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極權時代的文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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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这个名字让时光倒流，把人们带回到1980年代中期。当时，柏杨的那本名着《丑陋的中国人》正在大陆的读书人当中流传。这是一本介乎畅销书与禁书之间的读物。虽然是公开出版物，但对于大多数大陆读者来说，依然有阅读禁书一般的惊喜和惶恐。人们依然保持着“文革”后期秘密阅读的习惯，在私下里传阅这本书。我看到的那本，是用旧报纸包上了封皮的，破破烂烂，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人之手。借书给我的那位朋友再三叮嘱，要快看快还，切不可外传。这种鬼鬼祟祟的举动，无疑大大强化的该书的感染力。

对于刚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大陆知识分子而言，柏杨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没法说和不敢说的话，并且，是以一种高亢的音量说了出来的，确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作者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尊严与那个年代大陆读者的怯懦和卑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照之下的自卑感，造就了柏杨的“英雄神话。”

由于柏杨的畅销，也带动了不久之后李敖的流行。人们惊讶地发现：来了一个更狠的。仿佛海峡对岸正在举行一场“说狠话”比赛。稍早一些时候流行的琼瑶和三毛，以小女生的缠绵呢喃征服了少女之心。而两位老男人的恶声恶气，却征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对此，今天的读者也许很难理解。然而，事实却正是如此。如果说，柏杨尚且以其传统儒生式的稳健和坚定，扮演了一个悲剧英雄的话，那么，李敖的到来则标志着文化批判的喜剧时代的开幕。老生谢幕，丑角登场，公众倍加喝彩。在大陆，这场喜剧是那么的漫长，直到这几年方达到高潮。

毫无疑问，柏杨是“五四”启蒙文化的传人。然而，柏杨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一种言说的冲动，一种反叛的勇气，一种启蒙主义的批判精神，一种关于文化和国民性的价值判断。这些精神遗产，至今依然是宝贵的。但很遗憾，它却是有缺陷的。比起胡适、鲁迅、林语堂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来，柏杨一代人并没有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柏杨标志着一个生长于极权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能力，但从思维深度和精神高度上看，却是退化了的一代。文化的原创性和精神的丰富性方面，有所退化，只留下面对强权的思考和言说的勇气。失去了正常阅读和正常思维教育的一代人，不得不依靠老生常谈来获得常识，同时还不得不依靠耸人听闻来刺激思维。

柏杨是文化战士，但若称之为“启蒙思想家”，则仍有许多疑问值得我们反思。在极权阴霾下的思考，难免会打上权力的鲜明印记。他的思想通常被归结为一种相对简单的逻辑，较为激烈的口号，在常识层面上的强调和不断重复。这是一种战斗的状态，但不是智慧和理性的状态。这一代知识分子，只能把文化变成一场战争，方能进行思考。在不断被强调的文化“战斗”状态中，精神问题变成了一种单调的“对抗性”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柏杨对于精神文化思考的艰难努力，他的《中国人史纲》试图抛开《丑陋的中国人》式的简单化的思路，把中国历史纳入现代人本主义的叙事逻辑中加以描述，以再现“人的历史”的丰富内涵和价值。这一努力是可敬的，但似乎并未能达到目标。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随着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柏杨的文化光芒正在消退。他属于过去的时代，属于台湾的过去。

柏杨的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柏杨本人则是这个时代的一位令人尊敬的文化英雄。然而，一个不断需要战士和英雄的国度，是一个强权阴霾笼罩之下的国民依旧麻木、愚钝和孱弱的国度，其精神文化必将是一种简陋、单调的文化。然而，不幸的是，今天依然需要柏杨精神，柏杨精神依然属于今天的中国大陆。对于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批判，并非自柏杨始，也不会以柏杨终。正如当年及时的振臂一呼一样，今天的柏杨，以一个及时的死，再一次提醒国人，所谓“丑陋的中国人”依旧是一个可怕的现实。如果说，柏杨一代人的勇气有余而理性不足，标志着在艰难的文化政治处境当中“五四”启蒙精神的部分衰退，那么，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正如在当下所能看到的），启蒙理性并未有所增长，相反，连勇气也在衰变为粗俗和野蛮，变成了一块怯懦卑微的奴性的遮羞布。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对于柏杨先生的追悼，更像是对死去的“启蒙精神”的凄婉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