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边缘的徘徊：重建中国社会科学传统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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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由于篇幅限制，全文删节较多，可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前往爱思想网阅读全文。原文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03期，作者为苏振华、毛云峰、梁捷、刘晶

一、汪丁丁的生活经历和求学历程

对于汪丁丁的读者而言，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困惑：这个人到底读了多少书呢？事实也是如此，以我们有限的阅读面而加以猜测，我们愿意相信，汪丁丁可能是学养最为深厚的学者——东西方皆然。我们仍然只是将此解释为汪丁丁的无与伦比的勤奋，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汪丁丁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学术于他，是一种志业，而非为稻粱谋的手段，这在日益功利化的学术界殊为难能可贵啊。汪丁丁长年徘徊与国内外之间，我们个人化的阅读感受是，这是一个颇显神秘的学者，为此，我们愿意将汪丁丁的生活经历和求学经历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汪丁丁，1953年5月出生在沈阳，成长在北京，祖籍浙江淳安。

汪丁丁关于儿时的记忆是屋子里有很多的书，可见其家学也颇渊源。1969年，汪丁丁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其间，他结识了一个会拉小提琴的哈尔滨老知青，听如泣如诉的琴声，读莎翁戏曲集，这是汪丁丁的心灵的第一次启蒙。1971年夏天，汪丁丁回到北京，“九一三”事件使他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的命运。在三年内，他读完了家藏的马列全集和数百本商务印书馆翻译的历史书籍，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巴尔扎克、雨果、杰克伦敦等文学书籍。这次读书经历是汪丁丁的第二次启蒙。1974年，汪丁丁在北京一家应用电子技术研究所当工人，之后的两年，他读了政治经济学说史、剩余价值理论和高等数学，两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汪丁丁的第三次启蒙。

1977汪丁丁进入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大学期间，他上课很少，更多的是在图书馆或家里读自己感兴趣的书。主要是黑格尔、罗素、休谟、康德的哲学，罗素的《哲学问题》和黑格尔的《逻辑学》导言对汪丁丁有很大的影响。1981年，汪丁丁进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所念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研究生，其间他又从《资本论》开始自学经济理论。1985年3月，汪丁丁进入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工作从事研究工作并攻读博士学位，这应该是他真正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其间他日夜流连于夏威夷大学的图书馆，他曾写道，“从地下室的资料地图，到一层楼的参考书架和期刊阅览室，再到二层楼的数学物理生物，一直到顶楼的哲学历史文化和东亚各国的旧期刊。我觉得那些架子上的书都是我的士兵，我在这些士兵的行列中间穿行，检阅，查看新的成员，寻找失踪的老兵。”1990年汪丁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在东西方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员。1994年才正式脱离东西方中心。

从1991年到1995年，汪丁丁任教于香港大学。1996年，汪丁丁赴德国杜依斯堡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97年3月汪丁丁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至今，始于2000年汪丁丁任教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03年，汪丁丁出任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汪丁丁求学生涯中，并不曾得到世界级大师的指点。他主要是在图书馆自学、在书店获取最新的知识、利用宽带网检索资料下载阅读材料。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汪丁丁在欧洲期间，曾访问哈贝玛斯。在慕尼黑的斯坦湖边的哈贝玛斯家中，汪丁丁和哈贝玛斯“在暖和的阳光下谈了四个小时，从希腊哲学与东方哲学的关系开始，涉及古往今来的主要哲学家的观点，甚至人品，最后谈到经济学与社会理论的未来发展”。此次交谈，汪丁丁进一步确信可以在他“自己的知识经济学与哈贝玛斯的社会交往理论之间找到共同基础”——这对于汪丁丁后来的学术取向非常重要。1998年，受《经济学消息报》之托，丁丁在美国采访了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是两次重要的思想之旅，我们期待着有关这两次思想之旅的文稿早日面世。

二、汪丁丁学术、思想述评

如果把学者分成生命大于学术与学术大于生命这两种类型的话，汪丁丁和杨小凯就正处于两极。汪丁丁的先天气质使他义无返顾地反抗学术分工，反抗被异化的命运，扮演了一个后现代知识英雄的角色。他自己很清楚前途的危险，他说，“‘投入未知’，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冲动。我说的‘丧失合法性’，是指在两个方面都失去了合法性，在你的专业领域之内以及你专业以外的一切领域里，你都必须努力通过与专家的‘对话’来重新获得你自己话语的合法性。所以这一‘出走’是很危险的，在分工社会里这是一种奢侈的行为。”汪丁丁最喜欢引用克尔凯郭尔的话，“你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哈耶克思想研究

