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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繁华图》。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南巡期间，在苏州对李侍尧一案作出了处断

表态

“臣跪聆之下，震栗悚惧，伏地叩头，涕泣不能自止。”

没人知道这究竟是奏折上的虚饰套词，还是提笔之人的真情实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云南巡抚孙士毅在4月11日晚上写下这些话时，他仍能感到皇帝的愤怒正炙烤着他。

孙士毅是在8天前见到钦差大臣和珅的，对方甫一进门，就抽出一纸圣旨，令这位云南二把手跪地聆训。皇帝在圣旨中毫不留情地倾泻自己的愤怒，质问孙士毅既然沐浴皇恩，“由军机行走司员加恩擢至巡抚”，却为何辜负恩典，“于李侍尧簠簋不饬，近在同城，岂无闻见，何以并不据实参奏？”

孙士毅与李侍尧和和珅全然不同，他完全是科举正途出身，从最底层的县令一步步坐到云南巡抚的官职，没有任何殊恩荣宠可以倚恃。如果说李侍尧尚可藉宠信而逾矩越规的话，那么像孙士毅这样的典型官僚只能循规蹈矩、如履薄冰。他与皇帝之间没有任何特殊关系以为依靠，就像一个公务员和他的上级一样，除了冰冷的工作关系外不具有任何感情，孙士毅深知这一点，8天的时间也足以让他仔细思忖如何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又不会开罪或惹恼任何一方。

在孙士毅最后给皇帝的请罪奏折中，李侍尧给人的最初印象是“办事认真，不避嫌怨，每有陈奏事件，无不切中事理，动和机宜”，对应对进见的属员也是“略有错误，必痛加呵斥，不留一毫余地”，完全是一个刚正严厉的直臣的形象，况且李历任总督数年，“从无一人从旁訾议”，加上云南本就“边隅瘠薄”，无甚油水，怎么可能一到这里却突然开始收受贿赂了呢？孙留心访查，也未发现有何证据。直到上一年，李侍尧因为与臬司汪圻意见不协，把汪私下馈送给李的礼物当众掷还，孙才知道李侍尧收受属员贿赂属实。但李侍尧一向对下属“威逼势压”，所以属员“畏之如虎”，不敢尽情吐露，孙作为一个新近小臣，未抓到真凭实据，自然更不敢妄自参奏。

孙士毅更指控李骄横跋扈，本来“各直省督抚俱有本衙门主政事件”，但在云南，却“事无巨细，系总督一人做主”，甚至连巡抚都不得过问，就在两个月前，李侍尧审理建水县纳楼土司谋杀县民白易岩一案时，起获黄金六百两，白银一千两，但李侍尧却在移送给孙的折稿中改为金六十两，银七千五百两，当孙提出疑问时，李居然以“此是我总督主政之件，如有不合，惟我是问”作答，完全不把同省的二把手孙士毅放在眼里；另一件则是云南过去因边事不宁，所以在省城至普洱、腾越、龙陵等处设有大量台站，驻兵马防守，每年支出两万数千两，但如今边境已安静无事，这些兵马本当裁撤，节省开支，但当孙士毅向李侍尧进言时，后者却“坚执不允”，孙言下之意是李侍尧打算侵吞这笔款项。

但皇帝在4月21日看到孙士毅请罪奏折时，并没有被其谦恭自劾所打动。孙在奏折中对自己的痛斥反而被皇帝视为对自己罪行的开脱，只消将孙的奏折与皇帝的朱批进行对照，就可以看出皇帝的愤怒在步步升级：

