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永:我在《冰点周刊》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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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冰点周刊》注定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开创了中国特稿的高峰,又见证着新闻理想主义的光荣与失落。

近日,有位叫刘万永的读者向“观察中国”来信,讲述他在《冰点周刊》的日子。


刘万永1998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目前是中国青年报全媒体协调中心副主任,同时他也是中共十八大代表。



文/刘万永


2004年6月,中国青年报正经历着一场改革,一些部门被撤销,一些部门被推出。影响比较大的是新增的两个部门,一个是冰点周刊,一个是特别报道部。凑巧的是,我跟这俩部门都有了交集。



1995年1月6日,中国青年报第八版刊登了一个整版的报道《最后的粪桶》,这篇以《北京晚报》一张照片为线索、描述返京普通知青生活状态的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成为“冰点”的开山之作。




关于冰点的故事,大家可以参考创始人李大同的《冰点故事》,里面有很多好玩儿的故事。在我的印象中,冰点一直是大同和几个“老”记者在干,一周一个版一篇报道,基本上每一篇出来都能从“冰点”变成“热点”。


(注:李大同)


冰点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是2004年的改革——冰点从每周一个版扩容到每周四个版的冰点周刊。配置可谓史上最强:李大同任主任,卢跃刚、杜涌涛任副主任。相信这三位的详细情况无需介绍了。记者除了冰点原有的蔡平、董月玲、冯(王+月)、江菲、刘元、沙林等,还吸纳了徐百柯、包丽敏、周欣宇等年轻记者。



(注:卢跃刚)



(注:杜涌涛)


我是这个时候加入冰点周刊的。当时,我已经到中青报6年了,第一年总编室夜班,此后在采访中心跑教育。


当时的报社,流行一种说法————开花期,新人来到报社,报社鼓励你放手去干,你拼的时间越长,你的“开花期”越长。回忆起来,6年中我还算勤奋,发稿量前三名没问题。



质与量很难兼得。当时的想法是,多写,自然能多积累经验教训,有了量再提高质顺理成章。直到一天下午,我到老杜的办公室聊天,他问我:“当了几年记者,你觉得现在有代表作吗?”



我心里很不服气,心想,这意思是我没有好稿子了?!我认真想了想,说了几篇自认为不错的稿子。老杜笑笑,开始讲应该怎么写稿。



老杜当时是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其实这个副主任没什么正事儿可干,手里没版,跟记者说话也没什么底气。没多久,老杜去冰点周刊当副主任的事敲定,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到我这儿来吧,我们做真正的新闻。”



现在的冰点周刊,基本沿袭了2004年的设置,除“冰点特稿”之外,增设了文化、人物、探索三个版面。作为主任,李大同负责统筹4个版面,重点是冰点特稿,卢跃刚负责文化版,老杜负责人物版,探索版编辑是刘县书(据说他老爹最大的愿望是他能当上县委书记,因为觉得这个官最大),后来是邓琮琮老师。


冰点周刊很快进入正轨,文化、人物、探索版设立了一些专栏,要求每个记者轮流写。当时人物版有栏目叫“点评”,选出上一周4、5个热点人物进行200字的点评,三个主任的风格一样,稿子不满意直接退回,告诉你怎么改,但绝对不会给你改一个字。所以,记者们写稿时绞尽脑汁,交稿前斟酌再三,交稿后忐忑不安。


印象深的是,有一天江菲用A4纸打了几张标语贴在办公室墙上,一张是卢跃刚开会时说的,“采访要稳、准、狠,必要时使用美人计”;另一张是老杜教训我们的话,“即使写200字的点评,也要了解他一辈子”。





初试“大冰”



一直以来,冰点特稿都以选题新颖、重大,写作精良着称。有很长时间我经常想,什么时候能写一篇冰点,就算离开中青报也不遗憾了。



但是,即使我成了冰点的记者,写第一篇冰点特稿《就这样敲诈患者》时,也非常不顺利。



2004年6月9日,我发表了第一篇整版的稿子《就这样敲诈患者》。这篇报道讲述的是浙江省瑞安市人民医院的事,少数医生为了回扣不惜对患者近乎疯狂地榨取钱财,审计人员乔装成药贩子才搞清情况。此后,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共立案瑞安市人民医院贿赂案件9件10人。