近年来，所谓“自由右派”和“新左派”学者群之间的争论引起国内知识界广泛关注。哈耶克，这位当代最为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学说是“右派”学者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汪丁丁，因为他对哈耶克思想的解读为学界所瞩目，而被视为“自由右派”的重要代表。是的，汪丁丁，这位“复杂的自由主义”学者、这位遍览诸家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哈耶克思想对他的影响仍然是最大的，而他在对哈耶克的解读中所凸现的重要洞见使他成为国内最为重要的哈耶克思想的研究者（随便提及，邓正来先生关于哈耶克思想研究作出了令人尊敬的贡献）——固然，《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这几篇论文并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

我们粗略地将滥觞于斯密的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进路予以两分，其一是马歇尔以降的新古典主流理论，另外是门格尔至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前者以均衡分析为依归，后者更重视对经济思想质素的研究。汪丁丁，缘于其“先天性的哲学气质”，走进奥地利传统是必然的。哈耶克作为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非凡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对于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中国而言，哈耶克和他的老师米塞斯，是市场经济最为彻底的扞卫者和计划经济不妥协的批判者，若是没有他们所开创的市场经济的知识论基础，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或许会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其二，有论者指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的，反对专制传统、启蒙自由精神，哈耶克思想是最为有力的思想武器。基于此，汪丁丁对哈耶克思想的重视不是偶然的，而是充满“中国问题”关怀的。汪丁丁对于哈耶克思想研究的重要洞见大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哈耶克“演进理性”的认识论基础阐释

演进理性和建构理性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时髦话语，但是最早历清演进理性哲学基础的是汪丁丁，汪丁丁的着名论文《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可以说就是一部浓缩的西方思想史。在哈耶克的语境中，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互为反动，这须回到“休谟问题”和“笛卡儿问题”，由此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由之发端的古希腊哲学中去，也就是赫拉克立特(Heraclitus)的经验主义同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理性主义的分歧。

“人”的“存在”必然产生因为对未来的幻想而激发的改造现状的欲望，这就产生了指导人们行为的两个基本进路：一个是基于现状的，对未来可能实现的各种状态的思考和评判；一个是基于未来的，对现状实行改造的各种计划及其评判。汪丁丁认为，前者是基于“传统”的思考，后者是基于“乌托邦 ”的思考。

在哲学认识论中，笛卡儿的理性建构主义是乌托邦式的解释世界的思路。他所依据的唯一工具是基于逻辑的理性(不同于做为理智的理性)。笛卡儿的理由是，如果一个正在思考的“自我”说：“自我并不存在”，我们就陷入两难：(1)若相信这个思考，则自我不存在意味着思考也不存在(因为“自我”的定义就是做为主体的“思考”)，既然思考并不存在，思考所得的结论也就不真，所以不应当相信这个思考。(2)如果不相信这个思考，也就意味着“自我”是存在的，从而“自我”的思考是存在的，“自我”当然相信这同一个“自我”思考所得的结论。从“我思故我在”出发，笛卡儿导出“心物二元”的世界观。然后理性的“心”为无理性的“物”立法，构造一个对应于物的世界的在心里的世界。笛卡儿相信，如数学家那样，理性可以理解客体并构造一个完整的心中的世界。然而哥德尔证明了“没有完备而无矛盾的逻辑体系”之后，笛卡儿的理想实际上已经破灭。由此要回到休谟问题。

休谟问题源于对政治学中“社会契约论”的质疑。休谟指出，契约论虽然立足于理性，却无法用理性证明为什么自利的个人可以在第一次社会契约签订之前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履行契约；更进一步的追问是，为什么一次订立的社会契约能够子子孙孙传下来而仍然有效。休谟的回答是，事实是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契约，有的只是基于“习俗”的权威，而习俗或传统是没有理性可言的。

从培根以来占主导的看法是，科学进步应当从收集事实开始，归纳出有规律的东西，提出规律并检验之；再从新的事实出发，再提出新的理论，再检验之。所以“归纳”是一切科学由以立基的方法。若不如此，试问一个科学定律何以为人类理性所认可？但是休谟问题是，我们认为“定律”的东西，其实只是在至今为止的有限次的实验里被证实了，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在看见了有限只白天鹅后就认为“所有的”(无限多的)天鹅都是白的。休谟哲学于是为人类理性划定了界限：我只知道我感觉到的事情，我不可能知道关于我感觉以外的任何陈述是否真确。

