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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严格地说，沈从文算不上诗人。虽然他在年轻时代写过诗，且他的部分诗作也被陈梦家收入《新月诗选》，但与他在小说、散文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与地位相比，“诗人”沈从文似乎还是要略逊一筹。换句话说，在文学史上，作为诗人的沈从文似乎远不及作为小说家和批评家的沈从文重要。

这种情况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上并不罕见。比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冯雪峰、梁宗岱等等，他们都曾因各种原因，或在诗坛边上“打打边鼓”、“凑些热闹”①，或是自由出入于诗歌与其他文体的写作之间。他们不以“诗人”之名传世，也只留下为数不多的诗作，但他们与新诗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值得探究。他们的写作、批评甚或辍笔本身，往往都与其诗歌观念、批评标准，以及对于诗歌文体自身的独特认识有关。因此，考察他们的诗歌观念与诗歌批评，或许能为当下的诗歌研究带来一定的拓展与启发。——张洁宇《作为诗人的沈从文》

我喜欢你

你的聪明像一只鹿，

你的别的许多德性又像一匹羊，

我愿意来同羊温存，

又耽心鹿因此受了虚惊，

故在你面前只得学成如此沉默；

（几乎近于抑郁了的沉默！）

你怎么能知？

我贫乏到一切：

我不有美丽的毛羽，

并那用言语来装饰他热情的本能亦无！

脸上不会像别人能挂上点殷勤，

嘴角也不会怎样来常深着微笑，

眼睛又是那样笨——

追不上你意思所在。

别人对我无意中念到你的名字，

我心就抖战，

身就沁汗！

并不当到别人，

只在那有星子的夜里，

我才敢低低的喊叫你底名字。

二月于北京

（1926年3月，晨报副刊，署名小兵）

残冬

横巷的这头，

横巷的那头，

徒弟们的手指解了冻，

小铺子里扬出之面杖声已不像昨日般生涩了。

朋友们中人讨论到夹衫料子，

大路上的行人，已不复肩缩如惊后之刺猪，

街头屋角，留着既污之余雪。

电线上挂了些小小无所归的风筝，

孩子的心又挂在风筝上面。

轻薄的杨柳，

做着新梦——

梦到又穿起一身淡黄裙裳，嫁与东风！

——十五年元日

（1926年3月，晨报副刊，署名小兵）

春月

虽不如秋来皎洁，

但朦胧憧憬：

又另有一种

凄凉意味。

有软软东风，

飘裙拂鬓；

春寒似犹堪怯！

何处济亮笛声，

若诉烦冤，

跑来庭院？

嗅着淡淡荼蘼，

人如在，

黯澹烟霭里。

（1925年5月，晨报副刊，署名休芸芸）

薄暮

一块绸子，灰灰的天！

点了小的“亮圆”；——

白纸样剪成的“亮圆！”

我们据了土堆，

头上草虫乱飞。

平林漠漠，前村模样！

烟雾平平浮漾！——

长帛样振荡的浮漾！

不见一盏小灯，遥闻唤鸡声音。

注：“亮圆”苗语月

——在北京西山

（1926年6月，晨报副刊，暑名茹。）

萤火

雨休息了，谢谢它：

今夜不再搅碎我的幽梦。

我需要一个像昨夜那么闪着青光的萤虫进来，

好让它满房乱飞，

把柔软的青色光炬，

照到顶棚，照到墙上。

在寂寞里，它能给人带进来的安慰，

比它翅子还大，比它尾部光炬还多。

它自己想是不知道什么寂寞的吧，

静夜里，幽灵似的，

每每还独自在我们的廊檐下徘徊！

能得着小孩子的爱，

能得着大人们的怜，

能得着怀有秋意的感伤者同情，

它是有福了。

怎么这样值得爱怜的小东西还须受人幽囚呢？

想起市场货摊上那些小小铁丝笼，

使我为它命运而悲伤。

原来，从憎恶里，

你可以取到自由：

人若爱你，他就愿意你进他造就的囚笼里去！

（初次发表于《鸭子》集中）

沈从文生前没有出版过专门的诗集，但他于1926年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鸭子》里却有4首诗，即《春月》《我喜欢你》《残冬》和《薄暮》。笔者上大学期间曾翻阅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记得书中收了由徐志摩、闻一多和卞之琳领衔的“新月18家”，其中就有沈从文。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沈以小说成名后，由于文品与人品俱佳，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他还利用自己当编辑的便利和权力，不以诗歌为主业的他，却在《京报·国语周刊》《晨报·诗镌》《小说月报》《新月》《水星》《现代评论》和《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作，其中大部分编辑权都掌握在新月派的手里。不过，沈写诗并非从“新月”开始。据他自己说，写诗是他的“老本事”，十多岁时就曾练过，还被称为才子(1962年1月28日复张兆和函)。遗憾的是，他早年练笔时代的“才子”之作没有留下来。

