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民主转型并非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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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从过去一千年间西班牙的经历得出什么结论的话,那就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中海西岸上暖风吹拂的国家。它的历史就像一部大喜大悲交错的古希腊戏 剧,有春风得意与纵酒欢歌,往往也继之以穷困潦倒、昏天黑日。然而,拉丁人天性的奔放与“唐吉诃德”式的激情与幻想,总能使这个国家在久经坎坷与困顿之 后,迸发出人意表、不同凡俗的飞跃。

1975年11月20日,欧洲大陆上继拿破仑之后最年轻的将官、右翼军人的“大元帅”,左翼分子和自由 派的死敌佛朗哥将军,以83岁的高龄病故。“我只对上帝和历史负责”,这位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武装支持下上台的军事独裁者,西欧最保守、最封闭国家的统治 者,只留下这样一句严峻的警语。而一位西班牙左翼诗人则留下这样的评价:“西班牙史上最大的刽子手死了,地狱的烈火烧他,也不足解恨。”
但即便在这种仇恨的气氛里,这个国家也需要继续前行。五百年曾为人类开大航海时代先声、带来翻天覆地大变局的西班牙,是否还能给现代人类民主转型的历史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这是世界各国关心的问题。
当 年的英雄是意大利人哥伦布,而在此时登场的是年轻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他是这场变革的关键性人物之一。这位波旁王朝的天潢贵胄,在没有了佛朗哥 的掣肘之后,开始从幕后走上前台,着手在他的这个王国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当然,他并非决定一切的因素,民主变革需要这个国家的政党与民众发生转变。
当 时,内战的阴影依然笼罩在西班牙的上空。军队中年迈的极右派分子坚持维护佛朗哥主义的传统,对国王透露的民主转型意愿深为不满。另一方面,对于一位原本就 是由佛朗哥挑选出来的世袭君主,极左派的革命党人也决不愿给以信任。一场成功的转型,既需要摆脱军人干政,也需要节制激进的极左势力。
卡洛 斯任命的第一位政府首脑是佛朗哥的旧臣纳瓦罗。但这名曾在西班牙内战中镇压共和派的佛朗哥分子,很快就因反对体制改革而在政治斗争中下台,卡洛斯则封他以 侯爵之位以示安抚。面对中左翼反对党对前政权分子的强烈抵制,其他曾为佛朗哥效力的官员纷纷倒向改革。纳瓦罗的继任者苏亚雷斯即着手与反对派合作,并劝说 议会予以配合,终结佛朗哥体制。
自此,西班牙逐渐走上正轨。1977年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1978年规定君主立宪制的宪法投票通过; 1981年2月23日,特赫罗中校政变失败;1982年和1986年,早已放弃暴力革命路线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连续两届获得选举胜利。当然,这是一段 艰难的过程,但西班牙这个30年多年前国际社会的弃儿,现在已与西欧各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一般无二。旧日的黑暗在人们的记忆中远去,惟有2006年陆军中将 阿古多呼吁军方干政事件,仍带有那个时代的阴影。不过,西班牙政府很快就软禁了这位将军,使之成为一段小小的插曲。
在20世纪后期世界各地 的民主化浪潮中,西班牙转型的发生时间较早,而且无论就政治还是经济意义而言,也属于转型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为探讨西班牙民主转型的经验与教训,本报记 者采访了西班牙国家远程教育大学政治系教授帕洛马·阿吉拉尔(PalomaAguilar)博士,她就西班牙内战与民主转型等课题着有多本专着。在采访 中,她多次使用“学习”这个词。阿吉拉尔曾在书中写道,所有的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经历都会给一个国家留下自相残杀的痛苦记忆,而她所谓的学习,或许就是学 习如何消解这种记忆,学习一种民主体制下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
访谈
悲观的期望
经济观察报:西班牙被认为是世界上民主转型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在你看来,西班牙的民主转型有何独特之处?