2004年5月24号和6月2号,我两次赴瑞安采访,但很难说有什么进展。瑞安市委宣传部、审计局、卫生局以及瑞安市人民医院的有关领导,口径非常一致:关于回扣案,给记者的都是同样内容的打印材料,其他情况一概以结案后统一告知。



幸好,通过努力,我拿到了审计报告,印证了举报人的说法。我知道,根据冰点的要求,我应该采访到一些患者,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样的报道才有血有肉,读起来才好玩儿。


比如,有一位姓丁的患者在瑞安市人民医院骨科做手术,植入他身体的钢板,本来需要安装7枚不锈钢螺丝钉,医生却少装了3枚。即使按国产最低价200元一枚计算,老丁也稀里糊涂交了600元冤枉钱。多交钱也就罢了,少装螺丝钉意味着钢板受力不均,伤情恢复可能会受影响。如果能采访到他,该是很好的故事。可惜的是,我只知道他姓丁,其他一概不知。



稿子交上去,只能等着挨骂了,想到第一枪就可能哑火,心里很懊丧。没想到,6月9日周三,稿子发出来了。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其实编辑对这篇稿子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李大同认为可以发,虽然离特稿的要求还有差距,但题材很好,证据扎实。而且,对于第一次操作特稿的记者来说,如果稿件被枪毙,打击会很大。


至今回想起来,我都对大同老师心怀感激。一个优秀的编辑,能够发现选题、改出好稿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能激发出记者的自信,发现记者的优点。枪毙记者的稿件很容易,发掘记者的潜质需要眼光。



此后,在冰点周刊各种体裁(当时有各种点评、各种规格的稿件,比如,记者把整版的冰点特稿称为“大冰”)的稿件中,我最得心应手的就是“大冰”了。



2005年5月18日,冰点周刊发表了我的《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




这是一篇典型的调查性报道,监督的是一个虽已退休但仍权势熏天的原阜新市委书记王亚忱家族。这篇报道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作,也引来了持续3年的官司。



报道发表后,王亚忱及其子女向团中央、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央纪委都部门举报我“收受巨额贿赂,发表不实报道”,一时间各种压力袭来,要不停地给各方写情况说明。要说没负担是假的,但让我感动的是报社领导以及大同老师的态度。


记得大同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王亚忱把我告了,团中央转来了材料。我问:“需要我做什么?”大同把手一挥:“不用管他,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话不多,但给了我很大勇气。一家媒体,是否鼓励记者做有硬度的新闻,不是靠领导口头表态多漂亮,而是看记者遇事时的表现。有的媒体,记者采写的稿件惹上官司,单位竟然不管,让记者个人应诉,如果败诉还要自己承担费用,记者怎么可能用心写好稿呢?



领导的底气来自对记者的信任。当然,遇到问题,除了勇于担当,领导还要有智慧和技巧。2004年,因为一篇400多字的消息,我被叫到海里写检查,才真正见识了领导的水平。题外话有机会再说。


没有什么不能写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媒体人开始互称“老师”,据说这个光荣传统现在已经蔓延到美容美发界了。但在中青报,叫你“老师”也许是在开玩笑,因为大家更习惯直呼其名,但对卢跃刚,我们叫老师是认真的,在他被解职后,我们干脆称他为“卢大师”。





卢大师是四川雅安人,但有着北方人的豪爽,办公室里经常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当过知青,以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闻名,对中国社会有着比我们深刻得多的认识。


我时常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青年报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记者编辑,和他们阅历丰富、善于学习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目光长远,心胸开阔,和我们一样每天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琐碎事件,可贵的是自己没有被庸俗化,一步一步成为“大记者”。