在休谟与卡尔?波普之间，康德是承前启后的人物。自从休谟提了这个问题以后，康德遂认为认为休谟问题是他的哲学体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康德看来，虽然如休谟所言，我们的知识无法超越我们的感觉，但科学仍是可能的，因为人类须承认“纯粹理性”。纯粹理性实质上是基于一些先于经验的东西的，例如人对“归纳原理”的相信，人的这些“信仰”已经超出人的理性、经验和一切其他知识的范围。于是康德找到的结果是：“人类理性为自然立法”。

波普哲学可以视做对康德理性主义革命的反革命，是“回到休谟”。波普完全不能接受德国式的思辨的“超验范畴”。他认为康德的努力实际上把本来应当接受经验检验的培根意义上的“科学”，放置在了无法实证检验的形而上学基础上，从而模糊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现在波普的否证主义（证伪主义）已为国内知识界所熟悉。波普的出发点是强调“归纳原理”不适用于科学，不能作为科学的基础。对休谟问题，波普找到的解答是知识的真确性只能通过从一组全称命题演绎出来的一组在每一次实验环境下可以被否证的陈述，在每一次具体实践中得到支持性的检验，而且这些有限次的支持性检验必须开放给未来的无限次检验，通过不断地与其他的理论（也都表述为一组全称命题）竞争求得生存。波普认为科学假说永远不能被证实为真；科学家能够做的只是通过不断的检验增加一个假说的可信度。而且通常更能够促进科学进步的是提出更多的假说去与这个假说竞争，在激烈的竞争和否证中淘汰可信度低的假说，维护一个权威的假说只会使科学丧失生命力。波普根据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又进一步论证说，科学家通常只能从学术传统遇到的问题中发现新的假说并找到否证的方法。

哈耶克，除了继承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和康德道德哲学的传统以外，由于长期客居英国他又浸淫于英国经验主义(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传统中，并且与波普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二者相互影响至深。“演进理性”是哈耶克为他和波普的理性概念起的名字。哈耶克关于理性向传统学习的思想，于是在波普的知识论中找到了扎实的基础。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提出的重要看法是：理性永远不可能理解和设计传统，理性只是传统的产物。理性最多只能局部地（边际地）改变传统。哈耶克所依据的理由是，首先，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地，彻底地了解另一个人，所以，没有一群人可以做到彻底交流。第二，传统的传承是大范围事件，是由许多人的心灵接受（否则成不了“传统”）和传递下去的。由此，所以没有一群人能够彻底了解“传统”的意义和价值。那些试图设计和改造人类未来的人（主要是一些政治家，和不真懂得科学逻辑的工程师），他们的错误在于对理性抱了过高的期望，所谓“致命的自负”。他们也许有良好的愿望(例如消除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制度一旦实行就会变成倾向于控制人们思想的制度。如果思想受了控制，人们的创新精神将会枯竭。长期以往，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持其效率不下降。因为效率就是千千万万人日常劳动中不断改善成效的创新努力。至此，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从哲学的层面给予了最彻底的批判。