孙：（臣）遇府厅州县上省，密询曾否馈送（李侍尧），俱坚称并无其事。暗中跴访，难得指证。

朱批：是何言耶？

孙：仰赖皇上圣明烛照，钦差大臣来滇令李侍尧解任，密提家人员役隔别严鞫，方能水落石出。

朱批：巧言饰非，尔罪更不可逭矣！

孙：小臣初任巡抚，于李侍尧勒索等事，未得确切证据，不敢因掷还汪圻私馈一节将李侍尧遽行参劾。

朱批：即此一节当不应奏乎？

孙：倘臣一经举发，而属员畏惮李侍尧不肯承认，则臣反自蹈于污蔑。

朱批：更不成话！

孙：仰祈皇上将臣交部重治罪，以为瞻顾者戒。

朱批：不必用尔自请！

皇帝所以对孙士毅的奏折龙颜不悦，不仅仅是因为孙苍白无力的自我辩解令人恼火，更因为其触动了帝国官僚体制中最敏感的一个问题，即地方权力的分配与制衡。简单来说，总督（从一品）尽管比巡抚（正二品）要高出半级，而皇帝在颁给总督的圣旨中也常常有节制巡抚的训谕，但在帝国设计的地方官僚体系中，两者是平行的，彼此不归对方管束，他们唯一负责并且效忠的对象，只有皇帝一人。

孙士毅画像

尽管从职权分割上讲，总督掌军政，巡抚管吏治民事，但皇帝又常常会下旨总督查访地方吏治民瘼，谕令巡抚将该省军机要务称便上奏。倘使督抚果真各理军政吏治，不相干涉，则皇帝会切责其心分畛域；但如果督抚互相干涉对方太多，皇帝又会指责其越职侵权，两者的职权间有着大片的灰色地带，但界线究竟在哪儿，只能由自己来拿捏分寸。最重要的是，皇帝尽管明里训谕督抚当和衷共济，但在密旨中却鼓励两者之间互相检举摘发。

在有清一代，督抚不和乃是公开的秘密，皇帝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也正在此时，皇帝才能发挥其仲裁者的权力，裁决督抚两者究竟孰是孰非，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央驾驭地方之道。反之，督抚之间亲密无间，毫无闲言，在皇帝眼中才不正常，皇帝甚至会认为督抚串通一气，在省内结党拉派，试图坐大。

易而言之，皇帝派遣钦差的真正目的，并非单纯查办总督李侍尧的贪纵营私，而是因为皇帝在这个距离京师万里之遥的边省布下的权力制衡体系已经被李侍尧全盘破坏，就连身为二把手的巡抚孙士毅业已自甘放弃自己检举摘发之权，任由李侍尧专横坐大，直到钦差到来，才将一切和盘托出，这未免也太迟了些。所以当孙士毅在奏折中以久旱逢甘霖的口气称颂皇帝“圣明烛照，钦差大臣来滇令李侍尧解任，密提家人员役隔别严鞫，方能水落石出”时，皇帝才会毫不领情地痛斥其“巧言饰非，尔罪更不可逭矣！”

作为钦差的和珅提讯孙士毅，使他检举摘发总督李侍尧，恰恰是使皇帝布下的地方制衡体系重归均势，这正是这名钦差大臣的过人之处，也是他深受皇帝宠信的原因。因为他能够恰当地揣摩出皇帝的心思所在，办理称旨。

尽管云南在钦差大臣和珅的查办下已经渐次回覆均衡，但犯下的罪行却不能被宽恕。收到奏折的第二天，皇帝在苏州行宫明发上谕，称孙士毅的请罪奏折“殊属欺饰”，而国家之所以设立督抚，“原为互相纠察。以维吏治而饬官方”。孙士毅打算以请罪的方式获得皇帝的同情，希冀以自劾失察来获得较轻的降调处罚，“尤属巧卸”。在上谕的最后，皇帝对这位负恩罪臣做出判决：“孙士毅着革职，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以为欺隐不职者戒。”

案件已经定性，那么之后的事情就和以往同类案件的处理一样：官僚机器飞快地运作，赍折的差弁往返于途，将各省官员的奏疏呈递御前，又将写有朱批的原折带回；寄送上谕的差官日夜兼程，将皇帝的谕旨发往涉案各地；然后是恭启折匣，捧读朱谕；叩首接旨，揣摩上意；接着就是行动，所有涉案官员的家宅被兵丁包围、查抄，账房皂隶将如称珠量沙般将查抄物品事无巨细地登记造册；犯官的家眷，从垂垂老矣的高堂叔祖，到尚未进学的垂髫小儿，全部带回官中，严加讯问，再然后，查抄的过程被缮写奏折和物品清单、犯官家眷的口供一起，装入折匣，呈至御前，然后，轮回再一次开始。

