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做永远的批判者

簡體傳統

　　　　贵州和北大是我的两个精神基地，民间与学院，对我来说是一个互相补充，也有冲突矛盾，但这就是我的思想和学术特点。
　　
　　　　撰稿／钱亦蕉(记者)
　　
　　　　钱理群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鲁迅，他说鲁迅“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而“这样的体制外的，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遵从鲁迅的传统，钱理群自己也愿意做一名思想界的战士，一个永远的批判者。
　　
　　　　到民间去
　　
　　　　带着温和的笑容，钱理群教授说起自己离开北京大学后，进行中学语文教育的探索，“现在更进一步到西部农村，到小学了……”，因为“我们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城市的中、小学，特别是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广大的最需要关注的农村教育反而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他的话引起在座的学院里面的“后学们”极大的兴趣，是什么让一个退休的北大教授深入到农村中小学教育中去的呢？
　　
　　　　新民周刊：2002年，您从北大退休，在这之前，您给学生们开的最后一门课是“我的回顾与反思”，一般来说讲课总以客体为对象，为什么您会选择自己作为讲述对象呢？
　　
　　　　钱理群：这是我在北大的最后一课，我想通过自我总结，来讨论与专业有关的问题。把我自己作为个案研究，来讲述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我的兴趣是在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还是谈自己比较好，重心在反思上。通过反思，把我自己这一代人的经验教训告诉年轻人。
　　
　　　　新民周刊：离开大学讲坛后，您关注中学语文教育，给中学生开过“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编了《新语文读本》，现在更关心西部农村的中、小学教育，为什么？
　　
　　　　钱理群：退休后我自由了，不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教授，不受专业限制，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人文学者关心中学语文教育，是“五四”新文化传统。从胡适到朱自清、叶圣陶，都是这样。我只是继承这样一种传统。我觉得作为研究工作者，不仅要讲述他们的传统，而且应该接着往下做。他们那一代人做的，我们也可以做。而且，我认为大学与中学教育的断裂，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
　　
　　　　新民周刊：您自己深入到西部农村吗？
　　
　　　　钱理群：我自己不可能去西部农村搞教育，而是采取间接的方式，我关心这个问题，参加了一些讨论会，写了一些文章。一些去西部第一线的老师，回来谈了看法，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还有“西部阳光活动”的志愿者们，我也给他们做了一个讲话(《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
　　
　　　　新民周刊：在讲话中您曾提到，“到民间去，到农村去”，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
　　
　　　　钱理群：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已经去了5代人，现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时候是第一代，李大钊当时写过一篇《青年与农村》，和大批青年追随者一起推行“新村运动”；到1930年代，毛泽东把农村作为革命根据地，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推行“乡村建设运动”，这是第二代；4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在根据地，知识分子“下乡运动”可以看作是“到农村去”的第三代；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政府号召到基层去支援建设，这是第四代“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青年知识分子，我就是其中之一，去了贵州边远山区；第五代就是知识青年下乡。这个传统到***十年代中断了，而本世纪初，又一批志愿者去了西部农村。我认为这与“五四”传统息息相关，是从研究到实践的过程。
　　
　　　　新民周刊：您关心农村教育，与晏阳初当时的实验有精神上的联系吗？
　　
　　　　钱理群：这当然。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教育实验，都是非常重要的传统。晏阳初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要从乡村教育建设开始，而同时代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改造问题上，采取不同的路子——从土地改革入手。实际上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都认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的关键。只是后来，晏阳初等人的主张谈得比较少。
　　
　　　　贵州印迹
　　
　　　　退休以后，钱理群教授除了“从更大范围从事社会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外，还出版了一个地方文化研究的文本，那就是《贵州读本》。从21岁到39岁，钱理群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献给了贵州，贵州对他的人生历程、思想精神留下什么样的印迹呢？
　　
　　　　新民周刊：《贵州读本》是不是您对自己青年时代贵州生活的纪念？
　　
　　　　钱理群：写《贵州读本》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脚下的土地。在全球化的时代里，青年人有逃离土地的倾向，不仅其身体远离本土，而且在精神上对脚下土地产生认知上的陌生，存在“失根”的危险。所以我要在青少年中提倡认识脚下的土地，《贵州读本》就是对贵州地理文化、历史文化的阐述。这与青年志愿者运动也有关系，其实这些志愿者对改变西部农村所起的作用不大，而更是一种自我教育，这个意义更大。青年志愿者运动，实质上也是一个“寻根运动”，农村是中国的根，到农村去，就是一个寻根的运动。
　　
　　　　新民周刊：您在贵州待了18年，贵州是不是您的根呢？
　　
　　　　钱理群：贵州是我的根。我一直说北大和贵州是我的两个精神基地，贵州代表着底层，北大是最上层。贵州给了我四方面的影响，第一，真山真水养育我的赤子之心，贵州的山水没有受到污染，给了我坦荡的胸怀；第二，除了真山真水，贵州的真人气息，对我气质的形成也起了关键作用，我有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第三，我在贵州经历了大饥荒年代和“文革”，形成了我的终极的民间关怀；第四，在贵州沉潜18年，读了18年的书，并且考察社会，形成了我的学术根基。研究鲁迅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有我的学术底气。1978年我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离开贵州之后，还一直与贵州保持联系。贵州和北大，民间与学院，对我来说是一个互相补充，也有冲突矛盾，但这就是我的思想和学术特点。