2.从自发秩序到扩展秩序

如我们“被毒化了的语言”，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均已被打上浓厚的意识形态烙印。“资本主义”的实质是什么？《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这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洞见，然而却似乎并没有引起哈耶克思想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汪丁丁洞察到了这一论断的重要性，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这须从“自发秩序”说起，苏格兰传统的自由主义试图回答，社会制度是如何作为人类行为的无意识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这在斯密哪里，被总结为“看不见的手”，就这一论断本身而言，基本上已经成为主流话语。然而，隐藏在其背后的知识论基础却并不广为人知。从“自发秩序”到“扩展秩序”，汪丁丁认为有两方面的重要内容：（1）这个秩序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任何人为的整体设计都会最终破坏这一秩序的“创造性”，为了确保“自发性”，哈耶克认为只能实行产权的分立，通过竞争达到合作。（2）除了市场那样的“产权分立”之外，这个秩序必须是能够“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作的秩序内。汪丁丁认为，正是由于扩展秩序概念的这第二个重要内容，哈耶克放弃使用“自发秩序”而代之以“扩展秩序”的名称。将“资本主义”刻划为“扩展秩序”，“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被抽象为一种普适的社会发展观。“秩序”得以自发“扩展“的前提是坚持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和个人主义立场，我们认为汪丁丁对此洞察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对哈耶克思想研究本身，它昭示了更广泛性的时代意义。个人主义在中国的话语中几乎是以贬义词的色彩出现的，我们是一个强调个人为集体、为民族的牺牲精神的国度，个人的意义是渺小的；受马克思经济学熏陶的几代人也差不多奉劳动价值论为基本教条，这是一种客观的价值论。然而，若价值为客观可观测、可计算，那么理论上我们的社会只需要一个万能的统治者即可，因为整个社会所有人的价值取向均是客观的，由此由自己作选择和他人代替作选择是无差异的，计划经济遂在理论上得以成立。另外，在我们这个专制传统的国度里，颂扬个人主义精神是尤其必要的，我们说，从来就没有抽象的整体利益、国家利益，所谓民族利益一定要落实在这个民族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据此反对如何打着服务于社会的崇高目标、而实实在在损害个体利益的主张。可以说，个人自由和主观价值论是我们争取基本权利的重要理论资源。而在哈耶克的扩展秩序论说中，由于个人价值的不可观测，所以任何试图对社会进行整体设计的努力都是一种“理性的自负”，唯有奥地利学派意义上的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才有可能满足不同个人千差万别的需求，由此推动社会进步，所以，汪丁丁经常引用的哈耶克的一句名言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应该是鼓励所有人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充分创新的社会”。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者的马克思看见“雇佣劳动”的地方，做为市场经济扞卫者的哈耶克看到的是“扩展秩序”，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实质不过是可以抽象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而已。由此可以看到，在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中，若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是多么的苍白。

3.分立的产权

汪丁丁关于哈耶克研究的命题二是：超个人的秩序是个人自由、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基础。我们知道，对于“转型中国”而言，讨论“产权”有特别的现实意义，产权经济学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的“显学”是很自然的事情，持有经济学学位的汪丁丁对哈耶克的“产权理论”有特别的挖掘是顺理成章的。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援引洛克的话说：“哪里没有财产，哪里就没有正义。”如果人们想要自由、共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利，哈耶克称为“权利的分立”，并声称“分立的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

私有产权，哈耶克愿意指称为“分立的财产”。在哈耶克看来，“私有财产”这个名称没有表达出真正个人主义和“消极自由”意义上的财产概念。财产的功能是为每个人划定一块消极自由意义上的“私人领域”。这就意味着，个人的财产完全不能是绝对“私人”的，它必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边界”，是只有通过对“正义规则”达成共识才能够予以保护的私人领域的边界。因此它不能是“私有的”，它只能是“公共的(public)”。其次，哈耶克把“私有财产”改成“分立的财产”，抓住了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竞争。汪丁丁的阐释是，在一个产权明确但全部财产归一个“所有者”所有的社会中是不会有市场竞争的，因此产权的明确与否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凡是不明确产权的经济必定早已经消失了如“公地的悲剧”——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洞见。这让我们马上想起近些年来颇有影响的“超产权论”——在其表象下的“逻辑自洽性”中所不能掩饰的其内在思想（或现实层面）上的贫困。我们也看到了这与着名产权经济学家巴泽尔的产权思想的某种“理论同源性”。我们也一定会记起汪丁丁先生的挚友周其仁先生在他的着名的质疑中国电信垄断的系列文章中所阐发的关于产权的洞见：所谓竞争一定是不同的所有者之间的竞争，在同一个产权主体之间是无所谓“竞争”可言的，市场、产权、竞争不过同一问题的不同角度的表述。我们当然也就回忆起阿尔钦的伟大思想：竞争、资源稀缺、歧视、行为约束、财产权利，实质上是五个等价的命题而已。

汪丁丁的进一步的阐释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什么样的产权。只有当财产权利分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时，不同的利益发生冲突，才会产生不同利益之间的竞争活动，竞争才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承认资源稀缺，就不得不承认自利的人们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我们于是必须接受一定方式的竞争标准或“歧视”的方式。有竞争就必然有某种歧视准则，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拜物教的歧视准则是“货币”——出价高者得，价格竞争的背后是效率上的竞争，而建立效率竞争要求建立个人的财产权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公有制”在“效率”意义上的贫困。

我们是不是可以接过汪丁丁的论述而换用一种更彻底的表述方式：分立的产权，即是自由、是善、是正义、是生命、是逻各斯、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编者按：从此处起，文章有所删节）