卢跃刚性情豪放,稿子满意了,他会毫不吝啬地夸你:“不错!”稿子不好,直接退回,改,不行再改。



每周三下午,冰点周刊开评报会及选题会。这种会,通常是我们几个记者听三个主任神侃。有了选题,他们会征求记者的意见然后派下去。对选题有意见,我们也会直说。


但通常,卢跃刚都会这样回复:“我告诉你们,没有不能做的选题,关键是你怎么做!这个选题,你先写这个,再写那个……这不完了吗?!”每每这时,我们都似乎明白了,但事后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写。



按相关部门要求,从2004年4月26日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北京日报》等党报开始在北京市城八区部分报刊亭上摊销售。北京八大区街头的报刊亭,一半以上都挂起了北京市邮政部门统一制作的A4纸大小的招牌,写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销售点”。



这一试点的效果怎样,大家不用看就知道,但一段时间过去,没有一家媒体去碰。那天卢大师大手一挥,对我和包丽敏说,你们去写!



当时我就头大了,这完全无从下手呀!卢跃刚哈哈大笑:没有不能写的稿子,自己想个角度,下周二交稿!



面对这个烫手的山芋,我和包丽敏分头采访。因为这个选题,我联系了四川省社科院新闻所的陈国权,他的研究方向是媒体竞争,已经为《人民日报》等党报上摊写了两篇论文。


当时,陈国权还是研究生,后来去了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经常发表一些很有分量的研究文章。



后来,我们还采访了在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当院长的范敬宜先生,请他谈主政人民日报时对如何满足不同层次读者需求的思考。没想到的是,10年后的2014年,我获得了第二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



(注:范敬宜)


记得采访时他说,范老刚刚拿到头一天人民日报全市的零售数字——11份。我把这个数字写进了稿子,可惜见报时删掉了。如何吸引受众,应该是一个媒体的长期任务,也许一些尝试最终失败了,但勇于尝试的精神不能丢。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很有名了”


冰点周刊三个主任中,我跟杜涌涛最熟。他曾是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我在采访中心当记者,经常有事没事聊天。




话说老杜年轻时,也是个文青。报社曾经流传过一首据说是他写的诗:


这个世界最大的骗子/是理想

和理想一同作案的/是爱情


这个世界最愚蠢的/是猪

比猪还要愚蠢的是我/一个诗人



老杜的理想是把新闻打造一篇篇美文。在他的长江韬奋奖申报材料上这样描述:如果用一个词汇概括杜涌涛的职业特质,"美文编辑"或可概括一二。他一直试图打破"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的定律,孜孜以求的是,即使当新闻变成旧闻,其认识价值和文本价值仍然历久弥新。



“冰点人物版”从创办起,就对选题、文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为它成为最受读者喜爱以及阅读率最高的版面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制定一个高标准并按坚持这个标准,无论对版面还是对记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很多人当了十年二十年记者,仍然不会写新闻,和他始终坚持低标准是密切相关的。



对老杜印象最深的事也和稿子有关。我在冰点周刊发表的第一篇人物报道叫《他们最害怕光》:一个叫李新德的人,自己办了一个“中国舆论监督网”,最大的战绩是率先曝光了时任山东济宁市副市长李信的丑闻,46天后,“下跪副市长”被抓下台,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即使现在读这篇报道,我也认为算得上精品——虽然署的是我的名字,却是老杜推翻重写的。



人物通讯,我并不陌生。李新德曾在媒体干过,接触起来也很容易,他的故事多且丰富。采访到位,写稿轻松,两个多小时,一篇3500字的稿子完工,就等见报了!


不到半个小时,接到老杜电话:稿子不符合要求,要改。



竟然不符合要求?我感到莫名其妙,我的稿子还要该!



没办法,我又认真构思了一下,换了一个新的开头,变换了一下结构、语言。



万万没想到,第二稿仍然不过关。更让我恼火的是,老杜在电话里竟然说:稿子要用心写,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成熟的记者,稿子写得不错了,不愿意改……



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很冤枉,虽然我已经是干了6年的老记者了,但也不是他说的以为自己很不错了,而是,我就是按照自己理解的好稿标准在写呀!