阿 吉拉尔:我认为所有的转型案例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也各有一些独特之处。我不认为西班牙的转型是多么的独一无二。在我看来,和其他的转型案例相比,人们一 开始对于西班牙民主进程的期望要悲观得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班牙历史上发生了许多国民对抗的事件。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转型进程最终的成功获得了人们的 极大赞誉。
另外一个事实是,西班牙的转型是在极高烈度的政治暴力的背景下进行的。人们经常会忽略这一点,但要理解西班牙民主转型发生的方式 和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种暴力唤醒了人们对西班牙内战的回忆,也迫使各方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行事,因为他们担心内战的重演。这有助于解释为 什么一方面右派接受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左派也同意在他们的政治诉求上做一些让步。
如今,在把西班牙的转型与过去二十年间的其他转 型案例进行比较时,有一个因素据认为可能是西班牙的独特之处,那就是在西班牙并没有建立类似“真相委员会”的组织,对于那些应为种种侵犯人权事件负责的 人,也没有组织审判。也许原因在于,在西班牙民主转型发生的时候,国际刑事法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么完善的程度。事实上,在西班牙向民主转型时,没有任何其 他国家曾经在转型中建立过“真相委员会”。另一方面,西班牙的公民社会并未要求那些侵犯人权的责任人抵偿罪行,这和阿根廷、智利等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 比。
我们还应当考虑到,佛朗哥独裁统治期间犯下的最严重的暴行集中在上世纪40年代,即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之后,而一些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都是在二战之后才通过的。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班牙并未实施一些适用于转型期的司法措施。
30年代的教训
经济观察报:在内战之前,西班牙已经是一个民主共和国了。在你看来,当时西班牙民主制崩溃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一个独裁体制得以建立起来?
阿 吉拉尔:我认为“第二共和国”崩溃的原因是,当时各个主要政治势力都热心于将它们自己的政治计划强加于人,而对支持新生的民主政权反倒不感什么兴趣。新生 的民主制往往是非常脆弱的,需要这个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给予积极支持。但这样的事情并未在西班牙发生,甚至就一些对“第二共和国”的创立居功至伟的政党而 言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上世纪30年代的气氛并不利于一个新生民主制的稳定,因为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意识形态极端化的趋向非常强烈。那是 西班牙的第一次民主转型,如果当时能在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而不是夹在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交锋的战场上,也许“第二共和国”能有更长的寿命。
另一方面,导致这个更早的民主制覆亡最直接的原因是佛朗哥及其追随者发动的军事政变。如果没有发生政变,共和国即便有种种问题和缺陷,仍将会持续下去。如果能维持下去,或许西班牙人将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会如何在一个民主体制下生活。
经济观察报:我们从这样一段经历中能够获得什么教训?
阿 吉拉尔:我们已经学到的一点就是,在任何政治转型过程中,保持民主制的稳定是头等大事。不论什么政党或政治派别,只要是愿意按照民主的游戏规则行事,都应 当接受彼此的一些东西,以维持政权的稳定。在常常处于极不稳定状态的转型期间,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如要实现稳定,政治上的“锱铢必较”与“寸土不让”只 会起到彻底的反作用。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政党之间应当相互妥协,避免过度的冲突?
阿吉拉尔:是的。在一开始,应当由一些 最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来协商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一方不应想方设法地将自身的目标强加于人,因为民主固然是多数人的统治,但对少数人的尊重也是题中应有之 义。民主是一种和平处理冲突的方式,这样的道理我们西班牙人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明白的。而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最主要的政党和社会力量对于政治有一种非 常独断专行的理解。
由于这样的不宽容和不妥协,当时政治暴力的烈度很高。而且当时各个政党内部也是派别林立,其中的一些派别非常极端,完全算不上是民主力量。最终,包括天主教会在内的一些强大的社会与经济力量对于在西班牙建立民主制失去了兴趣,转而竭尽所能地破坏民主。
艰难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从1978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班牙经历了一场平稳的民主转型,你如何解读这个过程?西班牙人这一次如何维持了内部团结,完成了一次非暴力的转型?