三、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

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这是作为学者的汪丁丁的时代使命感使然。

西力东渐，国学的衰败是历史的必然，自章太炎先生之后，我们还有自己的国学大师吗？而“西学”，取得强势地位已是大势所趋，承认这一现实是痛苦的，但是，无论抱残守缺或食洋不化都不应该是有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难道还要再进行一次所谓的“体用之争”吗？更重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应以开放的心态，承接起“打通”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历史使命。可能的立场应该是，立基于中国学术传统，虚心接纳西学，而以此寻找中国的问题意识来反观中国学术，从而孕育我们的“中国学术”关怀，由此开创中国学术的新传统。

汪丁丁，这位勇敢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学术道德感和学术自信心。汪丁丁说，“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从现有趋势看，将进一步走出以十八世纪启蒙理性为先导的‘分析时代’，进入一个以全面社会交往为基础的‘综合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特征下，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若要超越各自的局限性，就必须通过‘对话’来建立各自学术传统的新的认同感和问题意识，并在这一超越性问题意识的驱动下，塑造一批能够‘学究天人之际’，以‘世界公民的普遍历史精神’对待当代世界各类危机和发展问题的‘大学者群体’，寻求人类知识结构的整体理解框架。”

转型中国，我们面临着“大范围的制度变迁”，我们必须思考中国的“现代性”向何处去。重建中国社会科学传统，是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在江南，这块孕育了“中国文化”最璀璨、最精致的部分的土地上，生发出了当代最有活力的经济，所谓“浙江模式”，正引起国际范围内的关注，在这里，蕴含着“中国问题”的“均衡解”。具备无与伦比深厚的西学素养的汪丁丁，依然是一位“中国特质”的学者，他的“问题意识”，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之中。杭州，令人魂牵梦萦的人间天堂，在本文与读者见面时，由汪丁丁先生倡导并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的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已宣告成立。对于汪丁丁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我们充满深深的期待，我们也愿意相信，中国本土的“泱泱大风”定能开创中国学术的新传统。

四、大家看丁丁

（一）从争论说起

无庸置疑，汪丁丁和张五常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富争议性的两个人物。与从个性到文笔都极富张扬之感的张教授不同，丁丁引起的争议并非由其个人言行而起，大家争论的焦点总是丁丁的文章。富于争议性的文章往往是富于思想活力的文章，也正因为此，丁丁拥有着极为广泛的读者。

争论的地点是在网上。丁丁是国内学界接触网络最早的经济学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在网络论坛上坚持与网友们讨论的学者，所以无论他正式的论文还是非正式的随笔总是能第一时间出现在网上。然而，有意思的现象是，最早，大家争论的焦点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怎么读懂丁丁的文章！博学的丁丁文章中不时出现从其他学科中借用过来的晦涩术语，一时间，“我们要不要读汪丁丁？我们如何去读汪丁丁？汪丁丁的文章讲的是什么？”成了网络上的话题。

（二）用关键词解读

应该说，读懂丁丁的文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富于思想性的文章不似呆板的教科书。前者的思路往往是发散的，要求读者跟着思，而后者的思路则是收敛的，需要读者跟着学。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在这里把丁丁一篇一篇写下来的思想串连起来解读，只好删繁就简给出与丁丁文章关系密切的几个关键词，以此来勾勒丁丁文章的略貌，权作一瞥吧。

——“直面现象”

做为经济学家，汪丁丁从胡塞尔（Edmand Husserl）的现象学中引入了“直面现象”这个概念，提出了他的经济学方法论。如果想读懂丁丁文章中的经济学观点，那么就要把握住“直面现象”的方法论。如布坎南所说的：“方法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至少会让你知道这是些什么样的问题。”面对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越来越高度的个性化趋势，原有的经济学方法往往以理性的“立法者”自居，“直面数据”的来解释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这样抹杀个性的研究方式在丁丁看来已经难以胜任“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解释。为了避免这样理性的自负愈演愈烈，丁丁提出了“大量地学习理论，之后可以有所‘悬置’，再以深厚的理论所塑造的知识传统和支援意识去直面现象，这样才可以有所‘体悟’。”（《直面现象——经济学家的实然世界》序）的现象学视角下的经济学方法论。

汪丁丁提出的这个方法论，让人想到了科斯，这位以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着名经济学家。科斯生平无一本鸿篇巨着，所恃仅为十数篇论文。他进行学术研究，不讲数学、逻辑等理论形式，其论文结论均是对现象实事的理解所得，因为他认为，解释现象应先了解现象。他的方法论观点不仅影响了后来成为主流的芝加哥学派方法论，而且为丁丁的直面现象方法论提供了经济学内部的智力支持。