到6月初，李侍尧一案所有从犯官员都已被查抄定罪完毕，被李侍尧勒索的素尔方阿被判斩监侯，家产抄没、臬台汪圻和道员汪肇奎被“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永远充当苦差”，被李侍尧勒买珠子的同知方洛和杨奋则“发往乌鲁木齐，自备资斧，效力赎罪”，唯一逃脱罪罚的是一名叫德起的知府，但他脱罪的方式是“业已身故”。

清末的云南府（昆明）北门拱辰门。清朝云南省常贡为大青17450斤，二青1366斤，石黄122斤，松花石绿1000斤，全为矿物颜料，交解户部。不过，清朝各省在常贡之外，地方督抚、将军，及内务府派驻各地的海关、盐政、织造等也都要例行纳贡，贡品在清初比较随意，雍正朝后成为固定制度，乾隆时期达到顶峰。

清代地方官员固定的例贡名目包括年贡、端阳贡、中秋贡、万寿贡（皇帝生辰），此外还有比较随意的“千秋贡”（皇后生辰）、茶贡、果贡、灯贡等。江南贡鲥鱼、山东贡牡丹、广东贡象牙等，都算作例贡。云贵总督的例贡包括普洱大茶五十圆（饼），普洱中茶、普洱小茶、普洱女茶、普洱珠茶各一百圆，普洱芽茶、普洱蕊茶各三十瓶，普洱茶膏三十匣，象牙一对、茯苓四圆、朱砂二匣、雄精二匣。

官员例贡的资金来源有三项，一是自掏腰包（养廉银），二是公帑（办公经费）里支出，三是地方商人报效。一些肥差，比如粤海关监督，进贡的物品多为官员自掏腰包，清帝也视此为理所当然。此外粤海关奏效公费中还有5.5万两“备贡银”的报销额度，两淮盐政则为1.2万两。

乾隆帝的反腐惩治力度之大，恐怕可谓历史上前所未有，现在唯一剩下的，就只有这起案件的罪魁祸首李侍尧本人，如果上面这些被他胁迫的从犯都如此重处，那么李侍尧恐怕将更罹重刑。

《大清律例》中有两条罪名可供判罪，其一是所谓的贪污罪，原律是“四十两，斩”，但这条原律太过苛刻，以至于除了在顺治年间被执行过一次外，再无施用，只是作为法律一条，聊备一格，真正被执行的是1725年所定的附律条例，即“凡侵盗钱粮入己，自一千两以下，仍照监守自盗律拟斩，准徒五年；数满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侯，秋后处决，遇赦不准援免”；另一罪名则是贪赃罪，如果枉法贪赃，则赃至八十两以上处绞刑；贪赃而未枉法，则至一百二十两处绞，以李侍尧收受上万两白银的罪行，无论按哪一条判决，都难逃一死。

钦差和珅等人在咨问了谙熟刑名之学的随员后，最后拟定的罪名是贪污罪，在向皇帝的陈奏中，和珅写道：“李侍尧婪索赃私盈千累万，且明知素尔方阿系管厂之员，向其勒索多赀，即与侵亏无异，将李侍尧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侯”。但在批交大学士、九卿会同具奏时，后者却认为和珅所拟判决，虽然就李侍尧犯罪事实来讲，结实可靠，但其“种种赃迹，实为臣僚所共骇愤”，因此仅仅按贪污罪拟斩监侯，“尚绝罪浮于法”，因此应改为斩立决，“即行正法，以为大臣负恩贪婪者戒”。

