故事是与他为之服务的苏联政权的成败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怎么说，朱可夫是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对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忠心耿耿。他对纳粹分子的胜利虽说对人类的帮助很大，但也让一个就其本身而言是高度集权的高压体制得以强化并获得了合法性。朱可夫不仅是军人，也是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他认为苏联采取的镇压措施对于自己所信奉的共产主义来说是必要的。即便他活着看到苏联的终结，他也未必会觉得有必要抛弃自己的信仰，或为自己在拯救斯大林政权方面所扮演过的角色而道歉。相反，就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会说自己不但是个共产主义者，还是个爱国者，而苏维埃政权——尽管它有种种缺陷——是他唯一可以为其服务的、代表自己国家利益的政权。

朱可夫既不是完美无瑕的传奇英雄，也非诋毁者所说的彻头彻尾的恶棍。毫无疑问，他是个伟大的将军，一个有着极高的军事才能的人，一个具备了为打赢野蛮的战争所必须具备的性格力量的人。但是，他也犯过许多错误，无数的人因为这些错误而付出了血的代价。朱可夫是个有着性格缺陷的、充满矛盾的人，所以，对于他的生活和事业，我们不可能轻易地做出裁决。但除了他的那些重大的胜利和败绩之外，使朱可夫成为一个令人如此着迷的主题的，也正是那些缺陷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