弄清了汪丁丁直面现象的方法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文章往往铺叙篇幅很大，而在提出观点时却总是嘎然而止了——其事明了、其理自现啊。当困在经济学形式主义里的“学人囚徒”们为自己数学模型的自洽性沾沾自喜的时候，丁丁站在学术传统的边缘对这样的“主流”发出了批判的声音，于是当我们学会直面现象的时候，我们也就看懂了丁丁的文章。

——“读书捷径”

网上有论者说：阅读汪丁丁不必有像他本人那样深厚的知识储备，只需跟着他一路思考下去自然就会明白他要说什么。这与批评汪丁丁的文章引经据典的不做阐释的看法相左。谁的看法更准确？

我们身处“消费主义”的时代，不仅要消费，也要高效率，所以造就了“快餐文化”的大行其道。可是“读书”的悖论是：读者总是希望读到“好书”而不要读到“坏书”，可是，在读的“过程”中，即使你读到的一本“坏书”——你就已经是读了。所以，读者必然需求一条“读书捷径”。汪丁丁的文章在旁征博引时往往都给出了所引术语在上下文语境中的意思。也就是说，如当汪丁丁在谈论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与制度经济学方法论关系的时候，做为读者的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看过黑格尔，只要理解丁丁是在讲要同时运用动态演进和静态演绎两种思路来研究制度问题就足够了。如此一来，我们在了解了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知道了黑格尔哲学与经济学的一种关联。这般文章，不正是我们千呼万唤的读书捷径吗？

术语的被发明，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后人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易用性问题。引用术语就是这种目的的体现。觉得汪丁丁引用的术语涩读，其实是做为经济学的读者对那些陌生术语所在的学科的不了解。在批评他的引用方式之前，是否考虑过自己习以为常的谈论GDP时经济学门外汉们的感受呢？何况丁丁还不辞辛劳的给出了基于文本的解释。

如此看来，认为丁丁的文章像文献索引的读者怕是没有认真的读丁丁吧。

——“在哲学和经济学之间”

对丁丁文章太多的争议就发生在这个经济学与哲学的交界处。而多数时候，疑问只有一个——汪丁丁在把经济学哲学化？

自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确立新古典框架以降，经济学便走上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形式化之路。经济学是西学，在西方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思想的积累到完善而后再进行形式化的学术传统的积累。在这样的学术传统中，经济学做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人文精神已经做为积淀物融入了西方学人的思想中，这样，他们在进行形式化运用的时候，不会背离形式化背后的人文思想。然而，这样的学术环境在做为引入方的中国是不存在的。我们在进行“拿来主义”的同时，不能忽视引入学科在本土的学术传统的重建。隐藏在数学模型背后的思想是深刻的，所以，哲学做为最接近“思”本身的文字表达，可能是学术传统本土化最好的工具。

另一方面，经济学做为形式化最为规范的社会科学，二百年来，不断的从形式化更为成熟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中学习形式化的手段。但当站在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应该发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那种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之大，大到如果用彻底的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来说就几近灾难。深谙哈耶克理论的丁丁，对漠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而无规律特性的极端形式化对自由主义的扼杀，对计算机社会主义的借尸还魂，时时保持着警惕。汪丁丁的这种批判态度在形式化之风劲吹的学界，显得有些不合节奏，但丁丁深知，如果一门学科的内部失去了对其主流的批判，那么这门学科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丁丁把哲学当作一把达摩克利之剑，高悬在理论工具的头上。

——“生存困境”

见过汪丁丁的人多数说他看起来很忧郁，看到上面这个关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一个思考“根本问题”的学者或多或少总会有些许忧郁气质。这种忧郁不是如小资阶层、“泛学者”般作秀的无病呻吟，而是一位以批评主流为志业的边缘学者悲天悯人的现世关怀。

所谓生存困境就是作为生存者，与他所处的周围环境不可避免的冲突（紧张关系）和由此产生的自我困惑。这里，生存者是个广义的概念，不只是“我”，而是所有发展中的事物。当生存者意识到并想超越这种冲突时，就“要把各种价值加以排序，然后根据这一排序，反思生存的困境，再进一步试图摆脱这生存的困境，找到困境的突破口。”（《制度分析基础》第一讲）放到丁丁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就是说一门学科做为发展中的事物，要继续发展前行而不丧失动力，就要不断的寻找学科间的紧张之处，反思其冲突最为激烈之处，以寻求在冲突中突破学科发展的现时困境，从而打开新的研究局面。只有这种源自自身的突破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发展。而人们为什么也总要思考如何超越生存的问题呢？因为“当我们降生被抛入这个既有的社会中后，我们自己的家庭、种族、国家和先天的个性都是不可选择的，这是个人肩负的‘双重历史性’，这样的个性的双重历史性决定了个性与社会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制度分析基础》第一讲）面对着冲突，要么不对自我的生存困境进行抗争、逆来顺受，要么就要能动的反思自我的生存困境，超越它——我们必须选择痛苦，我们其实别无选择。

