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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聂鲁达，是一位朋友喜欢，极力推荐。若干年过去了，跟这位朋友也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她是否还钟情聂鲁达。看到他的《疑问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等作品陆续出来，想着或许可以尝试在理想国推荐。选的两篇文章，跨度挺大。第二篇，尽管斯大林备受争议，聂鲁达坦然写下，这时“天使”或“魔鬼”的争论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感受。

书和海螺

穷藏书家有无数感受痛苦的机会。书不会从他手中溜走，却会驾着价格的翅膀，像鸟儿那样越过他头顶飞往空中。但是，经过反复探寻，宝贝出现了。我还记得一九三四年在马德里，当我提议每月分期付款二十比塞塔购买价格为一百比塞塔的古版贡戈拉着作时，书商加西亚·里科那种惊讶的表情。书价低廉，可我没钱。整整半年里我准时按期付款。这是弗本斯版本。这位十七世纪的佛兰德出版家，用无与伦比的漂亮铅字印制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名家着作。

在十四行诗像铁甲战舰一样摆开作战阵势那种版本中，我只喜欢读克维多的着作。后来，我钻进法国和英国大森林般的书肆区，跑遍郊区隐匿难寻的旧书摊，以及大教堂中殿似的大书店。出来时我双手满是尘污，但是，有时我会得到一件宝贝，或至少会得到自以为发现宝藏的乐趣。

有现金的文学奖，有助于我购得某些贵得出奇的版本。我的藏书室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古本诗集在藏书室里熠熠生辉；由于我对博物学的喜爱，藏书室里到处是色彩鲜明的漂亮的植物学书籍；还有有关鸟、昆虫、鱼的书。我收集到妙不可言的游记、伊巴拉印制的不可思议的《堂吉诃德》 、用精美的博多尼活字印刷的对开本但丁着作，甚至一部经删改供法国王子阅读的印数极少的莫里哀作品。

但是，我平生所收集的最精美的东西，实际上是我的海螺。海螺的奇妙结构使我心旷神怡：神秘的细瓷如月光般皎洁，形态也多种多样，有的质感厚实，有的是哥特式的，有的是实用主义风格的。

海螺，来源：网络

自从古巴软体动物学家堂卡洛斯·德拉托雷把他收藏的最精美的标本赠送给我以后，成千扇海底知识的小门为我打开了。此后，我游遍了世界各大海洋，所到之处我都会窥探并寻觅海螺。可是我必须承认，在巴黎那片大海的一道道浪涛间，我发现了更多的海螺。巴黎已经把海洋里的全部珍珠母都搬到它的博物商店和“跳蚤市场”里去了。

在大都市的马尾藻底下，在破灯泡和旧鞋之间，比伸手到维拉克鲁斯或下加利福尼亚的海滩岩石里去，更容易找到外形精美绝伦的彩线榧螺。可以出其不意地捉住一种鲁舍螺伸出的似水写成的诗句般的石英长矛。我从海里拽出壳上缀满珊瑚刺的大牡蛎时， 感到眼花缭乱，谁也不能使我摆脱这种激动情绪。更远处，另一种大牡蛎半开半闭，它壳上雪白的刺，如同贡戈拉所描述的岩洞里的石笋。

这些猎获物中有几样可能算得上是文物。记得在北京博物馆，那只存放中国海洋软体动物标本的最神圣的箱子被打开，仅有的两个奇异宽肩螺标本之一被赠送给我。我因此才得以珍藏那件不可思议的宝物，大海通过这一作品，把迄今仍然存在于该地区的庙宇和宝塔的建筑风格赠予中国。

我花三十年时间收集了大量书籍。我的书架上摆着令我激动不已的古版书和其他书，其中有克维多、塞万提斯、贡戈拉等作家作品的初版版本，还有拉弗格、兰波、洛特雷阿蒙等诗人的着作。我觉得，这些书的每一页都留下了我所喜爱的诗人们触摸过的痕迹。我有伊莎贝尔·兰波的手稿。在巴黎，保罗·艾吕雅把伊莎贝尔·兰波写给她母亲的两封信送给我作生日礼物，这两封信是在那位流浪诗人于马赛医院截去一条腿时写的。这都是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芝加哥贪婪的书商垂涎的珍宝。

我在世上走过许多地方，我的藏书因而大大增加，远远超过一个私人藏书室的规模。有一天，我把花二十年时间收集的大量海螺，以及怀着最大的热情从世界各国选购来的我最喜爱的五千册图书，全部赠送出去。我把这些东西赠给我国的大学。它们被当作不同凡俗的礼物接受下来，一位校长还宣读了美好的致辞。

任何胸怀坦荡的人大概都会认为，我的这种馈赠，在智利一定会被愉快地接受下来。然而，也有心怀叵测的人。一位官方评论家写了几篇怒气冲天的文章，强烈抗议我的举动。他狂叫道，何时才能遏止国际共产主义？另一位先生在国会发表激烈演说，反对大学接受我那些极好的今版书和古版书；他威胁要把接受馈赠的国立院校的津贴砍掉。那个评论家和那个国会议员一唱一和，在智利这块小天地的上空掀起了一股寒流。那位大学校长脸色大变，来回奔走于国会长廊。

从那时起二十年过去了，确实再没有人去观看我赠送的图书和海螺了。仿佛它们都已悄悄返回书店和大海里去了。

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1904年生于智利帕拉尔。13岁发表诗作，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20岁享誉全国。着有数十部诗集。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斯大林

许多人认为我是或曾经是个重要的政治家。我不知道，这个出名的传奇故事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有一次，我看见我的一张邮票大小的相片刊登在《生活》画报向读者展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人物的两个专页上，着实感到吃惊。我的肖像挤在普雷斯特斯和毛泽东中间，对我而言是个有趣的玩笑，但我完全没去澄清事实，因为我始终厌恶更正信件。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虽然在世界各地派有五百万特工，竟也犯错误，这是很有趣的事。