如果说解放前沈从文发表诗作太容易的话，那么解放后就变得难乎其难。从1962年开始，沈的诗歌创作进入隐性写作状态，自己时不时在写，总量不少，但没处发表。在总篇幅达470页的《沈从文全集》之15“诗歌卷”中，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约有200页，占40%多。他的诗歌创作大略可分3类。1.“土话”诗。2.白话诗。3.旧体诗。

一个现代中国作家的写作资源有三类：古典、西方与民间。沈从文没有家学渊源，也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他可用的古典资源很有限。1920年代中国的外语和西学教育水平还很低，一个作家如果缺乏出国经历，则无法用西方资源。沈自称“委实没听过什么夜莺”，而“夜莺”正是西方诗歌的象征。对于刚刚出道的沈这样一位“乡下人”来说，只剩下一种资源可用，即民间文化资源，他曾用“麻雀”、“蝈蝈”和“鸭子”等民间动物作为其象征。他很善于用民间资源，也正是民间资源成就了他。

沈之所以大用特用民间文化资源，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家乡条件所造成，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契机，那就是他到北京来学习时正好赶上北京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歌谣搜集运动。而早在1918年春，北大就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发布了一则详细的声明，动员全校的教授、职员和学生参与搜集活动。北大的这一活动固然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对他初期诗歌创作的影响更直接、更致命。歌谣运动中最积极、最成功的实践者是刘半农和顾颉刚。1919年8月，刘半农在由其家乡江阴北上的途中，向船夫采得20首吴语情歌，回北京后，马上编为《江阴船歌》。刘还模仿这些民谣，创作了一批民谣体诗歌。沈正是借鉴刘半农他们的做法，一边搜集民谣，一边开始他的诗歌创作。他搜集的是家乡“镇竿”(今湖南凤凰县)的歌谣，他称之为“镇竿”土话，并解释说，那是“苗民杂处几同化外之湘边镇竿地方土话也”。沈共搜集了两组“竿人谣曲”，前一组是“单歌”，共42首，分两期发表于1926年12月27日和29日的《晨报副刊》。后一组是“对唱”，共8首，发表于1927年8月的《晨报副刊》。对应于前者，沈创作了《乡间的夏》《镇竿的歌》《初恋》和《还原——拟楚辞之一》；对应于后者，他创作了《春》。

沈早年创作的民歌是自身条件局限和受到谣曲风潮影响的产物，是他自己的一种新尝试(他说是整个诗坛的新尝试，则掩盖了刘半农等人更早的努力)。从文本上来说，在1920年代的语境里，那些拟民歌可以看做诗歌的试验品，但不是诗，更不能说是成功的诗。因为，民谣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方言，二是乐曲。方言离不开当地的环境，乐曲则必须让人唱出来。沈在北京用他湖南老家的方言写作民谣，既离开了方言的环境，又缺乏乐曲的支撑，当然要失败。至于“拟楚辞”云云，恐怕是源于沈的另一层误解。“楚辞”是屈原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创造的一种诗体，已经高度文人化了，已经远远不是民谣。沈的“拟楚辞”与民谣也隔了两层。问题是，沈还死死地想要留住那种话语方式、那种调子，最终显现出来的必然是两头没有着落的状态。尽管他刚刚写完时，曾兴致勃勃地自诩说，那些拟民歌“新鲜、俏皮、真实”；这三个特征表面上是实现了，但并不能保证作品的丰富内涵，况且，用白话或文言也能写出这三个特征。也许是沈自己也觉得这种模仿民谣腔的写作没有前途，甚至无趣，很快便放弃了。