——“批判”与“把握”

这其实是同一个关键词，只是由于“批判”几乎已成为中国话语中“被毒化的语言”的典型代表，所以，汪丁丁更喜欢用“把握”来代替“批判”。

中国学界自五四以来，就把“批评”这个舶来语当作了一把屠龙刀，“新”新思想总是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早他于主流的“旧”思想。于是，从左翼学者群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到文革中的批林孔周再到如今的新新人类批新人类。“批判”一词的本土化竟然是以异化的曲解运用为主流而完成的。这样的“批判”在汪丁丁看来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笛卡儿的怀疑一切式的、外部的批判，亦或可以更进一步的被看作是一种暴力式的“武器的批判”。隐藏在这种“批判”背后的，其实质是缺失文明道统支持的知识霸权及对话语霸权的争夺。

那么“批判”是不是已经丧失了时代意义呢？否。汪丁丁在康德意义上的批判再谈“启蒙”。这种启蒙下的批判要求批判者要基于对主流学术传统的深刻理解而提出，非如此而不能成为源自学术内部的富于生命力的批判。这样的批判防止了两种极端的倾向：（1）不基于传统的批判是超越了历史的批判，不免沦为乌托邦；（2）拒绝进入传统的外在的批判，即笛卡儿式的怀疑一切、丧失“问题意识”的口号性情绪性宣泄，除了沦为意识形态的帮闲，是不可能起到批判后的建构功能的。汪丁丁所持的“边缘”立场，除了彰显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之外，更重要的是实现对“匿名的少数”的保护（哈耶克语），以防止在“边缘”处向所有方向探索的努力为“主流”所扼杀。（《再谈‘启蒙'》）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汪丁丁于当代学界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是一位秉持“五四”精神的“启蒙者”——他以对学术主流永恒的批判为学术寻找边界和创新方向，他以对主流意识形态永恒的批判为问学者铸起大写的自由精神和人格立场。

——“对话的逻各斯”

曾有论者批评，丁丁对“逻各斯”一词使用太容易引发歧义，因为学科的分工，经济学研究者未必都能明白哲学意义上的“对话”（dialogue）和“对谈”（talk with）的区别。逻各斯（logos）是哲学上的大话题，其词义是：对话中揭示自身。单看这样的翻译，不谙此道的人混淆对话和对谈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汪丁丁所提出的“对话”实际上融入了他对于米德（George Mead）、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开启的西方交往哲学的理解和运用，或者，将之改称为“交往的逻各斯”更确切。因为交往涵概了听、说、思、文字、媒体、游行等等所有人类的社会交往方式，这大大超出了对谈的范围。

那么，什么是“逻各斯”？我们可以浅白地把逻各斯理解为真理。对话的逻各斯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分享真理的一部分，但谁都不了解真理的全部。我们交往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了解整全的真理，通过交往来了解真理的其他部分，即真理通过（人们的）交往揭示其自身。这时，我们可以更深一步的探究“逻各斯”最初的意义——数数。也就是说，把每个人所了解到的局部的真理数数般的整合起来，就有可能感受真理全部的意义所在。但是，如此抽象的形而上，汪丁丁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做为一个思想者，汪丁丁敏锐的察觉到，一方面，随着知识社会的向前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被限制在分工的异化之中。如果不倡导回到“作为大众分享的对话的逻各斯”中以跨越分工的鸿沟，那么处于各个不同“分工领域”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就不免“盲人摸象”，每个人都只是从各自专业的知识来理解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如此，最终会因分工趋近极限而终止人类的知识创新。另一方面，汪丁丁指出由于不同的个人经历、不同的家庭环境和不同的宗教背景，越来越多的人对是否存在道德价值的基本原则而产生怀疑，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社区主义”甚至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有绝对的“不可交流性”的。面对着这样一种危险的道德哲学倾向，汪丁丁认为若想予以超越，必须强调那种本着“对话的逻各斯”精神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使得做为每一个单位主体的人意识到自己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从而建立对其他主体的其他部分知识的权威性的认同。基于这种认同，人们之间才可能建立起相互的理解和信任。可以说，这也是丁丁所强调的涉及市场交换行为的道德立场观点的其中一个道德哲学基础。