硬着头皮写了第三稿,交稿前特地请我老婆提意见。老婆说:“写得挺好的呀!”我说,我担心还不过关。闻听此言,老婆气得一拍桌子:“再说不好,让他自己写,敢说我老公写得不好?!”



当天,老杜电话告知:稿子不用管了,他来改。



听到这个回复,我心里一半失望,一半是赌气。失望的是稿子第三次被毙,赌气的是,说我的稿子不好,我倒是要看看你所谓的好是什么样?



周三,当期的冰点周刊正常出版。署着我的名字报道出来了,认真读完,内心里一个字的评价:高!



见报稿与原稿素材相同,但结构、语言有着天壤之别,如果说原稿是一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叫花子,见报稿就是一个亭亭玉立绰约多姿的少女,看一眼就会被深深吸引。



这时候,我终于体会到老杜所说的美文的含义:记者要用心去写,报道不仅仅是向读者传达信息,更要有精巧的构思、清新的语言,让读者产生阅读的快感。



在冰点的岁月里,我写得比较多的是“大冰”,感觉驾驭起来并不十分困难,比如写《鄂东晚报》敲诈式采访的《有偿不新闻》,写开封一位老师不幸遭遇的《我说你是精神病》。



人物稿件也写了一些,离开冰点前发的《她改变了法规》,自己写起来得心应手,稿子也一次通过。



几天前,我和一名年轻的同事聊天,我说,年轻记者有激情,但4、5年之后就会进入瓶颈期,该写的稿子写过了,想去的地方去过了,如果不能自觉地提高业务水平,以后就都是重复了。



我很幸运,在面临瓶颈却又不知如何提高的时候,进入冰点这个团队,虽然心理压力很大,但遇到了好编辑、好同事,他们给了我业务上的指导,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新闻、什么是好的作品,在他们的知道下,我的业务水平实现了飞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06年1月11日,《冰点》周刊特稿第574期刊登了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




(注:袁伟时)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1月25日,冰点周刊被停刊整顿,李大同、卢跃刚被撤销职务,安排到报社新闻研究所工作。副总编陈小川兼任冰点周刊主任,老杜继续留任副主任。



一段时间后,冰点复刊,但已经没了大同和卢大师的名字。再到后来,大同退休,卢大师忙自己的事。老杜先后升任冰点周刊主任、编委、副总编,然后去了国办,还带走了冰点几个小同事。蔡平、刘元等年长者陆续退休,江菲去了中国新闻周刊,其他同事有的调离报社,有的干脆离开了这个行业。



今天的冰点,依旧是中国青年报的一个品牌栏目。执行主编周欣宇也是冰点周刊刚成立时加盟的,写了很多出色的报道,其他人员都是以后进入冰点的。有人说,冰点是一锅老汤,人员有来有往,但在这里呆过,就会有这里的味道。



冰点周刊停刊整顿前,我已经离开了冰点周刊,到教育科学部当编辑,一年后又到特别报道部任副主任。《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篇关于我的报道,记者采访了老杜,“在杜涌涛的记忆里,刘万永不喜欢温吞的选题,也不喜欢拼思想的选题,他的选题大多比较‘硬’,需要突破,更需要舆论监督的勇气。”



老杜说的没错,在特别报道部,我继续实践着自己的新闻梦想,也写了一些引发轰动的报道。但是,我已经转向编辑工作,也曾试图用冰点的标准改造特报的稿子,但发现太难太难,最后终于放弃。由此也知道,改变惯性、树立新的标杆,是有风险的,更是需要付出艰辛的。



8年后,特别报道部改组成“全媒体协调中心”,成为纸媒艰难转型的一个尝试。



十年过去,冰点周刊的经历是我对新闻理解的一次转折,更是我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在最好的年代遇见最好的你,是人生的一件幸事。在纸媒衰落,文字精品寥若晨星的今天,也请允许我说出早该说出的一句话:谢谢冰点,谢谢你们!




观察中国 2015-08-23 08: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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