在得到了两个判决结果后，皇帝在6月9日颁布上谕，上谕洋洋洒洒数百言，可谓不惮餍烦，谆谆教诲，口气就像一位老师在全班面前训斥犯了错的学生，皇帝在上谕起首明言大学士、九卿在核议李侍尧贪纵营私各款罪行后，将和珅原拟的斩监侯改为斩立决，之后再一次提及皇帝是如何加恩李侍尧不次拔擢，而李又是如何忘恩负义，“实是朕意想所不到”，更让皇帝“因此案实深惭懑”，皇帝表示自己对各省督抚已然信心俱丧，无法再深信任何一人，要求这些督抚“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触目警心天良具在，人人以李侍尧为炯戒”。

在一番长篇大论的道德训诫和独白后，皇帝最终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将此案拟核原折发交各省督抚阅看，让这些李侍尧的前同事们来“酌理准情，各抒己见”决定究竟是对李侍尧判处斩监侯还是斩立决，皇帝特别要求各省督抚不再使用密折，而是“定拟具题”（具名上奏）。

在各省督抚看来，没有任何悬念，皇帝这样大张旗鼓遍谕全省，自然是为了看到各省官员对这一事件的公开表态，既然皇帝在上谕中措辞如此严厉忿愤，那么为臣下者自然更要深自反省，代君泄愤。

表态乃是帝国的一门高深地政治学，它既是政治上的一次展示自己忠诚可靠的机会，也是一口不慎就会跌入失宠深渊的陷阱，如何拿捏分寸，全看臣子是否能从上谕中读出皇帝的微言大义。每一个久经宦场的臣子心下都明白，皇帝要的并非真是臣子心中的真实想法，而是皇帝早已在心中预设好的那个答案，但这个答案必须由臣子亲口说出——所谓表态，不过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忠诚测验。

第一时间作出表态是直隶总督，既在天子脚下，时时凛受天威，自然应当率先垂范，表示定将“仰副我皇上砥砺廉隅、剔除弊实之至意”；皇帝行在所在的江苏巡抚的表态奏折也几乎在同一天到达，表示皇帝“随时随事教诫臣工，于明罚敕法之中，寓警觉提撕之意，激发惩创，温肃兼施”。接着，按照与中央距离的亲疏远近，山东、陕西、湖广（湖南、湖北）、安徽、甘肃、江西，浙江等省，最后表态的是李侍尧原先执掌的云南和贵州两省。

在20天的时间里，十八个行省的督抚全部表态坚决拥护皇帝对李侍尧的查处惩办，几乎每一位督抚都表示自己在经历此事后，看到皇帝反腐的坚强决心，“砥砺廉操”、“时时儆惕”、“痛加自省”成了这场表态运动的关键词。而对李侍尧的两个判决结果，几乎所有督抚都一致支持大学士、九卿的判决，从严处以斩立决。

唯一一名稍有不同意见是安徽巡抚闵鹗元，尽管他也对这一事件“痛自猛醒”，但他却认为李侍尧“历任封疆，其办事之勤干有为，实为中外所推服”，而《大清律例》中“八议”条款有“议勤”、“议能”可以减罪的条款，所以闵鹗元希望皇帝能念李侍尧勤劳久着，对其“稍宽一线”。

皇帝对这些奏折的朱批只有一句：“该部知道”。

晚年的乾隆帝

结案

钢刀举起，人头落地。同样的戏码，年复一年在帝国的大地上上演，菜市口溅起的红雨，一次次怵惕着那些胆敢以身试法者的野心，使他们在钢刀面前敛手屏息，不敢逾越分毫。但惯常为人们遗忘的是，在旁围观的，并为这砍头所震颤、所鼓舞的，永远只是平头百姓，而官员，却是高踞堂上，冷眼注视那颗头颅滚落在尘土之中。

但那天，滚落在尘土中的头颅，并非属于李侍尧，时间也已是两年之后。此时李侍尧早已不是待死的囚犯，而是那名判决他人死刑的审判官。此时李侍尧已在一年前升任陕甘总督，很快又将因破获了甘肃通省冒赈大案而给予一品顶戴，加太子太保衔。在这场波及甘肃全省的大案中，陕甘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原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被处斩立决、现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处绞、跟着他们一起走上断头台的还有56名各级官员，而还有十余名畏罪自杀的官员在黄泉路上等着他们。

