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语中国：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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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傳統

撰文|世纪婴儿

来源|天涯杂谈

一、从教室占座看潜规则的生成

经常可以在大学自习室里看到有人占座。这些人占座的方式五花八门，但规律却是一个，不见占座的人，只见占座的工具。

用书占座是最常见的，不怕丢是最基本的，不过有的老兄还要放上好几本，似乎在着重说明，千万别抢，否则书丢了算你的。

有的在桌上签名就算占座了，看来即将到此一游。

有的把喝光的饮料瓶往上面一搁，到底是谁喝剩的呢，只有指纹能作证。

有的用张纸就能代表自己的使用权了，太象征主义了。

有的用粉笔画上自己的势力范围，做得够绝的。

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是这样。图书馆的座位几乎被占光了，可图书馆里却没多少人。我很气愤，就把那个占座的书包往窗台上一放，顾自看起书来。

占座的是个女生，她气哼哼地拿起书包在旁边坐下来。

我不认识她，却问，你恨我吗？

她不说话。

我很天真地说，你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吗。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要认可对于某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就必须具备下列的条件：

首先，这块土地还不曾有人居住；

其次，人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数量；

第三，人们之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一种空洞的仪式，而是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所有权能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

分析一下同学占座的情形，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是很接近的。

首先，这块自习桌还不曾有人占住。

其次，同学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学习所必需的面积。确实，很少有太过分的，一下占上十个座。同学们还是比较节制的，谁都不容易。

第三，同学们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空洞的仪式，而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使用权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比如放张纸，也是劳动啊。要是搁两本书，简直就是耕耘了。

大学生的所作所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未来思想的基础。他们能够把占座思想作为社会契约论的生活实践，实在难能可贵。这种精神足以发挥到对小区物业的管理当中，业主委员会要讨论的占座问题那就复杂多了。

只是，占座一例似乎是对《社会契约论》的滥用。同学们把个人以为合理的契约强加给别人，然后也默认他人的强加。于是，这个占座的契约就能风行校园，变成一个潜规则。

中国的潜规则大约都是这样形成的。先是容忍，然后是默认，最后是同流。

潜规则也是契约。

那些中国的青年在大学里可以去占座，到社会上就会去买批文圈地，获得不义暴利。

同学们现在可以用一张纸来宣称自己的不义之权，将来就会动用公共资源为自己的狗肉挂出羊头，就像《无极》那样。

他们在校园里习得了潜规则的创立、流行之法，必会应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并引以为豪。

这种占座行为其实和业主委员会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同。后者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像前者那样无端制造自己的权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的说法里包含了更多的契约精神，只是这样的契约精神在于不订立契约。

我们不订立那些类似潜规则的契约，我们的生活或许会更加简单、清澈。

二、嘿，请叫我“公民”！

经常在电视上能听到那些政府官员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老百姓”，啊！这个不知是谁发明的词应该好好分析一下。

勿庸置疑，“老百姓”肯定和启蒙读物《百家姓》有关。至于“老”，那应该是个虚词，和“老虎”的“老”以及“老师”的“老”一回事。

我是老百姓吗，我是，我只是其中的一员。除此之外，我还是群众中的一员，人民中的一员，市民中的一员。

在这里最常用的，还是“老百姓”。官员们爱把“老百姓”挂在嘴边，其内心独白无非是：瞧瞧，我这个父母官当得还不错吧，我这个政策的施与者还行吧。

政府真的是所谓的“公仆”吗？

那些“公仆”如果是“公仆”，为什么事事优先于他的主人。道理很简单，因为仆前有一个“公”字。他是人民、老百姓、群众的公仆，而不是谁的私仆，所以能事事优先。

每当听到那些“公仆”们一口一声亲切地叫着“老百姓”的时候，我都很烦。

在关掉电视之前，我大喊：嘿，请叫我——公民！

三、“中国智慧”

总是有一些新出来的书籍和音像制品，就像海龟们贩卖西方理论一样，其作者以兜售本土文明为生。这样的本土文明多是些经典的回光返照，或者就是刚刚出土的古董级智慧。孔孟、老庄还有一本《易经》，似乎已经把“中国智慧”的轮廓勾勒出来了。那些被奉为圭臬的玩意儿已经混和到那些宣扬“中国智慧”者的口水、体液、血液里了。他们整理这些玩意儿，把它们一一晾晒到大众面前，似乎中国的文明就复兴了。

中国最神秘的智慧莫过于《易经》。扬振宁说《易经》耽误了中国科学思维的形成和成熟，他其实说了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易经》本来研究的就不是自然，而是天与人的感应关系——按照天的征兆来行人事。儒学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传统，到了朱熹方有“存天理、灭人欲”。

而老庄或讲治国，或论人生，与科学进化毫无关联。他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长久和人生的快乐。相比而言，庄子更像一个艺术家。他只谈人生，几乎对政治抱着厌恶的态度，当然也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了。而老子相对沉稳，睿智而消极，如汉朝依旧施行黄老之学恐不会有四百年基业。老庄道学可以说是一种解构之道，对艺术创造非常有益处，却不能胜任国家、家庭和人际的复杂。

诚然，“中国智慧”远不止这些，但百家争鸣也算是夸张了。墨家算是当时的科学技术人员的集团了，讲究一些科学技术上的研究与开发，以便提高农耕效率和质量。但百家争鸣而不是相互融合，导致相互排斥和仇杀，终究没有产生一个集大成者。如果墨家（科学技术）能和儒家（社会伦理政治）、老庄（人生艺术）相互融合，想必今天的中国会是另外的景象。

于是，在这样的“中国智慧”里，当代中国人的贡献是极小的，可以忽略不计。我们真的需要那些“中国智慧”贩卖者的贩卖吗。那些一版再版的“中国智慧”丛书，有的类似大型礼品装，有的装潢精美好似月饼盒，有的故作神秘像古墓门。

我之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似乎我们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依旧是古人经典的注解。似乎我们的每一次言语不过是祖先古文的白话版。似乎我们的行事作为仅仅是为了弥补历史细节上的空缺。

并不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先贤，我们就有任何的自豪。因为这样的“中国智慧“谈得越多，我们就越不自信，越发感到现时代的卑微。

这种对“中国智慧”的发现，既源自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泛滥，又是对”文艺复兴“的中国式想象。这样的“中国智慧”发现，跟刨祖坟窃取其中的宝物差不多，终究是文化的抄袭。以前抄西方的，后来抄日本、韩国，如今就只得抄古典了。

我们终不能从自身的感知出发，达成自身的理念。我们对古典的崇拜，是现代化带来的对文化归属的梦魇。当西方人把目光投向东方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他们看到的是我们背后的历史和我们脚下的古迹，而不是我们本身。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文化，就只能捧出“中国智慧”来招待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