阿 吉拉尔:正如我之前谈到的,那场转型远远算不上顺利。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当时的暴力活动既来自极左派,也来自极右派。从独裁体制下沿袭下来的警察体 系,习惯了以暴力的方式对待问题,造成了许多死亡事件。当时还发生了几起政变图谋,为人们熟知的就是1981年特赫罗中校发动的政变,但除此之外还有几次 流产的政变。军队中的一些人并不支持民主进程。极右派当时的行为也非常暴力,杀死了很多人;而属于极左翼的一些派别,尤其是巴斯克恐怖主义组织“埃塔”, 在当时杀害的人要比在独裁统治下更多。
同时还需要考虑到的是,当时西班牙正在经历一场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1973年的全球石油危机 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西班牙的危机尤为严重。为应对危机,本来需要痛下决心做出一些“快刀斩乱麻”的决策,但独裁政府却因担心失去民心而不愿这么做。因此 当西班牙转型开始的时候,经济危机非常严重,物价飞长,失业率也大大提高。这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动荡、游行示威和政治暴力。所以,正如我说过的,西班牙的 转型远远算不上顺利,那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艰难的过程。
但之所以能取得最终的成功,是因为主要的政党都以非常负责任的方式行事。国王也发挥了重要的协调和安抚作用。西班牙公众也是以理性、聪明的方式行事。当谈论西班牙的民主转型时,我们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因素。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国王在转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阿 吉拉尔:我想国王帮助不同力量同心协力,克服彼此之间的猜忌,这对于民主化进程中的谈判与妥协是非常有益的。即便在转型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 了。早在佛朗哥去世之前,他已开始推动各派的政治接触。而且在1981年的政变中,他发挥了扭转局势的关键作用。但毫无疑问,在一些事情上,有些人未免把 他的作用理想化,甚至夸大其词。但我确信无疑的是,他在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而积极的角色。
经济观察报:你对佛朗哥怎么看?你认为佛朗哥的统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还是他也为西班牙做了一些好事情?
阿 吉拉尔:我认为不论从政治还是社会角度而言,佛朗哥的独裁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尤其是当你考虑到他当政期间发生的那些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时候。上世纪 40年代和50年代初是他统治最严苛的时期。尽管西班牙在上世纪60年代获得了经济发展,但事实是,当时许多其他西欧国家也从这段经济繁荣的风潮中受益。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一点,如果西班牙当时实行的是民主制而非独裁制,那么它就可能在这一波普遍的经济发展潮流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很显然,如果是民主制,经济 发展应当可以带来远为平衡的社会效果。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经济发展造成了许多贫富不均的状况,因为它对西班牙社会的不同领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让军人呆在军营
经济观察报: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西班牙军方干预政治系统的事件。在你看来,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把军人隔绝在政治体系之外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阿吉拉尔:是的,当然。民主转型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要让军人老老实实地呆在兵营里,让文职人员在没有军方压力的情况下处理政治事务。
经济观察报:这在西班牙是怎么发生的?
阿 吉拉尔:在民主转型之初确实存在着军方的压力。因此从那时开始,军方就得到了一些重要的保证和承诺。例如,1977年通过了一部大赦法令。这次大赦不仅涉 及在押的反对派政治犯,而且涉及在独裁统治期间所有犯下侵犯人权事件的人员。因此,根据该法,任何警方或军方人士都不会因之前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受到审判。
后 来,尤其是在1982年上台的第一届工人社会党政府执政之下,西班牙开始采取了一些非常平稳、但又非常有效的改革措施。一方面,年老的军人--他们往往属 于最为保守的派别--得到丰厚的养老金,从而接受了提前退休的安排。当时还需要在军队中创造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气氛,于是军事院校的教科书也开始改革了。 在一些左派政党看来,这样的过程未免过于缓慢、过于温和。但就长期而言,它成功地实现了一个主要目标--在军队中清除佛朗哥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气质,赢 得军方对民主政体的支持。
最后,不同政党主政的历任民主政府都支持军队的现代化。这促使军人对自己的职业产生荣誉感,从而使他们与新的体制融洽相处。之前佛朗哥在军队建设上投的钱并不多。
经济观察报:佛朗哥在军队建设上投的钱不多?