李侍尧的奇迹番生似乎出乎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实际上李侍尧一案中的各名判处斩监侯和流放的官员，几乎没有一人踏上死路——孙士毅的伊犁之行尚未启程，就被召回京城协助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其他人也在赔付后得到宽免，虽然不少人的仕途因此中辍，但即使是最不幸被判处绞监候的素尔方阿，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官方史料上是在1787年，皇帝下旨将其免死，并从蒙古羁押地放还。

李侍尧本人在囚牢里走出后更是一路坦途，除了在1784年因田五之乱剿办不力，与断头台有过一次短暂的死亡约会外，一直平安公卿，到他1788年去世时，他已贵为闽浙总督、袭封伯爵，他的画像也被悬挂在表彰国家功臣的紫光阁里供人瞻仰。

死囚，功臣，仅一线之隔，一如生人杀人，乃皇帝之威权一般。而真正救下李侍尧一命的，却只是一个小人物。如果你还记得那个自投英廉衙门，呈上李侍尧七旬万寿贡单的方喜儿的话，正是他为求自保的行为，拯救了这位总督大人的生命。皇帝循着方喜儿所呈贡单的线索访查，发现李侍尧所贪污勒索的绝大多数钱财并没有落入己囊，而是用于为皇帝购置贡品。

皇帝可以斥责李侍尧的贪纵，但却不能怀疑他的忠诚，他与甘肃冒赈案的主犯王亶望不同，后者不仅欺蒙皇上，更将所有赃私都落入自己的钱袋，当官兵去查抄其家时，发现书斋里到处都放着炖好的燕窝，不识贵物的兵丁径直取来吃食，还把它当成是洋粉；而在查抄李侍尧家时，家中值钱的财产，却是皇帝当年赏还给他的贡品。

而且，皇帝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像李侍尧这样干练通达，办事称旨的官员了，就像李侍尧的竞争者和珅一样。后者终乾隆一朝恩宠不绝，但他招权揽贿，也居历朝之冠。1799年，就在乾隆去世后15天，嘉庆皇帝即将和珅赐死，他庞大的家产总和成了后来的一个巨大的谜团，从8亿到11亿两的记载都有——无论是哪一个数字，都令人咋舌。但他的首要罪行并非贪污纳贿，而是在却乾隆尚未宣布册封嘉庆为皇太子时，便“先递如意，泄露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

位于北京后海的和珅府邸，后被嘉庆帝抄没，赏给皇弟永璘，成为庆王府。晚清改为恭王府。

权力的秘密，就是秘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看似一切顺理成章，可以预知走向，但却突然中途横生枝节，使支流成为了主干，虽然看似不可思议，但细审又合情合理。惩办了和珅这样的国之巨蠹，所有人都以为会中兴再造，但等来的却是中衰。查抄的和珅包括当铺、钱庄、土地在内的大量资产，使金融市场突发震荡，由此引发民生和社会的总体危机，而和珅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固然被一群比他廉洁百倍之人所填补，但后者的才能，却不足以与之相提并论。

嘉庆一朝确实彻底铲除了像李侍尧、和珅这样的贪纵权臣，但廉洁并不意味着才干，这起案件使官员学会的不只是廉洁奉公，还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自甘平庸。这两条线在一个平庸的时代里交织，一直通向道咸时期的银荒危机和来自外部势力的鸦片战争。李侍尧在紫光阁里悬挂的画像，也正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永远消失无踪。至今，我们仍不知道这位乾隆朝两起两落的奇才臣僚究竟如何长相。

也许，这才是最具讽刺性的。就像一台机器一样，故障的零件会使它的运行出现问题，但它仍能运行，但一旦将这个零件取走，整台机器也就停止，甚至瓦解了。

至于其中的道理，我想，你懂的。

雍正帝洋服打虎行乐图

知道主义 李夏恩 2015-08-23 08: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