（三）丁丁的路

我们不奢望通过如上六个关键词的解读就能消解可能的对汪丁丁文章的所有迷惑和所有似是而非的误解，但我们可以负责任地指出，这是基于众多论者对汪丁丁文章理解之上的赞许、批评和阅读的感受的综合。

汪丁丁在学术道路一以贯之的努力，就是希望把经济学以及更多的学科带回到“对话的逻各斯”立场，通过“直面现象”来消解“逻辑－本体－神学”这一西方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对于这个尚在进行中的努力，我们难以简单地作出认同或否定的判断。也许正如汪丁丁的一位朋友说的：丁丁的学术之旅如唐吉珂德的梦幻旅程，但我们无权对此予以价值评判，因为，这是一条无人曾涉足的道路，而今天，也只有丁丁一人——在路上。孤独的丁丁，你会找到回家的路吗！

丁丁自己说，“……我当然明白我的这些努力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千百年来，大海的力量就在于那逻辑地重复发生和消失的排浪。至于那浪尖的色彩斑斓的帆板，它们只是转瞬即逝的“现象”，总要归于永远的寂寞的。”

结语

香江才子董桥说：“思想”不托门墙，只写“散墨”；“中国’似真似幻，且说”情怀”。汪丁丁是“出世”的学者，但他的人文关怀，体现于他的“中国情怀”。在《财经》“边缘”专栏上，汪丁丁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弱势群体的关怀是令人动容的。如陈寅恪先生指出，所谓知识分子，当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汪丁丁反复强调，知识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须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主流保持持续的批评，非如此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进步，汪丁丁，这位徘徊在“边缘”的思想者，是自觉地站在疏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之上的。

我们相信，我们对汪丁丁的解读仍然是停留在“印象式”的层面上的（事实上，在我们的写作过程中，真实地感受到一种“自身内在的紧张”）。在对汪丁丁文集的阅读过程中，有一个感受是汪丁丁有很多深刻的思想随意散落在字里行间有待挖掘和整理，尽管这篇文章已有如此长的篇幅（这当然会给编辑的工作带来为难），但我们还是感受到我们的述评仍然是挂一漏万的，比如，汪丁丁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思想（尤其是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以及在经济学、哲学之外的其它如此众多学科中的重要洞见，逮于学力，我们已经不能够写的更多了。我们也认为，面对如此艰深庞杂的思想，我们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误读，当然也就不免对读者有可能的误导，还是让我们一起潜心读丁丁吧。事实上，我们更愿意相信，对于汪丁丁的学术及思想的公正评价，须由将来的思想史作出回答，何况，今天的丁丁依然漫步在山阴道上啊。

如哈耶克，这位目光曾勘察了几乎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的伟大思想家，终于“缔造了自由世界的经纬”。那么汪丁丁，这位在对人类知识的把握上不输于哈耶克的中华民族不世出的读书种子、这位命定的思想者，他的学术和思想到底会走到哪里去呢？我们猜想，如前文指出，这一定是有关“中国问题关怀”的。丁丁固然不愿为“体系”所累，但我们仍然期待着丁丁的专着早日问世，因为是汪丁丁，中国知识界当对他有更高的期许。

从本文并不“完全”的论述中，我们愿意相信，因为如此深刻的思想，在这个浮世的、充斥着“拜金主义”后现代思潮的社会里，汪丁丁一定是孤独的，他在东西方之间不断的游走是注定的。在这看不到尽头的孤寂的旅程中，一位不谙世事的、生活在他的乌托邦理想国里的思想者，是如何可能走过来的呢？因为他有“小李”——与他一路相携，我们愿意借本文一角，对这位平凡的女性，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

余世存先生，一位年轻的思想者，臧否国内成名学者，是不留余地的，大抵可以说是李敖一流的人物。有一首诗，写给汪丁丁的，愿引作本文的结尾。

“十月诗草之六：忆汪丁丁

这里的冬天长而圆满，虽然人生

有无数的缺憾。政府一声令下，

点火，我们因此可以御寒；

那不在温暖范围的也有土办法，

人人寻到他自己的安全。原来人生

是一个个均衡，如同蚂蚁

在死之前的无知随意。亲爱的丁丁，

我该怎样打发这时光，

从这里到那里，话从何说起？

你那里明媚的椰风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