阿吉拉尔:是的。当时军队中对此怨声载道。军人拥有一些特权,在政治上也有一些地位。但就经济意义而言,佛朗哥的军队是非常老旧的。他统治期间对军队的投资非常少。
民主的挑战
经济观察报:你是否认为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公民社会的培育和言论自由的促进?
阿吉拉尔:是的。这两方面通常都是任何民主转型的必备要素。在转型过程中,西班牙的公民社会得到强化,当然,人们也获得了政治自由与公民权利。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公民社会在西班牙的发展状况?
阿 吉拉尔:西班牙的公民社会现在要比过去更为丰富,更为多元化,更为强劲。但如果我们认为公民社会就是正式的社会组织的话--当然有些学者并不认同这个定义 --那么并没有很多的西班牙人参与到这一类的组织中去。尤其是拿其他国家来比较时,就更是如此。例如,西班牙的社团参加水平和政党参加水平是非常低的,它 的公民社会处于分裂和离散的状态。但尽管如此,西班牙人举行罢工或走上街头抗议的积极性很强。所以,虽然西班牙人参加正式社会组织的人数并不多,但这并不 意味着西班牙人没有力量去游行示威,去支持或反对特定的政策。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西班牙民主制现在的运行状况和英国、法国、德国等其他西欧民主国家一样好吗?
阿 吉拉尔:从许多方面而言,西班牙的民主制和世界上许多其他民主国家不相上下。西班牙人参与公民组织的热情不是很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家的民主表现比较 差。不过,一些分析家也认为,在西班牙如要发动公民倡议等活动,所遭遇的体制性障碍会更多一些,因为和其他国家的宪法相比,西班牙宪法在这方面有更复杂的 要求。
经济观察报:西班牙已经经历了一场良好的转型,在你看来这个国家在未来还面临着那些挑战?
阿吉拉尔:所有国家都有挑战,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重要方面。我认为,现在的一个当务之急也许是与地方和市政层面非常严重的腐败状况做斗争。
经济观察报: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除了腐败之外,你认为还有那些其他挑战需要大力应对?
阿吉拉尔:除了推动政治更加透明、负起更好的责任之外,我想强调的是,西班牙需要提高学校的教育成绩,尤其是中学教育。现在,如果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西班牙的中学教育是非常差的。
我 们还必须解决这个国家的主要政治问题之一,即巴斯克恐怖主义组织“埃塔”的存在。我们必须要使西班牙社会各界达成某种共识,以结束这场暴力活动。此外,我 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土纠纷,我们应当学会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争议。我们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就是,必须要形成一个稳定的体系,以使大多数的领土诉 求与社会诉求都能得到妥善而宽容的解决。
就社会意义上而言,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也因严峻的贫富不均而产生许多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 些途径来改善社会上最贫困人口的处境。另一方面,大量移民、包括不少非法移民的涌入,在西班牙社会内部造成了严峻的紧张状况,而我们也必须慢慢学会如何来 处理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要打击非法移民,另一方面又不要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在过去十年间,不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移民,都已在西班牙大大增多。因此另一个至关 紧要的挑战,就是在这些新人口涌入之后,找到继续维持一个福利国家体系的方法。
 
如果不是看了《潘神的迷宫》,我对这个欧洲国家的现代史除了野蛮的斗牛和一些恐怖事件以外基本就没有印象。而本文使我明白,走向现代的正常国家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包括法国、德国、日本、中国、西班牙等等都以自己独特的经历交了学费,而民众则要付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劳动、牺牲、隐忍、压抑等等作为赌注。因此,现代社会的政治家应该更加关注民生和人民的呼声,而不是一党之利;更应该从全民的幸福角度阐述丰富政党的理论和执政理念,而不是死背教条甚至不惜利用一切舆论工具向人民灌输似是而非的那些“永恒真理”实际上却是为某些利益集团输送利益;同时,政党之间要多些妥协,尽量保持社会的稳定,维护宪政的而不是某一政党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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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writing to me.

 


刘波 2012-03-05 20: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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