我与社会主义世界的重要领袖有过的最长一次接触，是在我们访问北京期间。那是在一次庆祝会上，我与毛泽东互相祝酒。他在碰杯时用含笑的眼睛看我，半是亲切半是诙谐地笑得很开朗。他拉住我的手，握的时间比通常长几秒钟。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访问过苏联许多次，一次也没见到过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贝利亚，也没见过米高扬和李维诺夫——最后这两个人比其他几个要容易接近些，神秘色彩也更少些。

我不止一次远远望见过斯大林，永远是在同一地点：每年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在高耸于红场上的、站满高层领导人的观礼台上。我是斯大林奖评奖委员会委员，曾在克里姆林宫一待好几小时，却从来没有在走廊上碰到他； 我们讨论或进餐时， 他也没有来看过我们，也没有召请我们去一并向我们致意。各项斯大林奖总是一致批准授予的，不过事先在选定候选人时并非没有互不相让的激烈争论。我总觉得，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评奖委员会秘书处准有人带着这个决定去看看那位大人物是否认可。但是，我确实不记得他有过任何反对意见；尽管可以感觉到他就在近处，我也不记得他有过知道我们在那里的表示。斯大林显然是有计划地给自己罩上一层神秘色彩；不然他就是个非常胆怯、自我封闭的人。可能是这种性格使贝利亚具有左右他意志的影响力。贝利亚是唯一一个进出斯大林房间而无须通报的人。

但是有一次，我与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神秘人物有过意外的瓜葛，至今我都觉得非比寻常。那次我和阿拉贡夫妇——路易和埃尔萨——一起前往莫斯科，参加当年斯大林奖的评奖。一场大雪使我们滞留在华沙，我们肯定不能按时到会了。一位陪同我们的苏联人负责把阿拉贡和我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用俄文电告莫斯科，而这个名单也在会上获得通过。但令人奇怪的是， 接到电话答复的那位苏联人把我叫到一旁，意外地对我说：

“聂鲁达同志，祝贺您。当获奖人名单呈交斯大林同志时，他大声说： ‘名单上为什么没有聂鲁达？’ ”

翌年，我获得加强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友谊斯大林奖。可能这个奖是我应得的，但是我总在问自己，那位遥远的人物怎么会知道有我这个人。

斯大林

就在当时，我得知还有斯大林进行干预的其他类似例子。当反世界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当“硬领”宗派分子要爱伦堡的脑袋时，一天早晨，这位《胡利奥·胡列尼托及其门徒奇遇记》的作者家里的电话响了。柳芭接的电话。一个隐约陌生的声音问道：

“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在吗？”

“这得看情况， ”柳芭说道， “您是哪位？”

“我是斯大林。 ”那声音说。

“伊利亚，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打给你的电话。 ”柳芭对爱伦堡说。

但是，作家一接电话，就听出为大家所熟悉的斯大林的声音。

“您的《巴黎的陷落》那本书我看了一晚上。我打电话是要告诉您，亲爱的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要继续多写几本像这本这么有趣的书。”

也许正是这次意外的电话，才使杰出的爱伦堡有可能活许多年。

还有一件事。马雅可夫斯基已经去世，他那些执拗、保守的敌人却咬牙切齿攻击对诗人的悼念，坚持要把他从苏维埃文学的地图上抹掉。这时发生一件事，打乱了他们的企图。马雅可夫斯基的情人莉莉·勃里克写了一封致斯大林的信，向他指出这种攻击是可耻的，并且热情扞卫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攻击者们以为，靠拉帮结伙那套庸俗的东西保护，就可以免受惩罚。结果他们大失所望。斯大林在莉莉·勃里克的信的页边批道： “马雅可夫斯基是苏维埃时代最杰出的诗人。 ”

从此以后，出现了一批纪念马雅可夫斯基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他那别具一格的诗也大量出版了。攻击者们被耶和华的号声吓得不知所措。

我还得知，斯大林去世时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一份他亲笔写有“不要动”字样的名单。这份名单打头的是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以下是爱森斯坦、帕斯捷尔纳克、爱伦堡等等杰出人物的名字。

很多人认为我是个信念坚定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法西斯党徒和保守派早已把我描绘为斯大林的过度抒情颂扬者。 我对此并不特别气恼。在一个极度混乱的时代里，做出任何结论都有可能。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 令人痛心的悲剧是意识到在斯大林问题上，敌人在许多方面占了理。这一揭露震撼心灵，随之而来的是觉醒的痛苦。有些人感到受骗了，不顾一切地接受了敌人的论点，并转而站到他们的队伍中去。另外一些人则想到，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无情揭露出来的可怕事实，恰恰证明，把历史真实公之于世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之后继续存在下来的共产党，是坚强的。

如果说我们大家确实都有责任，那么揭露那些罪行，使我们回到了自我批评和解剖问题——我们学说的基本要素——上去，还交给我们防止如此可怕的事情重演的武器。

我的立场是：由于我并不知道斯大林时代的黑暗面，出现在我眼前的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是个隐士般简朴的、坚持原则的和善的人，是扞卫俄国革命的巨人。此外，这位留有厚厚的小胡子的小个子，在战争中变得高大；苏联红军曾高喊着他的名字去进攻并摧毁希特勒恶魔的堡垒。

不过，我只献过一首诗给这个权势人物。那是在他去世的时候。这首诗可以在我的任何一版全集中找到。 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巨人之死，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人类大森林颤抖了。我的诗抓住了那种地震的恐慌感。

理想国 2015-08-23 08: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