但他写诗的冲动却无法抑制。他开始向周遭学习。当时，占领北京诗坛的是新月派。而沈与新月诸人的关系相当密切，这层关系使他的诗歌创作走上了正轨，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具体时间大概是在1925-1928年。这类诗尽管比较多地模仿了徐志摩和朱湘等人，如《春月》和《其人其夜》因其强烈的音乐性追求，可以放在朱湘的诗集里；当然，这也可以看做是沈本人的民歌倾向的一种转换。民歌资源的另一个内在影响是爱情诗的多产，因为绝大部分民歌都是情歌。沈本人也是情感型的作家，他的文字主要靠情感取胜。另外，这时期他正值欲望浓烈、追逐爱情的年龄，所以颇写了些爱情诗，有的写得很巧妙、深情款款，如《我喜欢你》云：你的聪明像一只鹿，/你的别的许多德性又像一匹羊：/我愿意同羊温存，/又担心鹿因此受了虚惊：/故在你面前只得学成如此沉默。

有的赤诚而肉感，又不乏奇思妙想、奇譬妙喻，绝类“香艳体”，如《颂》云：说是总有那么一天/你的身体成了我极熟的地方/那转弯抹角，那小阜平冈/一草一木我全知道清清楚楚/虽在黑暗里我也不至于迷途。

沈从文另一类写得让人叫好的诗是具有杂文风格的讽喻之作，以《到坟墓的路》和《余烬》这两组为代表，往往能以寥寥数行活画出一个形象的丑陋或一种现象的荒谬，充分显示了他的讽刺才能。如《艺术》云：无耻的荡妇，/臀部圆弧的波动，/把诗人眼睛吸住了，/于是，/诗人就梦呓似的唱起歌来。

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具有“幻异”或“灵幻”的抒情色彩，这是他相当自豪的才能。这种才能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尤其是在组诗和长诗中，如《第二乐章——第三乐章》和《从贝多芬乐曲所得》等，也有优异的表现。他的小说才能，在叙述和描写方面，在诗歌中也用得相当普遍。有些地方显得太普遍了，以至于有违简练的诗歌美学原则的嫌疑。

文学家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后成了文物专家。要研究文物，必然要多读古书。可能就是因此，沈创作旧体诗的兴趣突如其来，而水平则突飞猛进。

沈的旧体诗创作肇端于1961年冬，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突出的是政治，属于集体创作。时间是从1961年冬至1962年春，即在江西采风时期的4个月。因为是官方组织的采风之作，有过于重政治之嫌，“缺少文笔固有的幻异抒情特征”，基本上是歌德派的内容和风格。此一阶段有20首左右。

第二个阶段突出的是自然，属于个人创作。时间是从1962年夏到1963年10月。他自己前往青岛休养，前往广东和广西游览，移情于大自然，优游于风景。共有17首左右。

第三个阶段突出的是政治，但属于个人创作。时间是从1968年至1970年夏，即在牛棚期间和“五七”干校的初期，这是沈一生中最苦难的时期，但他诗中没有愤懑和怨恨，有的是革命热情和自得其乐。约有25首。

第四个阶段突出的是文化，属个人创作。时间是从1970年秋至1975年，即在“五七”干校后期。他用诗表现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否在模仿杜甫，要做当代“诗史”？)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化是政治文化，沈也不例外，他的文化史观严重依附于毛泽东和郭沫若。如，他曾参与批孔。有17首左右。

沈对自己的旧体诗创作一开始非常自信，甚至自信到有点固执。他一方面批评别人，说“看人到处题诗，都极俗气的堆名词，情、理、境三不高，还到处写到处送人、发表”；另一方面，把自己的作品捧得很高，如他说他的《庐山含鄱口望鄱亭》“也写得极好”(1962年1月28日致张兆和函)。“极”字是否意味着这首诗可以与《唐诗三百首》媲美？“也”字暗示着他的其他诗也是“极好”。有人(如他的夫人张兆和)“奉承”他，说他“确有些老杜风”(1962年1月12日沈从文致张兆和)，他特别受用。其实，他的诗歌渊源走的是汉魏五言诗、陶渊明和白居易这条线。无论从精神内涵还是修辞技巧而言，都离老杜甚远，当然这并不影响沈在诗歌抱负上追慕老杜。老杜号称“诗史”，他呢，越写抱负越高远，企图写“中国文化史诗”。然而，他的“史诗”在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以诗证史——以诗歌的形式罗列史实。

（本文选自作家网）

凤凰读书 沈从文 2015-08-23 08: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