　　
　　　　新民周刊：在贵州您经历了“文革”，《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您写到您身陷其中，而且公开承认自己是“造反派” ，进行深刻反思。感觉像德国作家格拉斯在自传《剥洋葱》中承认参加过武装党卫军一样勇敢。有时候人们不愿直面自己的过去，历史就会被遗忘。
　　
　　　　钱理群：这里面有个妖魔化的问题，我们后来对“造反派”的理解和判断过于简单化了，其实里面很复杂，所以我通过自我反省来揭示这个问题。“文革”非常复杂，我们往往对上层斗争注意得比较多，而实际上“文革”是全民参与，像我们这样一个贵州小县城也被深深卷入其中，完全没有参与的人是很少的。所以我觉得研究“文革”，也应该用个案来表现，“文革”不能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二元对立模式来解读，应该用很多个案来解释。大家都不愿谈，是因为没人愿意回忆痛苦。但是老百姓可以回避痛苦，知识分子却应该正视历史，犯了错误，自我解剖，这是“文革”研究的第一步。
　　
　　　　北大传统
　　
　　　　1956年，17岁的钱理群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后并入人大新闻系)，这是青年钱理群与北大的初次结缘。1978年，钱理群重新回到学院，成为北大80年代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从学生到教授，北大的20多年经验对他来说弥足珍贵。作为除了贵州之外另一个精神基地的北大，又对钱理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新民周刊：虽然已经离开，您对北大还是怀着深深的感情，您觉得北大最让您推崇的是什么？
　　
　　　　钱理群：我所推崇的北大精神就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还有就是我跟年轻人所说的，要“永远向前看”。但是，现在的大学教育(包括北大在内)，学术腐败严重，使我非常失望，这也是我离开大学的一个原因。
　　
　　　　新民周刊：您在北大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周作人、曹禺这几个对象上，为什么选择这三个人？
　　
　　　　钱理群：我的思想和生命，北大、贵州是两个空间，另一面是和青年群体的联系，而三者的连接点就是鲁迅。我的民间立场，就来源于鲁迅。我在大学时代就看过《鲁迅全集》，但真正懂鲁迅是在贵州工作以后，不是作为研究对象，而是精神资源，来寻求解答。我从60年代就开始研究鲁迅，我的愿望是要形成自己的看法，到北大开始讲鲁迅，讲“我之鲁迅观”，写《心灵的探寻》。当时，为了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想换个角度，就转而研究周作人，也是为了更好地研究鲁迅。因为周氏兄弟同为现代文学两大阵营的代表，可以对照起来研究。而曹禺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而且我从小喜欢戏剧。我对知识分子精神史感兴趣，曹禺正好是另一型的知识分子——我称作“软弱的天才”，其实现代知识分子当中，鲁迅、周作人是少数，曹禺这样的才是大多数。
　　
　　　　新民周刊：您提出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目前的研究进程、状况如何？
　　
　　　　钱理群：我当年和陈平原、黄子平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其实那时我感兴趣的就是“精神史”。我的几个研究，包括对鲁迅、周作人、曹禺的研究，都是以传记、生命史的形式完成。而我正式从事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着作是《1948：天地玄黄》，考察1948这个历史转折点的知识分子心路历程，这是第一步。接着又写了《丰富的痛苦— —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这是把中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放在一起考察，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退休后我主要完成了两本书，一本是写1956- 1966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书名是《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另一本就是收录了“我的回顾与反思”这门课的《我的精神自传》一书，这是主要写1978年到现在的。下一本，可能会专门写“文革 ”时期。这些都是从民间来考察，每一部都有延续性。
　　
　　　　拒绝遗忘
　　
　　　　“我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我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1949年后，去了台湾的父亲和留在大陆的母亲永远天各一方，这是钱理群教授在《我的精神自传》中的描写。来自如此家庭的钱理群，曾在年轻时把父亲的照片毁掉，而现在，这些成为他反思的基础，他拒绝遗忘。
　　
　　　　新民周刊：您的家庭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高度缩影？
　　
　　　　钱理群：我祖父那代是维新派，父亲是胡适那一代人，是胡适在美国学农科时的同学，我的三哥是国民党的外交官，另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则加入了共产党，是老党员。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大家庭。1948年，父亲把我们从南京带到上海，准备去台湾，可是母亲不愿走了，因为她的兄弟姐妹都在上海，而且我外祖父的好朋友张元济等人都劝她留下。于是母亲让父亲先去台湾看一看，没想到这一看，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家有两次家庭分离，一次是抗战，一次就是1949 年，这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家庭中很典型。我们全家没有一张合影，我抗战时期生于重庆，当时哥哥姐姐还在上海沦陷区；等我来到上海，我的另一个哥哥则还在大后方，我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家的悲剧：生不团圆，死各一方。
　　
　　　　然而，一般写历史，不注意这些个体生命的影响，我们的历史往往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个人，只有历史伟人而无普通人。我的研究，背后的历史观，就是个人历史。历史不关心知识分子，我则以自己的感情和经历来关照知识分子精神史。
　　
　　　　新民周刊：您是深深受到“五四”精神熏陶的一代，而现在一些青年则完全不同，您怎么看待他们对社会、人生的冷漠？
　　
　　　　钱理群：历史不该被遗忘，而我们总是设置禁区，故意让他们遗忘。为什么我在北大最后一课要讲这些，就是专门讲给年轻人听，讲自己，更有可感性。我说这是我给他们的“遗言”，年轻人需要知道、了解，在知道、了解以后如何选择，则是另外一件事。《我的精神自传》这本书除了写给我自己一代人看，也是写给青年人看的。人的生命有一个延续，我们困惑过、思考过的问题，并没有过时，他们在当代也会遇到，我们的失误、经验教训提供给他们共同面对，青年人只有了解了，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宣誓者，我是真理的探索者，所以书里没有结论，只是把自己的矛盾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